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谁？”“我是康晓丽”

“一个执着着的女孩，一个勤奋着的女孩，一个踏实着的女孩，一个善良着的女孩，一个智慧着的女孩，一个慢慢成熟着的女孩。要做自己！！！”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

　 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离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运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

　 “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2003年，D公司经历了一次大地震，年初由于公司高层人物斗争，导致了不可控制的结果，具体的细节我们无法得知，但是大约可以猜出，最终结果是一号和二号同时出局，这是斗争的最差局面――双输。公司的运营也出现很大困难，不得以，D公司的总公司派了一个高级经理代理总经理的职位以维持局面。

    经过半年的寻找和物色，总公司终于通过猎头公司找到一个看上去很完美的总经理候选人：野鸭先生。

    野鸭先生海龟经历，年富力强，又有行业背景，看上去真的是很合适。但是野鸭先生对他将要面对的这个烂摊子还是缺少足够的了解。这里说几句费话，如今报纸和猎头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招聘销售总监，总经理，财务总监一类的高级职位的消息，要求很高，待遇好像也不错，但是细想想，一个年薪几十万的职位要必须从外面来找人，说明了什么问题？可能的原因有几个：

    1、公司内部人才梯队建设有问题，以至于内部没有合适的人选，公司的高层是有问题的。

    2、公司出现大的动荡，相关职位的人非正常离职。

    3、公司内耗，有资格的人选斗来斗去，谁也不服谁，只好请外脑。

    以上几种情况可能同时存在，那么这个高级职位就是一个火山口。

    野鸭先生不幸就遇上了这样的局面。

    8月份，野鸭先生走马上任，开始了在D公司短暂的职业生涯。

    野鸭先生在江湖上混了这些年，也不是吃干饭的，洋人中国人见了不少，权谋之道还是懂的一些的。且看野鸭先生的几把火。

    一、狼群战术

    野鸭先生知道，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公司，显得势单立薄，必须拉起自己的队伍，否则自己的声音很可能被公司以前的人的嘘声淹没。野鸭先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改造了该公司的销售部的架构，将全国分成几个大区，其中重要的几个区域的经理全部换成了自己以前的小弟，然后自己的小弟再招兵买马，几个月的时间，迅速将以前的全国销售经理架空，对于以前的业务员分化瓦解，有的被转岗，有的被解聘，大部分被边缘化。

    此一役，野鸭先生可谓首战告捷，野鸭先生认为局面已经被自己完全控制，在年底的一次会议上，颇有踌躇满志的意思，长缨在收，苍龙可缚也！

    野鸭先生的狼群战术，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一般的企业里的空降兵是很难成功的，但是如果空降一个团队，成功的几率就高很多，能从以前的公司带过人来，说明还是有点人格魅力的，或者说比较能忽悠。

    但是野鸭先生的问题在于带过来的人并不给他提气长脸，由于感觉自己是老大的嫡系，是锦衣卫，是中央军，所以优越感很强，而实际的业务能力有实在是有限，野鸭先生又是死要面子，处处维护自己的小弟们，所以，很快形成了新员工和老员工在内心深处的敌对情绪。相信野鸭先生也能够感觉到这种情绪的存在，但是他太自信了，认为自己从人数和权利上已经控制了局面。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局面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野鸭先生并不知道可能站在自己敌对面的人对自己的伤害能力到底有多大。这是最要命的事。

    所以事后看来，野鸭先生的首战告捷其实是个巨大的败笔，他并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他迅速的将自己置于整个公司老员工的对立面。如果野鸭先生能忍住寂寞，当三个月的孙子，深入了解公司的背景情况，配合增加福利等收买人心的动作，将80％以上的人搞定，然后在逐步将自己的人马不露声色的渗透进来，以后的日子也许会好些。

    关于野鸭先生用人的问题也值得商榷，一直以为，低调的人才能成事，野鸭先生的小弟和小厮们，算是相当嚣张。以至于地球人都知道他们是新老板的嫡系，所以非嫡系的人必然认为将来会遇到不公正待遇，即便嫡系们真有本事，别人也会认为是受到老板的特殊待遇。

    真正NB的老板，你不知道谁是他的亲信，大家表面一团和气，底下却人人自危，唯有效忠老板才能自保。象野鸭先生这样将靶子挂在自己和自己嫡系胸前的举动无异是愚蠢的。

    野鸭先生的可悲之处还在于当半年之后他黯然离去的时候，他带过来的人没有一个愿意陪他殉葬，还继续在D公司享受野鸭先生带给他们相对舒适的生活，知道一年之后实在混不下去了，才相继离开，有福有人同享，有难却无人同当，实在是野鸭先生做人的悲哀。

    二、洗脑工程

    关于野鸭先生在D公司开展的洗脑工程要从杰克韦尔奇说起，似乎扯远了，但必须从心理的角度解读其具体行为。韦尔奇被誉为最伟大的职业经理人，几年前韦尔奇写的自传在国内被广大职业经理人奉为圣经，相信野鸭先生也拜读过该书。可以说国内很多职业经理人都中了韦尔奇的毒，为什么这么说呢？韦尔奇取得的业绩可谓盖世无双，韦尔奇在做稳GE的头把交椅后对于GE的一系列改造基本都取得了成功，但是他的成功不可复制，这一点读者应该都很清楚，正因为这种不可复制性，韦尔奇的很多举动就只有观赏性而没有可操作性。6西格玛，无边界，学习性组织等等，要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践，就必须想想你的环境与韦尔奇是否有可比性？

    这里面可能创建学习性组织最方便操作了，韦尔奇的晚期，以企业宗师的面貌出现，他有足够的资格扮演这样的角色。首先，他在GE服务时间足够长，他在企业的根基足够牢固；其次，他当年继承人的身份是钦定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最后，他在GE取得的成绩是得到董事会和华尔街一致的认可的。同时满足以上几个条件，他才敢在职业生涯晚期过一下好为人师的瘾。

    而我们的野鸭先生，上任伊始，就猴急的要过过瘾了。

    首先，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本书《谁动了你的奶酪》，这本书现在看来是笑话，当时正是红的时候，主要是给员工一种心理暗示，搞的人人自危，想必很多朋友都收到过这本烂书。接着，在公司中层中，每人发了一本《打破一切惯例》，并要求写读书心得，每周要开学习交流会。

    可以想象，野鸭先生以上举动在公司中引起多么大的反感，因为野鸭先生的地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没 对企业的员工理念的改造，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企业文化，也就是企业做事的方式，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本书可以改变的，野鸭先生此举，无异将自己推倒了公司员工的对立面。

  现在很多大大小小的领导们，热衷于想员工推销改造思想的书籍，最多的就是"奶酪""加西亚""你为谁工作""没有借口"等几本，如果不幸你被领导送了这么本烂书，看看目录，看看封底就足够了，然后就放到村口的厕所吧。

    如果领导敢于用此举藐视员工的智商，员工就有理由鄙视领导的智商，可以送两个字，SB.

    真正想改造一个企业的做事的方式，首先靠领导的言行示范，其次靠政策的完善和执行。大家都是成年人，以后希望赠书这样的弱智行为少出现一些，让书摊上的伪书少一些吧！
   
     三、镇压黑信

    由于野鸭先生一系列的错误，民间的抵触情绪又没有合适的渠道得以释放，一个人或者一些人在经过权衡利弊之后，找到了一个对自己伤害很小（或没有伤害）而对野鸭先生可能造成很大伤害的方式――匿名信。

    首先要强调，匿名信是一种很不道德的方式，这是大家容易理解的。D公司在2003年年初已经发生过一次针对前任去全国销售经理的匿名信事件。由于这次事件，使得公司内部员工之间的信任降到了最低水平，在民间展开了一次"谁是黑手"的大讨论，情景很像"波罗"系列侦探小说，罪犯就在你们中间，人人都有犯罪动机，人人都可能是罪犯。当然，年初的这次匿名信时间最终没有准确找到作者，但是基本可以圈定几个嫌疑人。而正是这次事件也使写信的人尝到了甜头。

    野鸭先生这次遇到的匿名信事件，情况要比年初的那次还要危险，那次是针对个人，而这次是针对公司的，匿名信发给了公司的客户，而且做的很专业，用公司的信纸，公司的信封，就差公司的公章了。匿名信的内容基本是恐吓客户，希望客户不要在与D公司做生意。匿名信的作用最初就是要制造混乱，混淆视听。因为写信的人短时间内无法收集野鸭先生的不轨行为，所以只能以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来证明野鸭先生的无能。这种行为实在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直接针对个人，受损害的只有一个人，属于个人恩怨的范畴，而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就是绑架了公司全体员工的利益而满足个人泄私愤的快感。

    野鸭先生当然知道黑信事件性质的恶劣和后果的严重。他知道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我很怀疑野鸭先生在采取行动之前是否认真反思过为什么会出现黑信，是否已经圈定了嫌疑人，是否考虑过可以有几种行动方案。

    最终野鸭先生采取的行动很像党务运动。首先成立了专案小组，有两位"资深员工"组成，然后公司每个人都要接受审查问话，还可以向专案组匿名举报自己怀疑的人。

    可以想象这样的运动是不可能找到罪犯的。反而让一些内心阴暗的人找到诋毁别人的机会，难以理解向野鸭先生这样受海外民主教育多年的人会搞这样很"文革"的运动。

    野鸭先生遭遇的第一次黑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在来看，野鸭先生内心还是比较善良或者说比较软弱的，缺少对待突发事件的果断。

    因为写黑信的嫌疑人基本就存在于一个小圈子里，而野鸭先生先前的错误使他在老员工中没有招安一个可以用的人，所以来自民间的信息渠道是堵塞的，没有人帮他提供信息以进一步圈定嫌疑人，所以野鸭先生采取了这种怀疑所有人的行为，这对于99％的无辜者无异是一种潜在的人格上的侮辱。而最终审查的不了了之，纵容了写黑信的人，甚至唤醒了一些人：原来写匿名信这样简单而有效！

    野鸭先生是否有一种最佳选择呢？这样一次性质恶劣的事件，是必须要有一个结果的，不然匿名信成为一种习惯就很可怕。通过冷静分析基本能精确定位到一个人或几个人，历史上对于这样的情况一般当权者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有点残忍，但是也许是最有效的行为。

    搞掉几个人，一定会有冤枉的，可以以工作不能满足公司要求等理由将其开掉，给点补偿金。因为能够写黑信给客户，损害公司利益，那么写信的人一定已经不怕公司利益受损，甚至希望公司倒闭拿到遣散费。所以公司花钱免灾，给一笔优厚的补偿金，将嫌疑人群消灭。

    甚至可以这样发现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如果哭着喊着不想走的人，写黑信的可能性很小。而面对优厚的补偿金，略做姿态就同意离职的人可能性就比较大。无非是为了钱！

    由于野鸭先生对黑信事件的不恰当处理，客观上纵容了这样的行为，后来以至于发展到有怨气的公司员 虽然外国人不认为匿名信合法有效，但是总公司会怀疑野鸭先生对局面的控制能力，这种不信任是很可怕的，随着时间的积累，当再出现一些突发事件时，对于野鸭先生就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

    四、野鸭之死

    时间在慢慢的流逝，野鸭先生也在艰难中一步一步实现着对公司组织构架和业务流程的改造。野鸭先生无疑是需要鼓励的，人在困难中都需要来在外界的鼓励以坚定信心，同时需要诤友为自己挑毛病。不幸的是这时候从野鸭先生身边的亲信嘴里出来的都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客观上害了野鸭先生，他不能客观的评价自己面对的局面。

    匿名信还在继续，已经开始针对野鸭先生了，匿名信也许来自公司各个角落，一个"发送"，海那边的大老板就会收到对野鸭先生的投诉。野鸭先生的小弟们的张狂也把红屁股亮给了眼睛雪亮的群众们。

    想起一个很微妙的比喻：在公司里，大家都是一群在树上往上爬的猴子，从上往下看，全是笑脸；从下往上看，全是红屁股。

    聪明的猴子，也许知道给自己穿一条短裤。

    相信终于有一份匿名信击垮了总部大佬们脆弱的信任，估计内容涉及野鸭先生有违反某部重要的商业法案的嫌疑。其实老板们对法律的意识也就那么回事，为了赚钱，可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如果在法律上吃过亏，就不会等闲视之了。美国的世通，安然；在国内犯事的罗氏，富士等等，500强里哪个屁股是干净的？都在江湖上混，都是为了赚钱。

    如果总部大佬们不能证明野鸭先生是无辜的，总公司也有受到牵连的可能性。

    而这时公司又面临了一次突发性时间，由于某个客户与当地政府部门的一点小纠纷，导致当地政府部门很不爽，直接找到北京的上级机关，挑了客户与供应商D公司的毛病，北京方面很重视，知会了D公司，D公司也积极开展危机公关，但是结果未知。

    事态开始严重了。

    总公司派了一位VP，带了一名律师来到中国，开始调查野鸭先生，随行的还有野鸭先生的老板，总公司对他的信任也开始下降了。

    总公司的人还算有点头脑，通知要对相关业务部门人员问话，并没有扩展到全公司范围。

    与此同时，民间的反野鸭势力也在积极行动，终于有人跳出来了！电话联系希望串供，统一口径，以期抓住机会，彻底击沉野鸭先生。估计野鸭先生也没闲着，也在和自己的小弟们热线联络。

    看过《雍正王朝》的人应该还记得老八和隆可多配合关外的王爷们逼宫的那段戏，两派势力的运作，角力，斗争，实在是精彩，虽然是虚构的情节，但是人物刻画的非常传神，甚至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的教材。

    第二天的问话开始了，VP和律师坐在总经理室的大班台后面，微笑着问话，野鸭先生是要回避的，野鸭先生的老板只能在边上旁听，看的出来，他也很紧张，如果野鸭先生出事，他是要受株连的。

    一个人一个人进去了，一个个又各怀心事的出来了，每个人说了什么，只有自己和问话的人知道，至于是否是撒谎，只有自己和上帝知道了。午饭后，大家接到通知，下午要开全体大会。

    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看来是要有人头落地的。也许是野鸭先生，也许是"造反派".

    野鸭先生跟着VP和和自己的老板进入了会议室，面色死灰，情绪低落，VP开始面无表情的宣布结果，有点出人意料，VP给野鸭先生以中性的评价，但基本上肯定了野鸭先生的工作，10分钟，会议就结束了。

    似乎野鸭先生度过了一次信任危机，也许野鸭先生要在D公司展开一次血雨腥风的大清洗，类似"四一二"的大屠杀也未可知。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第三天野鸭先生在公司露了一次面后，就永远的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了。几天后，一封对野鸭先生的解聘通知贴在了公司的布告版上。

    搞得很有戏剧性。

    当时很不理解总公司的行为，既然公开挺了野鸭先生，为什么又悄无声息的除掉了野鸭先生呢？

    后来根据事态的进展大约可以估计出事件的可能性。

    总公司对野鸭先生的处理基本上是留职查看，因为前面提到的突发事件导致北京方面的压力。总公司还需要野鸭先生处理北京的事情，如果能顺利对付过去，那么野鸭先生还可以继续留任，还有时间重新建立总公司的信任。

    但是北京的压力显然压垮了野鸭先生，他没有足够得社会资源和政府关系，北京方面的处理已经直接导致了公司的灾难性后果，公司面临被关掉的危险。

    所以总公司无法忍受了，必须有人为此负责，野鸭先生下课了。

    如果没有前面前赴后继的匿名信，总公司也许会给野鸭先生时间去处理北京方面的事情，应为最终D公司虽然遭逢大劫，但是还是硬挺过来了，虽然元气大伤，毕竟还活着。如果野鸭先生积极去处理，基本上也能达到这样得效果。但是总公司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

    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五、同事这东西

    在D公司老板更迭的过程中，伴随着一批又一批人物的粉墨登场，每一次危机事件中，人性中被平日里隐藏在一张张笑脸后面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

    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面对自己的同事，一个TEAM的，一个部门的，不同部门的。在职场的生态中，我们需要与同事的交流，得到认可，获得支持，交流信息。

    同事间到底能不能向同学那样建立友谊？这是很多人讨论过的课题。

    很难说的清楚的一个课题，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不一样，公司的背景情况也在不停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危机来临时，人的本能是自保。这时即使平日里称兄道弟，酒肉穿肠，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失，如果牺牲别人可以确保自己，一般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大家都是普通人，都要养家糊口。

    也许恶毒的想法在自己遭遇不公时人人都会有，但是恶毒的事情不是人人都做的出来的，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是自己尽量不做或少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但是你无法保证其他人不做伤害你的事情，你也无法控制其他人伤害你的程度。职场上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存在即合理，但是这个理并不一定是天理，很多情况下是歪理，邪理，邪恶现实有时是我们脆弱的心灵必须面对的。

    我们总在有意无意的向身边的人泄漏着自己的信息，而我们身边的人也在有意无意的向更多的人泄漏着经过加工的别人的信息。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

    大家出来混，来到这个职场，不是为了寻找友谊，是为了找饭票。友谊只是饭票的附加品。世界上是有友谊的，但是在职场中是稀缺品。

    保护好自己是"丛林法则"的第一要事，活下来你才有机会参与进化，而不是成为其他动物的食品。

    职场的丛林中，同事就是和我们一起在林子里找食的动物，有时我们相安无事，各自吃食；有时一起对付外来抢食者；有时又为了一口食互相撕咬。

    同事之间的关系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在角色的不停变化中寻求个人与团体妥协。

    六、也许可以读一读的几本书

    野鸭先生的故事讲完了，由于他的错误和失败给D公司带来的伤害却很难用量化的数据来评价。相信野鸭先生的同类们还在无数的公司里上演类似的一幕幕。

    多数情况下，你无法选择你的上司，如何才能在这个职场中生存的更从容一点呢？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是职场上的优胜者，很多事情都能无师自通；但是更多的人是要在经历无数的曲折之后，才能明白职场上运作的规则。

    书店里，谈励志讲成功的"国产大师"们之作遍地都是，舶来的创纪录销量的也不可胜数，本来在职场上奔波的我们有时间看本书就很难得了，如果不幸看了一本烂书，损失将是双倍的，因为本来这点时间可以看点有用的书的。

    相信大部分的老板们内心深处还是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想法，一旦员工的思想得到解放，洞悉职场的潜规则，老板们以后还怎么玩？

    但是讲真话的人还是有的。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