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身体里的一部分鼓声丢失了，

所忽视的，像狮子一样咬住了我

我是树上的僧，是农人高高举起的修辞，

所以，请它轻轻地，轻轻地吐出我的骨头。

2009/6/25

《复数》

我是薄光下，用月亮饲养的瓦罐，

我是我母亲赤裸的丝绸花朵，

请用我比喻一只黑鸟的暗部，

请用我消化没有行迹却构成巨大星球的石头。

2009/6/14

《秩序》

在乡村的背后，我们读惊骇的身体，

木头里存在的灵魂，交与归途中的死者。

作为奖赏，波浪在树尖上滴成金色的石头，

涂黑的面孔像蝌蚪，一个夏天就化为凄厉的蛙声。

2009/6/14

我最初生活的小镇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书店，在包罗万象的供销社的一条短短的柜台里，静静地摆放着几本小人书。它们矜持地躺在那里，与我隔着薄薄的一层玻璃，也隔着薄薄的二十年的时光——离开那座小镇整整二十年后，我在一家书店翻看一本发黄发脆的回忆录的时候，记忆猛然醒来。

我不知道二十年前那些被我认为价格昂贵的书最后落入了谁的口袋，我也不知道读过那些书的人们现在是否还能记得那些幽暗的文字……总之，书成为我回忆往昔的一个符号，一个引信，它时不时让我从繁华的都市里，沿着涨水的河流、泥泞的羊肠小道，一路滑向在新年的钟声里守着裁缝给我缝制新衣服的漫长童年。

十岁，小学五年级，随父母到了另一个小镇，我才第一次遇到书店。书店的主人躲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头，他年老色衰的妻子的面目似乎也是狰狞可怕，但他的一双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儿女却是亲切可人。不管我想要看哪本书，他们都会帮我拿出来，并且不介意我翻过来翻过去，最后却是一声不响地走开。我经常放学回家绕路去那家书店，在那里盘桓了很久之后，我咬咬牙，用积攒了不短时间的一些零花钱，买下了一本大概名字叫《世界爱情诗选》的书。就是通过那本书，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除了古诗之外，还有新诗。我还知道那个天天喊喊杀杀闹革命的马克思竟然也谈恋爱，而且他的爱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燕妮”。总之，那家在一条上坡路尽头的书店改变着我的生活，让我在偷跑着跳进河里游泳回来，还能装模作样地做做父母眼中求知好学的孩子。幸好开明的父母并没有阻止我与那些有关“爱情”的文字的接触，幸好我在爱情之外，还能找到世界的美丽与价值。

我因为升入初中而离开了那座小镇，那座小镇在之后的几年的日益扩张中轻易地碾碎了那座小得可怜的书店。那时我的父母已经更关心我的学业，他们开始将儿子痴迷于诗歌和篆刻的行为视为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小学考重点初中，我意外落榜，父母为我能进入这所位于市郊的重点初中而交了九百元的择校费。那时，我母亲经常对我抱怨说，如果省下这九百块可以买九十盒“太阳神”啦！因此，初中三年，帮他们雪耻，帮他们从邻居异样的眼神中挣脱出来，是我唯一的任务。记得那些年我似乎没有从监狱式的学校里逃往任何一家书店过，我的目光紧紧地落在教科书那密集的字里行间——我也几乎忘记了自己写诗的梦。我想，父母看到我这样应该非常开心，接着他们看到更开心的事情是我考上了城里最好的高中。

我的高中就在秦少游写《踏莎行》的宋朝渡口附近，不过差不多千年之后，河上已经筑桥，桥的另外一端就通往一条长长的书店街。我记得我经常去那里闲逛，但鲜有掏钱的欲望。我记得九十年代中期，书的价格仿佛是一夜之间随着学校门口的河水一样上涨的，之后就没有回落过。我的姨夫曾经在书店街遇到我，他说要买几本书送我，我怯生生地说不要，但违心的话说出的同时，心已经一个箭步冲到了那密密麻麻地书架前。那个下午，我记得碧空如洗，阳光灿烂，我在回学校的路上，手里抱着厚厚的几本书——一本《裴多菲诗选》，一本《华兹华斯诗选》，还有一本厚厚的《唐诗鉴赏词典》——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它此刻就在我的手上。

一九九八年，我离开湘南小城，北上太原。在山西大学高高的围墙边，开始只有一家外文书店，虽然上下两层，但是基本都被外文书所占据，中文书的地位有点像长征前被比喻为“星星之火”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们常在周末去几公里外的颇像现在的“上海书城”的“尔雅书店”。有一年我获选为“校优秀团员标兵”，因为奖品是一张五十元的尔雅购书卡，这让我激动不已。于是，我花费了一个下午，从无数我心驰神往的书里好不容易挑拣出来了三本，其中就有后来影响我颇大的《西川的诗》以及《垮掉的一代》。我去柜台付账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在饥饿袭来的恍惚中，我已经不相信自己取舍的判断力，或者，将那么多喜爱之物抛弃在此地，对我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些不知来处的罪恶感。后来，山西大学边上的书店渐渐多了起来，不远的坞城南路上也开了几家不小的书店，其中一家名字里出现了“书城”两字，有一年还请陈忠实来签名售书和演讲，着实让我惊讶了一下。书店渐渐不是文字、纸张的死气沉沉的大卖场了，它渐渐用某种声音或者气质招呼着任何一个人。

在离开山大的最后一年，我的生命与上海联系在了一起。我的兄长M考上了复旦的研究生，他鼓励我也考复旦。他说，上海是未来中国机遇最多的城市，而复旦是中国机遇最多的城市里最可能为你提供最多机遇的大学。于是，我在大四那年秋天来复旦联系导师。我与导师在政肃路边上的教师餐厅偶遇，但我最终没有鼓足勇气冒失地冲过去对他说：老师，我要考你的研究生……那次短暂的上海之行，除了复旦的气质让我一见倾心之外，我的未来也与一家书店联系在了一起。

2001年的秋天，国年路复旦书店的门口，放着一个毫不起眼的纸箱，里面凌乱地扔着一堆打折书。M见我不住地往那里瞥，于是捡起其中最厚的一本递给我，说：“送你吧。”面对M的慷慨，我在那本黑黝黝的书面前，反而犹豫了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即便半价后它仍显得昂贵，还因为三年来我就一直没有读懂它。三年前，刚入大学，我就与这本书偶遇，但像遭遇天书一样，平庸的我那时并不掌握一把开启的钥匙。M笑了笑，不待我回答，转身往柜台走去。于是，一本厚厚的《海子诗全编》就被我当作宝贝一般揽在了怀里。那时的国年路是小摊小贩的王国，下课的学生反而是车水马龙、水泄不通里的匆匆过客。在小摊小贩们杀人如麻的眼神中，有家书店泰然自若地定立其中，就像是乱世里难得的风景。不过，不等我考上复旦，这难得的风景却与它身后的背景一起消失了，国年路变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眼望过去，人们和这个世界都是通通透透，或者索性就是一片整齐的漆黑。

我刚到复旦的时候，与国年路对称的国权路并没有整理掉。我一直怀疑国年路的小贩部队转移到了那里，他们再度在那里安营扎寨，很快又是一片繁荣景象。我和M以及现在去了成都工作的Y好多次就在那条街的“川妹子”吃饭，吃完饭或者吃饭中途，我就会抛弃他们，慢慢踱到几米之外的“左岸”去。现在很多复旦人都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书店，他们把它当作记忆里遗落的金子，闪闪发亮。“左岸”楼上、楼下加起来约40平米，一楼围绕着四壁放着约6个书架，中间有矮矮的两个，几乎都紧紧挤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艺术之类的书。沿着逼仄的楼梯上去，二楼满目都是古籍。在我的印象中，书店主人是有过豪言的，即“不卖余秋雨、郭敬明之流的书”。我虽然觉得此言是噱头而已，颇不可取，但是对书店主人选书的眼光却是颇为赞赏。其他不论，至少我常能在那里买到其他书店鲜有进货的诗集。现在，在我的书架上，有一套十本漆黑的“年代诗丛”就是购至于左岸，而我几乎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2002年至2003年间我的写作有一个较大的进步，我想和我在这家书店流连有一种紧密的关系。

想到这，我禁不住将我的叙述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2007年的第二次“在南方沙龙”逃出了上海，去了几百里之外的绍兴。这是一个我已经很熟悉的水乡城市。2003年我在这里住了半个月，后来又因为诗歌活动以及新书签售去过多次。沙龙结束以后，我们在绍兴大学的门口等车，我才想起门口的有一个家书店。我相信，当时我引领大家冲向那家书店的神态，颇有点像“自由引导人民”。那是一家比左岸更小的书店，似乎也没有名字，约20平米的地方，堆积着书籍似乎本本都能发出金石的声音。作为淘书行家的茱萸和叶丹都对那里所卖之书的品质赞不绝口。离那个时候的四年前，我和陈错、蒋峰也走到了这所学校的门口，同样等车，但那时不是我，而是陈错用更夸张的“自由引导人民”的姿态引导着我冲向那片用纸张夯实的墙壁。他向我推荐《卡瓦菲斯诗集》，过了几天，他又说你还是读《切·米沃什诗选》吧。我似乎没有在左岸见到过这两本书，倒是在绍兴读到了它们，而且先是在这家书店得到了陈错或者蒋峰以《卡瓦菲斯诗集》，然后是临走前在这家书店买了一本《切·米沃什诗选》带回上海。那个夏天发生的一切，与我们的友谊连接在一起，也紧紧和我们的未来连接在一起。而那家书店，就是一个纪念地，是我们获得某种力量的一个地理源头，它和绍兴大学图书馆的电脑机房一样重要。就是在那座电脑机房里，我们开始与海子、与我们的过去决裂，开始模仿着卡瓦菲斯和米沃什写很不一样的诗。我的《忧郁之书》和《盛夏之书》就是在那里写的。回到上海，在那个夏天结束前，我的目前还被认为值得一看的《文森特》、《我们的粮食不多了》、《请求和誓言》已经完成。

时间过的很快，现在我已经在复旦待了六年了，离我第一次去绍兴也有五年多了。在这些平淡而逝的日子里，“左岸”已经悄然消失了，国年路的“企鹅”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已经变成了“万象”，而号称“万象”的地方在我看来却是毫无“气象”可言。倒是国年路的“心平”一直心平气和地呆在原处，从书籍的种类到店员的模样和表情，都保持着它千年如一的恬静。有些大改变的，当然是南区修了一条步行街，步行街上来了一个新人“三人行”，也搬来了一个旧妇“庆云”。“庆云”原来所在的六教后的店面，现在已经鲜有人去了，当年那里可是“佳人云集”的地方，在狭小的店面经常要小心翼翼地侧身穿过痴痴地看书的人群。“三人行”——名字不错，除了步行街上人流汹涌的一家，貌似已经开了好多家分店。几年前北区门口颇具盛名的“国风”就被“三人行”收入旗下（抑或他们本是一家？）。财大门口的“三人行”去年我倒是常去，因为开业之初折扣颇低，且其哲学、音乐的书品质不俗。“志达”无话可说，我倒是忘记了偏于一隅的“鹿鸣”。比我早入复旦的曾涛、刘扬诸友第一次和我提到鹿鸣的时候，眼中分明带着些敬意，在他们的话语里，这家书店是和复旦的名教授和大师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时不时可以遇到大师”，已然成为这家书店的广告语。可是我对这家书店没有一点好感，除了几乎没有什么书让我一见倾心之外，店员的表情也让我敬而远之。我想，他们大概只是为大师服务的，但是我在那里还真没有见过什么大师。我好几次看见自己的影子落在地板上，于是我狠狠地踩上了几脚。“鹿鸣”不值一提，倒不是我对文史古籍、政治有什么反感，相反它们时不时成为我的睡前必读书。

这两年，我和茱萸、叶丹、洛盏诸友经常去“大学城书店”。当年上下两层约四五百平米的书店现在已经萎缩到一百多平米，不仅移了地方，还从卖“鲜果”变成了卖“破烂”。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与肺科医院只有几步之遥的这家书店竟然还营业，更惊异的是，每天都会有很多带着口罩的人在这里流连。如果有一个人咳嗽，所有的人都会立刻将目光从书上移下来，用惊恐的目光，扫视着书店的任何一个角落。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很怕死却又敢于冒险的一个。那时我还没有入复旦就读，自己租房住在财大对面的小区里。除了看书，除了安静的将时间在纸张上方慢慢流逝，那些日子我没有任何忘记恐惧的方法。我记得我在那里买过《白鹿原》，买过很多米兰·昆德拉，最重要的是我在那里站了一个下午，彻底地喜欢上了梵高。现在觉得罪恶的是，我当时没有买下他的画册，也没有买下他的书信集。当几年后，我在庆云买了一本打折的《梵高画传》，又在网络上以极低的折扣买了《梵高自传：亲爱的提奥》之后，我忽然有了一种赎罪的快感。受益于那些伟大的心灵，我们才能一直丰盈地活着。

“非典”的危机将要消失的时候，我收到了蒋峰来自绍兴的邀请。他几次寄来纸质的信函，邀请我去玩。在我去绍兴前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中，他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个陈错，一个只有19岁的小孩。这位只有19岁的小孩在我出发前忽然毫无预兆地发信息给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我，告诉我他此刻躺在一块草地上，他刚和女朋友吵架了……我的记忆如此清晰——我还记得我们在绍兴大学男生宿舍的阳台上一边喝酒，一边大声地朗诵诗歌，毫不顾忌对面阳台上把我们的朗诵当作行为艺术或者小丑表演的人群。我还记得我们在绍兴每次出门，陈错都会问我和蒋峰：诶，今天我们带什么书出去？那时穿着一身名牌、染着尖顶黄发的陈错会在游玩的休息时刻，从背包里掏出书分给大家读。读书在他那里是生活最稀松平常的一部分，无需心思，也无需仪式。更让我难忘的是，他说服蒋峰让我住到他的宿舍去，他说他已经帮我铺好了床。可是等我去了之后，才发现，我睡的床上除了一张席子，就是一堆垒的整整齐齐的书放在床头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陈错带着天真的、醇透得毫无杂质的笑容对我说：肖水，我从我那么多的书里挑出了20本我认为最好的书给你做枕头，你只要随手一拿，就能拿到一本最好的……这些年来，我屡屡提到这个故事，我时不时想起陈错给我的那个坚硬的让我一夜无法入眠的“枕头”，想起博学、近思、乖张的陈错，以及他身后高耸的两个书架。

我十八岁出门远行，从湖南到太原，再到上海，奔绍兴，再回到上海这座我注定要花费一生的城市。我的身边，书店和人一样，不断出现、消失，或者再出现，然后消失。世界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的失落、遗憾，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有故事。我愿意慢慢将这些故事写下来，也许会放进某本书里，让别人读到，也让自己读到。

我是一个通过书的解码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书的存在，我没有陷入一种错乱，书里的秘密不断清除我对尘世的愤恨、对来世的幻想——我敢说，我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存活于世，并愿意继续做一些干净、单纯的事情作为回报。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从书架走到书店，重复那些短而漫长的距离，并愿意一生都如此，虔诚、盲目、不可救药……我相信，书店里弥漫着一种能见度很低的光，它吸引着我，照射着我，牵引着我的余生。

我要搬家了。

送书。

《复旦诗派诗集·前锋》、《复旦诗派诗集·经典》、《复旦诗派诗集·复旦诗社社长诗选》

三本码洋大概为210元，现在免费送给喜欢诗歌的朋友。

复旦、同济、上财、上外及其附近的朋友可以来自取。外地的朋友恕不赠送了。

      评奖细则如下：

1、奖项设置：

      第二届“在南方”诗歌奖授予3人。主奖1名，奖金为RMB 10001元；提名奖2名，奖金为每人RMB 500元。

      奖金由Y先生和钟祥先生提供。

2、评选对象：

      “在南方”诗歌奖面向全国范围内（包括港澳台）生于1980年1月1日以后的青年诗歌写作者。

      首届“在南方”诗歌奖获得者不得再参与评选（提名奖获得者不在此限制之列）。

3、评奖流程：

      评选过程将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基本原则，允许自荐、他荐以及评选人提名。自荐与他荐作品将经过初选、复选和投票等环节，评选人提名的作品直接进入投票环节。评选将强调多元化和诗歌的独立品质，综合考察参评人在同代人中写作的影响力。其结果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作品将经过第二轮奇数评选人的投票。评选人由“在南方”成员组成。

4、参评办法：

      参评作品限新诗。每位参评者（包括自荐、他荐以及评选人提名）提供的诗作限在200行以内。请采用附件形式。本次大赛只接受电子来稿，请参赛者将作品发送至：beyond_the_south@yahoo.cn。并请在来稿最开始段落处注明姓名（包括真实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移动电话号码、固定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不符合参赛条件者请勿投稿，资料未写清楚的投稿将不予受理。邮件主题请注明：“‘在南方’诗歌奖”参评。

5、第二届“在南方”诗歌奖官方网站为：www.zainanfang.com

6、截稿日期：2009年6月1日。

                                                        “在南方”诗歌传播机构
                                                          2009年4月10日

转梁小斌先生文章

亲情大同：走出新诗的“死穴”

——谈白鸦的诗歌新立场

梁小斌

    最近，诗人白鸦在论述他的诗歌新立场时，将汉语诗歌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一个“死穴”，这就是观念祭坛。仅就“祭坛”两字，可谓触目惊心。这个祭坛上究竟祭的是什么观念？白鸦说，现代汉语诗歌是观念祭坛上的一具病体，这个病体究竟患了什么病？这不得不引起我也想说几句。

    首先，我得由白鸦的“祭坛说”引申出我的思维，没有白鸦的这个概括，我们也许还弄不清中国新诗是如何从繁荣走向衰弱的，容我稍微扯得远一点。

    我在想，中国文明说到底，仍然是一个祭祀文明。祭祀不仅限于仪轨，它大概囊括了中国人心灵的全部。中国人最真实的生命状态就是祭祖，而不是祭什么有辉煌业绩、有传奇故事的神或大救星。甚至可以说，祭祖先于祭佛、祭礼、祭屈原。中国以祖为人，以生生不息的家谱延续构成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亲情大同。

    中国古代学人，依据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延绵这个最大事实，为它注入了各种学理。可是到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是先有了这些学理，然后才有了中国人亲情大同的文明史，这种本源颠倒的思维模式，在当代更为盛行。

    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祭祀的事实：把学理的创始人和后来的革命家、思想家引入殿堂加以颂扬，甚至出现“他比亲人还要亲”这样的祭坛言词现象，但情况依然是，任何学理崇拜和祭祀崇拜按照现在的通用语，它必须“有利于”中国人在亲情大同中休养生息，但什么叫“有利于”呢？譬如人民曾经崇拜革命，但是这个崇拜必须有利于“人民不参加革命”，历史曾经把人民变成了革命人民，这个重大失误已经不需要再罗嗦了。中国人祭坛的生存所系，依据的是亲情延绵，人民对将他救出苦海的人心存感激，应该辨证地看。这充分说明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度。宗教思维里的先有精神、后有存在，和反驳宗教的唯物主义，均不属于中国人的心灵视野范围。

    在一次私人谈话里，白鸦说，中国自五四以来，我们的学人和诗人是以批判中国宗教的方式来批判传统学理的创始人的，说这些学理“吃人”，类似于精神鸦片，中国传统学理创始人所阐发的学理到底是否“吃人”，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是因为在中国现代学者的思维里，把中国传统学理的阐发当成了类似于上帝给中国人的生命状态以命名，于是自然得出结论：命名就是压迫，取消了命名就是取消了压迫。

    白鸦说得对，那时诗人的作用也如同上帝，在30年代的中国新诗里，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均标志着地球和大堰河在被重新命名后，再被引入中国人的祭坛。特别是艾青的那首诗，质朴地表达着在生身母亲之外还有一个母亲值得去爱的深切情怀，因而很自然地完成了一个济世母亲的创造。可以说，中国新诗较早的从西方宗教那里学来了一种创世传奇的叙述方略。中国新诗在30年代所起的作用不是别的，而是把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引入了国民生活，拯救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被引入中国新诗的宗教意识形态，具有双刃剑性质，这一点，到了中国的朦胧诗阶段，仍然没有被朦胧诗人们所看破。中国新诗在朦胧诗阶段的历史性变革，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当我说起这个朦胧诗的经典之句时，白鸦确认为：“它实质上极其准确地道破了朦胧诗的僧侣性质，虽然这是一个反叛的僧侣。”实事求是地说，白鸦的眼光是十分独到的。

    中国新诗的“死穴”特征，按照白鸦的说法，在第三代的解构主义诗学观里表现得特别鲜明。解构主义虽然是舶来品，它虽然使中国新诗丧失了自主性，其实这还不是形成死穴的根本原因。白鸦曾说，形成死穴的根本原因在于“只见诗人不见诗”，其实从诗歌的内容上看，表现于对辉煌业绩和传奇故事的颂扬，以及对亲情大同的忽视。当中国新诗里弘扬宗教意识形态的诗歌走向崩溃时，也会自然导致中国土生土长的解构主义诗学观的形成。解构主义认为“公鸡报晓”是对公鸡的命名，解构主义不要时间，不要历史，把生活本身压榨成事件，继而压榨成观念，它以解放“物”来摆脱词的束缚为表征，实则实行的是对“物”的放逐。当新诗在宗教意识形态阴影之下，解构主义终于变成了一个反叛的僧侣，它实质是救世神话的癌变衍生。中国新诗从初始时期的创世命名开始，走到解构主义时期对命名的反驳，大致演绎着一段形而上学思维观中国版的心路历程。中国新诗的主旨是让国人警醒，因而它展现的是业绩的一面（即诗人的一面），而不是亲情大同的一面（即诗本身），中国新诗自有它的百年孤独。

    现在，中国新诗又到了白鸦所提的“新立场”这个关口，但白鸦在与我的私人谈话中解释说，新立场是具有中产阶级性的、新诗的第四阶段写作形态。我认为，“走下观念祭坛，终结意识形态对抗”，是白鸦的一个非常大胆而卓有成效的诗学领悟，但终结意识形态对抗这个观点一经提出，马上就牵涉到如何终结这个问题，因为报纸上已经在大讲和谐，弄得不好，这并不能形成白鸦的新发现。其实白鸦的诗学观是跟中国新诗前三个阶段的僧侣性质划清了界限的。

    学界称白鸦的写作为“中产阶级写作”，中产阶级当然是指精神中产，这个阶级由于精神上的自足，因而有别于中国新诗前三个阶段的诗人们的精神怪异和封闭，中产阶级的阵营在中国人数将会越来越多，因而将会构成中国新诗的新景观。

    问题是，中产阶级诗歌写作的素材是什么呢？学界有专家认为，中产阶级有奋斗史、血泪史和忏悔史，简言之，就是要写史诗。

    我认为，学界对白鸦现象的评价明显滞后。写任何社会阶层的历史，在这个提倡和谐的社会里，那是电视和小说所要关注的事情，是作家协会所要关注的事情。文革前，中国出现过很多血泪史和创业史，现在，史诗权利回到了中产阶级这个真正的自由人的身旁，这当然是件好事。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明明没有史诗，现在为什么非要有史诗情结呢？其实朦胧诗以来，中国新诗的僧侣性质仍然余音袅袅，譬如民间诗歌、草根诗歌。

    白鸦现象是容易被误读的现象，并非仅以中产阶级写作即可准确揭示，他的诗呈现出顿悟瞬间的心灵状态，其实质，是直接涉指亲情大同中的无意识的源流。在中国诗人那里，亲情大同恐怕又难逃被命名的厄运，其实，亲情大同就是中国人的潜意识生活，它与是否有文字记录无关，中国人的生活长期以来就是处在潜意识的黑暗之中。听说白鸦的诗《刺猬》已被列入大学语文教材，这么一首小诗怎么会受到如此重视呢？白鸦的确发现了一种处于黑暗中的、实际上支撑我们人的存在的潜在力量。诗人们平时不大注意的就是刺猬的生活，我以为，刺猬的生活就是暗喻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新诗的重大拐点，就是要恢复“道可道非常道”的、无命名的诗学传统，这才是走出死穴的正路。

    在宗教社会，我们只知道神是如何奋斗的；在英雄时代，我们只知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在人权国度，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史诗。这听起来一点不错，但是，形形色色的“史话”堆积起来，恰恰是人类大家庭各有业绩、各有辉煌的孤独史，这就反映了在自由人身上仍然弥漫宗教专制情结的余毒，当每个人都有权利变得专制的时候，这个社会恰恰不专制了，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契约大同”。

    在中国，佛祖、孔子、屈原均有史诗般的记载，中国老百姓也祭祀他们，但他们并不干扰中国平常人无史可录的正常生活。中国平常人无史可录，只有家谱记下一笔的生命真相，却被当代国家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形形色色的“史话”所干扰，此即是对亲情大同的文明史的漠视，这让我不得不想起白鸦的一句话：“让我们怀着正直的悲伤，收拾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众心灵残局”。这句话说的何等好啊！

《天天向上》播出的那一个多小时，我基本什么都没看。因为我一直在接电话，一个接一个，然后就是无数条短信充满了我的手机。后来校内都是添加好友的申请和留言，qq里都是好友申请，连msn的好友申请都有若干，最意外的是，上海电视台的制片人给我发邮件说要我们参加他们的节目。我只能说传媒的力量太巨大了——当然，我也很欣赏大家在电视上的表现。顾皓卿、徐萧、贾子昂、刘翼豪、顾峥、严禾嘉、于佳雎、黄毅达、王新宇、张硕等10个复旦诗社的小朋友的表现可圈可点。

周末带了我的一大堆学生去浙江桐庐春游，一起去的就有严禾嘉。他的心情特别好，因为节目播出几个小时候，他的校内好友的申请恐怖到……总之，我们一路聊了很多关于《天天向上》的内容，《天天向上》也成为一个不小的谈资。但是在有一次，小严同学的话却让我警醒了好一会。原话忘记了，总之，在很多人为一群写诗的男孩癫狂的时候，小严同学想的是：《天天向上》，不如真的“天天向上”。

于是，从浙江回来，小严同学就去真的“天天向上”了——他在回来的车上就不玩杀人了，安心休息，为了晚上有精神去认真写他的作业去。而我晃晃悠悠去游泳了，然后回到这里，准备写点什么。没有吃饭，真的是精神不佳，于是就零零碎碎写了这些吧。

《天天向上》，不如真的“天天向上”，只是心里还有一些期望，期望喜欢我们的朋友能真正喜欢诗歌，喜欢复旦诗社，喜欢复旦，喜欢我们。

另，好些朋友说找不到我在节目里念的那首《风景》，那么我抄录下来吧。这首诗歌是我认为自己写的最好的情诗。

其他诗歌作品见：

http://www.poemlife.com/PoetColumn/xiaoshui/index.asp?vAuthorId=xiaoshui&ColumnSection=

◎ 《绝句：风景》


致verlo


我梦见某处，风已经发生，无需太长的路途，
月光将使一丛栀子的阴影，变得洁净。


是的，就是这样，我在雾中等你，
我不介意参加完自己的葬礼，再步行回到这里。


2007/10/5

忽然在想，verlo是否看过这期节目呢？

一、     在南方诗歌沙龙：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简论海子的诗”

报告：洛盏（复旦诗社第29任社长，第4届“未名诗歌奖”得主）

时间：2009年3月26日（周四）下午14：30-16：30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学生广场

主办：复旦学院志德书院、复旦诗社

协办：“在南方”诗歌传播机构

二、     纪念海子逝世20周年诗歌朗诵会

“2009·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小提示：

A．积极参与自由朗诵环节的同学将获得一本海子诗集，共15套诗集等待着你

B．将邀请复旦、同济、上财、华政、海事、上海电力等多所高校青年诗人参加

C．将有“演讲与口才协会”为你精彩呈现海子“诗剧”

主持：贾子昂

时间：2009年3月26日（周四）晚18:30—20:30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学生广场

主办：复旦学院志德书院、复旦诗社

协办：演讲与口才协会

复旦学院志德书院、复旦诗社

2009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