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3日电 今日出版的香港《大公报》从北京发回的报道称，履新不久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北京大学指出，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在“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赶上德国。

十二日傍晚，邱晓华在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组织的第55期“天相金融与经济高级论坛”发表主题演讲。虽然大雨滂沱，但这位年轻有为的国家统计局局长，吸引了不少北大学子，偌大的报告厅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只好席地而坐。

他说，目前中国与德国仅仅相差四千亿欧元，也就是五千至六千亿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总量很有可能赶上德国，将达到人均三千美元左右。15年后，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中国将达到人均五千美元左右，总量基本上可以赶上日本。再过30年至35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人均将达到一万美元，总量将大致赶上美国。

他强调，中国经济具备快速增长的条件，大家都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新阶段，直接的压力来自于资源和环境。中国在很多重要资源方面都存在稀缺，资源对中国经济的约束将进一步强化。中国要在充分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走与世界“互利、双赢”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经济，一靠和平发展，二靠技术进步。

邱晓华强调，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改革开放28年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是支撑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力量，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吴斌) 

上海证券报　记者　卢晓平　史丽　

　　“温总理，今年股市会让股民赚钱吗？”

　　听到《上海证券报》记者卢晓平的提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停下脚步，微笑着转过身向记者亲切挥手。 
 
　　上述一幕发生在4日下午，温总理参加全国政协经济联组讨论离开会场时，本报记者忍不住向总理喊了一嗓子。

　　此时无声胜有声。记者从温总理一笑一挥手之间，分明看到了今年股民获得丰收的希望，看到了股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看到了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高，看到了证券市场交易品种不断增多，看到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

南方新闻网

医生能不能收取病人的红包？对此，卫生部曾有明文规定：严禁医务人员收受患者及其家属的“红包”和其他馈赠。然而，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发出了不同声音：不必将“红包”概念负面化。现实中，很多病人在术后是出于对医生的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红包”问题究竟如何对待？是“一刀切”不准收，还是分情况界定，彰显人情脉脉？就此，本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术后送“红包”　医生可以收？针对全国政协委员吴博威提出的看法，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则表示相关禁令不会松动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深受关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提交提案建议，药品应统一进行网上招标，砍掉流通过程中附加的成本，避免以医养药、医生靠药品吃回扣。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吴博威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砍掉药品带来的利润则需追加政府投入，因此医院体制也需要改革，“可把医院分为福利性和营利性两类，福利性医院由国家包起来，其它则放开。”

　　吴博威认为，医生向病人索取红包获益的行为应当禁止，但他表示，手术后病人为感谢医生对其的治疗而送的红包，医生未尝不能收，“在日本，很多病人手术后会当着其他人的面给医生送‘红包’，送‘红包’的人越多，医生越自豪，这是他医术的体现。”

　　为防止医生人才的流失，吴博威认为要保障医生的收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医生都是中高收入群体，不然人才会流失，医生也可能通过其它渠道获取收益。”

　　部门回应

　　卫生部：拒收“红包”就要“一刀切”

　　本报讯　昨天，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针对病人术后给医生送“红包”这件事，有合理合法的问题，有些事不合法但情理上却可以接受。卫生部对“红包”的意见很明确，卫生部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应当依法办事。

　　过去医生也常遭遇这样的问题：病人在治病前或治病后给医生送“红包”，很多医生是手术完了再退回，当时拒绝怕病人心里不好受，但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退。病人感激的心理可以理解，但“红包”还是要退还的。当前社会环境下，“红包”现象已成为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情，若有所松动，可能没法控制，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私下行为，有时候医生不用去索要的，一个眼神就已经暗示到了。(转载请注明来源：南方都市报·奥一网)

　　当时在出台相关规定时，也考虑到了有些病人是真的出于感激而送医生“红包”的，但怕上述情况的出现，就要“一刀切”。日本的情况我也知道，但也有数额限制，他们不鼓励现金，礼品也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额，否则就是受贿。其他国家也有病人给医生送贺卡的，我们现在病人表示感激也常有送锦旗的，但一定不是钱。

　　当前社会环境下，“红包”现象已成为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情，若有所松动，可能没法控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对话委员吴博威：“收‘红包’医患关系更和谐”

　　记者(下简称“记”)：医生收取病人红包，卫生部有明令禁止，你受什么触动，觉得医生可以收病人“红包”的？

　　吴博威(下简称“吴”)：“红包”问题一提出来我就有这个想法。规定严禁医生收“红包”，但收“红包”的现象并没有被制止住，很多医院还是睁只眼闭只眼，这是因为规定的东西不合理，未抓住根本问题

　　记：根本问题是什么？

　　吴：医生的劳动太廉价了，医生没有合理的收入。

　　记：你对这个“红包”有个强调，是手术后送的。

　　吴：向病人索取红包绝对应该禁止，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怎么能谁给钱就先给谁做手术？抢救病人要根据病情。但治疗好，病人要感谢你，送你“红包”是医患之间的感情交流。国外服务员挣老板工资，尽心为你服务一样也可以收小费。治疗前和治疗后，“红包”性质不一样。

　　记：那两种“红包”的性质怎么界定呢？

　　吴：这就需要社会认可，社会应当是宽容的。医生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是高级劳动者，不是说国家一定得定个法律，这个是“红包”，那个不是“红包”，认可了比法律更有意义。

　　记：你这样的观点跟医生交流过吗？他们怎么看？

　　吴：交流过，都是一样的看法，他们对索要红包也都反感。

　　记：你预料病人会对你的观点怎么看？

　　吴：我看有这个观点的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都经常交流这个问题。

　　记：你是不是觉得当前对于“红包”问题的界定太过“一刀切”了？

　　吴：实际上好的东西要疏导，而非限制、制止，有时候疏导更有利于社会和谐。

　　记：你觉得有关部门是否该理解病人术后给医生送“红包”这种现象？

　　吴：社会达成共识吧，不要定什么法律来约定，大家认可就行。

　　记：你觉得“送红包”会有什么积极作用？

　　吴：它会使医患关系更和谐。医生对病人也是一种服务，诚心诚意为病人服务让被服务者感动，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医生的一种激励。我们应当引导公众对医生达成一种谅解。现在丑化了“红包”，好像一拿红包就是坏医生，就是吃回扣。

　　记：若达成共识，也能形成一种正面引导？

　　吴：对，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我们应当引导公众对医生达成一种谅解。现在丑化了“红包”，好像一拿红包就是坏医生，就是吃回扣。 全国政协委员吴博威

　　各方反应　　

　　医生可以收，但不能向病人索要

　　某医院医生：中国始终是个人情社会，医生的工作是治病救人，你救了我的命，我是不是应该对你表达我的谢意呢？当然，感谢有很多种，有些人买束花，有些人发个贺卡。也有人认为：就像一些子女对父母一样，不知道买什么来孝敬老人，干脆就给你一些钱。我想，医生可以收“红包”，但是最低底线是不能向病人索要。现在的医生真是很苦，但是劳动和报酬是不相符合的。有些医生做一个开颅、心脏的手术，要在手术室里站六七个小时，而他的手术费仅仅是2000元。讲真的，有些医生的劳动还不如一个理发师。收取一定的红包，也可以寻求一种平衡吧。

　　“还是统一不收为好”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广东省副主委王智琼：医生给病人做了手术救了命，确实是值得感谢的好事。但现在来说，“红包”的性质分不清，你是感谢医生，还是医生诱导你送的？而且术前术后也很难界定，很多时候会造成变相收取“红包”，不便管理，所以还是统一不收为好。病人看病花了很多钱，也很不容易。　　

　　“一旦开了头，就很容易变样”

　　广州医学院副院长常青：这个问题很简单，医生绝对不能收取病人的红包。我们国家和外国不一样，大部分医生属于国家的公职人员，医院已经为你的劳动付出报酬了。再说，救死扶伤也是医生的义务和责任。当然，某些患者出于敬重，对医生进行表示，我们也要按照规定，在程序上进行处理，该上缴的就上缴，该打入病人的医疗费就打进去。一旦开了这个头，就很容易鱼目混珠，变了样了。　　

　　病人谢意并非要“红包”表达

　　深圳南山医院医学博士陆原：在现在的社会大气候下允许术后收取“红包”，容易引发误导。如果说病人术前送“红包”是被迫无奈，但即使在术后，有些病人也还要进行随访，如果允许术后收“红包”，这些病人会产生压力。所以，术前送红包和术后送在性质上都一样。如果病人真要表达心意，可以通过花篮、土特产等方式，不必一定要“红包”表达。　　

　　如果馈赠变金钱，感激会变味

　　深圳市民曾小姐：“红包”可以算作是“商业贿赂”的一种，是医生通过自己的权力获得的分外之财。当然，对于医生的感激，病人可以有所表示。我在老家的亲人治好病后，都会给医生送自己养的鸡或者果园里的水果来表示感谢。但如果馈赠变成了金钱，就会让感激变了味。 （南方都市报 奥一网 记者 严艳　王瑾　徐维强）

　　[香港大公报记者] 我请问欧阳部长两个问题，第一，这几年共产党发展新党员的情况？这些新党员和以前相比有什么特点？第二，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和大学生，他们谈到入党的动机，我觉得可能不单纯的是现实的信仰，还有和利益有关，对找工作、考公务员有帮助。对这个现象，您怎么评价？

　　[欧阳淞] 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了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我愿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的几组最新的数据。

　　[欧阳淞] 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已经达到7080万人，全国现有的党的基层组织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组织部21万个，支部314万个。

　　[欧阳淞] 2005年全国共发展共产党员247万名，其中发展35岁以下的党员198万名。2005年全国申请入党的人数达到1767万人，发展党员数、35岁以下党员数以及去年全国申请入党的人数均比上年有了一定比例的增长。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光是四川省的巴中市就有8000多农民群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其中70％是年轻人。申请入党已经成为更多的年轻人的追求。根据新华网文字直播

　　[欧阳淞] 从目前情况看，在申请入党的年轻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入党动机是正确或者是比较正确的。至于这其中有没有个别人或者少数人在入党动机上有考虑个人利益的情况，这个不能排除。我们的办法是两条：第一，是通过考察加以甄别。第二，是加强入党前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在履行入党手续的时候也能够在思想上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和要求。

　　中新网2月27日电 教育部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由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介绍近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关情况。他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观点。

　　王旭明指出，判定中国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这个教育改革是不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从中受益了，如果是绝大部分人受益的话，就是成功了，如果绝大部分人没有受益的话，那就是失败了。中国教育在2005年两级人口初中覆盖率和毛入学率有95%人。还有，高中阶段
，我们国家目前已经超过3800万，高中入学率已经达到50%。

　　就我们国家发展实力来说，就我们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来说，都不足以支撑，支撑不起来。中国给予的投入支撑得起来吗？支撑不起来，光靠我们经济发展实力，别看我们每年以8%、9%的速度递增着，也支撑不起这么规模的教育。

　　面对这种现象，为非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我们把速度降下来，让它慢慢发展，那不就可以了吗？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积极、稳固、快速地发展、挖掘资源。选择哪一条路？当然，我们中国会选择头一条路，选择头一条路的做法。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应该说我们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当中，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现在13亿人口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这种巨大的付出，包括财力的巨大付出，中国教育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辉煌，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不可能有95%、21%，中国不可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也不可能实现两基。

　　所以，过去广大人民群众用他们的力量，包括钱财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后，中国教育事业要发展的话，仍然离不开广大人民的支持、帮助。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来判断中国教育事业是成功的。（据中国网文字直播）

以激励公民荣誉感，有人表示异议称此举意义不大

　　本报讯 据《广州日报》报道近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所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以高达62.0%的选择率，成为专家眼中的“一号问题”。有专家更提出，可以考虑恢复“爵位制”激励公民的荣誉感。

　　据介绍，在调查中许多专家指出，几乎所有社会热点问题的背后，其实质仍然是“道德问题”，不少专家提出了加强“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围绕“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有专家提出“根据对国家的贡献和长期表现，尝试恢复爵位制，以激励公民的荣誉感”。对此，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符启林认为，实行“爵位制”意义不大。虽然作为树立一种道德形象，它是具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并非不可代替，比如设立某方面的“形象大使”也都有这方面效果。

　　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李明华也表示，恢复爵位制并不现实。且不说绝大部分老百姓对它并不了解，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不了问题”。虽然香港的“太平绅士”等都可以算作爵位制，但那是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达到了一定层次之后，对于其中一部分人的“额外”的精神奖励，而非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手段。

　　但是也有人表示赞同：课题组执笔人、省情中心调研室副主任王汉斌就认为，建立爵位制在促进人的荣誉感方面肯定有效果。虽然一提到“爵位”，很多人会把它和“封建社会”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中，“爵位”只是个虚衔，是一种对于道德方面的奖励形式而已。而对于“爵位制”同如今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的区别，王汉斌指出，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奖励，而后两者，则更注重工作、学习等方面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