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诗歌王国，观赏到了不少的“诗机器”，使人喜欢的倒也不少。
　　叶文福的《我是飞蛾》是一台生命的“诗机器”，它运作着“用我的翅膀卷起黑夜……投向光……投向火……”。德国海涅的《西里西亚工人》是一台超生命的“诗机器”，它运作着“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叶文福的“诗机器”也好，海涅的“诗机器”也好，都是比较牛的；但是，我认为最牛的是刘川的《对人世喧嚣噪音的礼赞》这一台“诗机器”：

好人上天堂
坏蛋下地狱
天堂与地狱之间
是人世
它像一台分选机
时时刻刻把人类筛选成二堆
一堆往天上放
一堆往地底下塞
嗡嗡嗡
这台机器每天都开足马力
工作得多么欢腾

　　刘川的这首诗的确是一台诗歌王国最牛的“诗机器”。“用我的翅膀卷起黑夜……投向光……投向火……”，以及“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这些充其量只能算作它运作的小小的管件。而这一台最牛的“诗机器”，它的工作重心是，“时时刻刻把人类筛选成二堆/一堆往天上放/一堆往地底下塞”。甚至于这台“嗡嗡嗡”开足马力的“诗机器”，常常使人冷不猝防，别无选择。也许诸位对个中滋味敢怒而不敢言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写诗的第一境界。意思是说，大诗人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看透红尘。我们从刘川的《对人世喧嚣噪音的礼赞》这首诗里，就可以领略到写诗的第一境界。
　　明朝孙人儒在《东郭记·绵驹》中评论诗歌要雅俗共赏。也就是说诗歌既要优美，又要通俗，让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有所获。刘川的《对人世喧嚣噪音的礼赞》这一台最牛的“诗机器”，不愧为是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
　　喜欢画的读者，能从这首诗里看到画世界；
　　喜欢童话的读者，能从这首诗里看到童话世界；
　　喜欢神话的读者，能从这首诗里看到神话世界；
　　喜欢天方夜谈的读者，能从这首诗里看到天方夜谈世界；
　　喜欢害群之马的读者，能从这首诗里看到害群之马世界；
　　 当然，历尽沧桑的读者，完全能从这首诗里看到无情的沧桑世界。

坐着羊皮筏子
回家来了

有人背着粮食
夜里推门进来

灯前
认清是三叔

老哥俩
一宵无言

半尺厚的黄土
麦子熟了
 
　　刘川的《我们家族摘掉了穷帽子》：
 
三爷爷死了
我们家族
也就富了
我们家族
30几户人家
全都非常感谢
他老人家
并不是三爷爷死后从天国
给我们送来
什么福佑
让我们发了
（他又能有什么福佑
可给我们呢）
而是这个大家族里
他是最穷的
如今他终于没了 

　　这两首诗都使人感到震撼！震撼的重要原因是两位诗人都用朴实的辞藻和精巧的构思，传递出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庄重的人文关怀，点穴生活与命运之痛，警醒麻木与沉湎之心。较之时下流行的那些矫情、絮聒、花哨的诗，真是具有天壤之别。读这样的诗，不禁使人想起王安石《题张司业》中的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怎样的诗具有冲击力？我认为这样的诗就具有冲击力！
　　海子的《麦子熟了》，是一副微观乡土画。诗写的是在水面混了三十多年叶落归根的父亲，在灯前认清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的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阔别了几十年的兄弟团聚时竟然“一宵无言”，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海子没有说，但是我们是不难从诗里揣摩出一二来的。兄弟俩，一个在外混迹江湖，一个在家伺弄土地，一个城，一个乡，一个洋，一个土，一个香，一个臭，“一宵无言”不知还会延伸成为“几宵无言”呢。海子的心在诗画里没动声色，但无声胜有声。他是在告诉我们，亲情疏远的祸根来自于城乡差别，亲情如是，乡情、社情就甭提了。从字里行间，我们是否听到了海子要改变这种恶性现状的振聋发聩的呼吁？
　　海子在《麦子熟了》开头写“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结尾又写“半尺厚的黄土/麦子熟了”，我认为这样写主要是在于烘托诗的画面，而不是在于突出诗的深意。父亲从麦海间坐着羊皮筏子归来，由散而焦聚；“老哥俩/一宵无言”，“半尺厚的黄土/麦子熟了”，由聚而扩散。前者渲染广度，后者在此基础上又引入深度，使这幅乡土画浑然卓著。当然，两个“熟”字，也还是有考究之处的。
　　刘川的《我们家族摘掉了穷帽子》，是一副宏观乡土画。诗写的是我们家族30几户人家和三爷爷之间发生的悲喜剧。三爷爷死了，从血缘的角度看，是“悲”的，但从自私的角度进入，又是“喜”的。假如三爷爷没有死，我们的家族谁也不敢自诩我们的家族都富了，因为毕竟还有一个最穷的三爷爷。三爷爷死了，这简直是我们的家族“恨”死的。但是，诗人没有单刀直入揭短，而只是轻描淡写地用“感谢”、“终于”这两个词，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我们家族”的家丑嘴脸，真是惜墨如金，大家手笔。
　　然而，读刘川的《我们家族摘掉了穷帽子》一诗，如果我们只是把视野禁锢在“家族”上，那么我们充其量只是三流的读书之人了。显然，家族如是，社会亦然。为什么诗人不这样直接地告诉我们？这，就是诗人与非诗人的分水岭之别。
　　自古以来，嫌贫爱富的余孽思想，严重地阻扰着社会各行各业的健康发展。作为诗人，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呼在口上，是无力也不可能扭转乾坤的。但是，作为诗人，能为此而鼓与呼，是难能可贵的。关注现实，推动文明，是成就为大诗人的基本素质。否则，人们怎会把杜甫称为“诗圣”？！
　　海子的《麦子熟了》与刘川的《我们家族摘掉了穷帽子》这两首名作，在主题思想上是相向的，但是在写作特点上是各有千秋的。海子注重勾勒视觉感，突出“麦海”和“灯前”这两个意象，用以调动人的美感和联想。刘川则凸显对比张力，借助少与多、穷与富、死与活来激发人们的爱憎和反思。天才诗艺，异曲同工。
　　诚然，不是说这两首诗就无懈可击。假如海子不作古的话，我想他还会对《麦子熟了》进行打磨的。比如“在回家的路上/在水面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还家了//坐着羊皮筏子/回家来了”这两节，就有待“精兵简政”。
打马诗坛，意气风发的刘川，他的诗笔有些偏爱括号，这一嗜好是否能对他的诗描眉润色，也有待专家甄别。比如在《我们家族摘掉了穷帽子》里，他就敝帚自珍了。试想，倘若把诗里的括号当发屑清洗掉，那么诗是否会更加妩媚多神、光彩照人？

虚云老和尚（1840~1959）俗姓萧，初名古岩，字德清，别号幻游。原籍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光绪九年（1883）至福州鼓山涌泉寺从妙莲和尚出家并受戒。曾遍参金山、高旻、天童、天宁诸名刹巡礼佛教四大名山。后从天台华顶镜清法师习天台教义。光绪二十六年去北京，适值八国联军入侵，即随清朝帝后一行至西安。越二年，经终南山入川，转赴西藏，折至云南大理，重兴鸡足山迎禅寺。光绪三十年去泰国、槟城等地，考察东南亚佛教。1920年重兴昆明西山华亭寺并改名云栖寺。历任福建鼓山、广东南华、云门诸大寺住持。1953年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同年，应请复兴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其禅功和苦行为人所重，为现代中国禅宗代表人物之一。

    一、历史意识和文学史意识的自觉

    其实，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广场》和《红楼》已经萌发了民刊的萌芽，中经《启蒙》、《今天》，到了80年代，民刊汇成地底的潜流，90年代以来民间诗刊则已经蔚为大观，不仅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已经标注历史。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士清醒地把民间诗刊置放于文学史和诗史的长河中加以考量。2008年，姜红伟编著中国首部校园诗歌史专著《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由黄河出版社出版，编著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描述诗歌民刊30年历史的长篇诗歌史料著作《《诗歌民刊的前世今生》（1978——2008）——中国诗歌民刊30年历史备忘录》。同时，一些民间诗刊也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价值，意图构建自身的“微观历史”。《女子诗报》每年封面都标明“中国第一部女性诗歌年鉴”、“中国最具权威的女性诗歌选本”，每卷末都附有“女子诗报千年档案”，入史意识卓然；《陌生诗刊》2008卷推出“新归来派”专号，不仅仅是怀旧，更多的是文学史意识的觉醒；《存在诗刊作品集》总第七辑，在总第六辑《存在诗刊作品集》（历年作品精粹，提供了关于《存在诗刊》完整而详尽的史料）的基础上，显示了强烈的理论自觉，批评性文字几近一般，大部分与《存在诗刊》相关；“低诗歌”民刊出版系列读物《低诗歌代表诗人诗选》、《低诗歌年鉴》、《低诗歌批判》，也意在整合自己的力量；《太阳诗报·创刊20周年纪念专号》也体现了自身微观史的深情回眸；《诗歌与人》印行《新诗90年的序与跋》，凸显新诗史意识；《后天》刊物的名字承续了“今天”、“明天”的走向，试图获得某种超越；新创刊不久的《卡丘卡丘》和《第三极》，前者张扬嬉皮士精神和趣味主义，后者则高举神性写作的大旗，虽在诗学上大异其趣，但都颇注重各自的宣言和理论建构。

    最富有文学史自觉的两家民刊无疑是《独立》和《大陆》。发星主编的《独立》在持续地挖掘、整理诗歌民刊资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2008年总第十四期有几个重头版块：“历史文献”系第三代诗人的论述与通信，关涉宋渠、宋炜的史诗写作、尚仲敏等人的大学生诗派、周伦佐的第三文化；“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选发了姜红伟、潘洗尘、葛红兵、邱华栋、周瑟瑟、师永刚等人关于19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的回忆文章及资料概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在2006卷总第十三期和2008卷总第十四期连续设置了“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栏目，以20多万字的篇幅，发表了大量民刊史料，分别概述了四川、上海、广西、东北、湖北、湖南、山东、浙江、福建、河南、贵州、青海、九十年代北大诗歌等十三个民刊版块，以及《今天》、《莽汉主义》、《大陆》、《一行》、《新大陆》等民刊个案资料。同时，发星工作室还印行了一系列简朴丛书，如《另类诗人档案：中国民间现代诗人漂泊精神史系列之黄翔卷》、张嘉谚的《贵州隐态写作简论》、丁成的《异端的伦理》等。《大陆》（2005、2006、2007合卷纪念号）设置了几个颇有历史意识的栏目：“记忆”栏目刊载的张真、赵野、严力、冰释之、阿钟、海岸等人关于《MN》、《喂》、《大陆》、《第三代人》、《今天》、《八面来风》的史料，让我们重温风起云涌的80年代民刊现场；“诗论/研究栏目”发表王小妮、王晓渔、苍耳、曾宏、赵思运、徐敬亚等人文章，彰显理论深度；“前朦胧诗选”编发了郭世英、食指、依群、牟敦白、张郎郎等人的简介及代表作；重新发表《大陆》座谈会和阿翔对郁郁的访谈，见证那一段壮阔岁月；本期序言是徐敬亚的《写给抽屉看的，是我的兄弟》，本是徐敬亚为《在现代文明的海边——上海诗歌前浪九人集》所做序言，由于该书夭折未版，现在刊出序言以示纪念。

    二、现实与历史生活的诗化与深化

    民刊较之于官方期刊，呈现出更为自由和亲切的质地，口语诗人占据的比例更大一些，这些口语诗歌首先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诗化处理，善于在朴素的诗歌形态中揭示内在的世相和人性底色，所以平民色彩非常浓郁。一回的《你是哪里人》在递进结构中逐步深入寻找自己的“归宿”，这种追寻既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既是日常的，更是灵魂的。沈浩波的《一个孩子在哭》，将一个孩子的哭声放置在“香格里拉的大堂酒吧”，“宽大的真皮沙发/衣着光鲜的男女/五星级的酒店/谈生意的场所”，“没有人抬起来头来/他们谈的事情都很重要”，对小孩子的生命的蔑视与大人们“很重要”的事务形成鲜明对比，写实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性象征意味。刘川的《雨一直下》和《这个世界不可抗拒》，依然保持了尖锐的短句风格，在荒诞的非常规思维之中寄寓了独特的人生体验。陈傻子的《这个下午，我和儿子》揭示生命链条中的延续与断裂所形成的自然状态蕴含的悖论，乃父子情深的另类表达。任知的《雨天》和沙马的《这天中午》等诗作展示了俗世生活情境和日常生活细节的体悟。阿波的《擦玻璃的老人》和穿过尘埃的《姑父》异曲同工，都是写小人物的命运，一是截取人生片段，一是写人生历程，命运感是一样的沉重。本期专号中诸如此类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

    关注日常生活，并不意味着诗歌必然走向美学之“轻”，大量作品的诗美的触角伸延到现实和历史方方面面，见证了世事变迁带来的悲喜交加。唐不遇的《在医院》描摹现实图景，木朵的《理发店》逼视人物命运，树才的《苦孩子》的悲悯与讽刺，以及田勇的《肯定有个出口是属于我的》、飘萍的《我眼前正在经历的》，都是对现实的深刻指认。飘萍的《我眼前正在经历的》由“最壮观的搬迁队伍”想到搬迁户的命运：“它们在返祖的途中，不幸走失/不是所有的果实都让人心动/不是所有的遗憾都呈现凄沧/无关殖民，这场圈地的游戏还在继续……”。郁郁则深入到现实生活的腠理：“风是盗贼你能控诉/风是骗子你可揭露/风，来无踪去无影/故国家园疮痍满目/人们习惯了苟且偷生//风洗劫了你，理由/是那些条例无法保护人民/你有什么阴谋和危险/制造一点小麻烦/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起风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汶川地震也引发了诗坛大地震，连篇累牍的“地震诗歌”一夜之间占据了诗歌的阵地，朵渔、王家新等都有震撼人心的作品。本专号只选发了张哮的《五月悲歌》、《五月——无题》和杨晓芸的《不要那么快》。特别是后者的《不要那么快》以逆反思维指涉了地震现象背后的心理图景，令读者反复咀嚼。读者可以注意到，之所以没有集中选发更多的作品，还是出于对于诗歌技艺的尊重。

    可喜的是，这期专号里很多历史反思之作，颇有重量。本专号选发的于坚的《狼狗》、《邮票》两首诗，比照着欣赏会更有意思，前者以“撒尿”的生理需要解构诗性文化，带有典型的第三代的诗美特质，后者则又明显承续了朦胧诗那一代的历史记忆，以精准的历史场景来控诉文革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另外，林馥娜的《白洋淀》对白洋淀诗群遥深追思；殷龙龙的《4月29日祭奠林昭》为“被革命吃掉的圣女”、真理献祭者致敬；辛泊平的《哑巴街》以儿童视角写残酷的少年成长史，反刍文革记忆；津渡的《在密云水库消暑》借密云水库感慨世事；朵渔的《读历史记》简笔浓缩历史况味；严力的《还给我（之二）》以排比似的结构，形成飞流直下的力感，有力地实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指控。这些作品在对历史的凝视、省察、咀嚼、反思之中，生成了浓重的历史感，同时也意味着民刊摆脱单纯抒发而走向深沉和成熟。

    “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在本专号也多有出场，王家新、耿占春、梁晓明、孙磊等作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写作”的中坚力量，则在异域寻找精神资源。王家新的《病中读洛厄尔》、远洋的《白桦树的眼睛——致帕斯捷尔纳克》、梁晓明的《下午，在杭州忽然想起俄罗斯》、耿占春的《对你说，余虹》、孙磊的《阿赫马托娃》、《信仰者》，分别在洛厄尔、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米沃什、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等诗人、基督徒等身上获得纯洁的精神信仰。这绝不是横向移植的“翻译体”，而是中国本土之外的价值观念经过诗人灵魂反刍之后的吐纳，体现了知识分子写作在主题和立场上的连续性，构成了深化现实与历史生活的另一翼。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打消“民刊使消解性写作泛滥失据”的疑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必然是追求灵魂深度和诗意宽度的写作。耿占春的《对你说，余虹》通过与余虹进行灵魂对话来确立写作的意义：“一种为死亡所困扰的写作/比孤注一掷的死更值得我们一试”，“也许应该让写作显示自身的眼泪与决绝的神情/以便我们自己在笔墨中暂时存活，因为/死亡所困扰的写作需要长期的、倍受折磨的陪伴”“一个晚上，我用来读米沃什/他在暴政与流亡的生涯中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早明白已无须去死：一个人只要敢于发出声音/他就得把自己认同于一个业已失踪的人”。相当一部分诗人已经初步具有阔大的胸襟，至少已有清醒的意识。试举《女子诗报年鉴》为例，《女子诗报年鉴》作为与《翼·女性诗刊》并列的女性诗歌大本营之一，2007年卷再次使女诗人的创作实绩得以集中显示。安琪写道：“不可为此生求死，游魂安宁，诗无邪/我亦无慌。”（《诗无邪》），三色堇在她的《在叙述中奔跑》中也宣告：“我点着纸灯/在叙述中奔跑，奔跑，奔跑/我有足够的力气/将高起来的天空移动得更远”。她们的这两首作品，足以令我们管窥到女诗人胸襟追求之一斑。

    三、独立、探索的精神立场与汉诗传统的现代转化

    民刊一向是先锋诗人的聚居地。独立品格和先锋精神在2008民间诗刊中得到持续彰显。那些对民间诗刊无知的任何评说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大陆》、《活塞》、《音囊》、《低诗歌》的尖锐与锋芒，试图为民间诗刊确立“异端的伦理”，而《诗参考》已经成为先锋诗人的大本营，一直活跃在口语诗的前沿。《不解》同仁意在彰显世界观和诗学观的双重不解性，确立“不解”同仁的基本共识，尤其对于诗歌语言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很多民刊设置了探索栏目。如《审视：汉语诗歌学术年刊》2008年卷“探索”栏目发表了张绍民、蝼冢、郎启波等人的探索性长诗；《大象诗志》发表的陈先发的《黑池坝笔记》与《诗参考》发表的侯马的《他手记》在文体上和人生体悟的表达上做了精锐探索，可谓异曲同工。《存在诗刊作品集》总第七辑“试验高地”栏目刊发了蝼冢的长篇诗文本《阿米：2791年俄堡森林学院毕业论文集序——给H·H和她的鸟》。《赶路》诗刊2007卷（2008印行）刊发的唐煜然（笔名花枪）的长诗《海南医院》和西风野渡的长诗《父亲的故事》堪称2008民刊的重要收获。

    相对于长诗来说，短诗的探索性和冲击力显得比较薄弱，但是仍有不少佳作在语言、技艺、内在世界的探索方面值得关注。吕约的《参观一个自杀的朋友的房子》叙事的间离效果、吉木狼格的《多么》对语言自身韵味的呈现、江非的《老虎》的语言试验、赵旭如的《有一匹马》的超验色彩、燕窝的《黑蘑菇剧场Ⅰ》、《黑蘑菇剧场Ⅱ》汪洋恣肆的另类言说、王小忠的《疾病》长调节奏的尝试、余怒的《轻信之年》、《平日里》在语言缝隙泄露人生奥秘、楚灰的《反风景》的诗境的反诗意色彩，都颇有特色。伊沙的《无题（52）》借动物关系隐喻人性，《电视访谈》在对话的错接中彰显幸福观之不同，《恐怖片》又在不相关联的情境中发现荒诞的雷同，都体现了诗人的洞察之深刻、体悟之敏锐。而最能体现短诗魅力的还在于对于个人内在世界的深入剖显。孙慧峰的《身体的黑暗》叙写人的灵魂里潜在的“暗物质”，获得了逼真细腻的质感，结尾的逆转使绝望处诞生的诗性意味颇为丰盈，而这种诗意的烛照使诗歌的内在的黑暗消除了压抑的效果，让我们感到那么亲切。胡人的《未知旅行》，麦岸的《空虚之瓶》、《迷幻列车》，朱巧玲的《像鸟一样消失》，张典的《蚂蚁颂》等，在貌似私人精神空间的叙写中敞亮了历史和现实的某些面相。特别是叙灵的《监狱》，似真似幻的“监狱”场景，还原了历史的语境，结尾“隐隐的雾气中/有人在逃跑/他后面并没有追捕人/他仍显得惊慌、软弱及恐惧”，人的精神状态的“不安全感”刻画得更是入木三分，乃怵目惊心之作。因此，我们说，更多的时候，“先锋”不在于语言技艺，更在于精神深度的挖潜与豁显。

    与探索的精神对应的另外一支诗学力量——汉诗传统的现代转化——同样不能忽视，重新回到抒情与汉诗传统的现代转化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新话题”。我们读读中岛的《父亲的骨头》、刘君一的《你的小手》、韦白的《妈妈》，就会领悟到锋锐的亲情力量；读读蓝蓝的《一切击打都能将其摧毁》、多多的《诺言》，就会被那种纯粹的抒情深深打动。卢卫平为我们摄取了极其令人感动的生活画面：“她用右手食指/在一小块平整的沙上画一条鱼/鱼的身子很瘦小，张着大嘴/画完后，她打开随身的小水壶/往鱼嘴里喂水。从她的神情能看出/她希望能把这条鱼喂活/直到小水壶干涸了/直到小女孩满头大汗了/这条鱼的尾巴也没有摇摆/这是我在敦煌鸣沙山看到的/我用五百万相素的相机去拍这条鱼时/看见鱼的眼睛是湿的/像刚哭过/基督徒”（《梦想》）。当诗歌走向低靡、愈益小众化的时候，这种传统的抒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将大众的诗歌热情激活。当诗歌走向“泛口语”和“无边叙事”的时候，我们读到了鲁布革的《郊外的小山岗》、沈天鸿的《蝴蝶》、江一郎的《三江口》、东方浩的《桃花气息》、张后的《风里的恋人》、符力的《秋日的高原上》和《一群奔跑的青草》、江雪的《白鹭洲》和《夜访醉翁亭》，不由得为其出色的造境能力所感染。本专号中庞华的《列车闪过原野的那几秒》：“整个原野上只见/一棵小树/整个原野在暗暗把它举得更高/就像它在/暗暗用力要提起整个原野一样”，全诗仅四行，但是物象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蕴藉的诗性关系，完美地呈现出来，显示了在意象营造方面“四两拨千斤”的功力，既具有传统诗学的精髓，又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生命意识的张扬。他们对汉诗传统中的意象营造的继承与现代转化，无疑会为诗性逐渐淡化的诗坛注入新的血液。

    既然谈到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化问题，我还想提及西楚的《春日歌》： “微风吹着贵阳城，大雪啊大雪不见飘/是小剪刀早早起来张望，去年出门的小哥哥/你用左手的余温洗脸，暴露的貌美从没人知道/……/哪晓得：你的窗户满青苔，你的酒盏空落落/你的过客不骑马，一个一个都没睡好觉/一个一个都不是，亲过额头的小哥哥”。其民歌风味特别引人注目，为驳杂的诗坛吹来一阵清新的民谣风。

    巡览2008年民间诗刊，还有一个新动向，那就是民刊视野的拓展与经典化努力。民刊视野的拓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艺术视野的拓展，由诗歌拓展到电影批评、美术、摄影、音乐、权充艺术等不同艺术门类，如《审视：汉语诗歌学术年刊》2008年卷卷五“影像”介绍了闫琳和他的影像世界；《后天》设置了“中国先锋诗歌档案”、“中国黄石先锋艺术家联展”、“中国女性艺术家档案”、“后天前卫艺术文献”等栏目。二是向思想人文视野的拓展，比如发星工作室印行的一系列简朴丛书甚至突进思想领域，如“伟大八十年代本土原创人文经典小册子”之周伦佐的《人格建构学》、《爱的哲学》；肖铁主编的《今朝》转型为思想文化杂志。而民间诗刊经典化的努力主要通过民间研究机构的成立和诗歌奖项的设立，如以《南京评论》为依托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柔刚诗歌奖”、“诗歌与人•诗人奖”、“御鼎诗歌奖”、“新死亡诗派年度奖”、“不解诗歌奖”、现代汉诗年度排行榜、汉诗榜等。

    2008民间诗刊的匆匆一瞥，收获丰硕，但是注定会有遗漏，幸亏有“好诗在民间”一说弥补我的盲点。
                                                      2009.3.6 

(本文刊载于《诗歌月刊》2009年6月上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附记--这首诗不是呵佛骂祖的,而是警惕自身不要成为别人精神附庸的!我们的一部历史几乎就是那些经过＂坚苦卓绝＂的个人奋斗而成神者的传记,而我们只需跪拜就是了,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