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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上出租车时，在京城开了二十几年车的司机满脸茫然。“东庄？什么地方？在二环上？”

　　东庄，是一个绝大多数京城原住民闻所未闻的地方。事实上，它并不偏僻，就在二环与三环之间，北靠陶然亭公园，属于市中心的范围。从公园的东门出去，就是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办公室与国务院信访局。全国各地的来京上访者聚居于此，甚至形成了一个村落。

　　2月28日，我们进入上访村，希望能够拍摄一部反映上访者生存状况的纪录片。我们远未想到，这里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恶劣惨酷。

　　我们轻轻敲了一扇门，一只眼睛从门缝里打量了我们很久，我们把自己的证件从门缝塞进去，里面的人才迟疑地打开门。狭窄的小屋没有窗户，五六平米的小屋竟住着二十余人。几张破木板就是一个大通铺，最上面的一层几乎顶到天花板。房顶的瓦已经开始脱落，站在屋中央可以看到天空。看到我们进来，他们的眼神充满了希望、狐疑与恐惧。一个小女孩躲进她妈妈的怀里哇一声哭了，她妈妈拍着她说，“不怕，不怕，不是坏人。”

　　我们打开摄像机，小屋里顿时响起一片哭声。访民们把写着他们冤情的材料举在胸口，这样的姿势他们已经做了无数次。我们难以听懂他们带着乡音的哭诉，但是那种悲痛与无奈，是不需要语言就能体会的。有人说上访者没有法律素质，只知道有青天，不知道有法律。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几乎是法律专家——很多人都已经把《宪法》背得烂熟。可是在这种体制下，他们又能如何？即使中央的信访接待机构有了答复，也不过开一张“路条”把球踢回地方，而地方政府拒不执行的时候，他们又只得无奈地返回北京。在这条艰难的上访之路上，一年一年苦等空熬。有访民塞给我们一份他们自发统计的两条胡同的访民名单，四百五十人中有二百七十余人已经上访了十年以上。我们见到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从三十三岁开始上访，被收容遣送、关押、送精神病院一百九十九次，人生的大半岁月在上访路上度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早断了联系，也不想他们了，怕牵连他们。三十七年眼泪早哭干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哪天死就是哪天了。”

　　收容遣送制度未废除之前，上访者们甚至不敢走上京城的大街。“俺们和民工不一样，民工回去就回去了，俺们回去就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你看看这些人，谁不是被逼到绝路上跑北京来的？俺们宁可在这里冻死饿死，也不敢去偷去抢，万一被送回去就是个死啊。”安徽来的陈国柱说。就是在现在，他们也必须小心翼翼地躲开来到村里的警察。警察和联防常常在深夜破门而入，查验他们的身份证，将一些人带走。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带往哪里，能够逃回来的人极少极少。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天晚上，就有自称“山东济南精神病院”来的几辆车，挨家挨户把搜到的山东的“精神病人”塞上车拉走。

　　年前市政府曾经派人驱赶过这里的村民，但警察走了之后，大部分人又跑了回来。“政府让俺们回家过年，家都没了，年还咋过？再说俺们哪有钱回家呢？”

　　中午我们走进另一间屋子，正碰见访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每人一个装方便面的纸碗，碗里是白水煮的白菜叶子。访民徐娟告诉我们，她们每天租房子的钱是靠拣废品得来的，附近的废品都拣光了，他们不得不走上很远的路，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拣塑料瓶回来，换到三五块钱，就是他们一天的租金。至于吃的，都是在附近的菜市场拣菜贩丢弃的烂菜叶。“锅也是拣的，就是装修剩下的油漆桶，刷干净了就能煮菜吃。”

　　而这在上访村里，已经是最好的生活。无力去拣拾废品的人只能在铁道边上废弃的矮墙根，用木棍和塑料布靠墙撑起一个两面透风的窝棚，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冬天。他们的窝棚被城管一次次的推倒，他们也只能一次次重新搭建。附近的村民告诉我们，去年冬天有一位老人跑到铁路对面去拣木棍，绊倒在铁轨上被火车碾断了双腿。他们也没有钱看病，如果病了就扛着，扛不过去就只能等死。但他们很少去乞讨：“俺们是来北京讨公道的，不是来要饭的，首都外国人多，俺们要维护祖国的形象。”上访者邹来顺严肃地说。

　　连窝棚都搭不起的人，就只能裹一张塑料布，睡在村口开阳桥的地下通道里。行人通过这里，常常捏着鼻子匆匆走过去。北方的风从地下通道里吹过，这里像冰窖一样寒冷。大年三十的晚上，当我们围坐在饭桌前“盛世大联欢”，烟花点亮城市的夜空，就有两个生命在这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而上访村旁边，就是繁华的开阳路。站在铁路桥上看去，一道矮矮的围墙划开了天堂与地狱。

　　夜里我们睡在上访村里，村民们为我们腾了几个铺位，我们在床上辗转难眠。有些人不愿面对我们的镜头，公众的关注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只是让这个地方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清理整顿。附近的教会和高校也曾送来一些衣食，但这些杯水车薪的捐助也只能避开村中的便衣，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们在商量回去搞个募捐的时候，有上访者拿着他们的上访材料来，一定要我们收下。我们不忍心告诉他，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这个概率，比摸彩票还要小。这里所有人都保持着对党，对中央的虔诚，他们相信，他们的冤屈只是地方的腐败造成的，只要中央看到了他们的材料，他们就能够冤情昭雪。也就是这种单纯的虔诚，使他们在北京坚持留下来。“这里离胡主席近啊！”

　　然而，从上访村到国家信访局不过两公里的路程，却是步步危机四伏。

　　刚刚走到陶然桥上，我们就看到呼啸而过的一辆辆警车。再往前走几十米，就可以看到上百辆蓝白杠的公检法专车在信访办门前排成长龙。国家信访局在一条死巷子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劫访者将巷子口死死堵住。

　　地方的稳定视乎上访者的多少，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就自然与上访挂钩。各地方都派出警力来拦截上访者，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劫访行动是不计成本的，他们通常住在二、三环上的宾馆与招待所里，劫一次访的费用与劫访者的奖金都是难以想象的。“坐飞机拉回去的都有。”出租屋的房东李先生告诉我们。

　　劫访人员一律着警服，在巷子口、信访局门口、信访局大院中布置了三道关卡。几百名警察拥在一条巷子里，也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奇观了。他们排成两队，中间让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每个试图进入信访办的访民必须从这里通过。劫访人员会把访民揪住，听他们的口音，查验身份证，如果不是本省的才允许通过。如果发现了本省来的访民，会马上揪走。如果访民不从，便五六个人一起拳打脚踢，把人强行带上警车。

　　凭着手中的北京身份证，我们通过了几道关口。短短不到百米的巷子，我们竟走了近一个小时，无数次被揪住盘查。幸好没有被搜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想我们尚且这样艰难，更不必说那些访民了。我不想讲我个人在里面的遭遇，访民们远比我们更惨。本想近距离地拍到绑架的镜头，可是巷子里劫访者比上访者还多，我们只好作罢。回到街上找了辆出租车，在车里拍了一段巷子口的画面，无功而返。

　　这就是我三天来的所见所闻，我以人格对我所记叙的真实起誓。康德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我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还有良心，我从这句话中咀嚼出的不是光荣，而是深深的耻辱。它像一个十字架把我钉死，面对苦难我惭愧莫名。当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在我面前哭诉，当一个年纪和我爷爷一样的老人在我面前长跪不起，我，一个法律人，只能强忍着眼泪轻声说我无能为力。他们有怎样的苦难，我就有怎样的耻辱和愤怒。黑夜里我对着天空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声音落入深深的死寂。

　　就这样吧，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公民，愿意将这样的耻辱与愤怒转化成勇气，面对一切可能的未来。套用王怡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与上访者一起坐牢——如果这样能够稍许安慰我尚未枯死的良知。我唯一的希望是，未来上访者的行列里，不会出现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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