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是坐定在餐厅的一个角落之后，回忆被打开了，打开得不容商量，因为所有我们的共同话题都指向十年前的回忆，之后的空白变成了噩梦的钥匙。

我手足无措地用小勺搅拌着即没加糖也没加奶或伴侣的咖啡，她的指尖按在桌子上转着她的钥匙环，这或许像初恋时的羞赫，可惜的是，十年前是青涩的惟美而十年后是尴尬的矫情。

空白的头脑里找不到任何一句适合说出口的话，于是嘴在下意识地动，但咽喉里却发出最不该发出的声音：你还是喜欢无瓣的花？

她抬起头：如果你早十年知道这个，你现在已经可以坐在家里让我养着你，然后你安心地去写你的字了。

我没有办法告诉她，十年前，所有的无瓣之花，都是如此的昂贵，贵到我不敢去问价钱。马蹄莲、郁金香、玉簪等等等等，一个月的收入，只够给她送两次花。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无奈的拒绝是什么时候了，我也记不起我最后一次拒绝给她送这些花的时候她是什么样的表情，我只知道，至今为止，我仍然讨厌这个令人深想一层就会倒了胃口的生殖崇拜。

世界的多元决定了礼品的多元，但花却不给任何人以多元的机会。植物的生殖器生得如此美丽，并非是为了被阉割之后供在同样花哨的瓶子里，更不是示爱的工具。如果人的生殖器也能如此美丽，不知道有没有愿意把它割下来供在情人的花瓶里。

一枝花，只能完成我半个示爱。但示爱，永远不能是半个，于是我在四年后才有了第二次恋爱。我怕另一个喜欢嗅着植物生殖器的芳香来判断爱侣的情意的人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甚至在婚礼上我仍然拒绝捧着花束送给新婚。

昂贵到令人不能忍爱的爱美之心，指向一种变向的生殖崇拜，可惜的是，它们被供在瓶子里的时候，不但不能带给人们更多的生养，还会让人过敏。还好，这些美丽的生殖器会让人过敏，之后，我开始对这些生殖器过敏，一接近它们，我就会打喷嚏。我知道，从佛洛伊德的心理暗示的角度去分析，我这种过敏是神经性的，但我宁愿这个“神经过敏”伴我终生。

噩梦的另一半是，这些生殖器居然可以有机会换来我的“一劳永逸”，如果我肯花大价钱把它们插进这女人的瓶子里，我或许可以从一个连小康都没有能力奔的白丁变成一个好吃懒做的中产阶级。我十年来为自己作的所有努力，被这些无瓣的生殖器打败。我的尊严在这一刻崩塌怠尽。

我甚至没办法高傲起来，我不能说我有能力拒绝这个诱惑。如果重来一次，我或许真会试着去喜欢这些无瓣的生殖器。

我将整杯苦涩的黑咖啡灌进肚子里，我说我对花过敏，不能进花店。

她问我为什么当初不告诉她。

我当然不能说是离开她之后才开始过敏。我从桌子上的花瓶里取出那枝有瓣的菊花放在鼻孔边，并且打了一连串响亮的喷嚏。我造作的证明成为了下一个噩梦的钥匙。

她说她在分了一半前夫的财产之后离婚了。

我很难再调匀呼吸去维持自己最后的尊严。

老子说：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但这五色五音于我的芥蒂，却让我的命运充满最黑的黑色幽默。

平静来得如同动心那一刻一样快，我在思考，我愿不愿意真正雌服在这些无瓣生殖器的脚下，去当那个不事五谷的花奴。

十年，够我去想一想了。我不知道，安逸的生活值不值得让我用最大屈辱去置换。我讨厌花！

平心静气继续喝第二杯黑咖啡，我惟一能做的事。

我叫了咖啡，我最讨厌的那种味道的咖啡，我想人在最低落的时候最好让自己更低落一些。

我丢掉小勺，去晃杯子，看着浓稠滚烫的液体溅落在我手背上，在皮肤和肉体的深层激起一点一点的痛。

在最初的一刹那我无耻地憧憬着自己离了婚带着一束无瓣的生殖器去向这个干瘪苍白的初恋情人示爱。

在最终的一刹那我无聊地用这些黑色液体让自己痛。

她发现了我的失控，夺走了我的杯子。

我说：我把你和绯闻当作是眼角两边对称的两条皱纹，而我现在开始用抗皱霜了，你说什么牌子的见效会快一点？

她手中的饮料“当”的一声掉在桌子上，翻倒，洒出，滚烫的热橙迅速透过我的裤子刺激我大腿上的皮下神经，但发出惨叫的却是她。

我想，这杯饮料的溅落，让我的无耻和无聊虚构起来的大厦如杯子般倒下了。
我失去了最后的矜持。

我站起来，冷冷地看着裤子上那一片湿，我就这样走出去，我想裤子上的这片湿或许会让人产生我出了洗手间之后那种不慎的联想，但这种联想的低俗，比起我那一刻的妥协来，显得微不足道。

街上人们诧异的目光让我如同祥铃嫂捐的那条门槛，我说踩吧踩吧，踩得越多，我骨子里的低俗和无趣就会被挤出越多。

我羞恼的表情被她看在眼里。我冷漠地离席被她看在眼里。我想我再一次拒绝了去喜爱那些无瓣的生殖器，但我想我的过敏性鼻炎会很快好起来的。

我平凡地朝九晚五着，我平凡地去幼儿园接孩子，平凡地与妻分有限的零用钱，并且平凡地性交，我想，我的生殖器和尊严都还健全着，没有被插进谁家的花瓶里。我还是一个小人物，我还不能有头有脸地好吃懒做。只不过，烫伤的皮肤上那些红色或白色的水泡，却一直都在提醒我——有朝一日，这些或许会让我产生另外一种过敏吧。

那一天起，我开始喝凉开水，不喝茶，不喝粥，不喝汤，所有加热过并且没有晾凉的饮料，像我努力戒掉的酒一样，我远离，因为端起散发着热度的碗和杯子之后，我的伤处就会痛，会发红，当然，这时候我的脸会更红。

我只失败了一刻，败给了由无瓣的植物生殖器打造的谎言，但那一刻，足够让我记住一生了，这一刻对滚汤液体的厌恶，加进了我对所有屈辱和无耻的诅咒。

我想，我是不该奢望的，至少我不该真的期待会在同一天接到十个问候的电话。

或许右脑不善于记忆吧。我不知道怎么计算问候。或许我该去计算在中秋那一天收到的祝福短信的条数吧。那一天，如暴发户般地翻看，一百多条，而其中，有三十多条，只是换了号码，而内容却是完全一样的。很多号码，我几乎毫无印象，或许根本就是在群发的时候发错的。此时，问候是什么内涵呢？是花花公子嘴里的那句“我爱你”，还是痴情少女深闺里的那句“我想你”？我想，祝福和问候此时或许也不值得那样的期待了吧。

这是安慰，或者是自我开解吧。

我偏执地删除了所有的问候和祝福的短信。我以为这样会忘掉对祝福和问候的期待，但记忆却偏执地提醒我：我删除的还有一些必须去留下的东西。但我对这些东西却缺乏了最基本的判断力。

处理事务的偏执让自己丧失了去感恩的机会。一条发错的短信同样带给人本应有的愉悦，只不过，当用半个脑袋思考的时候，或许会让这些完整的东西打了折扣吧。

或许真实的是太血腥和不足为外人道的，或许虚构的美好是美好的全部。

没有一个人活在虚构的美好里。可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去憧憬它。

一直以来，偏执地认为自己可以带给别人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的，这是我的荣耀，或者是一种自恋。其间的界限几乎是我无法分辨的。

无数个“偏执”的定义也无法说明白一件事：我的思考将把我引向一个什么样的角落？

佛说：修行的境界分三段——亦荣亦枯，此为常态；半荣半枯，此为流态；不荣不枯，此为终结。佛用这种说法支撑着自己300多亿年的生命，之后一样是寂灭。即使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嗔不喜之后，剩下一个伟大的皮囊，佛仍然会拈花微笑。而我们，只不过是佛的果实，我们决定了自己是否向着阳光成长或者是否会被虫蛀，而佛却只是拈花微笑着在一边守候。如此而言，佛同样是偏执的，因为他不会给果实们剪枝和喷洒农药，通天彻地的能力和博大，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园丁。

我偏执地理解着神性和人性，如同我理解祝福和问候。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这打了折扣的牵挂里去想起这些。我的牵挂，只剩下一半，另一半，藏在我掸不净灰尘的某根血管里，如同血栓，没有能力流动，没有能力自我清除，也没有能力随着血液回到心脏里。而我却无法去寻找溶栓的药品。

我努力过滤着祝福短信和问候，我努力处理着每一份善意。我努力再把删除的东西捡回来。然后按照圣经的记录——秋天的来临之际，我将麦子收仓，将麦草烧掉。但我的田里，曾经都是麦子，没有麦草；然后当我收割时，却发现，麦草上的颗粒，大都是干瘪的，我无法在一片金黄里寻找可怜的那几粒饱满的颗粒，我的眼已经迷离，我不会思考和选择。每当我收仓时，我发现，仓里装满了无用的麦草，而当我拿起火种，却听见饱满的麦粒在火里呻吟。我不知道，除了神，还有谁会有这样的判断力。

我放不下，我不断被误解；我想放弃其中的一部分，却不知道从何处才能找到这个界限。如同满也所说：表面上看，你是一个很有人缘，或者很受人喜欢的人。你乐观，你善良，但有一点，你永远不可能交到如此多的朋友。你还愿意在这片柔情蜜意的泡沫里自恋着吗？

一场突如其来的半身麻木，给了我用右脑思考的机会，我知道，或许这个人已经是个背叛了自己的人，身体里躺着僵硬的虫子，却不愿意给别人一片鲜艳的澄明。

身体里的风景是被我忽视许久了，捡回来，打开，定格，再记录，过程里却少了对自己的牵挂。我的牵挂也只剩下半个，这半个，是判断力的缺失，而非量化。我在努力寻找丢失了的另一半，找回来的，或许仍然是一个光鲜整洁的皮囊，但找不回来呢？

我只剩下一片融解在暗夜里的影子，我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即使是对着镜子。

把工作代入网络不是我的错。

通过骂战被人知道不是我的错。

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也会管版、参赛，还认识了一大群网友，不是我的错。

这些原本都是违备我的原则的，但六年，网络把我修理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真的不是我的错。

2000年，奥运会报道，第一次接触网络，因为作奥运报道要不断地上网，查稿，找资料，笨拙地完成一个月的工作之后，突然发现电脑里点取几个小窗口可以呈现出大世界。

只不过，浏览就已经让我很费劲了，只会上新浪搜狐和网易，被人取笑到惭愧的地步。

被人视为“爬虫”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当有人跟我去讲“他们骂你”的时候，下定决心去学怎么玩BBS，然后去看看自己怎么被骂了。

当时在某报，在新丝路文版里，某报成为靶心。我无名小卒一个，当然没有人骂我。只是在骂某报，只不过，这个骂法，让北音等人难以回嘴了，暴风雨来得格外猛烈。

其中一个叫半边人的，居然了解到的是业内人士都无法分析或了解的东西，这还了得。第一反应，报社出了“内鬼（后来这人改名叫胡日鬼，虽为鬼，却不是内鬼）”，注册六遍，仍然注册不上，心里燥得快要跳起来，请高手过来帮忙，才勉强注册上了。

第一贴，声情并贸，发上去，居然被服务器莫名沉底。

于是找版主王怜花讨个公道，结果，人家给捞出来，看过的人，便是一顿虚拟拳脚：如此真诚而声情并贸的说服加上摆事实讲道理，一眼就被别人看出来是个“菜”，还是一碟小菜，然后被98、坏枣、王怜花、四医院等人扑过来数落。第一个网名叫“天成”。当四年后这个名居然还有人记得，还有人会仿冒的时候，想不到的是，还有人能记得这个名字。

被骂成一盘“菜”当然会变得像一盘菜，毫无心理素质之下，启用“用户自杀”，第一次绝足BBS，这一次，只上了十天。如今再面对扑面而来的群骂，非但面不改色心不跳，还能侍机回击。意外。

被劝说着再上BBS，还是新丝路文版，这回换件马甲，这马甲一直用到今天，与马甲发生关系的大部分马甲，都在其后互相勾兑了马甲后面藏的脸，发现，原本想像的那些狰狞的獠牙，都没出现在这些脸上。

白悲天是在某报做茶园版时用的一个虚拟主持人的名字，今天成了我的脸的标签，很多人已经忘了我的真实名字，见面必称“老白”。连真正已是“老张”的西岛现在也是“老白老白”地叫着。

从王怜花身上，我终于学会了网络的态度，必须学会：逗你玩，气你玩，捧你玩。否则，永远都会被看成一个“菜”。

当时白悲天被“气着玩”的时候，半边人和胡一刀正在被轮番“捧着玩”，四年后胡日鬼揭开“三名合一”的迷底之时，一直都还在想，这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那个发贴之时口出污言的胡一刀。他大开大合地骂出了标语式的一句话：某报，我*你妈。之后，我标榜了一个“气节”，再次绝足新丝路文版，发誓只要王怜花在一日，便绝足新丝路文版一日，因为这个版主居然把这句强烈地问候一群人长辈的贴子上到了社区的首页上。

两年时间没登BBS，奇怪的是，从来没想过去登一个外地的BBS，似乎如果新疆的BBS环境不好，那么宁可无作为。

奇怪的是，再一次上新丝路文版的时候，居然白悲天这个名字历时两年，仍然还有人记得。

再发贴的时候，当然不那么菜了，时代在变，菜也有被做熟的时候。

这回，再真诚，也是打了折扣了。

换了一家报纸，再想真诚，难了。

居然发现有个天成会出现。

然后就是又见到一个老胡。一个全新包装的老胡，挡在面前，写起贴来再没有脏字，但骂起人来，会出一声惊一片，人家长功力了。

不理，开始写游记了。突然发现骂战，作为看客有一种很过瘾的感觉。

于是看着，然后偷笑着，然后暗数着每个人的小辫子。

不过突然发现，人已经换了一茬子了。老胡还是那个老胡，小四却不是那个小四，版主了。

然后是西岛，丁燕，天山雪，乌瓦，草翻泥。

然后又是骂战，这回，王怜花化多少个马甲都没办法让我被“气着玩”了。

关于狗的讨论，快快地结束。还包括一个叫枫落吴江冷的人和他师妹记忆。

发现居然自己也会宰人了。

再之后，白悲天突然莫名其妙地就成了砖手了，就成了砖手里叫得响的人了，就成了拍砖的时候必然要出头的一个人了。

然后是绝足，再回来，再绝足，再回来。

三个字：逗你玩。

你不真诚，我跟你玩真诚，那是假真诚。

被激着骂人，还是得益于那个已经改头换面成为“胡日鬼”的人。现在还被叫老胡的人。

后面开始指着名去骂了。指谁，谁被骂已经成了能不能在新丝路文版上出名的一个标签。

跟他对骂，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混西盟吧，那里是“胡汗三”的地头，总不能跟着胡一刀和胡日鬼在那里胡咧咧吧。

公元2004年或2005年，混西盟了。一混，就混得跟长亭外、书香、君子等等人是朋友了。

写游记，总是有写游记的好处，越来越多的开始想看见出门在外的感受，然后去感同身受，然后再去实地感受。总之讨了个巧，那就是自己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老网客了。

再回新丝路文版，再看小四，突然发现他还小，突然发现自己老了，突然发现骂人的老胡为什么还没老。但是，不怕了，可以跟他兵来将往了，可以很快地写很多贴子然后抓很多不为人所注意的小辫子了。

再度被老胡骂，第三次，回击之迅速，刀法之凌厉，心态之平和，出自己意料。

居然发现，有人找着让自己骂了，说：骂吧骂吧，你一骂，我就在文版出名了。

这回，记住一个人叫边缘人。居然发现，自己出现的任何一个坛子，都有这个不知道是哪边墙头上的草的人。
山头主义里找不到他，但他喜欢被人骂。

没机会去骂他，正跟老胡狠顶着呢。然后是骂丁燕，骂二锅头，骂西岛，骂小四，而且还敢指名道姓地骂，咋了，谁回嘴，我的刀不比胡一刀的钝。一不小心，这些人突然有一天都成为最好的朋友了。

当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提起有名的马甲之时，记住的马甲仍然不多。因为开骂之时，值得去回嘴的人也不多。

之后，突然发现，骂人是不能长久的。拍砖只能带给自己超低的工作效率。写游记、言论、书评或者散文，为了工作，拍砖不是工作，只是为了在网络上有个交待，至今那几个姓胡的都还能记住自己的砖贴，但我的，不是我的，是白悲天的，不敢记住，都忘了自己曾经还有过什么砖贴。但白悲天这个马甲却有些小小地名气了。鲁迅说：如果一个人名声过大，或许需要多个“名字”去分担他的名气，自认为自己的名气还没有大到非换名字不可的地步，就留着。

一点小虚荣：这个名字突然还被人记得了。

一点小自卑：换个名字还会有人能认得吗？那不失了自己一夜之间换回来的一点点虚拟的虚荣了。

一点小自恋：没有白悲天，哪有今天的我？

自问，我是谁？我是我还是白悲天？

突然在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成了管理员了。成了一个网站必须做事，而且担着一些骂的管理员了，从前被拍，可以回拍，现在挨拍，必须忍着的管理员白悲天就是我？

不得不提提那个叫西岛的，突然有一天，认识了，然后突然发现，这是个温和的老头子，这是个没架子的老哥哥，人家突然说：你有能力在任何一个地方开专栏了，于是自己就变成网络专栏写手了。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突然有一天，在群里认识个想发财的穷人，他说：网络里的浮躁你可以继续，但生活里，你的真实决定了你的命运。

突然有一天，有一堆人需要见了。包括笑容、孤狼、山鬼、简单、水草、红袖、灰尘（很多名字，列起来太长了，省略了的是名字，不是情谊）……

突然有一天，他们真的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把他们真实的姓名性别年龄个性工作文字代入到他们的马甲里，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在这方面，丁燕是剥夺了我的游戏的机会的，网上网下用的是一个名字，叫人哪里还有心情代入呀）。

那盘菜就这样被做成一盘坏菜了？坏到可以管理一堆恶人的地步了？坏到可以当坏人的师兄的地步了？

简单的网络生活，突然变成了复杂的真实，现在无论在街上，背后一个人叫自己的真名还是网名，都不敢答应，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之后被人取笑慢半拍，虽然心里想着“你试试到BBS里来看看我的刀是不是慢半拍”，但脸上还得陪着笑，不管对方是不是自己有印象的。

居然在叫很多熟人的时候，卡壳了，是叫网名还是叫真名？

六年，把自己的真实生活打造成了“老年痴呆”，可以叫老胡的时候叫半个“胡”字之后才改口“满也”，居然在自己的手机里，存着的全是“长亭外”、“书香”、“红袖”、“天山雪”、“山鬼”这样的名字，然后老婆问了数次：世上还有姓长姓山姓天的人吗？

我自问：我姓白吗？

六年，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里，真实和虚拟花插着交杂着纵横着坷拌着，全都因为自己从拨号再专线再宽带地走下去，没敢中断。

这个网络，这个真实，这个白悲天，这个我，还活着。

还会有性、爱、朋友、师长、敌人等等。虽然他们中间有只穿着“马甲”的，有只剩下真名的，但交织着，就成了艾德莱斯绸华彩的织绵。

之后是飞白、海海，西豹等等等等，都是习惯于叫他们的真名之后，再改回叫他们的网名。居然很快就习惯了。

有一天，有一些同事朋友走到我面前说：我就是网上的谁谁谁，居然也习惯了。

意外，惊喜，都从我的网络生活和真实生活中消失了。

这都是谁跟谁呀。

混着活着想念着，就活过来了。

老的时候，记住的是那些网名还是真名，还重要吗？

记住自己还曾经活过就好了。

活得真实而且充盈着意外，那就是最好的。

六年，我的六年。

厮混得像那么回事了。

居然敢参加网络文学大赛了，居然不觉得曾经的网文大赛获奖者窝窝、王怜花小四什么的离自己很远了。

居然没有“网络自闭症”了。

今天的白悲天，是白悲天，是我。

我贵姓呀。

这个，重要吗？

于是，我开始以每天一本的速度来看那些小人书，即使如此，当1983年父母将整箱小人书全部扔掉时，我仍然没有看完那一箱书。父母扔掉那箱小人书的时候，虽然我心中大痛，但表面上仍然不敢有丝毫的异义，皆因进入高小后，看小人书在大人眼里便成了“不务正业”和“长不大”，即使要看课外读物，也应该选择字多图少的那种，我很小就开始读大部头的“中国古典四大明著”，并为此让父母感到骄傲，也让我有了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的资本，因此，那箱小人书被丢进垃圾堆里时，我也并不觉得非常可惜。但是，当有一日，我发现一个小伙伴从垃圾堆里捡出了我的一本小人书，然后因此凑齐了全套的白描版《三国演义》时，心中悔得想再从他手里偷回来，但是小伙伴早有防范，他把全套的15本小人书装订成厚厚的一册，目标太大，想再偷回来都难了。《三国演义》我并没有看全，既然没法法偷，只好去向小伙伴借。但是，他开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想看这套书，必须帮他买到另一本小人书——《岳家将》第四集，当时很多电台都在播长篇评书《岳家将》，这套小人书热销得不得了，小伙伴不想自己去挤书店，便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我。他给了我两毛五分钱，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书店。但是，书店里挤得密不透风，都是高年级的学生，其中还有不少是上初中的学生，我哪里挤得过他们！当我拼命挤到前面时，却发现口袋中的两毛五分钱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偷走了。

我想尽办法才凑齐了钱还给了小伙伴。书没买上，于是那套《三国演义》至今我还是没有看全。第一次换书失败之后，我知道从小伙伴那里换书看是很难的，于是我开始打街边小人书摊的主意。

那时候街边的小人书摊是不收押金的，但也只能坐在书摊边上看，不许带回家，每本书收费5分钱，书摊上看书不限时间，看完一本之后，再交钱看下一本，看多久都没关系。但是，集数多的我没钱全看，只好挑集数少的。精挑细选之后，我瞅准了一套《西游后记》，只有五集，我卖掉了那卷本来准备做弹弓用的铜丝，刚好凑齐了两毛五分，够把这套书看完了。连着两天下午下课后，我都拼命往书摊跑，怕被别人抢先一步租走这套书。两天的时间，我看完了前四集，没人比我抢先。到了第三天，我却落后别人一步，当我准备去拿第五集时，即发现它在一个高年级同学的手中，他正看得津津有味呢。我向他请求我先看，他却也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除非我帮他租上上下册的《三毛流浪记》，我才可以先看那本书。《三毛流浪记》虽然也算是小人书，但却要厚得多，一毛钱才能看一本，租两本要两毛钱，当时我的手里哪会随时都能找出两毛钱来？只好在他看的时候，躲在他身后偷偷地跟着看，当我看到八戒参加大吃比赛时因为吃得太多撑断了裤腰带时，忍不住大笑。这可不得了了，那个高年级同学把书一合，抓住我的领子说：“不交钱还想白看书！你小子不想活了！”结果在我帮他交了五分钱租金之后，他才饶了我。但是这最后的一集我自始至终都没看全，那个书摊我也不敢再去了。

此后，我不再与任何人换小人书看，随着课业的加重，我也很少再去看小人书了。但这两次交换的失败，反倒使我对小人书的兴趣至今都不减，前几日，妻给孩子买了几本漫画书，我一把抢过来先睹为快，孩子气得大哭，妻大恼：“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快把书还给孩子！”我把书背到身后说：“不给，除非你答应把朱德庸的漫画《醋溜族》全套买给我才还给你。”

第三次交换，在老婆和孩子的“围攻”下，再次破产。我老老实实地把两书好看的“现代小人书”还给了孩子。但愿她长大时不用再与别人换书看。

当我最终了解了全国粮票和本地粮票的区别时，粮票已快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捕捉这点残存的记忆时，只剩下那一口至今仍没法忘掉其味道的糖酥饼。

我记不起那年我是四岁还是五岁，只是知道那年街面上出了一种很好吃的糖酥饼，我们那群小伙伴中有一个的父亲给他买了一个糖酥饼，这个小伙伴并没打算一个人把它偷偷吃掉，而是很“慷慨”地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口，只有那么一口，让我至今想起来舌根还有些颤抖，还可以感觉到清油裹着白糖的甜香味从口中向食管里慢慢滑下去的过程。现在市面上这种糖酥饼已经很容易就可以买到了，而且也没多少人喜欢吃这种很腻的食品，当然，我再去吃它的时候也没了那种感觉。

当时，听说这样一个饼子只需要二两粮票，心中大乐，既然不用钱，而且所需粮票也不多，这个愿望应该并不难达成的。

于是，我去找母亲，想从她那里要二两粮票，母亲很为难，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于是我得到了二两粮票。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那个饼摊子上去买糖酥饼，一路还幻想着跟小伙伴们分饼时的那种喜悦，但是，当那个操着陕西口音的摊主接过粮票时，却把粮票在我面前用力甩了甩：“本地粮票？你拿这个来买我的糖酥饼？拿回去，叫你家大人换二两全国粮票来买！”我的心里很很地抽搐了一下，知道这回买一个糖酥饼的愿望要化为泡影了。

那时候全国粮票很紧缺，父亲回内地探一次亲才能换些全国粮票，如果能省个几斤，那可是宝贝得不得了，如何会让我挥霍到糖酥饼身上？我开始想办法用那二两本地粮票去换全国粮票，但只要是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手里都得不到那样的粮票的，我只好盼着过年，想着“压岁钱”会是二两全国粮票，那可比一张暂新的、粉红色的一元人民币还诱惑人哪！一元人民币只不过可以买20根冰棍儿或是6饼桔子汽水，这些加在一起，也换不回那一口糖酥饼的味道哪。但是，我再一次失望了，那年过年，我得到的是四张贰角的纸币，当然，糖酥饼也没吃上。

再一次吃那种饼子的时候，粮票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虽然那时仍觉糖酥饼很好吃，但再也找不回那惟一一口糖酥饼的感觉。我再也不吃这种饼子，当然，那种感觉也就淡化了，但20多年过去后，当我再看见一张全国粮票的时候，这感觉又复活了。如果真的有人会用五个糖酥饼来换这张全国粮票，我会很干脆地拒绝，因为从粮票上夹带而来的那点关于味道的回忆，无论用多少个真实的糖酥饼都换不回来了。

每次还没上街，她先嘱咐我：“比我差的不能看，比我小得太多的不能看，我看不上的你不能看——这样才算是满足了你常说的那个借口——你是个有道德的人，你只是喜欢发掘美的东西。”经过这“三不看”的审验后，我有了光明正大在街上看美女的机会。不过，我发现，每次当老婆大声惊叹“美女来了”时，对面走过来的不一定就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很可能只是个很平凡的女子。于是，我们难免会为此争论一番，争急了，老婆会说：“就这品味，都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被你追上的。就算想找个情人，也不能因为年龄大了而敷衍了事，应该‘精挑细选’嘛，就像你当初挑我那样认真！”我当然毫不示弱：“就是应为当初太敷衍了事，所以才这么容易结婚了。”当然，说这句话时我已作好了洗一星期碗的准备了。

据说女人们都喜欢给自己树个“假想情敌”，而这“情敌”还都至少和她的条件不相上下，这回，我是领教了。走在大街上，原本那种“偷偷审美”的乐趣也被老婆无情地剥夺了，每次在一起走路，我都必须应付她不断伸向人群的手指，我成了“被动审美者”，而我们争论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有一次，老婆当真急了眼，在我把自己通过近十年时间积累的“审美心得”如数说给她的时候，她用狐疑而愤怒的目光看着我：“是不是已经有目标了？！”我只好放下我口中的千般道理，陪着软：“哪有哪有，我是那样的人吗？”

一日，我又与老婆上街，在一家画廊的橱窗里，我们看见了一幅油画，那个模特是个肥硕得占满了整个画布的西方妇女，由于头一回看见如此新奇的油画，忍不住多观望了几眼，结果被老婆逮个正着：“原来你喜欢的‘丰满型’是这个样子，甭管花多少钱，我总有一天要把你这个‘情人’买回家，挂在卧室里，让你每天24小时都能看见她，这样你就可是不上街去寻寻觅觅了。”我闻言大惊，此后走在街上变得规规矩矩，每当我抬眼看远方，老婆便在一边提醒：“这里离那个画廊有多远哪？”我便老老实实地说：“还没你的一半好，居然敢和你选择同一个时间上街，自不量力！”我们便相安无事了。现在，我老婆还没攒够买那幅油画的钱，我还是老实点好。毕竟，我还有电视，一样可以大饱眼福。“情人审美”的“公案”此时方得告一段落。

而我这个生孩子之前还连袜子都洗不干净的人更是要面临一个“从头学起”的尴尬境地。孩子出生的第一周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老婆还不能下床的这段时间里，我居然能用仅两天的时间学会了给孩子洗奶瓶、换尿布、喂奶、穿衣服，我居然还发现，人可以和马那样站着睡觉，当我靠着墙睡了10分钟后，我知道，一场贯穿终身的“拉锯战”开始了。

其后的一个月，据老婆讲，我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学会了用洗衣机并彻底纠正了不正确的抱孩子的姿势，孩子满月后的几天，居然能在我怀里睡着了，这可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这证明，我可以更多地抱孩子。当然，由于工作很忙，每天我抱孩子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30分钟，但这已令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孩子两个月大，在我的努力下，第一次对我笑了（虽然她很早就会笑，但这之前我一抱她，她就变得愁眉苦脸。）。当然，这是因为我从老婆那里学会了第一首儿歌——《小红帽》，当我边唱边装作大灰狼的时候，小家伙才给了我一个不露齿的笑容（本来她就没牙，但她笑得很“淑女”的样子，可爱至极。）其后的一个月，我能对十余首儿歌倒背如流了，因为我太想经常看见孩子的笑容，老婆说孩子是在取笑我声若蛙鸣的嗓音，管她的，只要孩子开心就好。

到了第三个月末，我补习了小时候没学会的一课——吹口哨，因为要学着给孩子把尿就必须让口型正确，吹出的哨音如果漏风，小家伙便不买你的账，让她哭闹起来我还得再去学新儿歌，于是现在我都能用口哨吹歌曲了。

第四个月，孩子变得调皮起来，手脚一刻也不闲着，一不注意，她就会抓起一些小东西往嘴里塞，得让人操更多的心。每天我下班回家，老婆总是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在锤腰，由于劳累，她的脸色也难看起来，脾气越来越大，总是说：“你不抱孩子，干嘛要生她！”当然，此时我不能跟她争辨“是你一定要生的”，原来生气的还只是老婆一个人，现在变成了两个，因为我们说话声音一高，孩子便大哭不止。于是在这个月里，我又补了“恋爱课”，把我们热恋时都说不出口的甜言蜜语都学会了，我居然发现，原来学习中国语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生个孩子。

第五个月，孩子学会了坐，但坐不稳，一不小心，她就会倒下去，头撞在床上，为了鼓励她坐更长的时间，在老婆长达一周的突击指导下，我学会了做手指游戏，经常跟孩子“拉大锯，扯大锯”，仅10天的时间她就可以坐稳了，比其它同样大的孩子早了近一个月，我的那种成就感比起自己领奖金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孩子五个半月大时，学会了第一个词——爸爸，宣告了我的“首期学业”顺利毕业，正当我准备庆祝之时，却听见了老婆一句醋意很浓的话：“小狼崽子，一天中的23个小时都是我在带你，你居然先叫爸爸！”我心中一顿，感紧收回了得意的笑，很真诚地抱起孩子：“叫——妈妈。”等孩子学会，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为此，老婆居然不承认我的“首期毕业”，唉！

谁知，过了不几天，便发现不存私房钱是妻的一个“大绝招”，因为每当她想买一件贵而无用的物品时，如果我不同意，她便声色俱厉地说：“我不存私房钱，你可找到欺负我的机会了，真后悔嫁错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只好乖乖就范，答应了她。几次之后，发现老婆这个策略屡试不爽，在家中我的地位急转直下，与结婚时不可同日而语。我怎能“顺其自然”？于是我开始想对策。

此后，终于我有了一个绝佳的对策：如果老婆要买一件我认为贵而无用的东西，我便把她领向另一个柜台，那个柜台里有同类的货品，价格却更贵，有时贵得没道理。我指着那货品很“真诚”地说：“用就用最好的，这东西才配得上你的身份！”老婆在感动得眼泪在眼窝里打转的同时，迅速拉住我的袖子：“走走走，别发神经，买了它后半个月咱又得到爸妈家去蹭吃蹭喝，你好意思？”最后，这东西终于没能买成，我们的夫妻感情却一日比一日好了，为了报答我的“体贴”，她还时不时对我的一些坏毛病视而不见。不过在用了几次后，老婆却也改变了策略。

一日，在老婆报怨了74遍自己没有内衣穿之后，我被老婆揪着领子去了超市，于是我便故伎重施，把她拉到一“红外线保暖内衣”的货架前说：“这个适合你。”老婆在柜台前站了许久，狠狠地咬了咬牙：“好，就买它，反正结婚后我也没买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心中暗叫“苦呀”却也没办法，只好颤抖着从衣袋中掏出三张大票子付了账。其后，老婆在经济实力允许的前提下，经常对我的意见“顺水推舟”，我再一次紧急改变策略。

于是，我便干脆将工资存折丢给她，让她去管账，反正也不必担心她会从中挤出私房钱来。我说：“从此你管账，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知道，如果钱在她手里，她反倒不舍得用了。其后，虽然我的零用钱少了许多，但再没发生被老婆揪着领子逛超市的事情了，我也没发现她再给自己再添什么贵东西。月末，她拿出存折让我看，我看了一眼便大怒：“你除了糟蹋钱，还会干什么！我一个月的工资你居然一分也没剩全花光了，说，你都干什么了！”谁知妻更加大怒，将存折用力丢进我怀里：“从此我不管钱，再别来找我的麻烦！不过，从今往后，米面油肉蛋奶瓜果菜我一概不管，全由你包干！”我接过存折，开始天天学着逛菜场，结果半个月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两个星期发工资，只剩下不足100元。无奈之下，我只好再把存折递还给老婆：“咱俩谁跟谁，不相信你我还能相信谁？”虽然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老婆收了存折并开始去菜场，但这一回合我无疑又输了。

自此，我和老婆之间的“心理大战”再一次升级，刚好，这时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俩便都有了一个“共识”：老婆因贪嘴，买了一公斤核桃，拿回来又怕我埋怨，就说：“买给宝宝的，她的头发不够黑。”至于没长牙的宝宝怎么吃它，则另当别论了，反正大不了走“曲线救国”的路——让老婆吃了，然后再变成奶喂孩子。而我，在买了一大套朱德庸的漫画集之后，说：“长线投资嘛，虽然宝宝现在看不懂，但他将来总看得懂。”由于大家心照不宣，便都没点破对方。这一回，我们可终于打了个平手，对我来说，这便如两年前的中国男足——平局就是胜利，当我正准备找个机会庆祝一番的时候，老婆却再一次把存折拿给我看，我们对视了大约三秒钟，一至通过这个月去爸妈家蹭饭。

其后，我们达成协议，每月发工资之后，把一部分钱先存成死期存款，然后再对剩下的一部分精打细算。几个月下来，我们居然也有了几百元的存款，我和老婆的“心理大战”也暂时告一段落。只不过，不用几个月，下一轮大战仍会发生，不为钱，别的原因有的是，这我们俩都心知肚明。这一回，我们都有了心理准备，争取下一轮大战即能获胜又不伤和气。

         帕夏尔古丽的丈夫出去和朋友们喝酒聚会，儿子在看着电视。自从家里有了电视之后，儿子几乎把它看成了自己的“私人物品”，他们夫妇就只能让着儿子了。

        儿子的汉语水平很好，说着很标准的普通话，现在家中要买生活用品，都由儿子出马，因为他能很准确地说出那件物品的汉语名字。帕夏尔古丽说这都是从电视上学的。在家里没有电视之前，儿子的汉语水平没有这么好。

         家里只是多了一盏40W的灯，和一个黑白电视，帕夏尔古丽已经觉得自己是住进了皇宫里。从前家里的那盏油灯，还有丈夫用了很多年的那个马灯，现在已经成为儿子的玩具了。9岁的儿子对这些闪动着的明火的记忆，已经慢慢淡化。他以为这些灯就是些外形很古怪的铁壳子。

        帕夏尔古丽今年31岁，她一直在为减肥的事烦心。因为从前的那些美丽的裙子，在生完孩子之后都穿不上了。她一直都记得在她17岁那年，去参加一场演出，她穿着粉色的纱裙和一件黑色绣花的马甲，那件马甲上的针绣，是她亲手绣出来的，可惜，三年后，她出嫁了，之后再也没穿过这件马甲。她一都记得那一天，当她在冬不拉的弦乐节奏里跳舞，她的裙摆在她快速地旋转之下，幻化成一朵粉色的牵牛花，当她停下来，柔软地伸出一只手，年轻的、长着几颗粉刺的脸绽开笑容之时，一个小伙子忘情地向前走了几步。他突然发现，这是在演出，并不是在搞聚会，尴尬地退了回去。这个小伙子，就是古丽现在的丈夫。

        帕夏尔古丽执意要我们叫她“古丽”，她说，从这个名字里，听不出她的年龄。她可以做一辈子古丽（花朵）。

        青涩的初恋维持了短暂的五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在自己还没有适应那张带着帐子的新娘嫁床之时，她已经开始被繁重的工作拉进了主妇的队伍里。婚后仅仅两个月，她怀孕了。到孩子两岁时，哺乳和家务只留给她下垂的乳房和粗壮的腰肢。

        每天，她要带孩子，打盐，做饭，之后是做奶皮子、烧茶、打馕、硝羊皮……属于她的记忆只剩下那件沾满了灰、封存在箱底的黑色马甲，她没时间再去织毯、擀毡和针线，属于姑娘的那些色彩，被羊身上沾着羊粪的灰白色替代。在小油灯下，她无法再去做美丽的织绣，因为那盏油灯的光线，无法让她分辨各种色彩。

        每年，她跟着丈夫不断地转场，她看见她刚熟悉的羊被一批批地卖出去。她出嫁时带来的牧羊狗终于老得迈不动脚步，它的工作只能被它的子孙所替代。这只老狗已经无法再参加下一次转场了，它宁静地在毡房外享受自己最后的时光。古丽轻抚着老狗的头，她在想：我会像这狗一样，在不断地转场的过程中老迈吗？转场像转磨，回忆被一点点磨成粉末，从磨的缝隙里溜走。

        她总觉得，一天太短了，太短了，短到太阳刚带来微温的时候，就已经只能投送如牛乳般清冷的月光了。当她放下手中捣盐的杵，轻捶着酸痛的腰部，看着丈夫提着马灯数完羊，关好羊栏，这一天，就让她不甘心地结束了。

        丈夫几次提醒她，转场的时候，应该把那件粉色的裙子和那件黑马甲丢掉，转场过程中，多带一件东西，都会费很多的力气。但是她不答应，她说这些如丈夫的马鞭子一样重要。丈夫看着她下垂的乳房和粗壮的腰肢，叹了口气。

         当她带着这些衣服转了七年的场之后，政府的人带来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给他们的毡房上安了一块板子和一只像铁锅一样的带支架的盘子。小伙子教会了丈夫怎么去用这两样东西，之后，每次转场，又多了很多物品，包括电视、大卷的电线和一盒子灯泡。虽然这些东西要比那套衣服重得多，但这一回，丈夫却没有抱怨。当那盏40W的灯泡第一次在毡房中亮起来，当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第一次出现了人影子，古丽兴奋的尖叫声吓醒了熟睡在羊栏里的羊群，吓坏了在毡房外打着盹的老狗。

        她很“无礼”地要求放羊归来的、劳累的丈夫拿出那个冬不拉，她要听丈夫只有在聚会时才会响起的歌声。羞涩的丈夫不愿意唱，但架不住古丽的软磨硬沟，响亮的歌声在冬不拉欢快的节奏中响起，古丽一下子踢掉鞋子，跳到了地炕上，跳舞、旋转，甚至没有听到儿子的哭声。她说，她想跳舞，她想把比太阳还亮的灯光编进舞蹈里。可惜，她的步伐不再轻盈美丽，她再也穿不上那条粉色的纱裙和那件黑色的马甲。

        丈夫不会为这种舞蹈再冲过来，在他脸上只有宽容的笑。

        古丽知道，她的一天，终于可以想要多长就有多长了。只要她喜欢，她可以忘记黑夜，她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阳光的温暖了。

         古丽给我们看的是一件很新的黑色马甲，上面的织绣还没有完成。马甲的尺寸，仍然是她穿不上的。她说，她要让自己的腰变细，她要把这件新马甲穿到身上。等到能穿上这件马甲的那一天，她要跳一整夜的舞。

         古丽变“懒”了，她不再拼命去赶工作，因为她的一天变长了，她可以在灯下做奶皮子、烧茶，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毯和织绣，丈夫会坐在她身边往自己心爱的马鞭上裹上亮亮的铜皮，在灯光下，马鞭反射的光就像天堂里带着温暖的散碎微尘，四处飘落。

        我们带给古丽的礼物是一面小巧粗致的梳妆镜，古丽在灯下照着，她拢了拢头发，突然说：我要跳舞。

        她解下头上的粉色头巾，围在腰间，踢掉鞋子，开始在地炕上旋转，头巾居然也变成了一朵小小的牵牛花。古丽说，当这朵牵牛花变大的时候，她就会变回那个年轻的古丽。

        她说，这一天不远了。

于是我怕去看医生，这样的人总把我推向一个可怕的性别泥淖。但我逃不开，逃不开本该逃开的。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向往永远的健康。

医生用一根极细的针扎我的手指问：痛不痛？
我平时最怕的那皮肤上尖锐的刺痛没有出现，只是轻微地感受到一点点尖锐，我说：不痛。

护士用一根皮筋绑住我的上臂，另一根针刺进我的静脉，我看见我的血在针后部的针管里流出来，暗红色的血液和一丝让人敏感的血腥，令我知道自己还有嗅觉和视觉。但我并没有晕。

医生用力扭我左前臂的一小片皮肤，皮下脂肪里的神经懒惰地回应了一下，我说：有点痛。
医生皱着眉头，看着我。

我装作很坦然，装作很不在乎，装作很得意，但我知道，我病了，和我体外的季节一样病了。体外枯黄的季节是病，是惟美的病，之后是纯净的死亡。而我，因为神经的迟钝，却有了一个男子汉的标签，我可以给那个娇小的护士说：男子汉不怕痛。

惟美的谎言总在被揭穿时令人感到格外地痛。

医生拿着我的X光照片，看着我的脸：你病了，并不是你的耐痛能力提高了。你的颈部第七椎增生压迫到了你的左半边神经，你的颈韧带出现多处钙化。你的左半面，会在你不加注意的情况下，一点点麻木。最初只是痛感减低，之后，是触觉消减，再之后，当你想驾驭这一半的时候，会觉得困难。那时候，或许你才会听我的话。

我知道，我的一半在背叛我，当医生第一次告诉我所有的禁忌时，我就知道，这一半已经开始背叛我。而每天都会有一部分本属于自己调度的细胞，成为我灰败的一小半，之后是一半，再之后是一大半。

这半个背叛，在慢慢地延伸，慢慢地增加自己的版图，但我却没有收复失地的任何欲望。收复失地，意味着温吞水式的苟活，我不知道，纯粹地让背叛延续，还是想办法去悄然终结。

第一天，或者是第一次，上帝说，要有光；医生说：光线会让你迟钝。
那一天，我醒来，我的左眼对光的敏感弱了不少，我闭住右眼，可以直视清晨羸弱的阳光而不感到灼痛，我知道，背叛或者说对另外一个自己世界的创造，开始了。

第二天，或者第二次，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医生说：你的左半身的皮肤会感受不到微弱的气流。
那一天，三级风，右半边脸与风耳鬓厮摩，左半边的空气，是静止的，幻觉里，甚至左半身的衣襟也不再随着风摇摆。

第三天，或者第三次，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医生说：你左半边的呼吸将会有更长时间的拥塞。
那一天，我学会了一个医学常识：两个鼻孔是轮流呼吸的，每九分钟轮岗一次，每当左边的鼻孔轮值之时，总要滞后几秒，呼吸便比别人多了一次停顿。我计算了一下，每天，我要比别人少呼吸30分钟。我想，我或许开始节约自己呼吸的次数了。我知道，呼吸次数少的乌龟和蛇，会有更长的生命。但是，左半面的血流所携带的氧气却也少了，我的左手小指指尖开始微微麻木，可怕的是，我对花香、饭香和草香的感觉钝化了。但我的右手，我的右眼，我的右边的鼻孔，分明还证明着它们的存在，它们分明还鲜亮着，诸色杂陈地拥挤着，它们的香味分明还诱人着。

第四天，或者第四次，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医生说：无论昼夜，你都会跌入嗜睡和半晕厥的状态，你无法专心去做一件事。
那一天，同样是在熬夜码字，但伏案睡着。这是第一回。之后，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怀疑自己年龄渐长而精力渐降，但当白天同样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屈从于困意时、当第一次扶着公车的扶手站着睡着而坐过站时，突然发现，这一日，来临了。

第五天，或者第五次，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医生说：你左半边身体会缺失水分，你的手指会显得干瘪，你的左半面皮肤会因水分的减少而变得脆弱。
那一天，想起“海飞丝”广告——用海飞丝的一边没有头皮屑，而没有用海飞丝的一面有头皮屑。我的整个脑袋包括头皮和皮下的毛囊，都没享受过海飞丝的滋润，但是，左边的一面有了头皮屑，而右边却没有。我的左脚底，同样开始大量脱屑，随之而来的，是左脚外侧的轻微麻木。一个蚊子的叮咬，会让我的左半边身体风声鹤唳，因为如果叮在右边，痒几天就好了，但叮在左边，却会起一大片皮疹。

第六天，或者第六次，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医生说：你的左半面会对活体的生物过敏，你不能接近猫狗鸡鸭，这样会让你的体表变得更为敏感。
那一天，我抚摸了邻家的小狗，我是那么的喜欢小狗，一直都想养一个。但是，我的左前臂却因此而开始发生轻微的红肿，用我依旧敏感的右手摸上去，居然发烫，但是，我感觉不到刺痒。大剂量的抗过敏药，让我的嗜睡更为严重了。

第七天，上帝休息了。医生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公园，我碰上了他，他说：你喜欢走户外，你喜欢运动，这是你的幸运，否则，你的另一半会更早地背叛。

上帝在《圣经》的起始处创造着世界。
撒旦在医生的嘴里创造着背叛。
我该臣服于谁？

我爱世界，我爱这个神用七天创造出来的世界；我恨背叛，虽然它来得毫无商量和寰转的空间。
但是，我怎样让这个背叛的脚步减缓呢？怎样让这个世界依旧是我爱的那个样子呢？

我还要活我的第八日、第九日，在背叛没有完全接管我的每一日，都属于我的。
我学着医生，用酒精擦拭家中的缝衣针，然后刺向我左手的无名指。痛，但并没有痛到不能忍受。几滴血从这个细小的孔洞里流出来，七分钟后，伤口凝结。这与右手的速度相等。背叛，还有迹可循，我还有机会！
我脱掉了左脚的鞋袜，而右脚仍然被这些布和胶皮包裹着。我去走路，我的左脚踩在干枯的落叶上，“扑素”声不停地传过来，但我的左脚似乎没有踏到实地。我坐下来，看着落叶锋利的叶缘在我的脚底划出的细小的伤口，上面附着尘土和暗垢，我用55℃的水去洗和浸泡，我的右手被烫得伸不进盆子，但我的左脚却安然地放置在盆底，我看到我的脚上的皮肤一点点变成粉色，再是红色，再是暗红色，最后是白色，水变凉时，我的脚就定格在这种颜色上。我想，我还正常着，背叛或许还只是一小半，或者只有四分之一，虽然它剥夺了我的痛感。

我学着医生的样子，用力撕扭左大腿的皮肤，看到它变成青紫色，那个印记在几天后消散，其间，没有痛感。

我习惯于左手接听电话，因为这样可以让右手去做别的事，但左耳的听力已经明显不如右耳，我不得不改作右手接听电话，于是每次记录对方电话号码时，我都会手忙脚乱，之后，我学会了用冷漠的口气说：用短信把你的号码发过来！

冷漠？我突然发现，我的心脏也在左面，它会不会第一个背叛我？否则，我为什么会越来越冷漠？

我懒于施舍，我懒于问候，我懒于关怀，我懒于再去问别人的事事非非，我总有跳出所有朋友圈子的欲望，但我心底悬着一线的不忍。这是不是一个底线，这条线会在什么时候崩溃？
一日，朋友说他发烧，银行卡消磁，取不出钱，需要我帮助，我几乎不加思索地拒绝了。那一夜，我用眉笔细细地描着我的左眉，用睫毛刷努力打理着自己左眼外零乱发黄的睫毛，之后，在左手的小指上涂了红色的指甲油。半个背叛，不是我的，让它变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阴柔刻薄的人。我对着镜子狂笑，无论如何，无论是半个还是全部，只要背叛了一个细胞，我就不是我了，镜子里分明没有半点是我，即使是那没有任何修饰的右半边，同样令人恶心地妩媚着。我洗干净了所有的妆，我用洗碗的钢丝球拼命去擦那个涂红的指甲，我看见血从左手小指的甲沟中渗出来。不很痛，或者还有一些轻微的痛，但却有着浓重千倍的快感。

梦里我听见医生鼻孔里的那一股无声的冷笑，他说：你作的所有努力，都会加快背叛的速度。我感觉到我的血液全都流到了右半边，它们背叛了；之后，是胃液、胆汁、唾液、精液和所有的体液；我的右心室和左心室、右心房和左心房拼命挣扎着离异，我几乎被撕裂。

我的梦境定格在一个怪异的景象上：我的右半边不断地膨胀，丰满圆润，生命变成了一种油脂渗出表皮，与停留在那里的汗垢纠结在一起，使那里变成一种肮脏但生机勃勃的暗红色，而我的左半边，却成为了一具干尸。这个造型足以吓醒我，或者让我喘着粗气被梦魇住。背叛开始后，我第一回在夜半全无睡意，我醒着，长时间地醒着，汗液以及油脂在我的身上所有还存在感觉的地方纠结着。我似乎不再嗜睡了。

我想起床坐在电脑前打字，我左手的指尖却对键盘上的每一个键位都不再敏感。
这是最要命的事，如果离开键盘，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里。我用缝衣针扎左手的每一个指尖，每个指头的神经都醒了，开始强烈地痛，但我用于逻辑思维的左脑却麻木着，我用恢复了知觉的左手去扯左边头顶的头发，我看见无数根自己的头发从左手的指缝里滑向地面，但头皮上却没有丝毫的痛感，我几乎是绝望地用梳子去刮自己的左边头顶，据说这是一种用于生发和醒脑的保键运动，我看见梳齿上已经沾了血迹。背叛开始后，左边头顶的头发一直懒于生长，每次去剃头，理发师都会说左边的头发比右边的“薄”，他的吃惊并没有让这边已经很稀疏的头发加快生长的速度。我想，当我看见梳齿上的血迹时，这个生长速度会更慢了。

头皮上的东西，不去理它。
给我带来真正的恐惧的是头皮下的东西正在缓慢地罢工。我想，我真的无法再坐视这种背叛延续。

我拿起医生手抄的那个“八诫”，我想，至少，这会让背叛缓解。

我从医生那里拿回了一大堆苦涩腥臭的中药，我谨遵医咐，将其中的一副倒进药罐，然后放进三碗凉水，我要等到这药最终煎成一碗时，喝下去。

在家人的惊呼声中，我从药罐中抽回长时间浸泡在里面的左手食指，我突然发现，中药还没喝进嘴里，我已经能感觉到剧烈地灼痛了，这根手指的皮肤已经被严重灼伤。我将这根手指放进醋里，去缓解灼伤，心里却想着这好像是在拌一盘凉菜，主料就是我的手指，像牛肉一样，在开水中煮熟，然后再用醋、盐和蒜去调味。我压制着把手指伸向盐罐的欲望，我想，我太渴求将这半个背叛吞噬了。

我喝着中药，在电脑前坐一个小时后，努力用颈部画着“米”字，我不敢再连续长时间熬夜，我心里挣扎着，将自己戒酒的日程提上前台。这些，医生连同那些苦涩腥臭的中药一同丢给了我。前面叫“医药”，后面叫“医嘱”。

无论如何，背叛只能是个缓解。当我努力让自己用颈部画“米”字直到头晕；当我努力在只写了一半的文字上划一个句号，压制住自己的冲动，第二天继续去完成；当我必须吃自己极讨厌吃的食品并喝着那种带着噩梦气味的中药；当我准备戒酒；我还是我吗？我还是那个纯粹的我吗？我仍然有一半在背叛，只不过，这种背叛，更加地“缓释”，就像食品，原本是用胃液来进行消化，却改为用肠道去消化。

我应该屈从于哪种“半个背叛”呢？

我听见，我的身体和我的意识都在向我发出最强烈的诅咒。我投向任何一方，我都必须承担另一方，我必须发起总攻。

我该从哪一种背叛开始呢？
当我戒酒那一天，或许这个答案也便明了了。

一个人的旅馆——与一群音乐人的一次聚会

只有我，没错，只有我。我是我，是我未知的我。
这不是绕舌，不是RAP，不是HIP-HOP，不是周杰伦。
只是一个人在一个酒吧里时必须去看去证明去了解的事。

这是个酒吧，不是个旅馆，绝对不是，但这是我一个人的旅馆。我对音乐断章取义式地喜欢和非理性非感性的理解，使得一个人今天为我们唱了一首歌——加洲旅馆，之后，这里成为我一个人的旅馆。

不得不再去提一个叫王春峰的人。在多数音乐人拒绝成为“点唱机”的时候，他说：你喜欢，你点，我来唱。我说——加洲旅馆。之后，牛仔风格的音乐加上吟唱式的低沉嗓音以及两把吉它粘合在一起的旋律交杂在耳朵以外的虚空里，我靠向沙发背后，我的两只耳朵无法同步，我不知道，哪只耳朵是在骗我，而哪一只在忠诚地传达着本该真实的声音。传达真实的耳朵还原着并且印证着原唱，告诉自己，这与自己喜欢的那个原唱的风格差异显而易见，骗我的那只耳朵却说：有原唱吗？你在听CD吗？这是王春峰和牛旭阳的“吉它二人世界”，与原唱又有什么关系呢？

KTV里追求与原唱“丝丝入扣”的得意被颠覆在两把吉它和一个男声组合成的气场里，环转如意。

我用我的两只耳朵和一片混沌的思维，开始构筑一个荒漠中的旅馆，服务生是长着长长的黑发的印第安小伙子，口中嚼着田纳西烟草，脚上穿着带有刺钉的长靴，宽沿帽下面遮盖着一双羞涩却潜藏着无比野性的眼睛。服务女郎的牛仔超短裙紧紧包裹着丰满修长的腿，金发悬挂在露肩的短衫上面，每一转头，颈部喷的香水便挥发出一点点媚态横陈的挑逗，两把吉它交错而融合的声音，像她高跟鞋踏在旅馆走廊老式的木地板时发出的清脆敲击。我轻微地再一次靠近沙发的靠背，紧紧地贴在靠背上，与其溶为一体。于是我倒进了旅馆硬质的床上，我开了啤酒，看着瓶口冒出的丰富泡沫，之后闭上眼睛用思维安排第二天的行程：走进一个加州的葡萄园，看园里的小伙子光着脚踩紫色的葡萄，深紫色的葡萄汁便流出来，葡萄园的主人会接满一杯这样的葡萄汁送到我面前，而我会想：我能看着小伙子那双染成紫色的双脚而将这杯同色的汁液一饮而尽吗？

我正在意念里勾兑着这杯葡萄汁的口感，音乐和歌声停了，王春峰和牛旭阳走下来，拿起桌上的啤酒，喝下去，之后，介绍这个“迪克酒吧”的老板韩斌，再介绍老板和他们的铁哥们儿文奇，之后，啤酒丰富的泡沫和他们的名字便同时鲜活起来。
旅馆里，真的有啤酒，或许天明时，我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个种着紫葡萄的大庄园？
加州旅馆里，或许也有一个这样的酒吧？
里面的牛仔们每一个都会唱歌，每一个都会用一种羞涩而野性的眼神来神视对桌上拿着啤酒杯的人？或许他们会在某个时刻为一个喷火女郎而走出酒吧拔枪决斗？
这是我一个人的旅馆，只有我片刻也没停止过的思维陪着我。

但“牛仔”们真的都会唱，会演奏，会用眼睛去交流，当然，他们更喜欢音乐，而不是带着骑士的费厄泼赖般的械斗。

在加州旅馆唱响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所有的音乐，所有的声色味情都必须活在我的幻觉里，这是我一个人的旅馆，除了幻觉，没有任何不该有的东西。

韩斌走到台上，拿起吉它，两首老歌轻柔地潜伏进吉它里，《外面的世界》和《离家的路》，开始了我加州的行程。我听见我的老式流线型福特车排烟管里爆出一个响亮的尾烟，之后我离开了只有在发黄的旧照片上才能找到残存记忆的家园，我和我的思维以及我的视觉听觉以及性冲动全都被装进宽宽的车室里，但车里，却没有我想带走的那个女人。我一个人，和我不认识的我自己私奔了。我分裂成我和我自己，之后，我说：要冷静，我自己说：要放纵。

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桌上溢出泡沫的啤酒，它说：喝干我，然后变成一个丰富和疯狂的离人。于是我喝干了，说：我要唱歌。

我要抛弃我的那辆破旧的福特，因为后座上还沾着一个不愿意跟我走的女人的香水味，我去坐火车，我喜欢老式蒸气机车顶上冒出的狰狞的浓烟，它飘进车厢里，刺激着我面部和身体上所有的孔洞，我流泪，我可以说这不是伤心，我只不过因为烟呛坏了眼睛，就算我的哭声，就会淹没在火车起步时的鸣叫声里。

我说，我要唱歌，我选了一首歌老歌——《火车快开》。

又是齐秦。在我选歌之前，第一次发现，有一桌子的人，包括此前永远无法在我自己粗陋青涩的音乐积累里找到哪怕是一个虚点交叉的满也，都是齐秦迷，都是罗大佑迷。满也说：我们在年龄上没有交错，甚至喜好上，几乎没有交错，但我们经过了同样的一个年代，一个在流行乐还粗糙着，却被妖精式的齐秦和音乐黑帮的老大式的罗大佑硬拖进一个音乐语境的年代。
小伙子周池应声而至。他要唱齐秦的《朋友》，我在台上听，第一次在台上听别人唱，第一次坐在演唱椅上听人演唱，耳朵的背叛达到了极点。我的右耳被牛旭阳的电声吉它发出的灵动而带着诡异的声音撕扭着，我的耳鼓没有勇气振动，怕每一次振动，都会带走前一个间谱的记忆；而我的左耳，却被周池纯净的嗓音和木吉它的勾弦拥塞着，我不知道，我该向哪一种声音缴械，我无法判断，哪种声音是我必须去留住的。我努力将两只不同步的耳朵拼合在一起，我想听见三种声音纠结的过程，而过程里，只有我，只有我自己，我思考的奢望被我过于薄的耳鼓所否决，于是我是疯狂的离人。

我说，我要唱歌。
我说，我要唱《火车快开》。
火车启动那一刻，所有关于离人的丰富和疯狂，便开始了。
我带着一个女人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信里没有任何一个字说要跟我走，我的最后一点伤感在蒸气机车顶上的浓烟里变成一粒可以忽略不计的飞灰，我想飞进一双不会流泪的眼睛，让这双眼睛的泪腺开始分泌一滴晶莹的泪，或是“枕畔的一面湖水”。
这里没有齐秦，只有我，只有我自己。我坐上火车，跟我自己私奔。我想住进那个只有我一个人和我自己的旅馆。

我说，我要唱歌。我没有宿醉，我没有意识的混沌，我在唱，周池的和音，牛旭阳的吉它声从两边传过来，我的耳朵此时同步了，因为我的声音把这两种声音牵在一起，我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我不知道我思维里的火车会不会发出开车时那一声曼妙的长鸣，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我身的周池和牛旭阳所发出的声音，却成为了一种意识符号，这些符号如同错落的飞镖，钉进我的自信里，我放大声音，我唱，我和声，我说：我与我自己私奔的火车就要开了。

韩斌说：你喜欢唱，你喜欢开口，这个演出台就是你的。
王春峰说：当你闭着眼睛听着栏奏声的时候，你不是在唱歌，而是声音从你嘴里，你的喉咙里，你的胸腔里，你的灵魂里流出来。
文奇说：你第一次走上台之后，从声音里散发的紧张和不安，就是你第二次上台时的另一个无声的伴奏，你上去的次数越多，这个伴奏便会越美妙，直到你和你自己重合。

只有我，没有我自己？我还能和谁私奔呢？
在台上，我和我的耳朵私奔；在周池、王春峰、牛旭阳和韩斌表演时，我与他们的琴声以及歌声私奔。这个旅馆里，只有我，人，音乐，琴，麦克风，音箱，调音台，只是符号，每一个符号都为我和我自己注入我不熟悉的我自己。

我是个丰富和疯狂的离人，我的耳朵里只有加州某个小站发车时的铃声。声音，聊天时每个人的话语，啤酒下咽时喉结的运送声，男人吸烟时嘴唇与烟每一次吻别的丝丝声，服务生倒茶时茶叶与水碰撞时的潺潺声，我腹腔里消化啤酒并流进血液带向全身的嚓嚓声，我毛细血管里挤出一个滚圆的红细胞掉落进另外一段静脉时的丁咚声……向着我的耳朵施压，向着我的耳鼓施压，我的声音变得丰富和疯狂。我说，我还想唱歌……

只要我想，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劝阻，没有人试图闭塞视听，周围传达过来的宽容，让我自己从我或者我的躯壳里骄傲地剥离，甚至破不及待地剪断连接我和我自己的那条细而丑陋的脐带。

王春峰说：音乐，就是玩。你喜欢怎么玩，就像你喜欢吃哪种口味的爆米花，你决定了把手伸向那种口味的时候，你也有权利选择怎么去玩音乐。

我说，我玩，我粗陋的音乐积蓄是一枚未炸开的爆米花，坚硬而执拗，但我是我，我玩，我住进了一个人的旅馆，我有所有层面上玩的权利。
当然，我会因此而记住给我这个权利的人。

天边的第一丝微光给了我最后呆在一个人的旅馆里的绝望，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住进这一个人的旅馆。
我的老福特车以及后座上女人的香水味在哪里？
我的火车顶上狰狞的浓烟在哪里？
我的声音和大家的声音在哪里？
我自己在哪里？
我在哪里？

当我回到我枯燥的朝九晚五、柴米油盐和蝇营狗苟里，我是我，不是我自己。虽然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走出过那一个人的旅馆。
还有下次吗？还会有下次吗？

《乱世佳人》已经在半个世界的时间里被人丢进了记忆深处，但至今，心中还是想着女主人公郝丝嘉，有妻如此，人生一大乐。




人格上的独立，性情上的乐观、行为上的随意以及特有的“内在淑女”气质，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特殊的类似于“恋母情结”式的偏好，在他看见郝丝嘉的第一眼之后，眼里还会有其它的女子吗？
半个世纪前在书里出现的美女，用现如今的审美态势来看，魅力有增无减。或许郝丝嘉的这种美是男性永恒的“审美主旋律”。
一个你心仪的美女，如果人格上不独立，一如常言所道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女性思维，那么对现如今扛着越来越重社会压力的男性而言，是件极其可怕的事。这自是毋须赘述。
性情上的乐观当然是每个男性都愿意见到的。郝丝嘉的乐观与日本式的女子跪着迎接男人时那一脸谦恭的微笑截然不同，她不会给男性任何自我膨胀的机会。她只是用无所谓的笑容告诉你：我是快乐的，但并不因为你。这很重要，日本太太如果老公没有给她买她中意的一件衣服，既然她跪式迎接时那一脸程式化的微笑依然灿烂，但总会带着不满和寝食难安。但如果换成郝丝嘉，她会想：你的一件新衣服值得我为你而快乐吗？我乐我的，与你何干。这样，男性在享受到来自于另一半的快乐的同时，却省去了所有为赢得这些快乐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何等惬意哪。
行为上的随意，当然也不是指感情上的随意，而是像郝丝嘉的那种“今天的困扰见到了明天的太阳便不再是困扰”的态度。当一个女性不在你面前抱怨任何问题，而是一觉醒来便宛如得了健忘症般抛弃了那些困扰，你还会白天在单位饱受老板的压榨郁结于胸之后继续担忧如何面对推开家门那一刹那听见的那一声“烦死了”的发泄吗？这种随意，几乎是惟美的，它让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完全绽放，却阉割了生活中最不值得去担忧却最放不下的一面，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一个最不愿意受到牵绊、追求心灵释放的自由女人，却是最好的主家女人，这是个残酷的结果，这可能也是创造这位美女的作者想要表述的最不合逻辑、却最合情理的一面。虽然寻找此类女子并不比养个大熊猫当宠物的难度更小，但在欲望中沉陷更深的男性，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追寻这样一位“可人儿”的。放弃她，男人们舍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