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ujun.ycool.com/ Fri, 03 Jul 2009 16:07:22 GMT Fri, 03 Jul 2009 16:07:22 GMT http://sta.yculblog.com/images/logo/general-88x31.gif http://mujun.ycool.com/ http://mujun.ycool.com/post.2297185.html 今天晚上跟蓝狐医生吃饭。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知道现在如果医生想要赚钱的话，该去做什么呢？我心里想着是不是医药代表之类的东西。他给出的答案是“医闹”。所谓医闹就是指专门帮着病人家属在医院里撒泼耍赖无理取闹讹诈医院巨额赔偿的那么一群人。比如说谁家的病人在医院没有治好病，死掉了，家属就找一群医闹来，在医院里摆上百十个花圈，天天哭啊闹啊，直到医院赔钱为止。要我说中国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奇怪，这种“不合逻辑”的事情竟然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蓝狐说，医生当医闹那可是有优势的，因为医生有专业知识，看得出什么情况下可以理直气壮打官司，什么情况下打不赢官司只能靠着胡搅蛮缠。掌握信息全面了，斗争过程中就有了更多的筹码。

我想大多数医生赚钱虽然少，还不至于改行做医闹，不过在那些明显就是在无理取闹的case当中，谁知道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专业支持呢。某一个具体的人在医院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求告无门只能靠拉一大帮子人在医院哭天抢地讨回公道，我想这事情还是可能存在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做法常常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如果这个人通过“闹”最终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以后所有有这方面需求的人都会选择“闹”这种方式的。弄到最后冤不冤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闹”出多大动静来。“动静”的大小倒反而成了谈判的筹码。当这种原本不合理的谈判方式被一次又一次地实践，“医闹”这一行业就会应运而生。你要不好好管说不定它还能“制度化”。其实这个也蛮像动拆迁的。弄到最后一家人家生活到底有多困难，到底需要多少房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能在周围被挖得乱七八糟并且一天到晚有人上门来做思想工作的基层干部的环境下忍耐多久。

蓝狐说，对付这种人，上防暴警察啊，喷辣椒水啊，再不行开枪啊。说前些日子石首出的那件事情，防暴警察硬就是叫老百姓给逼退的，政府怎么那么软弱啊。为了和谐大计，政府一般都不敢对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上手段，而事实上他们也真没什么手段好上。与此同时国外媒体又常冷言冷语地描绘我们的上访者要遇到如何多的困难，说得好像谁压迫了谁使得良好的人权状况不能得以实现。他们完全是在胡编乱造事实吗？好像也不能那么说。特别有手段和特别不敢上手段的政府，大概又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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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在业主论坛上看到某社区因为门前高架路拓宽导致噪音变大了，就开始维权了，我还读了他们中的某个居民给上面写的信，提出要求说全体搬迁，让政府再给每一户买个地段差不多且面积也相符的新房子，同时还要赔偿精神损失，后面还跟了一群业主叫好。前面那篇文章有读者留言说要探讨一下“中产阶级维权为什么会失败”，如果放到这个案例里面，答案就是中产阶级提的要求不合理。还问“中产阶级的局限性在哪里”，放到这个案例里面来看，他们的局限性就在于维权起来跟“无产阶级”差不多了，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不管有没有道理，说出口来都是理直气壮。

当然讲道理的中产阶级维权也还是有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要有组织，总觉得组织的理性高于个人；二可能能够解释一，就是要有交流互动的平台，说行话就是审议程度高。这样在某些人热血沸腾想要去民告官的时候，会有另一些人提醒他们法条，还有必要的证据；在某些人为逞口舌之快想把事情捅给外媒以博得广泛同情关注的时候，会有另一些人提醒他们联系外媒无济于事，真和政府形成对立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审议式民主的本意，其实是让大家通过积极的公共事务讨论而明白事情其实很复杂，不像自己想象地那么简单，通过公共讨论为自己争取利益倒放在其次。不过这一美妙的理论在付诸实践的时候通常会走样，所以你经常会看到一类经验研究，不停地向你吹捧他们那里的公共参与人很多，人很傻（一聪明就变成精英操控了），而且对某一件事情要反反复复讨论好多次都得不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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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地方啊，陆家嘴都晚上十点了还人满为患，公交车开到浦东南路竟然堵车了。喏，这个就叫田野调查的context，不要跟我举例子说美国人欧洲人如何如何维护居民权益了，Providence在美国还算个不小的城市，放到上海来一看就是个街道……

没电了，不写了。...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97185.html Fri, 03 Jul 2009 15:07:17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92333.html 去年上海的cifu事件已经成为了小区业主维权集体行动的一个标杆，大家会说“哎，当初他们是怎样怎样搞所以就成功了，我们现在搞也需要注意什么什么”；或者“我们当初就是因为没有像他们那样搞，所以才没有成功”。其实我真的挺想知道cifu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进入的路径。来看这个blog的人能帮我想想办法咩……

比如今天访谈的那位就觉得他们的维权不成功，是因为跟cifu的那群人相比太“小资”了。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太“软弱”了。“软弱”的他们都惊动了几十个防暴警察，逼人家动用了辣椒水哎！

其实今天谈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感觉无论自己怎样解释，对方都始终有顾虑，而且我好像突然变得嘴很笨，有点越描越黑的趋势。讲到后来我都开始想打嘴了。突然要换一套话，不容易啊。最终只能看着对方顾左右而言他，动作比表情多，表情比话多——中国这事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对吧，其实我们都是知道的是吧——我咋知道自己知道的是不是您知道的啊！

不过回来以后整整发现还是有些好东西的。比如总结中产阶级维权的特点的时候，说“我们在乎，但我们也不是光着脚的那种”。现在的行动不仅仅是针对某些具体的事情和人，同时也希望能做出规矩来，要公开要透明，要有好的议事规则。说穿了就是充分意识到原则的重要性。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二年级的时候打辩论赛，曾经在赛场上说过一句话，“原则的价值往往是最远和最不容易看清楚的”。对方说中国人的问题就在于参与意识很低，往往出了事情才去亡羊补牢。可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如若规矩能做起来，那么它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斗争。

还是得抓紧了那两个组织。得不停地问，这两个组织发挥了什么作用啊，有没有用啊，你觉得他们应该做到什么啊。这样多少能问出些东西来，而且不散漫。...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92333.html Thu, 02 Jul 2009 15:07:46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89749.html 碰上那种一时半会儿和谐不了的冲突，大多数人都是不太愿意接受访谈的。但是拒绝你的理由还不尽相同，年纪大一点的人是怕你写个东西把他真实姓名公布出去，单位里要找他麻烦；年轻人可能也怕这个，但是让他们犹豫的还有另外一条，就是我的“美国”身份。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我们不想被拿到国外去当作评论的材料”之类的话了。我好歹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体会这个会比那些从美国过来的美国人更加敏锐些，因为我实在太能理解他们的担心从何而来了。不过也正因为我了解这焦虑的来源，就总还能想出办法尽可能地化解一些。别人如果说“不行”，那么我就算数；别人如果说“不行，因为……”，我就一定再给他回信告诉他我怎么看那个“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很坦诚地在对方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的时候先告诉他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如中国的民主，比如怎么看西方媒体。这些观点放到写论文的时候都不值一提，但是跟现实里的人打交道，类似的话还一定要说。还得说得简练、让人宽心，又不媚俗，真正像一个读博士的人说出来的话。谈着谈着如果访谈对象问，你觉得该怎么办，或者，你有什么高见。你还必须把“高见”给说出来。社会学研究毕竟和社会活动家还有区别，太involve了不好，但是全然居高临下的观察也不合适。尺度还是要拿捏得准咯。

其实我想看社区运动，全然是好奇心驱动啊。就因为本科的时候跟徐老师在基层做调查，听到的都是街道和居委干部“两头摆平”的故事。正过来想，觉得幸好有这些人能做到两头摆平，不然上海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一段时间内修出十几条地铁线。反过来想，基层都有那么多精明能干的人了，怎么还有那么许多面上看着没有摆平的事情呢？这些事情究竟是被和谐之前的短暂的混乱呢，还是没有被和谐的结果呢？最后究竟是不了了之呢，还是像我先前听到的那样皆大欢喜呢？什么样的条件导致了最终结果的不同呢？这些条件可不可以抽象成一些理论概念呢？然后就硬生生把研究计划给凑出来了。出国之前曾经和清华过来的lyw见面聊过一次，她说北京都在研究业主怎样维权——“开始和市场斗争，斗争到最后发现他们的对立面是国家”，而上海的文章写着写着都是政府怎么把矛盾最终给和谐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关键还看学术论文的“生产方式”吧。只是觉得和谐与不和谐，运动与不运动，一体两面。你要对社区运动的环境有个更详细的了解，当然得看基层干部是怎样把他们给和谐的；你要给基层政府和谐冲突的能力做个全面的评估，当然得看些和谐失败的例子。有老师跟我说，别以为博士是学问很广的人，博士其实应该是研究一个专门的很小的领域的人。坚持这样的标准自然会认定我的想法过于松散。我却认为，单从写论文的角度来看，结构严谨一些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这两件事情必须放在一起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运作方式的变迁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充分展开，这也为是唯一于理论有勾连的一种想法。为了聚焦研究问题而遮住一边，要么分析维权运动的局限性，要么描写基层干部的新花招，这都好像碎片化到失去意义了。我不介意“博士”改称“专士”。但“专”不能仅仅为了研究的方便。说到底我们都是在庞杂的世界里提取一个很小的片段，期望能够说出意义来。所以理论的关照是选取片段的最重要的标准，而不是其他。

我不是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所带来的困难估计不足，其实回来之前我的顾虑是很多的。可是那个时候Patrick就跟我说，你现在不过是写硕士论文，当然要敢于“冒风险”，如果你连硕士论文都不敢稍微冒一下风险，将来你的博士论文准备做什么？况且你可以去试试看，实在行不通起码你也知道那是行不通的了。我想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一个人跑到Kerala去住了三年，花了六个月时间才学会打电话，期间还被人误以为是CIA。他一个美国人敢去印度做调查，我一个上海人调查上海有什么好怕的，何况还是住在自己家里。

这两天我也逐渐明白，我真的不需要接触所有人来了解一个事情的全过程，因为从一个或几个人的叙述当中，我已经可以提取足够多的信息来了解另外几方的情况。这倒不是我偏信了谁，而是因为我既有跟基层干部打交道的经验，也有看让基层干部很头疼的人文斗武斗的经验，所以对各方行动的逻辑和表达的方式都有基本的掌握。基层干部把维权做得太热心的人描绘成乌合之众，或者社区运动的积极分子说居委会主为了“升官”不惜一切向上爬，我大概能知道他们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事实”相符的。

我想我可以放宽了心去看我希望知道的东西，而最终收集到的材料也应当足够我写出一篇论文来。事实上写论文是一个表达研究的过程，倒不一定就是真实的研究过程。我最后很有可能只写了一个组织，一件事，或者两三件事。但是我要求自己心里明白，这一个组织、一件事的背后，能牵扯出多少其他东西来。...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89749.html Wed, 01 Jul 2009 15:07:57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85327.html 其实我上个学期读书的时候就在想，上课看的那些葛兰西布迪厄福柯之类，都非得“倒过来读”才能和中国的好多事情对上。比如中国的问题不像葛兰西所述是要有机知识分子戳穿资本家的阴谋诡计，恰恰相反，问题倒在与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建立文化霸权。再有比如布迪厄，我本科的时候很喜欢布迪厄，去了美国倒反而觉得有些食之无味。当我的老师和同学在课堂上谈论社会不平等、符号资本的时候，我倒反而觉得这是个人尽皆知的事实，而不是什么社会学家需要花大力气来揭露的秘密。Patrick和我的同学都会讨论，说现在美国高等教育入学制度有多么不平等——看似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穷人家的小孩根本就不知道申请好学校的秘诀在哪里，那个是需要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资本的。而在中国绝对不会有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感叹原来教育机会是那么的不平等，尽管从我这个年龄段的角度来看，有钱人和没钱人家的小孩机会其实是差不多的（今后可不一样了，现在正努力向美国人学习，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于是以布迪厄的方式谈到教育不公平的时候，竟然感觉有点无聊，倒反过来想着究竟有什么办法能把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给“掩盖”起来，就像布迪厄经常批判的那样。我也常常会觉得hegemony是个挺好的东西，因为他给了人希望，而且是充满动态的。因而常常会问，调和呀，制造同意呀，“对我们好的也是对你们好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葛兰西是不回答这个问题的，他的论述倒有点像功能主义的——因为资本家维持现在这个秩序需要这些结构，所以这些东西就在那里了……）我本科的时候也喜欢过福柯，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是发现了一种新的追求自由的方法。现在我仍然挺喜欢福柯的，不过是“倒过来”喜欢——福柯让我发现了权力的现代化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其实福柯的东西也蛮slippery的，我们曾经讨论过，他究竟是要戳穿那个虚伪呢，还是要引导大家追求自由呢，还是说现在这状况很不错呢，或者没立场——我就把这东西说出来给你们看看。福柯晚年讲governmentality，ms他也开始有点enjoy这种东西了。）

其实我也挺喜欢哈贝马斯的，他是上个学期我读到的所有理论家里面唯一一个让我“正过来”喜欢的。

我想国内应该也有不少人喜欢葛兰西、布迪厄和福柯的，尤其是后面两位，他们的著作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广的范围里被阅读的。我蛮想知道大家究竟是正着喜欢这两位，还是反着喜欢。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既有现代性产生的问题，又有不够现代产生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前面一个问题更加严重，那么你大概会正着喜欢这二位，如果你是觉得后面一个问题更加严重，大概就会反着喜欢。或者干脆……别喜欢了。

这三位多多少少和马克思还有些渊源，葛兰西算是继承老马衣钵，布迪厄的很多想法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也反反复复提到马克思。但是我们读这些人的著作，倘若能够看到葛兰西把机械的东西写得那么有丰富感，看到布迪厄如何论述有机知识分子的不可能，看到福柯对于左派知识分子的反感，那读这些东西应当还是有用的。怕就怕翻看两页评论一句“真够马克思的”就扔开了，那还是别读了。葛兰西、布迪厄、福柯再加上哈贝马斯，多少和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运动也很有些渊源。Susan曾经跟我说，她在玻利维亚做调查，访谈activists，最后整理记录下来一看满眼的葛兰西和哈贝马斯。我想我们中国是很少有activists的，偶尔碰上两个“形似”的，访谈记录拿过来一看，满眼的毛泽东和马克思——还是晚年的马克思。他们自己都不觉着的。有时候他们是跟他们所讨厌的那群人用同样的逻辑在思考问题。所以游戏规则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因为抗争的人和那些被他们抗争的人只是处在同一个游戏的不同位置罢了。

这两天一直在看人家文斗武斗呢，想读点理论也静不下心来。在业主论坛上发了个帖子说要做调查，被文斗正酣的网友逮了个正着，说我听了别人的观点再去写论文那叫抄袭，是“废物”，“洋文凭趁早不要混了”，顺带还引发了他“国人啊国人”之类的感叹。

这一年来，理论上的想法其实也转得挺多的，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转了，不过我会更挑剔更谨慎的。

...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85327.html Tue, 30 Jun 2009 15:06:37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81614.html 看下来比较“和谐”的几个业委会大多是退休老干部在把关。这些人有闲，能力比较强，碰到事情也能镇住场面。“无私奉献”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在他们身上还有所保留，所以愿意拿着每月四百块的津贴，干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当然这群老干部也很有些烦恼，主要的问题被他们归结为“现在有很多人思想不够好”——无论做什么事情，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比较配合，百分之四十的人根本懒得理你，百分之八的人不管你说什么都会反对，剩下的百分之二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找碴添乱。我想他们内心深处一定是很赞同成龙那句“中国人不能太自由，要好好管管”的判断。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表达类似的看法，比如认为某些人就该好好约束一下，民主过了头会有很大麻烦。只是他们没被抬上成龙那个说话的位置罢了。其实这事情对我启发也是挺大的，希望能有个机会让那些喜欢空喊民主自由口号的人都去做做业委会主任，碰过一圈墙壁，再想振臂高呼就不没那么底气十足了。别以为现在好些业委会没有用是当初居委会乱点将的结果，现在好些坐在位置上被人攻击的，当初很有可能就是带头攻击别人的。当初凭借民意进了委员会也曾经信心满满意气风发，几件事情一做就连喊吃不消了。

可是还能怎么办呢？我蛮能理解老干部那种“思想不好”的判断的，经历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面对业主种种不是很合理的利益诉求，第一反应肯定就是“思想不好”，令人沮丧的地方还在于——思想工作已经逐渐起不到作用了。所以，即使“思想不好”那是真的，“好好管管”也管不好了。面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我们还得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应对这些“利欲熏心”的民众。所以我会特别关心居委会、业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业委会这个组织不是居民“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近些年来于基层政治的一项制度设计；居委会更加复杂一点，但是以上海近些年的情况来看，国家也一直尝试改变这个组织的身份和作用。它们都是在国家政治体制之内被确认为合法的组织，我特别想知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纳来自底层的反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们能够体制化公民的与利益诉求密切联系的公共参与。

去年在xh街道做调查的时候，听街道的党委书记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都记在心里。他说以前碰到上访的事情，总是跟社区里的党员说，这种事情你们不好去的！然后他们就缩在家里不出来了，久而久之群众就会觉得党员都没有用，出了事情他们就不来找你了。现在我们跟社区里的党员说，社区里碰到了事情，你不但不能缩在后面，还得站出来主动解决问题。想来很有那么点意思。后来在某个社区做访谈的时候，某业委会主任兼居民区党总支委员也跟我谈党组织在社区中的位置，他认为党要是不把关就很容易天下大乱。这观点也很有那么点意思。我想如果把共产党在基层的党支部看成是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很多人都会不舒服的。我也不是很赞成“没有党组织领导”和“天下大乱”之间的必然关系。但是对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尽可能细致地去描绘它，国家在哪里，公民社会在哪里，国家的权力到了基层是如何运作的，公民社会组织在那样一个权力结构之中是如何发展的。有些时候这些组织能起到作用，有时候压不住事情，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想要看的case。基层的政治体制是有着很大的灵活性的。

至于说“中国人不适合太自由”，这话我同意也不同意。“自由”是一种能力，能力都要学习的，学习不是背课本，得给大家一点空间让他们去实践。其实业委会这种组织，国外也是有的，但是从来没听我的哪个同学说要研究美国的业委会的，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组织形式和运作的机制已经比较熟悉了，不像我们这边的很多社区还处在比较high的阶段。想着我们要快点成立业委会，好跟物业公司讨价还价，好降物业费，好把以前的物业给炒掉，换个物业公司都会引起轩然大波。那是前两年的事情，是要上报纸的，这两年已经渐渐平静下来了，顺利换掉物业公司的小区越来越多，当大家看到换来换去也就那样，出两块钱不可能享受到四块钱的服务，就会对这件事情产生一种成熟的冷漠，“思想”再不好的人都没有兴趣再闹下去了。

现在很多的矛盾，不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因为不少问题在现有的框架之下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缺的是人们的关注，是责任感，缺的是两个懂行的人，缺的是一个给大家讨论的平台。而这些其实都不是不能逾越的障碍。关注度不够——只要涉及切身利益，自然会关注的；缺少懂行的人——中产阶级社区里往往藏龙卧虎，不存在这个问题，弱一点的小区可以寻求咨询机构的帮助，政府要是想和谐就应该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缺平台倒是比较麻烦，而现在有业主论坛。很多小区的问题其实就是“审议”程度太低，发意见征询表完全变成走程序了。程序会有意义在于人们愿意“相信”程序是有意义的。在那种分歧很大的问题上，发选票最后三分之二通过，根本就不能解决矛盾，因为那三分之一还是会不服气的。这不仅仅是没有契约意识的问题，而是没有提供给大家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你让我把车停到外面去是可以的，你要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他能停在里面，我得绕远路。所以还是要更多在技术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些时候它不是政治体制问题，而是生活习惯问题；不是民主问题，而是技术问题。

这事情现在仍然值得研究，是因为很多时候它还有戏剧色彩。等到哪天它毫无戏剧色彩了，就说明体制化已经做到位了，那时候就没有研究价值了，我希望这件事情最终会变得没有研究价值。很多做社区研究的人说上海这地方故事不多，那是因为体制化的程度高呀。（即使“高”，还是有些故事的。）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国家的政府和老百姓都是有进步的。政府已经学会用辣椒水了，而老百姓知道用业主论坛讨论维权策略——找外媒就跟政府对立了，我们散步的时候要多喊些支持政府信任政府的口号，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啊！...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81614.html Mon, 29 Jun 2009 08:06:21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74990.html 我上个学期写研究计划的时候，就曾经假设“中产阶级社区”和其他的社区是不一样的。弄到现在倒有点迷迷糊糊了，好像这假设做得理所当然，到底是怎么个不一样法，我竟然也说不清楚了。老公房里被动迁的那些穷人，也并没有因为财产不是自己的就无所谓了，他们为自己争利的劲头可一点都没比中产阶级来得少。（有一种人倒是无所谓的——农民工，反正房子是租的，你说要动迁那么我就搬……）中产阶级也没见得就特别“理性”。其实维权的手段一共就那么几种，弄到最后看看大家其实也差不多啦。只是有钱人资源更多一些，比如他们在政府部门里会有更多的“关系”，他们文化程度高，知道怎样利用网络来组织动员反抗。今天下午倒突然想着Bourdieu的“再生产战略”和“颠覆战略”。有可能比喻得不是很恰当，不过还是挺形象的：这两个群体面对的规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其中的一个群体拥有了更多的筹码。

于是有人归纳说，维权行动中不分中产阶级和穷人，只分“喜欢来事的”和“胆小怕事的”，然后大多数人都属于“骑墙派”，想想也是挺有道理的。

居民和市政项目施工之间的矛盾，有时真的很难从法律上来界定，究竟是谁侵犯了谁的什么权利。诸如你挡住了我的阳光，你挡住了我的风光之类，自然有开发商的违规操作，有政府的不依法行政，硬和财产权扯上关系，有时候想想也是牵强。最终大多胡萝卜加上大棒，给钱，或者答应居民一些平日里看来未必合理的要求，再有就是吓唬人，连哄带骗地给撸撸平算数。该修路该修桥，最终大多数还是要修的。

很多人说，这个就是不民主呀，一民主就没这个问题了。那得看你怎么理解民主。比如你说近些年来挺流行的审议式民主——参与式预算——权力下放，一个地区的人凑在一块讨论这笔钱到底怎样用，修路修桥还是兴办教育和医疗，合法性是经由反反复复的讨论而来的，审议程度越高，合法性也就越高。但这个不解决问题，首先参与式预算也不是让一个地区的人决定所有的资金的使用情况，大多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而已。而像上海这种大城市，修地铁那肯定是市政府做的决定，要交给一个一个社区的人去讨论，完蛋了什么也修不出来了。其次啊，我说得难听点，这些“喜欢来事的”哪里是想要什么政治参与的权利啊，他们要的是钱。平日里你敲门让他去开个什么业主座谈会估计他都懒得搭理你，跟钱没关系的话是没有参与的热情的。

有时觉得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人口密度那么高，想要维持它的运转，是需要很多极其精密和高超的技术手段的。旁人一时半会看不懂，而我们身在其中的，有时也会觉得不可思议。

...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74990.html Sat, 27 Jun 2009 12:06:08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9568.html 今天白天陪姥姥出去玩了，在科技馆里转了一天。姥姥还说过两天再去乘磁悬浮，我说这个也方便。回来以后窝在沙发里顺带把《东藏记》也给看完了。关于延安的几段写得极好，既从旁人的口中描述军纪的整肃和政治的清明，又写到知识分子对于不尊重知识的担忧，靠本事也靠关系，地主阶级已逐渐不时兴，最后安插了李明宇因为查阶级成分在延安自杀的故事。后人根据自己需要各取一段便可做文章去了。

孟弗之教授的那些高谈阔论于我倒没形成什么很深的印象，只是感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太过“政治正确”了。他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说战争把人异化，要把人还原为人；又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专制，要现代化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他对延安也很宽容，主张救国救亡有多种道路，每一种都可以试一试。然而就是这么个人让左派右派都不待见。弗之和江昉的那段谈话记得最清楚，说自己原本就不是尖锐的人，现在保守的人说他太激进，左派又嫌他不够进步，终于被来路不明的“某个部门”抓去恐吓了一次，而且共产党也不太喜欢他。一心向着共产党的江昉听了以后倒是笑着说，自己只不过应付一面的批判而已，要比他自在许多。这社会总逼人站队，没立场的人都是处处被人围攻，很倒霉；有立场的人过些时日发现站错队了，更加倒霉。这个，不是很好。

嵋这孩子好得让人挑不出毛病来。我打心底里希望自己是她那样的姑娘，可是翻着翻着总觉得自己还是更加像峨。在快要长大但是还没有长大的那几年里，颇有些不讨人喜欢的孤傲。作者也没有解释峨为什么那么“怪”，其实把自己安在那个年龄上想一想，她也不是很怪的哦。...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9568.html Thu, 25 Jun 2009 15:06:23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7490.html 我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对方一只电话过来说他突然又安排了其他的事情，不能接受我的访谈了。于是，被放了鸽子的我从一部地铁上下来径直走向对面那部方向相反的地铁，又回来了。看来，老天也不想让我一天之内做两场。

那天在徐老师那边的时候跟他说我正在看宗璞的《野葫芦引》，徐老师说做名人之后确实很合算，平日里写点小文章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说些过去长辈的八卦，改了名字还能当成小说卖。单从《西征记》来看，内容倒也不是作者亲历的“八卦”，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上过战场，为写这本书还专门找了好些当年远征军里的人做了访谈。好在出来的东西不像拿腔拿调的深度报道，也不像混点理论名词糊弄人的民族志。它还是一本小说。看豆瓣上有人评论说叙述的结构有问题，人物刻画也嫌单薄。窃以为这些都算不上瑕疵。人嘛，其实也可以很单纯的。澹台玮、孟灵己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朋友，觉得什么事情想做，且应该做，就去做了。内心怎样挣扎，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要怎样成长，那都是编出来的故事给人看的，要么用作宣传和说教，要么拍成电视剧拿到市场上去卖钱。把大家都写得平常，倒见得我们这个国家在危难的时候很有些韧性。

全书在澹台玮牺牲的时候到了一个高潮，本以为接下来就该收拾各条线索准备结束了，不想在结尾处笔锋一转：抗战胜利了，严祖亮自杀了，他这一死还带着荷珠的殉情，吕素初的出家。也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国民党将领以自杀来反对内战的事情。抗战结束之前，孟樾与江眆几位教授在一起谈论内战会不会爆发，高谈阔论多党制在中国的可能性和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我想这些情节应该都不是作者凭空杜撰的吧。

我跟wosuoyuye都盼着老人家身体健康，《北归记》，千万要把《北归记》给写出来啊。...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7490.html Wed, 24 Jun 2009 09:06:06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7184.html 有些老头精神还真是很好的，七十多了看上去像五十岁，说自己业委会的工作要做到八十岁。原来当厂长管个很大的厂子，退休以后做业委会主任管个很大的小区。拿出一张又一张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手绘的资产负债表给我看，说上海百分之九十的业委会主任都做不到他这样。一张珍藏了好几年的报纸，说新民晚报有记者头条报道他们小区的物业管理了。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看了他也怕，旁边的奶奶级秘书说那是因为我们主任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谈话间原先“提拔”他的书记走了进来，几人坐下来一起感叹小区里真是选出一只好班子啊！我说主任您上网不？他说不上。我说您去业主论坛看看咯，你们小区很和谐的。他听了真是得意啊，然后我就接着夸他。

所以我一直很鼓励我老爹去居委会或者业委会工作的，多有成就感啊，每月再拿几百块补贴……

想采访到维权领袖可不容易啊，因为人家不需要我来夸……这事情做论文可能用不着，写出来看看还是挺好玩的。接着还有另外一场。

...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7184.html Wed, 24 Jun 2009 06:06:48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5615.html 但凡涉及到和“抗争”有关的话题，就很容易被人拒绝。拒绝的理由一般都是害怕文章写出去，发表在报纸、杂志上，被领导看见了要找去谈话的，搞得不好影响生活。任凭我再怎么解释我这篇文章不会发到什么报纸上，而且就算发表了也绝对不会用真实的人名和地名，都难以消除人们的顾虑。唉其实这些有顾虑的人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一件出格的事情。今天limei来家里玩，讨论出来说上海这地方公民社会相较中国其他大城市还是比较发达的。公民社会这么“发达”的地方，为啥我想要找个访谈对象都有困难呢？

然而今天被据的理由可与众不同了！这一位算是社区里的维权领袖，和基层干部斗志斗勇，在业主论坛上表达不满直抒胸意。我想他这么勇敢的一个人，总是没有什么顾虑了吧。就在业主论坛上发信说我从美国回来，现在要做个研究。结果他回信说，从美国回来，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中国不是像美国宣传机器所说的专政国家，如果中国很专政，我们就不可能维权了！

这话从维权领袖嘴里说出来，多有喜感啊！

今天limei上家里来玩，说了些广州的事情。南方跟我们这边确实差别很大，新的小区入住之后可以十年都没有居委会（估计街道都是没有的，上海这边街道一级倒是做得很实）。最早出现物业管理公司的深圳更加好玩，物业管理公司里的人最早还是吃国家编制的，工资特别高，那时候还附带着做很多居委会的工作。那边黑社会化也比较严重，有挑头维权的人，开发商会叫人把他打一顿。

说前不久有外国学者做了个研究，比较上海、孟买和其他一个什么城市，因为这三个城市在2010年都有大型活动，大型活动一般意味着大型的建设项目，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拆迁。这三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又都是很高的。学者就跑去看，另外两个地方都是说拆就拆了，而且政府十分“阴险”地把拆迁的消息封锁到了最后一刻，使得居民没有时间组织起像样的反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连补偿都没有。而上海则是有补偿的。我说岂止是有补偿啊，掌握谈判技巧的人可是有好多讨价还价的空间呢。根据上次在xh做调查的经验，什么找工作、解决户口的事情都会牵涉进来，想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也多亏街道这一级确实有了财力，解决问题就不仅仅是靠面子而是真正有了物质资源。这样的比较研究未免最后得出诸如此类的结论：印度号称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了，怎么还。。。中国号称威权，倒是也。。。

可是我说，你看的是上海呀……

...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5615.html Tue, 23 Jun 2009 13:06:51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0528.html 网上买了两本书，今天早上送到了。宗璞的《野葫芦引》出到第三本《西征记》。我姥姥在家，她老人家有文化，爱读书爱看报，就抢先把第一本《南渡记》给拿去看了。那我就倒过来，从《西征记》开始看。写得很不错哟，大悲大喜点到为止，不刻意不夸张。不似现在某些创作人员，多傻冒的道理都给你浓墨重彩地往深里描，非逼着你接受他那些肤浅的理解。不过既然你自愿降格为货在市场上贱卖，那被你当作消费者的我自然也可以不乐意买。

07年正好是七十周年，央视做过一个片子，名字好像叫“到后方去”什么的。我的历史知识实在稀松，到那时远征军的故事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想想初中历史课的考试还经常追问究竟是哪个党领导的问题，故事又写得相当不丰满。我们这些人吧，表达意见不喜欢摆事实讲道理，倒常常要上纲上线，估计这毛病就是中学教育养成的。偶然碰到几个台湾同学，原来他们的历史课本里面也写谁谁在前面英勇抗敌，谁谁在后面如何如何的文章。我曾以此为例跟老爸说明历史真相的扑朔迷离。他一人沉思良久，说这问题还真应当搞搞清楚，看现在内地和台湾写的东西都很不靠谱，应该看日本人写的东西。他说，日本人总归会老老实实地记录，某年月日在某地跟某部队打了怎样的一仗之类的东西吧，总归很可信吧。他老人家对自己的创见十分满意。好像找到了一个攻克难题的方法。其实日本人写的东西我也是挺想看的，主要是因为年纪还小，处在随时随地准备接受“真相”的阶段。

下午大热天的跑出去做了一个访谈。渐渐明白上海的社区研究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居委会为中心的了，撇开研究项目展开的种种原因和过程，书记往往就是最会表达的人了。基层党建、凝聚人心、和谐社会之类的，有好些大的说法，配上一点实际处理问题的细节，滔滔不绝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而如果你说我偏不看这群人，我偏就要看带着大家集体行动来维权的，他们未必就那么喜欢对外表达。顾虑太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就是维护自己的财产，“大的说法”比较少，说得文绉绉一点就是符号资源还比较少。Gianpaolo一直很喜欢强调参与式预算过程中的activists的作用。我猜想那些人一定是极度喜欢表达的。有一次Gianpaolo竟然说他觉得activists都很有见地，有时洞见要超过坐书斋里的社会学家，他写到一半会想，这观点究竟是算他的呢，还算是我的。

中国缺少activists。当然社区里面的活动精英还是有一些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都说上海城市社区参与程度低，我说那你得看怎样算高。以一个规模为一千户的小区为例，有5%的住户对某一个问题关心，有三五个挑头的，挑头的人中间意见分歧不要太大，就足够成点事情了。都说高档商品房小区里的业主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也太极端了。而且我们要看到说这个话的大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居委会干部，这个不能说明新小区里的居民没有组织网络，只能说明居委会干部还是敲不进新小区住户的家门，对于怎样动员年轻的中产阶级业主也一无所知。这首先可能不是个大的政治上的问题，而是个代沟的问题。新小区的业主们团装聚餐K歌在网上骂居委会，而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反正也不太会上网，眼不见为净了。

这些天也陆陆续续听到些故事，只是表达得实在缺乏章法，我还得下功夫整理整理。

晚上利用视频作越洋访谈一只，有视频当然比用MSN聊天要来得好得多。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话时间有延时，不方便做到即时打断对方。因为当对方听到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讲下面一个内容了。

其实我对“和谐”这说法真是又爱又恨，感觉它是把双刃剑。如果政府因为害怕民众“闹事”而尽可能地息事宁人，解决些问题，那当然总是好过一个不care的政府；但是如果把所有的争论和对抗都理解为“不和谐”，好些时候也实在是压制那些理性的合法化的利益表达的，而这个又很危险，最终会把事情弄得不和谐。也不能看到民众聚集在一块就感到害怕。同样是对于司法公正的质疑，杭州市民的表现和前两天湖北那事情可是天壤之别。你说要“和谐”，就得把这两种集体行动的逻辑给明明白白的区分开来，不然讲道理的开不了口，不会讲道理的也懒得开口，跳起来直接打。...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60528.html Sun, 21 Jun 2009 15:06:38 GMT http://mujun.ycool.com/post.2258141.html 早上起来看新闻，湖北又发生了“群体泄愤”事件。咋说？... ]]> http://mujun.ycool.com/post.2258141.html Sun, 21 Jun 2009 03:06:52 G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