http://allways.ycool.com/ Sun, 28 Jun 2009 23:06:35 GMT Sun, 28 Jun 2009 23:06:35 GMT http://sta.yculblog.com/images/logo/general-88x31.gif http://allways.ycool.com/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91089.html Partly Cloudy》只是Pixar推出的一个温馨幽默的小短片。虽然不到6分钟长，但是给你带来的轻松快乐绝对不止6分钟。因为你不会只看一遍！

Pixar出品，质量保证！

可能是因为版权原因，youtube上没有完整版。这里是优酷版，这里是俄罗斯tube版（国外用户选这个速度可能会快些）。

...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91089.html Sun, 28 Jun 2009 17:06:06 GMT pixar partly cloudy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85232.html
一个符号般的人物通过逝去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符号。

其实，作为少年时代记忆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他早已永远定格在当时的时空里，并没有成长。

重新看了一遍他的《Earth Song》MV，以寄默哀和怀念。...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85232.html Thu, 25 Jun 2009 18:06:43 GMT 去世 michael jackson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75311.html google.com访问还一切正常，请抓紧时间使用。

参考阅读：
1. 央视曝光谷歌搜索含有大量色情淫秽内容的逻辑
2. 越来越敬佩李开复君了
3. 三言二拍：被“绿坝”了的谷歌
...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75311.html Fri, 19 Jun 2009 11:06:06 GMT google 谷歌 低俗内容 绿坝娘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31492.html
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运动：上帝存在与否。

这场无神论大巴运动去年10月份发起于英国，经过募捐后今年年初在英国开始大巴上路。目前世界上已有十多个国家开始模仿和延续。不知道在英国以及别的国家是否有像德国这样，同时开出一辆宣传上帝存在的大巴。

不管怎样，有信仰就好。


（车上文字：认识上帝）


（车上文字：没有上帝）...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31492.html Tue, 02 Jun 2009 10:06:58 GMT 德国 上帝 大巴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22606.html
夜里10点多的主街上还挤满了人，估计也只有在城市节时才会有这样的场面。市中心广场边上的小舞台前面，更是挤得走不动路。一位黑人歌手在乐队的伴奏下正在很high地唱着Stand by Me。

哈，怎么又是Stand by Me，不过此情此景倒真是适合这首歌名。

最近一期的《天天向上》里，两位Google的员工唱的就是这首；早前看到展示世界各地民间街头艺人音乐的Playing for Change运动的一首歌，也是Stand by Me，虽然词不同。

...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322606.html Sat, 30 May 2009 15:05:59 GMT stand by me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93233.html
原文链接：yantan.org

表面上看，农民的行为迹近“刁民”。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没有土地权的弱势，他们的意志从来都被那个虚构的“集体”所强奸，这是他们万般无奈而只好“无赖”地维权。他们不这样去争取，就只能维持那几近于无的地租，没有哪个组织或机构去帮他们说话。在贫穷必将带来万恶的世界里，他们只能扮演这样一些没有信用的小人，只能去用一些鸡鸣狗盗的行为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一方面灾区在等着大笔的救灾款拨付下来，另一方面基层主官也确实充满隐忧――毕竟每个乡镇和部门，几乎从来没有面对和掌握过这么多的资金；一旦见财起意顺手牵羊，那肯定是要倒下一批干员的。眼前虽然每个区县都有上级派来的巡视督查组，但是整个国家的体制，是一个缺乏监督的体制，腐败的滋生实在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但是比起高层利益集团来说，我仍然倾向于相信基层的贪腐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一

2008年初在西南乡村旅行时，偶然看见有农妇在散发一封“王母娘娘的信”。好奇便领了一张，内容确实显得荒诞不经。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明显看得出来，竟然是用80年代使用的机械打字机蜡纸油印的产品——实在难以想象，这一早已被时代淘汰的工具，还在乡村社会草根阶层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

中国文化历来就有“经学”和“纬学”之分。自古以来，纬学中的“谶纬术”一直在民间私相流传，历朝皆屡禁不绝。新中国以来，对此类标准的“封建迷信”，一向是实行严厉打击的；历次运动几乎已将这一现象扫尽荡平。但是眼前重新拿到这样的“揭帖 ”，出于对“民间语文”的特殊兴趣，我还是把它保存下来了。

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受教不多的广大百姓，心存侥幸地期冀着果能预告未来祸福的神人，以便在险象环生的岁月之中趋利避害——这是谶纬文化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像算命星相之类神课，哪怕偶然十句中一，也能蛊惑今日许多时尚青年一样。人类在变幻莫测的历史和命运中，难免对神秘未知的事物充满孩子般的好奇心。

标题为“王母娘娘的信”的这份传单，似乎在年初便在预告着这一个“凶年”。此信的开端便语句不通地讲述一个山西的老太婆，某天给了一个女生这封信，转身就不见了。信中说今年——有房无人住，夫妻不团圆；有饭无人吃，儿女不能见。等等。但是观音赐有药方：有生姜三片，竹叶三片，紫草胡椒少许，吃下可免。男女不能骑门槛，不能吃生水和一切生果实，不能乱解小便。同时默念如来、观音、玉帝、王母，便可躲过大劫。

很显然，此信牵涉佛道两派神祗，禁忌和药方皆荒唐可笑，属于典型的“小民宗教”。但是当我走到今天——2008年11月底——再来重新审视这一文本时，却忽然感到了某种莫名的惊怵。纵观从年初雪灾以来直至今日金融风暴，你无法不承认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凶年”。即便中间有一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宴来冲喜，仍无法冲淡许多人在今年所刻下的悲苦记忆。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五个月来，余震和新震一直未能平息。迄今记录在册的已有三万多次，意即每天有两百次左右的震动——这是怎样一块积蓄着风暴的土地啊，它还要经历怎样的波动，才能释放完它的能量，才能复归万户千家一份平静和谐与安全？

二

五月以来，纹江区的位置如处飓风的风眼之中，显得比周边的灾区都要平静。但是每一次四级以上的余震，仍然要晃动这里的楼房；虽然渐已习惯的大众再不会夺门而逃了，但惊恐和隐忧依旧还是压迫着心灵。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说，经常好端端地坐着，就会突然感到大地的动摇，会略显紧张地定神查看水杯——而事实上，这只是虚惊，是地震后遗症。

从地质学上说，大地确实还未搁平，还在隐隐威胁着劫后余生的人民。而从社会学方面来看，这场浩劫所引发的各种后遗症，肯定还将在漫长的时间内，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然眼前，失去安全住所的市民，都可以在活动板房里度过灾后第一个冬天了；农民也逐渐开始新建平房。但是，废墟的广大存在，依旧在萧瑟寒风中生硬刺目。而更多的高楼危房，还基本在警戒线的圈禁之中突兀矗立，基本还没开始拆除的工作。

我刚去回访过邻近的汉旺镇——整个镇子还是由江苏特警戒严着，任何人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所有歪七竖八的楼宇依旧保持着“5.12”当日的惨状。街心那个著名的钟鼓楼，时针仍旧绝望地定格在两点二十八分。一切都还纹丝未动，快半年了，竟然还有幸存者在警察的陪同下，在频繁赶去危险的旧居，扒拉一点未损的用具和衣服出来。我问那些把守着关口的年轻警察，他们说到了夜里，他们都不敢进去巡逻——即使在白天，我也能深深地体会这其中的惊恐和悲凉。

那天在东汽家属区的大门前，一个男人正在和门岗撕扯。他要进去，他要去给他儿子烧纸——著名的东汽中学就在里面。但是没有通行证，门禁则坚决不让。这个哀惋痛绝的老男人，几乎像疯子一样狂怒大叫奋力硬闯，几个壮汉民兵和警察几乎都难以制住他的鲁莽。门禁当然有门禁的理由——所有的楼宇都悬如危巢，余震随时都可能掀翻一栋，没有通行证谁敢承担新的死亡责任？

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只要是垮塌学校较多的灾区，家长的愤恨和怨怼还远远没有摆平。基层政府虽然已经千方百计地从各地抽调医生教师，去分隔各家各户的苦主，挨户安抚做工作，阻拦他们的集结上访喊冤。但是，谁都清楚，大群的绝嗣之痛，岂能在短时间之内抚平。任何一个人的自发哭丧悼亡，都可能再次煽起一个片区的苦情，而造成基层的动荡和上层的问责。

事实上，在隶属绵阳的某县，近期就因保险公司对死亡孩子的赔付，远低于交界的德阳市，而引发了家长的群体事件。按说保险公司纯属商业行为，各地根据各地的投保额赔付，实在与政府无关。但是放在眼前的大气候之下，最终的结局则可能仍然是要政府来买单拉平。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灾区基层政权来说，此刻恐怕谁也不敢轻易去引爆一座火山。

三

纹江区垮塌房屋八万多间，受损二十余万间；万幸的是没有垮塌一个学校，因此对地方施政者来说，要少了很多涉及稳定的压力——至少不会有各种中外媒体来频繁叨扰。但是重灾区毕竟还是重灾区，在越来越精细地统计之后，现在的受灾排名，已经位居全国第21名。因此所要面对的问题和隐忧，几乎也与各地一样。如此巨大的灾难，在各种显现的阵痛背后，必然还有一些潜伏的后果，将在未来渐次浮出水面。

最近，相邻的重灾区广元的生蛆柑橘，正在引起全国的舆论热点，从而导致整个柑橘种植业的灭顶之灾。尽管当地政府已经号召果农掩埋了那些长虫的水果，尽管这种果虫也确实无毒副作用，但是对广大的城镇消费者来说，已经无可挽回地要躲避这一鲜果了。没有谁去想象灾区果农的雪上加霜，没有谁去分担这个“灾年”的又一苦果。

这件事与“灾年”有关吗？与地震相关吗？也许很多人要这样质疑。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类似的危机已然在纹江区出现；如果没有施政者的及时妥善处理，也许早就酿成了一场大的舆论风暴，同样也将祸及另一水果的种植业和所有的果农。现在我来追溯解析这个故事，藉以剖析基层政权的危机应对问题。

几年前，纹江区和全国多数地方政府一样，为了帮农民致富，必须要调整当地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传统的粮食蔬菜种植，在中国确实不挣钱。每亩地投入产出的毛利，不算农民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每年也就几百至两千元不等。为何农民宁肯冒着被城里人歧视和欺负的危险，仍然要到城里打工或做游贩，因为在城里最不济每月的收入也接近他在土地上一年的利润。于是纹江区根据盆地的土壤气候条件，为农民引进了“金花梨”这一种植产业。为了动员只熟悉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改种这个水果，最初政府还是付出了较大成本的。要出钱买幼苗，要免费技术培训，要派员检查顾问，甚至还要帮忙收购寻找销路。

“金花梨”属于改良了的优质水果，很快就开花挂果进入丰收的时代，在最初的年头确实让那些冒险转向了的农民尝到了甜头。于是马上就有大批的农民跟风种植，接连的丰收随之带来过剩和滞销。这种不像粮食一样可以存储和当饭的产品随风飘落，愤怒的农民甚至将满车的烂果倾倒在乡政府的门前。

有些果农根据市场调剂，改种了其他水果甚至复耕。但金河镇的银桥村，则仍然坚持着。即使市场价远不如当年，但是到底还是比种粮食划算。可是今年八月，眼看着满数灿烂的金黄，可以为灾年聊添喜色，果农却开始成群结队来乡政府闹事了。那时正是奥运时节，大群的农民开着拖拉机满载金花梨要奔赴区政府，扬言要倾倒在政府的门前。一场莫名其妙的危机，就这样在原本苦难的灾年，再次拉开了序幕。

四

确实奇怪，原来一直生长正常产量很高的金花梨，今年却突然大面积地爆发了虫灾。而且这种虫叫“蛀心虫”，直接钻进了梨子的果核里成长，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但是梨子一旦接近成熟时，就要自然坠落和溃烂。果农看着满地的烂梨，意识到全年的辛苦劳作付之东流，再加上灾年的损伤，必然更加绝望。这时，他们只能想到要找政府扯皮了。

可是，农民自耕自作，丰年就自得其乐，遇上天灾歉收就要找政府麻烦，政府真的有责任要负担吗？农民当然要找出自己的理由来。否则纯粹无理取闹，那也肯定不敢。他们的理由是——首先，是政府动员甚至要求他们种梨的，仅有的田地都变成了果园，现在遇灾，意味着连粮食都没有吃的了。其次，关于植物的病虫害，历来相关职能部门都要负责预报和预防，但是今年以来，相关单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作为。再者，供销系统每年都要求果农对水果实行套袋管理；每个袋子要五分钱，供销系统过去每个袋子要补助二分五厘，但是唯独今年承诺了又没有补，于是农民省钱也就没套。因此政府需要给他们赔偿损失。

这几个理由能够成立吗？书记老吴认为确能成立。第一，农民天灾没有饭吃，政府本来就要管，总不能在灾年再添饿殍。第二，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所以要存在，本来就是要为“三农”服务；服务如果没有到位，那至少难辞其咎。第三，供销系统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承诺而未兑现，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这件事，政府肯定要管才行。但怎么管呢？

首先当然是要稳住农民的情绪，不要集体上访闹事。然后是问责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确有现成的理由——地震。因为那一段时间，所有的人皆在忙于抢险救灾，忙着要调查灾情并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汇报各种统计数据，哪里还有时间和人力去考虑一个村的梨树问题。再说谁也没有想到，会在灾年里冒出这样一种原来并未肆虐过本地植物的怪虫。

蛀心虫哪里来的？那么根据原先的培训要求，果农必须要进行的药物预防，农民都做了没有？如果做了，为何没有能够杀除这些害虫？如果没有做，那么果农自己也要承担一份责任。于是紧急调查，农民拿出了自己杀虫的证明——他们提供了七种杀虫药的瓶子，以及在哪里购买的证明。

很快就弄清，药物就是在金河镇街上的两家药店买的；其中一家还是果农的专业合作社开设的专营店。但是检验结果很快也出来了，其中的两种药物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无法杀除果虫。接下来基层政府如果能找到赔偿的下家，是不是可以帮农民减少一点损失呢？看来好戏似乎还在后头。

五

在一个诚信普遍缺失的国度，坑农的事件必将频繁发生。虽然偶尔闹大了的事件得到了惩罚，但多数时候基层政权对此是束手无策的。何以如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见其中的两难困境。

纹江区在检验出有两种药是假冒伪劣产品之后，立即要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准备顺藤摸瓜找出元凶，以便从厂家那里为农民讨要一些赔偿，借以减轻灾民的损失和自己的压力。但是在没有找到厂家之前，这一检验结果暂时还不敢向农民公布——因为愤怒的农民一旦知道有假药，肯定首先要结队去打砸街上的商铺；那样就会惹出影响治安的公共事件。

卖药的零售商之所以还需要保护，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从批发商那里买进的是假药。他们向专案组提供了进货的渠道和上家以及相关的账单，一种是从绵阳进的，另一种则是从成都进的。公安局兵分两路，但很快皆铩羽而归。绵阳的那家批发商承认他们卖过这种药，但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假药，他们是从福建的一个厂家购进的。警察要他提供他们从那进货的证据，他说地震之后，因为唐家山堰塞湖要崩溃，整个绵阳市都要紧急搬迁到山上，所有的这些凭据都散失了——这个理由在兵荒马乱的当时，也确实可能存在。警察没有理由抓捕这个同样是灾民的批发商，虽然知道了那个厂家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

另外一组到成都的警察，也找到了那个经销商，知道该药来自江西的一个药厂。但是卖农药的在成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其中鱼龙混杂真假参半，你很难分清其中的真伪。他们进货的运单凭据，一般只保留一个月；也就是说同样拿不出指证那个厂家的证据。而且还有可能那个厂家制造的是真药(因为有国家批号)，是另外一些不法分子仿冒的假药。

案情走进死胡同，纹江区政法委召开相关部门的联席会，商讨要不要去福建和江西调查的问题。公安局方面说，根据现行法律，目前这个事情根本无法立案——立案是有一套立案的正规程序的。零售商和经销商只有在“知假贩假”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如果不能证明其“知假”，就无法立案。如果没有立案的案子，就没有进入全国公安系统的网络；如果本地的警察要想去异地调查和抓捕，异地的警察不仅不会配合，甚至还要干预。更何况这些厂家都是各地的大型企业，都会得到地方保护。你外地的警察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想去从他们那里帮农民索赔，他厂里的保安都可能暴打你一顿甚至反过来扣押你。与其花费人力物力无功而返，甚至惹是生非，还不如另外设法来安抚这些受灾的果农。

原来还想找到厂家来为农民索赔的想法，在目前显然已经难以实行。而本地的这些零售商在不知情的背景下销售过这些假药，本质上说还是你地方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问题。那果农的灾难到底该由谁来埋单呢？

六

根据调查以及和以往的年成相比较，银桥村的果农因为蛀心虫确实减产百分之六十。全村一千多户人家集合一起要找政府“索赔”，放在八年前那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是放在今天，尤其是在地震和奥运的大背景之下，就是一个基层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维稳”是目前地方上的第一要务，任何可能酿成群体事件的苗头，都必须扼制在萌芽状态。

但拿钱能够埋这个单吗？粗粗算一个帐，仅仅是银桥村就需要1500万左右。且不说政府对此天灾虫害没有完全责任，就算有部分责任，那也很难在预算外随便拿出这笔巨款来。更为麻烦的是，银桥村只是虫害的重灾区，相邻的其他乡镇村组也不同程度地被蛀心虫坑害；如果对银桥村进行了赔偿，那些正在观望这一事件走向的农民，很快就会接踵而至，那基层就会出现一个难以填满的无底洞。

万事开头难，一旦在这件事上开头破题——给予了农民“赔偿”，那接下来所有的类似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地找上门来——这才是基层政权最为害怕的事情。中国农村普遍来说还是一个落后区域，农民也绝对是弱势群体；当半个多世纪的盘剥结束，他们终于可以声张一点权利的时候，那任何可以通过博弈赢利的机会，多数人还是会跟风攀比。张村水果闹事拿到钱，李村的蔬菜就会揭竿而起。农民当然不会相信政府和国家的钱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于是只要能挤出的奶，那谁也不甘落后。茫茫大地上，风调雨顺的日子几乎是少数；如果没有其他公正公平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那政府就会有永远赔偿不完的债务。

如果从现代政治的角度说，政府(无论中央和地方)本质上只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所有的原住民是真正的业主，国家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小区。业主是合法拥有小区产权的主人，由他们选择物业公司来为之管理服务并向这个公司支付报酬(纳税)。如果该公司服务不好，业主有重新选择物业公司的权力。既然政府是物业管理公司，它就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它天然没有权力去承担和干预业主的全部生活，而只能通过大多数业主来讨论制定一些有利于整个小区的公共制度。

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至少目前来说，还不是这个比喻的关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实际扮演的是一个无限权利和无限责任公司。老百姓既然暂时无法去限制你的无限权利，那他就尽量想要你去承担无限责任。

七

今日任何非政府组织的民众集结行动，即便是表达正当合理的诉求，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影响稳定的事件。事实上，由于多年来政府所习惯的暗箱操作，民众并未真正完全获得总书记所要落实的四种权力——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权贵集团已然构成一种实质上的阶级，对公共资源财富的垄断和分赃，在很多地方都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固然在进步，大众生活水平也确实有所提高；但官民矛盾却日甚一日，社会危机也愈演愈烈，今年以来甚至可以说有些地方已经乱象频仍。

民众假设按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去申请游行集会，几乎还从未有某个地方政府敢于批准。那么对农民来说，只要形成村组性的怨言，只要某个人振臂一呼，他们才不会管你那些形同虚设的所谓法律和程序。既然是没有“批准”的群体上访，从现行制度上说它就是“非法”；而群体性的“非法”行动——即使不做出(比如倾倒烂梨在政府门口)其他过激行为，那从本质上说，也已经构成了涉及“稳定”的隐患了。

当整个社会情绪普遍呈现出“仇富恨官”的基调时，那任何人只要是针对公权和官府的挑战，哪怕纯属不明真相的误会或者不甚合理的诉求，也会赢得很多人的附和与称许——而这，才是这个社会真正开始危险的苗头。我在第一篇纹江调查中所解析的“5.21群体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人们被传言裹挟，灾情的积怨爆发，一个人的街头一呼，迅即形成上万人的风暴——类似的事例各地在今年可谓并不鲜见了。而在网络和民调中所反映出的偏激情绪，则更能显示出大地上的危机四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银桥村的果农等待着政府的回复——无论打砸药铺或者拥堵政府，这都是基层政权难堪的事，也肯定是要被问责的事。假设一村的发难引起更多市民农民的景从，最后再激化出警民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则可能在灾区形成大面积的风潮。那样的结果，基层政权多数时候就要被问罪才能谢罪天下了。

究竟怎样化解这个金花梨问题？纹江区为此再三召开会议——“赔偿”谈不上，也赔不起；假药不敢说，怕激化民间冲突。最后依然还是只能走“群众路线” ――派工作组走村入户，挨家劝说，给确实生活困难的许以民政扶贫。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出牵头主张的人，按照一些基层政权惯用且有效的办法，恩威并济做通工作，这样才终于抚平灾年里的又一创伤。一般来说，处理类似矛盾，驯服了头羊则群羊皆喑。在主张“和谐”主题的今日，如果尚未非常“出格”，基层对此类头羊，一般不会像过去那样抓捕了事了。

民情如水，可疏不可堵；这是古代政治皆已认同的训条。在没有开放媒禁的今日，底层舆情确难上达天听。个体的投诉多数时候很难被主官侧耳，民众只好密议群体事件来震惊朝野，以期解决自己的委屈。而这样来之不预的事件，必然造成多方无辜者的受损——近日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所引发的城市瘫痪，即可见出“舆情不通”的危害。而这还只是一场和平运动，万一某天发展为暴力行动，泥沙俱下时则可能玉石俱焚——这，我相信还是多数人不愿看见的景象。

八

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多数时候一直保持着一种外观平稳而内部高压的态势——用行话说叫“ 内紧外松”。处在小农经济的当年，基层也许层层厚纸确能包裹住火焰，以致遥远京城可能无法透视边地的狼烟。但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巨量流动的人口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通讯传媒平台，使得纯粹依赖这样的高压管理，已经不合时宜且难以实现了。地壳运动的高压都可以在瞬间引发惨绝一时的地震，譬之社会，其实亦同此理。

对基层政权来说，一边要“政治承包”达到治平，一边还要和谐怀柔以符新政――很多具体事情上便显得依违两难。因为三十年改革开放，本质上已经改变了许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即使用原教旨的马恩哲学来看，基本未曾改动的上层建筑，已然很难适应今日之社会生活了。没有较大幅度的政改，则很难抵达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

纹江区地理位置所在，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压”地区——自古迄今，它都是川陕大道的锁钥。拿下白马关，即可长驱成都。古书谓之“为三国险阻之区，实蜀都门户，两川咽喉之地”。今天的纹江区，更是名副其实的“高压”枢纽所在——国家电网的重要分流点。境内高压线密布如网，铁塔如林几乎无所不在。而地震之后，一个投资规模达五十亿的变电中心，又已签约将在这里生根了。

“国家电网”虽然有着鲜明的国家标志，也牵涉全民利益，但是在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并非像过去那样，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国家的名义随便征用当地的土地。因为电力系统是一个独立运营的国企，素有“电老虎”之称，其权力和利益实与地方无涉。因此他们要在某区占地架网，虽然一般来说地方上无可阻挡；但是由于牵涉到具体的千家百姓的屋舍耕地的重新调配，那还是要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和气商量的。

一般来说，根据规模线路等等，谈好一个补偿价格，整体发包给基层，由基层再去负责摆平群众问题。对基层政权来说，一来本身并不足以阻挡“国家网络”的分布；再说这种大型工程必然有巨额资金要在当地消化，可以拉动地方经济；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包的拆迁安置费里，必然还有较大的利益空间。能尽量从老百姓头上节约下来的费用，就是地方财政的收益。对于税收拮据的小县穷区来说，也可谓不菲的诱惑。

变电站和铁塔所要占的具体田土，对农民的调配补偿基本皆能顺利解决。但是面对被网线切割的天空，面对那天天穿梭在头顶的几十万伏高压电，老百姓会没有说法吗？

九

几年前高地村的几户村民，对正好横跨在他们房顶的高压线就有了说法。他们偶然发现，用测电笔去触碰墙壁时，电笔会发亮，表示墙体带电。更为奇特的是，再测试他们的身体时，也会发亮。这种现象到底对人体有危害吗？即便是弱电，是否对生命构成隐患和威胁，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但遇见雷电风雨之时，总不免令人胆战心惊。于是他们找到了政府。

政府找电力部门，电力部门说只要和高压线相距五米就是安全的；即便身体带电，也不会有危害。发包费早已付过，他们自然不愿再横生枝节。但是政府无法用这个理由去说服村民，因为电磁波对人体究竟是否有长远的影响，暂时谁也不清楚。况且村民会说——你觉得没有问题，那你来住几天试试。或者说，你给我们签署一个保证，如果万一出现生命危险，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这个生死契约却是谁也不敢去签的。

鉴于此，考虑到万一的风险，区委和政府还是出钱搬迁了这几户村民。但是两年前，又有一条新建的高压线路要通过堰塘村五组的领空，前后的水泥钢筋基础和铁塔都已完成，只有五组的农民堵截着施工队的进入。因为五组的地势稍高，高压线就在他们头上十来米，他们听说过高地村的事情，因此也担心以后自己身上带电。

他们提出要么另外辟地给他们修建新居，要么高压线重新布局绕过他们头顶，否则绝不允许施工。面对妇女老人和儿童在入村路口的静坐，无论施工队还是基层政府都不敢强行作为，担心酿出极端事件。如果重修新居，面对的不是几户人家，甚至还有更多乡镇的类似村民会攀比模仿。电力系统该给的钱已经付讫，不可能指望他们再来出血。基层政府在尚未见证到这个距离是否会带电之时，肯定也不愿开这个口子——修房的费用之高，可能最后变成赔钱的买卖。但要电力系统修改方案绕过村民，显然也不可能。高压线和铁路一样，讲究的是切角取直，角度会带来不堪承受的拉力。另外已经建好的基础，每个也都所费不菲，放弃不用，这个损失又谁来承担？

面对这样的难题，无论基层还是系统，都不愿出面解决——这就构成“条”和“块”的矛盾。电力系统是从上至下的条式管理，连县级电力局的干部都不归地方政府辖制。地方要用电，也需要向他们购买，他自然不会太在乎你基层。但是对于基层老百姓的干预，他们却也束手无策——你有再大的背景，百姓还是只会服地方官的管理。工程因僵持而搁置，地方利益不会受损，但对电力系统却很头疼。但是他也有他的杀手锏，你要用电，尤其是在农忙等关键时候，他是有权可以给你“适度配给”的；那么基层政府也不敢把这个难题完全踢给电力部门。更何况工程之初，人家谈好的费用已经包干给你了。

于是到了地震之年，这个问题再也无法延宕。区委和政府反复商议，决定由群工部出面，挨家挨户找相关村民协商。垮塌了的房屋正好重新指定宅基地，拆迁重修，按国家的赈灾政策给予重建补助。没有垮塌的房屋，则预付给每户一笔安全保证金，两厢签订好协议——如果高压线通电之后，能够测出房屋和身体电流，那么这个钱就归村民所有；如果不能测出电流，这个钱还是要归还政府。但基层政府其实心知肚明，发出去的钱，最终肯定是很难回收的。因为到时村民还会有一些理由来拒付——比如电视和电话信号不好之类。甚至某人要是说开始头痛晕眩，你实际也无法去求证。即便什么理由没有，就是因为受灾而无钱偿还，基层政府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去拆房牵牛强行索讨了。

工程终于可以开工了，拿到一点钱的村民暂时可以心安理得地忘记高压电的威胁。至于整个工程，电力系统究竟支付了多少钱给基层政府，那则是与他们无关的。但是对于高压线究竟应该距离人居多远，电磁波才不会对人体构成可能的伤害和威胁？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只有电力部门自己规定的一个说法——那就是五米的距离。这一说法本身只是针对的生活触电的安全距离，对于强大电磁波的隐性影响，迄今还是一个没有真正检测和求证的问题。当一个庞大的系统自己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标准，并按此来和地方政府交涉拆迁安置费用之时，地方政府其实处于弱势，因为他们并无能力去重新制定一个“ 科学”的标准。

在欧美发达国家，高压线距离人居的标准，据查一般是20米——至于这一标准从何得来，暂时我们还不清楚。这就是今日基层社会的真实冲突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三方的博弈类似于“虫子棒子鸡”的游戏，彼此相生相克还要相互依赖，才能达成一种暂时的平衡。当然这还是指的提倡和谐的当代，且还要是相对开明的主官所在的地区，才能勉强臻于一个和平的结果。而在过往的年份或者今日某些地方，因为此类冲突而以政府强势，完全压制农民而强行施工的事情，其实并不鲜见。其结果往往是冲突升级，或者暂时按平，而最终却要承受当地村民对这些国家设施的漫长破坏。

十

大地震过去将近半年，即使余震从未彻底消失，但灾区的社会生活，多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严冬在即，帐篷中的农民显然要比板房里的市民难受一些；但是对于这种建国之初即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待遇，多数农民已经懒得去抱怨。对他们而言，任何一点改善，在内心深处还是颇怀感恩的。

国家在此次赈灾中，对农民的补助扶持政策，出台得比较及时。先有每天十元钱一斤粮的临时救助(其他民间捐赠不算)；后有根据人口从一万六到两万六的建房补助。至于微损而只需维修的农房，最初德阳市制定的政策是根据不同程度，给予两百至一千的补贴。前面两篇文章中说过，对于这几项救助资金，基层政府是经历了复杂的民主评议和监督，才好不容易达成基本满意的结果的。

除开第一项马上发到了农民手上，第二项要根据修房的进度分批予以发放；第三项维修补贴却又临时搁浅了。原因是砖瓦水泥物价暴涨且供不应求，德阳市政府根据大面积的民间反应，决定在原来评议的基础上，把补贴上调五倍——变成补助一千元到五千元。结果政策刚刚发到乡政府一级，就受到了很大的反弹。老百姓反而不干了，基层政权面临新的压力而手足无措，上级政府出乎意外只好紧急叫停。补助增加了反而难以执行，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好心上调的政策却在基层受阻，这恐怕是高居都市的人难以想象的问题，也可能是只有中国农村才会出现的荒诞一幕。原来症结是金钱只能大致分出额度补助，但是地震的破坏却难以细分其程度。比如在最初的方案中，张家的瓦损失了大约200匹，村民一致同意补助张家200元；李家的瓦损失了1000匹，大家同意补助1000元。彼此相差只有800元，这基本不会影响大致的公平和平衡。但是按新的政策，张家虽然可以拿到1000 元，但李家则能拿到5000元，彼此相差4000元，而损失的程度却并非大了这么多，那么张家就会有意见了。

“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个古老的困惑再次充满整个灾区了。由于牵涉面极大，不完全推翻过去的方案而重新予以评议，简单地按比例放大，就可能好心不得好报，甚至引发基层的再次震荡。于是上级只好叫停。但是对于基层政府来说，重新召集各村组再次评议、公示和修改，反复纠缠验证劝说，实际是一个耗时费力的难题。更何况很多微损房，老百姓为了生活，早已自己动手维修完毕。虽然保留着当初的照片，但根据每家的照片所能呈现的灾况，事实上是难以分辨出完全清晰的等级差距的。而且还有很多灾民已经又外出打工，重新召集都很困难。面对诸多难题，基层政权只能苦笑。

早就从媒体知道维修补助消息的农民，会质询基层政府为何还不下发，救灾款是否挪作他用？基层政府要么息事宁人维持原方案不变，要么就只能暂时搁置，简单的放大肯定只会迎来更大的冲突。如果退回原来的政策，事实上是所有灾民皆未得到好处，对于乡村经济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损失。由于很难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我估计为了减轻基层压力，有可能会选择维持原案这种“零和” 的无奈方式。

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在一次交易中，追求“双赢”是任何一个经济人都会自觉选择的方式。但是这种铁律却在社会学这里，无法得到符合逻辑的推理。在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似乎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一种“共输”的结果，才能心气平和相安无事——这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命题。

十一

由于建国之初即已形成的居民和农民两种户籍制度(不平等的国民身份资格)，致使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在今天仍然远远超出高居庙堂者的想象；也不是许多天赋人文情怀却深藏书斋的知识分子所能详查的。就拿此次农房重建的补助问题来说，中央给出的政策是每户一万元，地方配套补助一万。这是一个大的框架，到了基层因为确实存在每户的人口多寡问题，一律两万明显不合适，遂修订为一至三口之家补一万六，每增加一口再加五千，但最多不能超过两万六千元——这是德阳市所辖各区县统一的标准。

按说依照这个基本明晰的方案去对应发放即可，谁知政策一到乡镇，立马出现卡壳。先说户口问题——一户的定义是指在“5.12”之前同属一个户口簿的一家人。如果在那天之后分家甚至离婚的，都不能享受两户的待遇。这个界定看似简单，实际上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农村和城市不一样，自古就有“树大分杈，人大分家”的传统。因为土地并非私有，目前仍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一个农民去世了，他名下的土地其所在小组必须收回。一个孩子长到18岁，他可以新分到一块土地。一个姑娘嫁走他乡，她原有的土地要收归集体；外来的媳妇娶到本组，也应该分她一份土地。因为集体的土地处于内部不断调换的过程中，孩子结婚之后一般都会选择分户，以便享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使用权。

但是因为贫困等原因，许多家庭两代甚至四世同堂 ——只有一栋瓦房，但是户口却是两个甚至三个。现在房子垮塌了，他们该怎样来获得补助呢？而且农村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就是一家之内，分户之后有分开开伙的(哪怕同处一室，父母和儿女收支和饮食皆完全独立)，也有没分开开伙的。这该怎样来认定和区别？如果仅凭乡镇干部按照派出所的户籍档案来照本宣科发放，势必引起很大的纷争。

仅仅针对分户未分房的家庭，基层就必须在广泛征求民意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拿出七种参考意见和处理办法—— 1.倒了同一栋屋，事实上分户且分伙的，按两户补助。2.五人以下，分户没分伙的，按一户补助；六人以上则交由群众评议适度认定。3.夫妻震前未离婚却有两个户口簿，且长期共同生活的，按一户补助(含未成年人单独立户的)。4.夫妻未离婚但长期分居，且各有住房皆倒塌；包含其已成年子女单独立户而各自开伙的，皆可按各自一户补助。5.震前分户未分房，震后申请各自重建一栋的，可以分户享受补助。6.分户分伙但重建不想分开建房的，必须达到100平米才能按两户补助。7.父子同屋但分户，一住正房，一住偏房，倒塌其中之一，必须分开重建才能按两户补助，否则按一户计算。

仔细揣摩这些细则，就能领会其中的微妙区别和含义。因为两万左右的现金，对所有农村来说，都是一个极具诱惑的好事，谁都不甘放弃。但凡能找出多拿的理由，那肯定要找政府讨要。钱虽然来自国家和上级，但基层政权也不敢乱发；不尽量追求一种琐屑的公正，还会刺激新的乡村冲突并招来上级的追究。然而，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的独特之处，值得从事社会学研究和国家制度设计和管理的人员来探讨。

十二

虽然我国是一个户籍管理非常严格的国家，但其中隐含的弊端早已为时议针砭。酝酿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迄今仍未有太多进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歧视性政策逐渐取缔，农村户籍日渐混乱且不为农民重视。只有大难降临，要根据户口来实施赈灾之时，各种平时忽略的户籍管理问题，才开始凸现出来。

比如前面所述有分户未分房的家庭，那么在现实中就有分房却未分户的。意即两代人早已分家过日子，且各有住房都倒塌，但是却只有一个户口簿，震前未去办户口分割手续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如果他们还是分开建房，可以分别享受补助。如果经济困难又想合并建房，那仍只能按一户计算。这对农民本身来说，受灾之后两家的钱凑在一起，再加上国家的两份补助，大约可以马上修建一栋合住的新居；但是如果合并只能领到一份，或者说非得分别重建，那可能一时都无足够财力重建；只能继续在帐篷蜗居。

但是基层政府如果不这样硬性要求，在政策的具体执行时，就肯定又会出现人们趁机冒领补助的现象。就算如此严格的规定之下，仍然还是有人企图作弊多要。最近邻县抓捕了一个村民组长，就是因为他与某村民合谋制造假的房屋倒塌档案，计划骗取国家救助而犯法的。

还有一些户籍现象是“有人却无户口”，比如合法结婚来的外地媳妇，女方所在的地区经济比这里好，她以及孩子的户口不愿转来，但是她们又长期在本地生活。还有一种是“有户口却无人”的现象——女儿因婚远嫁，但是并未转走户籍。除此之外，还有一家人之中，有的是农业户口，有的却是非农户口。这样的现象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遗留问题，眼前都得要一一区别对待和处理，并交由当地群众评议公示认可才能算数。

更有一些特殊的家庭情况，不在上述范畴，涉及到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如何处理的问题是许多人绝对没有设想到的——比如计划外超生的子女，是否纳入重建政策享受人口计数？“5.12”之后自然增减 (婚生和死亡)的人口，暂时在户籍簿上没有修订而实际发生的，其人口如何计算？轻于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户籍仍然在当地，是否纳入家庭受助人口数？服役的军人和高校的学生，以后都可能要回来(因为国家已经不管安置和分配)，他们是否纳入受助人口？

这些看似琐屑的问题，在仍然贫困的灾区，它就是老百姓要抵死纠缠的问题。基层政权拿到的是从天而降的巨额帐目，但如何把它合理合法地分配下去，真正达到救灾的目的，而不是反而引起群众不满和社会风潮，那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绞尽脑汁的问题。用书记老吴的口头禅来说——这正是干部“考手艺”的时候。

十三

经过无数次和农民开会，与基层干部商量，好歹慢慢厘清了上述问题，拿出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同的方案。但是刚刚把方案公示几天，新的质疑马上就来了——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现象，实在让人措手不及且匪夷所思。

金河镇是由原来的两个乡合并的一个场镇，为了繁荣集镇经济，以前在镇上的边角余地修建过一些简易商品房，廉价出售给愿来场镇经商的农民——这些没有国家土地证的房屋，现在俗称“小产权房”，事实上在各地都广泛存在。谭家村的老张靠修自行车省吃俭用，买下了一小套，现在却垮塌了。而他在五里外的乡下，原来的旧居也毁于一旦。由于他的户口还在原村，他可以享受农房重建的补助；至于场镇上这套房子，则因为没有土地证，政府不予计算。(据目前还不甚明朗的城镇补助政策传说，如果是证件齐全的商品房，还是可以拿到一份补助的)。

老张是手艺人，当然轻易不服这个政策，因为他马上就能举出一个例子，让镇上的干部一时瞠目结舌——他隔壁的李嫂是他同村的村民，房屋也已垮塌。但李嫂的丈夫是城镇户口，也在场镇买有一套小产权房做生意，当然房屋也垮塌了。但是他们家却能女人享受农房补助，男人享受城镇户口重建补助政策。这其中的差别从何而来？一家有城乡两种户籍的就能两头沾光，而农夫老张一家只有农民身份，哪怕也倒塌了两处房产，却只能得到一头救助，这显然是他和许多人都难以想通的问题。

接踵而至的退休工人老袁，这天也来到了镇政府讨要说法。他祖籍就是小河村的人，但他很早就去城里的国营纤维厂当了工人，因此户口在城里。但是他在城里并无住房，退休之后儿女接班进厂，早已和他分家过日子，他只好回到老家的祖宅里生活。也就是说，他住房在农村却没有农民户口，城里有户口却无住房。这次祖宅垮塌，他也必须要重建，但是应该由谁按什么标准给他补助呢？此类情况不多，政府只好破例准许他拿农房重建补助。

黄土村的小叶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情况，他在村里的父母双亡，他自己在外地务工多年，但是户籍仍在本村。老屋原本早无人住，年久失修这次也垮塌了，他也不会再回来修房种地，那他可以拿到重建补助吗？如果说不修就不给钱，那他万一要修，对乡村来说，既要给钱还要给他一块本来紧张的宅基地，岂不是两厢皆不划算。最后决定对此类现象，采取一个折中且两全其美的方法——由本人与村组签订协议，保证今后永远不找政府和村组要责任田和宅基地。然后按政策给予一次性补助。

俗话说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底层现实的生活真相本来就五花八门，如果仅仅按政策一刀切，势必无法解决所有的矛盾。基层政权出于无奈，很多时候就只好想出各种对策，来应对乡村社会的复杂状态。

十四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有农民，有士绅，也有闲汉——四川方言特用“二流子”这个词语来指代这一好吃懒做的人群。但是建国之后，士绅群体基本被消灭，二流子也受到了打压。改革开放结束了农村的大锅饭，土地承包到户，爱不爱劳动无损于他人利益，不再受到集体的约束和管制——二流子于是又开始出现。尤其是现在的农村青年，多数是计生政策后的独生子，打小难免也多受娇惯。由于传统的农活确实太苦太累，对这些“80后”来说，很少有人愿意继续在土地上扒食；很多甚至已经不懂也不愿学习传统的农艺了。

今日中国农村的青年，考上大学的仍属少数；即使考上，也不像过去可以靠分配工作转变身份。那么多数人只有外出打工，真正回家务农的已经很少。还有一小部分既不愿打工也不愿务农的青年，就蜕变成新的乡村闲汉。农村父母一般不像城里人，可以容忍孩子成为“啃老族”；农村孩子长大，父母多要分家——各种各的田地。但是对这些怕干农活的青年来说，他宁可土地抛荒，也不愿挑粪下田。那么他们的出路之一，就是到当地的场镇上去混生活。

农村集镇虽然不大，但是往往也能容留下几十个这样的闲汉。他们一般会随便找个极便宜的床铺住下，每天在茶馆打麻将，到处凑合着一日三餐。哪家有红白喜事，就去赶个场子，卖点小力气活。也有在集市上捣腾一点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生计，甚至小坑小蒙或者跟某个“大哥”当小弟的。总之，连乞丐都能生存的今日，一个闲汉自然也不会为简单的衣食发愁。

目前还很少有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人群的生存状态，但是又确实是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和日渐增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他们除开拥有农民户籍之外，实际在农村无房无家，甚至无地(即使有也不种，多由父母耕种)。但是遭遇地震，他们在场镇上赁居的客舍也已垮塌，在农村也无家可归；作为基层政府，你还不能不管这一群体。因为他们是事实上的“三无”人员，所以也得发放十元钱一斤粮的“日补”救济。板房区建立了，也还得给他们提供栖居之所。懒汉也是人，也有合法权利，逼急了他也会到乡政府门口去静坐耍赖。

个体人的勤劳或者懒惰，属于私德范畴，与国法无涉，因此政府无权干预。在传统社会对于此类乡间懒汉泼皮，是由家族长老以宗法来惩治。现代社会不允许私法和民间法的存在，自然对此也就无能为力。哪怕明明知道他们的这种活法是一个隐形的社会问题，很多时候也只能是熟视无睹。但是现在听说有农房重建补助，他们肯定也要闻风而动了。

前面说过，对于那些在外地长期务工生活的本地人，只要签约保证今后不再回来要土地，是可以领取这笔补助的。面对这近两万的现金，这些闲汉自然也会愿意选择签约领钱。那么对这样的人，基层政府究竟是给还是不给呢？根据任何法规必须一视同仁的准则，那他们也应该享受补助——因为他们也敢签约。但是这些人领钱只是拿去喝酒赌博，绝对不会去重建房屋；挥霍干净之后，他们依然还是乡土社会的一帖“狗皮膏药”，还会继续贴敷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你政府的包袱。更麻烦的是，给了不建房的他们，那其他人也会起来攀比索讨。

最后基层政府决定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由“村民自治”来解决。村民之间对谁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这样的人如果不建房，大家讨论决定不同意发放补助。至于他够条件应得的那份补助款，则由区财政暂时留存，等他哪天建房后再给。现在有些闲汉寄居在板房里，依旧过着他自得其乐的生活。某镇的汤书记感叹说——我就担心两年后，多数人都搬走而板房过渡结束时，这些人住习惯了不要房租的板房而不肯搬走，那又该如何处理？

十五

说到了活动板房和临时过渡安置问题，现在是到了可以来反思这一救灾举措，究竟效果如何的时候了。因为在地震的最初两月，全国人民都看见各条入川大道上，多半奔跑的是满载活动板房材料的大车。而现在的灾区镜头画面，也多是鳞次栉比的板房聚居区。这几乎是中国救灾史上的一次首创行动，三个月之内，灾区大地上立起了上百万板房——这既是奇迹，也是一件值得详细探讨的事情。因为这对未来的各种救灾方案，一定具有可资借鉴的作用。

在灾难发生的最初几天，面对大片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群，在风雨烈日下的简易帐篷中寄居，任何地方官都会考虑到过渡安置问题。因为重建房屋肯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得不考虑灾民酷暑寒冬的生命安全。但是究竟是免费提供板房过渡，还是发放过渡安置金，这在纹江区委最早的讨论中，就曾引起争论。

但是很快就有了中央政策——由国家统一调拨活动板房，由外省派员统一援建，灾区自己负责集中平地搞好三通即可。既然是不要钱的房子，那多数地方自然愿意选择多要，以免灾民之间争抢扯皮。但是很快便发现，多要有多要的麻烦，地方出钱要负责的三通一平，所费也不是小数。于是纹江区在原定的指标上一减再减，最后建成了六千套的板房。

板房的入住条件是倒房和危房的市民家庭；而危房不是一个马上可以鉴定、轻易就敢否定的问题，因此申请要住板房的人会很多。纹江区的六千套板房两月建成，很快就分配完毕。眼前已经入冬，我晚上到几个聚居区去查看了解，发现真正在里面睡觉生活的，平衡下来大约只有70%左右的入住率。我也到重灾区绵竹和汉旺镇去了解过，入住率稍高一些，仍然有很多分下去只是成了灾民的储藏室。

从原材料到运输安装再加上当地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目前纹江区的板房成本是，每平米大约700元，一间房接近1.5万元。不管这个钱谁出，加起来就是一个真正的巨额，更不要说还要占用大量的地皮。老百姓之所以不住但也会要这个板房，是因为反正不要租金，反正不要也没有过渡安置费，几年后这个板房拆除也不归灾民所有——所以不要白不要。

我曾经抽查过一些灾民，问他们——在只给七千元现金但保证自己解决过渡问题，和免费住进价值1.5万的板房享受社区服务之间——你们愿意选择哪种？多数说哪怕给五千也会选择现金。因为现金是切实属于自己的，板房最终还是政府的。拿到现金后可以出门打工，可以投亲靠友，也可以租住房屋；还可以用于买房建房。当然也有一部分确实无计可施的老人，还是愿意选择板房。但是选择板房的基本不会超过30%。

用板房救灾过渡，意味着国家和基层政府花了大钱，费了时间和人力，但老百姓却未获得充分享用的实利。而板房最终拆除之后，也基本没有残余价值。但是假设开始就由灾民自己选择，要钱或者要房，要钱就只拿房钱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那么既为国家和基层省了大笔财力，也让灾民多了许多活钱。因为对农民的过渡安置，就是每户两千元再加上借用一顶帐篷(需要的话)；广大的农村灾民也没有怨言。而城镇居民的板房费用，如果他们自己再加一倍的钱，他都可以在区县一级买到同样面积的商品房了。

从某种角度说，各地的援建和原材料，最终都会通过各种转移支付的方式，由中央财政买单。基层政府所花费的配套费，一样也会从上级拨来的救灾资金中消化。一切最终看来只是中央花费巨资，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当然由于灾难的突发，这次也许没有算好这个总账；但是现在积累的经验，我想或许还能借鉴于后世吧。

十六

就纹江区来看，眼前除开板房区和不多的废墟之外，表面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地震的伤痕了。尽管大地还在时不时地微震，但歌台酒肆又已恢复温香狂欢。灾难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哀伤和悲愤也许都将在岁月中稀释，最后万劫不复，一切都将被多数人遗忘。

但这只是市井盛世所呈现的一个表象。对那些真正家破人亡的幸存者而言，“5.12”仍然是心中永远无法填平的鸿沟，是在暗夜渗血的伤口——只有当事人才清楚那种疼痛。在北川，一个年轻的母亲最初确信自己的孩子已经深埋在幼儿园的废墟之下，她经历了那种彻底绝望的哀痛。几个月之后，她忽然又在展出的救灾摄影中，清楚地看见她受伤的孩子抱在一个军人的怀中——奇迹似乎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开始寻找，但是所有的医院却没有了这个孩子的记录，她的至爱和希望都在人间蒸发了。至今她还在寻找，可一切都杳无音信。

灾难打破了乡村的平静，许多人含辛茹苦日积月累才刚开始享受的电器等，突然被砖瓦砸烂，那种心底的憋屈和烦躁，是多数城里人难以想象的揪心。我在一个老人的帐篷里，看见了一个没有插电的电视机，我问他，他说砸坏了，舍不得丢，就这样摆着吧，也算是个家具。他像一个落寞的破产贵族，在留恋往日富贵的最后一点余温——但他只是一个日渐衰竭的农民，也许他的今生，都再也买不起这样一个伴他孤独的玩意了。

焦躁会使人失衡，会在寻常的贫贱生活中引发暴怒。在鑫福镇的某组，一个组长和几个农民去交界的另外一个镇喝酒，在讨论重建的宅基地调整时发生了一点争执。其中一个农民竟然临时去买刀，回来当场杀死二人重伤一人；然后逃亡。那已是奥运在即的日子，一个命案在身的农民的逃亡，对基层政权来说，意味着各种难堪的后果。所幸追捕及时，三天后便在绵阳拿获，才避免了可能的后患。而另外一个平时都还和睦的农民家庭，在灾后的几句寻常拌嘴时，丈夫竟然动刀重伤了妻子。这样一些看似普通的乡村事故，绝对与这场地震相关。那些在最初的日子里看似麻木了的沉痛，正在日渐稳定下来的生活里慢慢唤醒。烦恼还会像漫无边际的阴霾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覆盖这个盆地。

十七

截至十月底，纹江区是德阳市唯一实现了在规定时间段里“零上访”的区县。但是，这里和全国一样，并非真的从根上解决了所有社会矛盾，因此还是在奥运期间出现了一个惊险插曲。因为上访的问题，目前几乎是困扰所有基层政权的一个普遍问题，所以有必要再来叙述剖析一下这一个案，借以探讨目前可以说是整个地方政府在应对上访事件时的处置方式。

前文说过，八月至十月底，是上面要求严禁进京上访的。地方上一般都有个摸底调查，对所有可能上路的人都注册在案，并在这一时期安排所在乡镇村组或社区，对之进行严密监控。但是上访人员毕竟并非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去完全限制别人的行动。因此对基层组织来说，这就是一个十分头疼的事情。

育英镇街上有个农民吴省飞，一直是纹江区著名的上访户。他在十年前被成都铁路公安局以盗窃罪收审，被打破了脾脏，还没收了他五千元钱。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释放，于是他就开始了他漫长的上访之路。

就事论事，按照现在的法制来看，警方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铁路公安方面人事变化，对这种成年旧案根本就没有记忆；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投诉对他们这样一个部属单位，根本就不构成威胁，因此也就一直无人理会。但是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这个农民的一切上访甚至极端行为，都归他所在的区县负责。而区县更不具备责成铁路公安解决的权力，当然也无承担这一错误以及赔偿后果的责任。

该人因为脾脏受损，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平时本在另外一个县城靠踩三轮过日子。如果他在特殊时期上访，按属地管辖的原则，纹江区本来也可以不管。但是由于“政治承包”的原因，奥运期间那个县也怕这样的外来人添麻烦，就驱使他回到了纹江区。他本来平时要忙生活，多年上访也没有实际结果，已经灰心丧气了的。但是眼前对他的重视，使他明白奥运对他而言是一个申冤的良机，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了。

他在凌晨轻松地逃出了人们的视线，消失在四川，纹江区相关部门顿时紧张起来。几天后他甚至得意地打了个电话回来取笑监视者说——你们不是不许我去北京吗？我已经到了。但是追查他的电话，发现是浙江的小灵通号。如果他去了浙江，那也无所谓。但是再一了解，浙江的这个小灵通是可以在北京通讯的，基层又紧张起来。有可能他是借的浙江来的另外一个上访者的电话，如果他真要在北京做出什么过激行为，那基层政府肯定难辞其咎。

最后相关部门终于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查清了他的位置——他已经盘桓在保定，准备伺机混入北京。镇政府急忙派出一个小组，赶赴保定顺利地将他强行迎接回来。纹江区相对而言还算温和，考虑到他确实有冤情，以组织名义派人带他去成都找铁路公安交涉。鉴于奥运背景，各个单位也真怕事情闹大惹出麻烦，铁路方面立即退回了当年没收的五千元。至于伤病赔偿，则仍然无法也不敢应承——赔偿了就意味着承认刑讯，那就要追究具体人的责任。而时过境迁，现在的苦主也难以提供充分的司法证据，因此只能不了了之。

那么纹江区也只能对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们已经为你尽力了，你要再惹麻烦就是跟地方过不去。对地方上来说，已经前后为他花费了三万多元，确实也十分冤枉。但是有人会问，为何不直接拿这些要花费的钱，补偿给当事人以彻底平息事端呢？这是因为对基层来说，又有一个两难——对于不是自己责任造成的苦主，假设一听他扬言要上访就立即出钱摆平，那就等于给百姓树立了一个要挟讨钱的榜样，类似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但是对于已经走上京城的人，你没有直接责任却有管辖责任，于是你还得去花钱才行。

各地皆有大量类似的苦主，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坚持缠访的人员，还有一个无法之法，那就是劳教。在一些例行规定中，凡是两次进京上访闹事的，皆可以被当地公安强制劳教。劳教在现行法规中是属于警察系统可以自行裁量的治安处罚手段，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因此也是备受国际社会和法律学者指责争论的一个问题。在强制收容遣送法被废除之后，劳教制度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基层政权对付“刁民”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具体在辖区如何采取，在哪种程度和范围内采取，实际要看当地主官的个人情怀和修养。严刑峻法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的和谐程度，因此即使有对两次进京上访的处置条例，对愿意多行仁政的部分官员来说，也还是不会去轻易启动。

于是，农夫吴省飞在地方政府帮助下讨回了自己的钱之后，只能签约息讼。只能继续带着自己的成年旧伤，去原来那个县城做人力车夫。关于他是否还会进京的问题，则协商交由那个县的相关部门来监督管理了。在中国，首都并非所有人的首都。对此，农夫和地方官也都是一样的束手无策。

十八

当我此刻正在写作此文时，中共中央十七大三中全会闭幕。这是一个以研究农村问题为主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长期拥有——且允许“自由流转”了。于是土地问题再次在知识分子阵营和大众传媒引发讨论热潮，甚至有言者呼吁“第三次土改”的到来。

在我看来，所谓“长期拥有”的承诺，只是对从前“30年承包”的一个近似虚无的修正——因为30年或者长期，对这一代官员和农民而言，实际都同样是一个看不见的未来。一个仅限于使用权的期权承诺，本质上对农民没有实际意义。

其次，关于“自由流转”的准予，实际只是对早已存在的事实的一个后补承认――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早就开始了土地流转。当中央依旧强调土地为“集体”所有，个体不能拿这种流转权买卖、抵押和贷款时，就意味着这一决定对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依旧没有实质性推进。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在中国，无论最高当局还是底层知识分子，一旦谈到三农问题，似乎人人皆有发言资格，人人皆能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和善良愿望，去对农民和土地说三道四。我们的所谓“民主”，从来就是“代民作主”而非“由民自主”；无论官绅学人，都很相信自己的历史判断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从来不愿相信农民这个庞大阶级，自己也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仿佛几千年以来，都是他们在养活农民，而不是农民在养活他们。

很少有执政者和幕僚文人去对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让农民自由选择是愿集体化还是愿私有化。因为他们事实上清楚，几亿农民的选择结果是什么。他们毫无来由地担心，土地私有化一定马上会出现典地卖田豪强兼并的风潮，会造成大量失地农民成为城市流民和造反暴徒；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的悲剧会接踵而至。即使是那些生长在农村，父母姊妹都还在农村，自己却成了都市白领的人，他们也多会这样主张——这常常是我百思不解的一个问题。

共产党打江山的时候，本来就是用奖励地权来鼓动的农民；打下江山后事实上也立即兑现过这种许诺——分田到户，颁发土地证。那时的土地是私有化了的，现在为何不愿再次兑现当年的承诺？整个人类历史，什么时候才有土地集体化？这种集体化曾经带来过怎样的灾难和失败？这都是不需要我们去另外求证的事情。在没有集体化的古代和外国，难道农民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为什么这个只荒诞创立了几十年的“ 集体所有制”，竟然会被我们认为是最好的选择？就连它的原创国——前苏联，都早已废弃了这一制度之时，我们还依然会否定古今中外早已设计缜密、证明可行的土地私有化。究竟是什么在误导这些施政者？尤其是那些确实动机纯粹而又真正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何唯独在土地问题上，会和集权站在一起，而无视几亿农民的真正权益？

十九

我还是先就我在纹江区社调中了解的与土地相关的故事，来试着解析一下前面困惑的一些问题。

土地的私下流转，事实上是早在“双提双统”的年代就已开始了的。土地承包最初的阶段，确实解决了农民的饥寒问题。但随着各种苛捐杂税的增加，生产资料的涨价和农副产品的抑价，造成农村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种田赔钱。于是青壮农民形成出门打工潮，要么弃田抛荒，要么把承包田无偿转给其他农户，只要他们分担其农业税即可。

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不再为那份责任田纳税，因此无需免费给人种植；但是土地的闲置则是到处可见的——每家名下那一亩二分地，确实种不种植都没有太大的损益。于是有城里人来乡下租地，相对规模化地发展新型农业产品。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户实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加上土地本身也确未给农民带来很多收入，于是投资人一般只需找乡镇一级和村组长协商，甚至给村组长一些好处，就能很低价地长租下大片土地或者山林，只需给那些农户一点廉租即可——最近我所了解的一例，就是年租金一万拿到了两百亩左右的上好坡地，意即每亩每年才50多元租金；而且一签就是二十几年。

这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才可能达成的协议，是明显伤农的现象。如果土地农民私有，他随便扔几粒土豆种，至少也不止收获这么菲薄。也正是因为多少年来，投资人都能从村组这样的集体，拿到如此廉价的资源，于是才会为今日的乡村社会，埋下了如此众多的纠纷和乱源。今年的云南孟连事件和江西铜绿山事件，本质上都是当年的廉租留下的伏笔。

纹江区今年同样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纠纷，可以用以解析全国的同类问题。话说卧虎镇有几百亩坡地，分属几十家农民半种半荒着。一个德阳来的投资商五年前看中了这块适合种植水果的土地，就与乡镇村组签下了25年的租约。显然当初他的租金更要便宜。之后他花了不少钱改造整理土地，退耕还林种植水果，现在终于开始可观的收益——这时，农民也开始内心不平衡了。

按照惯例，所谓的集体土地的出租，因为涉及到一些农户的承包地，一般村组都会要涉及者在租约上签字画押。万一有人不同意，只要多数人签了，村组也会强制执行——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集体”。而这个“ 集体”，并无大家授权的法人，村组长是可以和上级以及商人进行暗箱作业的。

现代社会你要在城市租一个门面或住房，房东都会要逐年涨价，因为万物皆在涨。对农民而言，他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涨了，你的产品也涨价了，但是土地的租金却几十年一成不变，他怎么会没有意见？他虽然从前可能也曾签字画押，但是眼前他却会以农民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不公协议的意见。

二十

这个果园的老板确实是会经营的人。他除开种植了各种优良品种的水果之外，还在果树下配套种植了花生之类瓜果。于是就有愤愤不平的农民——这些土地原来承包的主人，直接来果园抢收这些瓜果。老板面对这些公然抢夺，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选择。一是找基层政府投诉，包含在法院起诉。但是基层政府或者法院，实质上是拿这些农民没有办法的。

农民在面对官府和法庭时，也准备了他们看似荒唐的理由；他们会说——原来的协议签订的是种树，而没有包含种花生。是客商违约在先，我们当然可以来收这些花生。基层政权在面对这些无理取闹时，通常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愿激起农民的群体愤怒。而农民对这些瓜果的变相抢夺，本质上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你无法真正启动司法程序来对付——更何况还有个法不责众的问题存在。

那么，当基层政府不能有效保护这些外来投资人的利益之时，通常这些老板要么不堪农民的袭扰而走人，要么花钱雇佣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来村组报复——也有农民从此被压服的，但是更多的则是惹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当群体事件出来之时，多数时候，基层政府会站在投资商的立场批评甚至压制农民。因为从合同法的角度说，是农民无理取闹。另外从保证区域经济的投资环境来说，也需要迎合客商；因为现在的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外来投资增加财税。如果不保护投资商利益，传出去就会影响其他投资。更不排除有的项目，确实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也会尽量去压制农民——于是事件就会升级。孟连事件本质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纹江区的果园纠纷就面临这样的困境。投资商虽然有租约合同，但农民也有言之成理的说法。在广大农村，在面临这样的经济纠纷之时，法律实际是无人问津的。农民不会去走诉讼之路，因为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法律会帮助穷人。客商即使走诉讼之路，法院一般都难以立案，立案了也难庭审，审判了更难执行。客商不能诉诸司法，那么就有可能寻租江湖；原本宁静的乡村草野，就可能一时进入丛林社会——用暴力来决定胜负——而这，也是基层政权绝对不愿看见的。

表面上看，农民的行为迹近“刁民”。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没有土地权的弱势，他们的意志从来都被那个虚构的“集体”所强奸，这是他们万般无奈而只好“无赖”地维权。他们不这样去争取，就只能维持那几近于无的地租，没有哪个组织或机构去帮他们说话。在贫穷必将带来万恶的世界里，他们只能扮演这样一些没有信用的小人，只能去用一些鸡鸣狗盗的行为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纹江区的群工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专职部门，他们接到这个果园的投诉之后，没有简单机械地去沿用那些法律教条，而是看到事情的本质，然后去说服投资商逐年增加地租，最后达成乡村的和解，再次避免了灾年中的社会危机。这就是一个土地流转的案例，当农民没有真正的地权时，城市资本下乡，表面上繁荣着乡村经济，本质上进行的是对农村资源和农民利益的再次掠夺。由此必将还要引发各种冲突，甚至大面积地动摇基层秩序。

二一

假设执政党兑现他们当初的承诺，重新分田到户彻底完成土地的私有化，农村会出现那些权利部门和知识阶层所担心的危机吗？究竟会不会出现豪强兼并流民遍野的局面？社会究竟是因此步入共同富裕，还是进入一个盗贼蜂起的危机时代？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在充分调查之后，另文专述。

大地震过去半年了，昨天发生的余震竟然还能达到五点一级——看来这块土地要回归安宁，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作为灾年的2008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灾难的后果还将持久地呈现。在一个和平年代，上十万生命的突然消失，几百万家庭的夷为平地，岂是一件等闲之事。即便地底的震波彻底消失，那社会的震波也还会渐次扩散。

我问纹江区的书记老吴——在紧急的抢险救灾完成之后，你现在感到最为难或者说最操心的是什么？他略显沉重地说：重建的规划都已经做好了，眼前就是等钱了。而在另一次常委会上，他更严肃地说的是——希望在重建中，不要“倒下”一批干部。

一方面灾区在等着大笔的救灾款拨付下来，另一方面基层主官也确实充满隐忧――毕竟每个乡镇和部门，几乎从来没有面对和掌握过这么多的资金；一旦见财起意顺手牵羊，那肯定是要倒下一批干员的。眼前虽然每个区县都有上级派来的巡视督查组，但是整个国家的体制，是一个缺乏监督的体制，腐败的滋生实在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但是比起高层利益集团来说，我仍然倾向于相信基层的贪腐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开放报禁是全世界本已证明了的对腐败最好的制约方式，但是“我党”就是坚决不放，那我实在看不出高层反腐的诚意何在。

冬天已经降临，冬天的灾区显得更加寒气凛冽。那些满目疮痍的地面，还会茁生花草。但愿世道人心，一冬之后也能重见芳馨，重建一个公正平等的光明世界。...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93233.html Thu, 17 Mar 2005 17:03:01 GMT 野夫 余震绵延的大地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93221.html
野夫 的 余震绵延的大地（google搜索）

如果懒得搜索，出于某些文章过后很难再找到的考虑，这里我转载了全文。...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93221.html Tue, 12 May 2009 09:05:17 GMT 野夫 余震绵延的大地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87199.html Last Chance Harvey 哈维最后的机会》。有的翻译成《爱，从心开始》，比较有技巧性的构思，但是有些煽情，和电影的氛围不太相符。

当Kate伤心时，老Harvey并没有立刻走上前去安慰，而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等着。深夜里看这种老男人老女人的电影，还是挺有感觉的。

有些桥段，带了点《Before Sunrise日出之前》的影子。

...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87199.html Fri, 08 May 2009 18:05:59 GMT last chance harvey 哈维最后的机会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63541.html
低头走路间，突然觉得满地的小绿片挺眼熟，定睛一看，哈哈，这不是榆钱嘛！再抬头，记忆中需要爬上去的高大榆钱树竟然变得矮矮小小地站在路边，稠密的榆钱更是压得枝条垂在眼前，伸手就能撸下一串。这真是小时候梦中才能发生的事情！

马上伸手揪了一簇，同时还不忘四下望望。这段时间树林里的野韭菜也到季，传说好事的德国人还树了一个牌子，上书“中国人不许吃草”。其实去采韭菜的哪里只有我们中国人，甚至有些德国人也知道吃“草”。

扯一片放到嘴巴里，还是那个描述不出来、但就是确信的味儿！在长期记忆上，味觉比大脑更可靠。

一片两片三片，边吃边走。这一团也长得太密实了些吧，中间的那些竟然粘在一起。拨开一看，ft，竟然有只小青虫！还好吃的时候保持了绅士风度，没有发生世界上最恶心的事。

从这里看到一副照片，大体上就是我们小时吃榆钱饭的模样。洗净裹上面粉在蒸笼里一蒸，就是一碗长大后再也没吃过的农家美食。...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63541.html Wed, 22 Apr 2009 04:04:35 GMT 榆钱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63130.html Bret Waters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Software as a service: A look at the customer benefits”的内容，想找来看看。但是发表文章的杂志不在大学的学术数据库订阅之列，网上也搜不到全文，只好给Bret本人写信索要。

不到4个小时内，Bret回信说，很遗憾他也没有文章的拷贝，并且认为文章是“几年”前写的，内容已经“相当过时”了。

小小地震惊了一下。IT行业新知识的过时速度，和它的诞生速度几乎一样地快。活到老，看来不单单是学到老，还要学得够快啊。...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63130.html Tue, 21 Apr 2009 14:04:03 GMT it 知识 过时 saas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24623.html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24623.html Wed, 18 Mar 2009 04:03:31 GMT 德国 四年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19819.html
比如这组照片，设想一下，没有边框会是什么感觉？

当然，这也是废话，因为边框的存在，我们才有了“照片”、“图片”、“绘画作品”……即便是借用奥巴马就职典礼微软所展示的图像无级放大技术，也通过边框的对比才让人印象深刻。 而生活中的种种图像，似乎不存在没有边框的。甚至可以强词夺理地说，蓝天再大，眼眶中的那一片才让你觉得美丽。... ]]> http://allways.ycool.com/post.3219819.html Thu, 12 Mar 2009 13:03:08 GMT 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