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专业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1965年生于吉林四平，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教过大学物理，当过报社采编，做过电视策划。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于中国科学院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著有《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堂吉诃德的长矛——穿过科学话语的迷雾》、《血液与土壤》、《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等书。【摄影/ 新京报记者 秦斌】

爱因斯坦错了吗？

爱因斯坦是错的！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田松大骇。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田松在吉林大学物理系读本科，在学校实验室里看到了一份油印的论文。该文作者不详，洋洋洒洒，力图证明的核心问题，就是“爱因斯坦错了”。

错在哪儿呢？田松好奇地往下看，只见作者举例，说“斯坦大师”认为，光是一种电磁波——错了，光怎么能是电磁波呢？大家都知道，半导体收音机是可以接收电磁波的，可是我们拿一个手电筒照射收音机，收音机没反应。假如光真的是电磁波，收音机怎么不响呢？

“这篇论文在我们同学中间传阅，大伙儿都当成笑料。”田松说，“且不说他的论证过程多么无知，就‘光是电磁波’这理论，也不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啊。”

多年后回想起来，这是田松第一次见识“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而且他也是后来才知道，把论文印得跟传单一样，跑到各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四处散发，期待获得正统科学界的认可，是“民科”活动的经典方式之一。

第二次接触“民科”就到了1992年，田松在北京的《中国青年科技》杂志工作。一天，编辑部里来了一位姓吴的先生，吴先生来自山西，带着厚厚一摞油印的“科研成果”，翻开来全是非常高深的名词：光子、超光子、波导子、微子……“反正有些是物理学上有的名词，有些就是他自己造的。”田松说，吴先生当众拿出一根玻璃棒，指向太阳。只见光芒耀眼，阳光顺着玻璃棒倾泻而下。吴先生说，看，这就是“超光子”。

“吴先生还用了好多公式来算这个‘超光子’，他想说明什么问题呢？”田松说，“其实他没想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想建构一套理论。”

编辑部的同事们只当吴先生搞笑，但听吴先生讲完“超光子”再讲自己的经历，他们不笑了。“虽然他很多基本的物理概念都搞错了，但你知道他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田松说，“他把几乎所有时间精力都投入进去，真的搞到家徒四壁，妻离子散。”

“民科”们究竟在做什么？又是什么动力支撑他们，投身到看似荒诞的“科研”事业中？田松困惑了。

走出研究误区

把“民科现象”真正作为一项社会学课题来研究，田松是受到一位著名的“民科”的启发，他叫朱海军。

90年代初，田松就听过朱海军这个名字，以及他提出的“朱海军力”。所谓“朱海军力”，简单概括就是：人为什么会直立行走呢？是因为人类采取面对面的性交姿势，天长日久，男人就把女人“压直”了。那么，男人又是怎么“直”的呢？因为男人是女人所生。朱海军写了《人类体质进化新说》提出上述理论，并把这种“使人类站起来”的力量，命名为“朱海军力”。

2000年以后，朱海军和方舟子在“新语丝”网上论战，又引起了田松的注意。田松一看，朱海军讲的还是自己十年前的这套理论。“好比一个人在松软的沙滩上盖楼，十年如一日，这是为什么啊？”田松开始琢磨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朱海军力》，狠狠挖苦了朱海军，指朱的理论谬误百出。不料，朱海军很有礼貌地给田松回了信，表示要登门拜访，就生物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亲切友好的探讨。

朱海军的大度让田松吃一惊。“我汗颜，心里感觉有点悬。”田松说，“我是学物理的，朱海军是学中文的，讲到生物学，首先我不是专家，在这个领域我们的知识来源，都同样来自基础教育和一些科普文献。我指出朱海军的错误，其实就是基于这么点‘缺省配置’的知识。”田松觉得，说不定朱海军先生读书更多呀，真要讨论起生物学来，自己未必是他的对手。

那怎么办呢？田松意识到自己对“民科”的思考，陷入了一个误区。“起初我想在科学专业领域和民科作战，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对，告诉他们哪里错了。”田松说，很多正统科学家也都抱有这个心态，但是问题在于，“一旦我要这样做的话，我就必须首先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才有资格批评民科。”而“民科”关注的领域五花八门，几乎在一切存在重大疑难问题的领域，都有“民科”活跃的身影。比如，有许多人致力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他们被称为“哥迷”。田松介绍说，中科院数学所每年都能收到几麻袋全国各地寄来的论文，还有很多“哥迷”来京“上 访”，人人声称已经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请求数学家们“看看证得对不对”，可是很多“哥迷”只有中学文化程度。著名数学家王元，有段时间一出门就撞见守候在外的“民科”，经常半夜接到要跟他讨论哥德巴赫猜想的电话。“简直能把他折磨疯了。”田松说，“所以不能这样跟民科讨论科学，太困难了，不是哪里错了的问题，是根本全错了嘛。我们应该跳出圈外，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民科现象，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群体？”

科学传播出了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田松给“民科”下了定义。他指出，通常我们所知的许多科学爱好者，比如爱好观测天文的，爱好观察植物的，甚至自己动手造汽车、造飞机的，其实并不是现在要讨论的“民科”，姑且称他们为“业余科学爱好者”吧，以区别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田松认为，区分二者的关键标准在于，能否使用科学体制内的语言进行交流。

“民科”是无法交流的，这是田松多年来和“民科”打交道总结出的心得。田松曾经专程跑去沈阳见一位“民科”，发现对方完全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田松说：因为……所以，你错了。

对曰：你这是普通人的视野所限，而我已经超越了地球，站在神佛的境界看这个世界。我的理论，是给国家领导人看的，对我国发展有莫大的好处。

田松无语，心想你都已经到了神佛的境界，还考虑给国家领导人看什么啊。

不仅科学家与“民科”无法交流，就是“民科”们之间也存在沟通障碍。田松问过一位“哥迷”，说陈景润证明“1+2”的论文，你读过没有？对方说没读过，不需要，因为自己的理论是全新的、独立的。田松说那要不然这样，既然数学家们不肯看你的论文，你找几个同道中人先看看怎么样。这个提议也遭到“哥迷”否决，理由同样是，每个“哥迷”的理论都是全新且独立的，谁也不服谁，互相看不懂。

从80年代出现“民科热”，社会上出现大量民间科学爱好者以来，20多年过去，田松接触、观察了许多“民科”，他自己也从一名物理教师、科学记者，慢慢变成了以科学史、科学哲学为专业方向的博士、副教授，而对“民科”的关注和研究一直持续至今。田松认为，“民科”的大量出现，不仅仅出于个人兴趣、理想的原因，肯定是社会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中，媒体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意味着新中国历史上，首次赋予一位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背景的科学家以崇高的地位。由此造成的影响，就是一大批人的理想主义情怀，找到了一个现实出口。”田松举例说，一位老干部退休在家，成了“民科”，整天没事就努力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老干部声称自己是发挥余热，为国家做贡献，“觉得证这个比较简单。”

“他们为什么就相信自己能一举做出重大的科学成就呢？”田松说，这就要检讨我们以往的科学传播了。在许多科普文章、科学家传记中，对科学活动的描述非常肤浅、粗糙。田松归纳了一下，无非有两大法宝：一是“铁杵成针”，居里夫人支起一口大锅熬沥青，熬啊熬啊就熬出了镭；陈景润埋头演算了几麻袋草稿，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二是“灵机一动”，牛顿在树下被苹果砸中脑袋，就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烧水时看见壶盖在跳动，就造出了蒸汽机。类似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导致“民科”们相信，科学就来自“铁杵成针”加上“灵机一动”，至于自身的条件和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因素，基本可以忽略。

田松持之以恒、毫不留情地打击“民科”，也给自己招来很多批评，不光“民科”讨厌他，一些媒体和专家也认为他过于苛刻。“民科比较容易获得同情。”田松笑着说，“而这种同情会让民科感觉到温暖，刺激他们投入更大的热情。”不过，田松也指出，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价值取向趋于多元，“民科”总体上越来越少了。“民科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中国尤其特殊。”田松说，“大规模的‘民科热’是80年代特有的现象，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了。”

对话田松：“民科”没有出路

新京报：你理解“民科”们的心态吗？

田松：以前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我认为他们在搞的可以算一种行为艺术。

新京报：这话怎么讲？

田松：你看“民科”们写的论文，跟我们正规的科学论文看起来完全一样，有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什么的。他们就是在模仿体制内部的这一套行为模式，期待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比如有“哥迷”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都在论证哥德巴赫猜想，人多力量大，总有个人是对的吧？你们官方的科学家不理我们，万一有个人真给证出来，那不就埋没了吗？

新京报：是啊，“民科”有成功的可能吗？

田松：很遗憾，绝无可能。科学不是这么个玩法，一个基本常识是，任何现代人想在科学上做出成就，都必须把该领域内前人的成果都学习吸收之后，也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可能再提高一点点。而“民科”无视这个传统，总想横空出世，一鸣惊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不对你具体的研究内容做判断，我只判断你的行为方式，“民科”用这种方式研究科学，绝无可能成功。

新京报：不存在“世外高人”吗？

田松：咱们用下棋来举例，茨威格写过《象棋的故事》，讲一个人在监狱里特别无聊，整天钻研棋谱，出狱后成了象棋大师。问题在于，你出狱之后肯定不能直接去挑战顶级高手，人家凭什么跟你玩？你得先找几个普通棋手，打败他们才清楚自己的水平吧？当你战胜许多普通棋手，获得挑战真正高手的机会时，你已经进入游戏规则了，不再是世外高人。科学研究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对“民科”说，你不要一上来就急着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你先把高考试卷上那些小题目算出来再说。现在高考取消年龄限制了，你要真有心投身科学，先去考个大学，还可以再考硕士、博士，然后你进入中科院，不就能正经研究科学了吗？很遗憾，对我的这个提议，“民科”们都很不屑。当然，他们也没那个能力。

新京报：听你讲到很多“民科”从事奇怪的研究，那么“民科”算不算一种“伪科学”？

田松：“民科”不是伪科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新京报：“民科”有出路吗？

田松：没有。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比如你要真想为科学做贡献，可以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比如博物学，观察植物、动物的变化，持续记录你家门口的土壤酸碱度，你所在地的天气情况等等。这样的工作坚持三五年，你获得的数据就是有用的。可惜“民科”不会去做这些“小事”。

新京报：你其实是希望“民间科学爱好者”向“业余科学爱好者”转化。

田松：对，科学和技术不一样，我对“民科”的研究其实排除了那些技术爱好者、民间发明家，他们不是“民科”。技术更多依赖经验积累，你可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心灵手巧的农民完全可以造出汽车甚至飞机来，他未必知道那么多高深的科学理论。

今天一起床，居然连开心网上都在投票说“新民晚报出事了你知道吗”。出啥子事了，请看这里。

其实这事就不算个事，说上海话有没有文化？上海人必然不会考虑这破问题，觉得说上海话有地主优越感的估计也不多，这只是个人习惯而已。对外地人来说，实际问题也不过在于能不能听懂，能懂，办事方便些，不懂，可能买东西砍价或者跟上海人对骂时候吃点亏罢了——了不起大家都讲方言，你鸡同鸭讲，我对牛弹琴，谁也奈何不得。

大家平时想都想不到的问题，为什么一有人提出来就搞得像要出事一样呢？去年张晓舟老师“弄”了一把重庆人，今年所谓“新上海人”指上海土著“没文化”，都是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区别大概在于有没有惊动“退休的前国家领导人”吧？看来上海到底还是牛啊，不管有没有文化，反正有领导是最管用的。

这要追溯起来大概要从小时候屁事不懂的年代说起，看的是《读者》、《作文通讯》、《少年文艺》、《萌芽》之类，基本随便拿起什么来都觉得新鲜。父母从医，家里其实最多的是医学杂志，经常翻开就是开膛破肚的解剖图，我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心惊肉跳。这并不难理解，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嘛，看个稀罕而已，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男孩子都爱武侠，武打片里动不动就施展出点穴功夫，啪一下就把人点成不动，真厉害，我就想研究一下人体经脉穴道之类的东西。二是性启蒙，这说来就更玄妙了，医书里往往会讲到吃了某某药后一定时间内要避免“夫妻生活”，类似这样的词还有“性功能”“行房”“敦伦”（不是伦敦）甚至“阳痿”“早泄”之类的一大堆，实在很费解，越费解越想费劲解，这本杂志里看到的问题也许在那本杂志里有答案，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就从这样残酷的锻炼中形成。

后来我的杂志日渐增多，占据了书架的大部分位置，每当班上同学炫耀自己有一百本漫画书的时候，我就说我有五百本杂志。到上高中以后学习紧张，没时间看那么多杂志了，想想那会儿学生们也是苦，每周休息半天，补充睡眠都不够，我通常还要挤点时间浏览积压未看的杂志，这是每个星期最享受的私人时光。

上大学以后无聊时间陡增，看杂志的欲望勃发，我估算平均每天读一本杂志是起码的，这个阅读量一直保持到现在。别人肚里的墨水都是书本化的，我的知识构成却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五花八门的杂志。读得最猛的那几年，市面上在售的杂志可以说很少有我没看过的，当然大部分看过一本就不会再看，那是被恶心着了。这也导致我经济负担沉重，每个月生活费除了衣食住行和泡妞，还得加上买杂志的几百块。不过买杂志的钱是上述诸项里花得最值的，因为我在精神充实之余还开了点窍，试着给杂志写稿，以杂志养杂志了，这也给我后来投身媒体行业打下了不深不浅的基础。

这些年来看杂志的口味一直在变，那些杂志本身也沧海桑田，有些前两年还热卖的杂志如今找都找不到了，也不断有新生力量挤上摊头。新年做计划时粗略梳理了一下，准备继续看下去的杂志大概有下面几种，比以前少多了，因为我备感时间紧迫，还是应该以读书为主，读杂志为辅。

【必看的】

《南方人物周刊》：咱是干这行的，怎能不看行业标杆。
《第一财经周刊》：2008年由惊喜发展到最爱，最有生活气息和时尚感觉的财经阅读。
《三联生活周刊》：越来越没劲的金字招牌，可能因为我还没到中产吧，对这本杂志倡导的生活体会不够深刻。但是有许多一流的记者和成型的文风，还是吸引我看下去。
《大众软件》：因为好玩。

【经常看】

《TimeOut》：我跟别人推荐的时候会说，这就是新京报文娱新闻的杂志版。或者还可以说，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青年，想把自个儿的生活搞精彩点，就该照这个来。
《新周刊》：也是老字号了，前几年很新锐，现在有灵感枯竭的态势，照这样下去我看危险。
《环球企业家》：在一大堆“企业家”杂志里这本最好，名副其实有国际视野，尤其是IT行业的调查报道很有可读性。
《时尚先生》：我给新京报写读刊栏目时多次提到，这本杂志有新意思，也是到目前为止时尚集团旗下仅剩的让我愿意掏钱买的杂志（可能也是老喽，连《男人装》都不常看啦）。
《财经》：这本杂志的强悍没得说，尊敬，尊敬。

【偶尔看】

《体育画报》：这个得说说，我不是体育迷，甚至近乎体育白痴，按说应该看不懂这本中国最好的体育类媒体。去年北京奥运期间我才开了眼界，那几期体育画报上的文字令我佩服得紧，原来体育还可以这样写，简直比美国大片都刺激、好看。
说到这里一算，上面提到的杂志，有好几本都出自财讯传媒旗下，这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市场上做杂志，真是得拼家底，一鸣惊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凤凰周刊》、《看电影》、《南风窗》、《先锋国家历史》、《瞭望东方周刊》：这些恕不一一讲解，基本就是看封面专题，有感兴趣的就买。

这次过年特别注意了要少喝酒，实在是怕喝多了那个头疼啊。结果还是有几次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的家，更奇的是翻看手机居然有多张饭局照片，看样子应该是我拍的，画面清晰，可见手没抖。而且还有若干个已接电话，想不起来跟这些家伙都说了什么，太可怕了。

回到北京就忙着采购柴米油盐，家中蛋尽粮绝，一看电表还剩8度，吓一跳，赶紧去买电，不然这会儿肯定写不出博客来，只能在茫茫黑暗中郁闷地睡去。买完电随便找个小馆子吃个饭，就接到电话通知有版面要去做，这就算牛年上班第一天了。

真是牛年行大运，邮箱里收到一封牛逼大了的邮件，标题是“关于ICP备案申请审核通过的通知”，信息产业部发来的。回想起来我是08奥运前夕递交的域名备案申请，等了几天没动静，就忘这事儿了。现在隔了半年收到回复，这效率，名不虚传，你们封牛博网怎么就那么利索呢？

最近几天的计划就是做计划，要好好想想牛年怎么折腾。工作上有若干想法，目前还完全没有拿出手的样子，要抓紧了。私生活方面，近期要简单装修一下房子，同时去考个驾照，争取下次回家不挤火车。另外今年准备多出去走走，比如香港和台湾，最好再加上日本。阅读和写作上的计划就不说了，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懒……

诸位共勉，牛年大吉。

工作几年来，总是要到年三十当天才能赶回老家，去年的除夕还是在北京过的。

并无多少飘零之感，大约因为北京离家不远。不少同事买房在京郊，就像那笑话里说的，每天到家真会收到“河北移动欢迎你”的短信。这笑话在我听来，还是有点亲切的。明天，我也该收到这样一条欢迎短信了。

可是在外面呆久了，回家过年仿佛体验另一种生活。这生活浸淫在酒香之中，肆意荡漾在方言里，熟悉又陌生。我老家里酒风浩荡，基本上每年春节，男人们脑子完全清醒的时候不会太多。有个顺口溜我听过但记不清了，大意是描述此地政府机关的头头脑脑们，殉职在酒桌上的有七八个。年轻后生出门，长辈总要叮嘱一句，在外头可别说你是咱这儿的人啊，不然一定会被当成酒桶猛灌的。

我谨遵教诲，游学江南，复又杀入京城，其实备感无趣。外面这些地方吃饭，极少有人喝白酒，总是拿啤酒瓶子比拼胃和膀胱的容量。这种喝法，委实缺乏美感。

过年，就是见许多一年一度的人，喝许多一年一度的酒。

家中上网不便，博客就不写了，心有所感时或许会用手机发消息在饭否上。这种微博客的意义，就在于随时随地，有一搭没一搭。

远离网络几天，家里的报纸也没什么内容可看，电视只看娱乐节目，这种时候会恍惚觉得，我们平日里紧紧关注的各种新闻，都被过年的气氛冲散，连在饭桌上都懒得再谈了。

这一年下来，太累。我只想好好歇几天，享受生活。

祝大家都过个好年，平安，喜乐。牛年，咱们继续折腾。

据说CCTV的直播出问题啦，这段话确实很考验翻译的水平，你总不能听见了装没听见吧。估计主播心里在暗骂奥巴马，好好的提这个干吗，真他娘的防不胜防。

可是，好像我国人民也很久没听过官方用communism的说法了耶。
理想就是理想，真虚幻。

台湾先出繁体中文版

吴忠超第一次见到霍金，是1979年，在剑桥大学的教室里。

这是“剑桥霍金广义相对论小组讨论班”的课程，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吴忠超第一次听课，便大吃一惊。只见教室门缓缓打开，传来一种“非常微弱的电器的声音”，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斜躺在电动轮椅上出现了，他就是霍金。

吴忠超尽量控制自己的表情，避免显得过分吃惊而失礼——如果不是久闻大名，很难想象眼前轮椅上这个因病全身瘫痪的人，能在宇宙学领域做出世界级的卓越贡献，并被誉为“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

此后四年，吴忠超在霍金的亲自指导下从事宇宙学研究，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1988年2月，霍金写成了《时间简史》，他写信给自己唯一的华人学生吴忠超，表示希望将此书译成中文。

吴忠超接信大喜，让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了解霍金的思想，在他看来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吴忠超立刻和另一位译者许明贤合作，用了几个月时间翻译完了《时间简史》。

这是一本关于宇宙学和量子物理的通俗科普著作，副标题为“从大爆炸到黑洞”。简单概括的话，霍金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的一种全新理论，即“黑洞因辐射而越变越小，并最终抹平了大爆炸的奇点”。换句话说，在宇宙大爆炸之前，什么也没有。

这些听上去玄而又玄的理论，对80年代的中国读者而言，绝对是闻所未闻，甚至无异于天书。然而，吴忠超清楚其中的价值所在，更知道封闭已久的中国，对吸收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怀有怎样的渴望。翻译完成后，他立刻着手联系国内的出版社。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加州，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也读到了英文版的《时间简史》，他同样想把该书译成中文，并迅速与台湾艺文馆签订了翻译合同。然而艺文馆与美国矮脚鸡出版社商谈购买版权时得知，霍金已经授权吴忠超完成了《时间简史》的翻译工作。吴忠超回忆说，后来艺文馆辗转联系到了他，提出采用吴的译本，也就是不再与那位台湾学者合作了。因为有约在先，台湾学者为此还告上法庭，结果艺文馆赔了一大笔钱。

1988年，《时间简史》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出版。

开创“购买版权”先例

湖南科技出版社科普编辑室主任孙桂均记得，在《时间简史》之前，国内的出版社从未听过“购买版权”一说。

当时的图书发行还是“征订制”，孙桂均介绍说，出版社要出一本书，先要把计划报给新华书店，由新华书店统计征订数量，出版社再按需生产。要是各地统计上来的征订数太少，出版计划可能就要取消了。

正在四处寻找出版社合作的吴忠超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对方都表示没兴趣，因为“读者看不懂这本书在讲什么”。征订数量上不去，出版社自然不肯冒赔钱的风险。多次碰壁后，还是上海科技出版社最先决定试试看，他们同意出版《时间简史》，但不同意购买版权。

吴忠超说，购买版权其实也很便宜，上世纪80年代末，像《时间简史》这样的国外图书，版权费用也就300到500美元即可拿下。但那时中国还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人们头脑中没有这个观念，版权再便宜也不愿买。

“好像上海科技出版社当时的印数非常少，”孙桂均说，“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估计几千册吧，市场反应也不好。”这种情况下，湖南科技出版社仍然决定买下《时间简史》的简体中文版权，重新包装出版这本书。

“我们的征订数也很少，不是没有考虑过风险问题。”孙桂均担任了《时间简史》的责任编辑，她说，“主要还是觉得这是一本好书。”

“我们也是试着来的。”湖南科技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陈桃枝介绍说，那是1992年，科普图书市场低迷，而且几乎没有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文科普书”，有的只是简单讲解科学知识的实用书籍。“我们社觉得这是一个市场空白。”

这就是“第一推动丛书”的缘起。“我们选书的目标就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写的一流的科普著作。”孙桂均说，“霍金的《时间简史》肯定是首选。”

1993年，“第一推动丛书”面市。首批出版的除《时间简史》之外，还有另外三本书。“当时每种书只印了3000册，”陈桃枝说，“大半年时间过去了，销售仍然停滞不前。”

综合营销手段的胜利

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日常生活的角度，霍金都是人们眼中的传奇人物。

21岁时身患卢伽雷病，医生说他只能活一两年，可几十年过去了，霍金依然在思考。

他只能思考，因为大脑差不多是他身上唯一能正常工作的器官，身上能动的地方只有眼皮和几根手指。他不能说话，与人交流要靠眼皮和手指控制的电脑打字，再通过机器合成声音播放出来。霍金的学生、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吴忠超介绍，霍金用上述方法“说”一个句子，通常需要五六分钟，如果合成一个小时的演讲，他至少得准备10天。

这样的形象和事迹，有着巨大的感染力，也足以引发公众的好奇心。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田松是研究科学史的专家，他指出，从陈景润、华罗庚到霍金，长期以来传媒和科普著作为著名科学家塑造的公众形象，无不是“铁杵成针”的典型——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勇攀科学高峰，几乎成为大众对“科学家在干什么”的唯一认知。对于霍金，还要再加上一条“身残志坚”。这样的宣传手段，最简单，也最有效。

吴忠超和孙桂均都认为，霍金的个人魅力，是《时间简史》能走红的先决条件。多年来在中国，几乎每次有霍金的新闻曝光，《时间简史》都会被提及，这无形中给出版社做了很广泛的宣传。“人们不得不对人类中居然有以这般坚强意志追求终极真理的灵魂从内心产生深深的敬意。”吴忠超在《时间简史》译者序里写道。

“我们做了很大规模的宣传。”孙桂均说，看到《时间简史》刚推出时遭遇的市场冷落，湖南科技出版社决心下力气推广。“主要通过媒体的宣传，比如一些书评之类，向大家介绍《时间简史》以及整套‘第一推动丛书’。”孙桂均说，“我们还针对国内科学界的知名学者们，召开了一次新书发布会，这在全国出版界也是首次。”1993年，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宣传攻势席卷全国，一时掀起阅读热潮。

《时间简史》成了罕见的科普类畅销读物，甚至许多平时不大关心科学技术的读者，也对其大加赞赏。“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看了《读书》杂志上的书评后，我马上去订购了一套。”《中华读书报》记者王洪波回忆道。诗人徐刚甚至说，读“第一推动丛书”是为了体会科学，“不一定每句话都要读懂。”

有资料显示，截至1995年10月，《时间简史》的全球销量已经超过2500万册。在中国，这本书卖掉了多少呢？孙桂均说无法统计了，“我们出过普通文字版、十年修订版、插图版、普及版等等，这些《时间简史》的中文版本加起来，发行量至少突破百万册。”

“看不懂”的意义

那么，《时间简史》的读者，究竟看懂了没有呢？

在豆瓣网上可以看到，许多读者写下读后感表示自己“看过”或者“很喜欢”《时间简史》，甚至有不少人表示，自己少年时代对科学的最初向往，“长大想当一名科学家”的念头，就是因为读到了《时间简史》。同时，这些读者中亦有为数不少的表示，“看不懂”这本书，或者“似懂非懂”。

“我觉得专业人士可能会有自己的评价，但对大多数非科学专业的读者来说，其实他们是看不懂的。”孙桂均分析说，“但是对于‘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的问题，无论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都比较感兴趣。有些读者可能看不懂，也会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

这成为了一个颇有趣的阅读现象，也被敏锐的出版策划者所把握，成为新奇的卖点。“懂与不懂都是收获”这句话，是“第一推动丛书”的宣传口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是这一口号的始作俑者，他认为：“‘第一推动’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一个‘早’字。在整个市场的低迷时期进入，虽然起步艰难，但是占据了领先地位，也为中国科普界和出版界起了示范和榜样作用。”

孙桂均则认为，《时间简史》已经达到了将前沿科学知识“通俗化”的极致。“霍金能够把这么高深的东西写成现在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孙桂均说，霍金得知很多读者反映“看不懂”，于是出了“插图本”，用形象的方式进一步解释他的理论。可是大家还说“看不懂”，霍金就又用更通俗的语言写了一个“普及本”。“普及本出来以后，他仍然觉得应该把科学告诉更多的人，又写了《果壳中的宇宙》、《乔治开启宇宙的秘密钥匙》等一系列后续作品，其实这些都是《时间简史》的延伸。”

“据我了解，《时间简史》的读者主要是20岁到30岁之间的青年。”吴忠超说，“通常，人年轻时的好奇心会大一点。探索真理的精神，能使青年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心理得到愉悦。”在他看来，这是《时间简史》之于普通读者的最大意义。

科普图书在中国

科普图书在中国，经历了几次“冷热交替”的循环发展。

上世纪30年代，以高士其、贾祖璋、顾均正、任鸿隽等作家为代表的科普“小品文”写作，把大量物理学、医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介绍给社会民众，成为现代中国科普写作的发端。建国后至今，这些老一辈科普作家的作品还有再版重印，甚至有的还被选入中小学课本。

1959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十万个为什么》，至1999年出到第五次修订版，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人体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十几个分册，这套“科普全书”历经四十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出版品牌。

但在十年“文革”期间，科学界陷入沉寂，科普读物也遭遇寒冬，在此期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三版，也即“文革版”，内页都刊有毛主席语录。直到1978年后，科普作品才伴随着整个文化界和出版业的复苏，逐步走向开放。整个1980年代，许多国外优秀科普著作被引入国内，中国本土科普界也欣欣向荣，民间掀起了学习科学的热潮，甚至涌现出一大批“民间科学爱好者”，一时形成了“民科热”。“民科”专家田松介绍说，民间科学爱好者大多受到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作品的鼓舞，自发投身理论研究领域，他们也成为科普图书的忠实拥趸。但是田松指出，“民科热”到90年代就逐渐退潮，以《时间简史》为代表的一批科普图书，并不具有《哥德巴赫猜想》那样从官方到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和宣传效应，也无法再现当年的盛况。

进入新世纪，科普出版市场呈现“不冷不热”、平稳发展的态势。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周舜培介绍，目前《十万个为什么》年销量在三万套左右，而在80年代，这个数字是三四十万套。“为什么现在销量低呢，一方面读者的选择比较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盗版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

孙桂均经常关注当当、卓越等图书销售网站的排行榜，对科普图书的前景依然看好。“（科普）肯定跟那些时尚畅销书没法比了，但大家是不同的领域。现在社会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太多了，读者对科学的热情有所减退，也是正常现象。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关注并热爱科普书，大家读书的时候还是需要经典的、最好的东西。”2006年，孙桂均和出版社的同事们赶赴伦敦参加国际书展，顺路到剑桥拜访了霍金。“霍金非常高兴，他喜欢我们为他的书制作的精美装帧，在中国拥有那么多读者，也让他感觉很荣幸。”孙桂均说，“霍金当场决定，他今后所有作品的中文版都交给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对我们愉快合作的首肯吧。”

链接：霍金与《时间简史》

斯蒂芬·霍金，1942年1月8日出生于英国牛津，这一天恰是伽利略逝世300年的忌日。17岁时霍金入读牛津大学，毕业后转入剑桥大学攻读博士，1963年，21岁的霍金被诊断出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又称卢伽雷病）。1965年，霍金获得剑桥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任研究员。上世纪70年代，霍金与彭罗斯共同证明了“奇性定理”，因此获得1988年沃尔夫物理奖，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1974年，霍金在《自然》发表论文指出“黑洞是有辐射的”，该论文被称为“物理学史上最深刻的论文之一”。1978年，霍金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1979年，他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卢卡逊数学教授，这是牛顿和狄拉克担任过的“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崇高的教授职务”。

1988年，霍金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A Brief History of Time：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出版。霍金认为，宇宙是有限的，但无法找到边际，这就如同地球表面有限但无法找到边际一样；时间也是有开始的，大约始于150亿到200亿年前。《时间简史》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解答了人类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该书被译成40余种文字，总销量突破2500万册。2001年，霍金又出版了《果壳中的宇宙》，该书是《时间简史》的姊妹篇。

【新京报书评周刊“30年阅读史”终结篇，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薇拉同学是京华的社会新闻记者，住的地方跟我隔条街，也算邻居。社会新闻记者属于风险职业，不是他们有风险，是有他们的地方就有风险，一般都是杀人放火爆炸中毒的现场会看到这群扫把星。

我一听着火了，看看窗外，风平浪静，料想烧不到我家，遂继续写稿。今天中午下楼吃饭，走到小区大门，大骇。看来昨夜火势着实不小，烧得那叫一个黑啊，一举摧毁了大门，连带门旁的两家小店也给烧了个干净。其中一家小商店以前是个房产中介，门上还挂着“三千年不动产”的招牌。三千年不动，一把火就动没影了。

筹备开播：地方支援中央

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电视台改称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为CCTV。

但正式定名的《新闻联播》，却早在1978年1月1日就通过电波发向了全国。当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电视新闻播出串联稿”上，满是勾勾画画的箭头和圆圈——这张纸上记录的是第一期《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共5条新闻，加上配乐和切换时间，全长20分钟，头条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

《新闻联播》开播之初，由于当时的电视信号主要依靠微波线路传输，容易受地理因素影响，如果地方台不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就无法覆盖全国。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县广播站”，必须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据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编《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文件选编》）。

1981年4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召开。这次会议上出台的《电视新闻工作细则》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台提供新闻，并必须转播《新闻联播》（据中央电视台研究室1984年编《电视新闻资料选编》）。

实际上，这种“地方支援中央”的工作模式早已成形。七十年代在北京电视台新闻部工作的夏之平回忆，“文革”期间就有军代表提出，给北京电视台50个名额，在各省建立记者站，却被北京台谢绝了。“因为给多少名额都不如与地方台合作的力量强。”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首次试播《全国电视新闻联播》，向十余个省、直辖市电视台提供节目讯号，每天播出10~15分钟，只有新闻影片，没有配音，这个节目被业内视为《新闻联播》的雏形。

央视《新闻联播》开播后，加入了播音员的配音，但播音员本人并不出现在节目画面上。由于当时技术设备落后，电视台没有录像机，新闻画面用电影胶片拍摄下来送到直播间，一边是技术人员播放带子，一边是播音员同步配音解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赵忠祥是《新闻联播》的第一任男主播，他记得，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年。直到1979年底，赵忠祥的面孔才第一次出现在《新闻联播》上。“第一次上镜，屏幕上只有我一个人，后来不久改成一男一女两人播报新闻。”双人搭档主播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对《新闻联播》的主播来说，直播的压力是巨大的。“当时我们要具备极强的文字辨别能力，（新闻稿）都是手写的，上面可能有20个编辑的字迹。”赵忠祥说，节目直播中有时还会插进临时来稿，重要信息容不得半点差错。“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观众都挺好奇，为什么我们播音员的记忆力那么好，可以一字不差。”赵忠祥回忆，1979年他跟随国家领导人去美国访问，看到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都使用了“提示器”，就是摆在镜头和播音员之间的一块屏幕。赵忠祥回国后立刻向台里打报告，引进了这种实用设备，才摆脱了“低头看稿”的紧张状态。

政治地位：主流意识传声筒

1982年9月1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从20点提前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出时间19点，重要新闻将首先在《新闻联播》中发布。

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成为独立的新闻发布机构。在此之前，中央政令和重要信息的发布渠道，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新闻联播》改变了这一局面。据《南都周刊》报道，《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唯一享有专用审看间的节目，每天下午，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要在这里审看当天待播的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位多次送审样片的资深记者这样描述审看间里的场景：“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

《新闻联播》权威地位的确立，伴随着电视这一新兴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有资料显示，1975年底，中国民间只有不到50万台电视机，到1985年，我国电视机年产量已达1663万台，位居世界第二，1987年，这个数字刷新为1934万台，中国自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

在受众数量迅速增长，而节目生产仍处于相对匮乏状态的1980年代，《新闻联播》几乎成为亿万电视观众每天必看的节目。有数据显示，1986年，《新闻联播》收视率为35%左右，1987年为42%左右，到1988年，收视率就上升为50%以上（据杨伟光《电视新闻改革十年》）。

《新闻联播》对观众的吸引力，也体现在题材重大、制作精良的内容本身。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央电视台专门组成40人的“两案”报道组进行报道。次日，“两案”报道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万人空巷。历时一个多月的“两案”报道，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成功报道重大案件审判，亿万观众通过电视屏幕，目睹了庄严肃穆的特别法庭审判过程，也造就了《新闻联播》历史上的首轮收视高峰。

随着《新闻联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地方电视台报送央视播出的节目内容和数量，引起了各地党政领导的高度关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艾红红指出，一些地方台甚至制定了针对《新闻联播》的专项考核制度，如每年须完成的播出条数，重要新闻不得在《新闻联播》漏发、迟报等。地方政府领导与电视台的共同重视，反过来又抬升了《新闻联播》的社会地位。

那么，观众眼中的《新闻联播》又是怎样的呢？据调查，1981年，上海市有90%的观众坚持每日收看《新闻联播》。1982年，社科院所作的一项中小学生收视调查表明，北京市的高中学生，喜欢看《新闻联播》的占61%。1987年中央电视台抽样调查显示，《新闻联播》收视率与文化程度高低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收视率也越高，另外，城镇收视率也远高于乡村。艾红红认为这表明，《新闻联播》代表了一种社会主流身份的认同：“收看并热爱《新闻联播》意味着关心国家大事，熟知世界局势。它与正统、严肃和权威相关联，而与轻松、娱乐和庸常相背离。”

事实上，包括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胡耀邦等在内的许多领导人，也都是《新闻联播》的忠实观众，他们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对该节目的兴趣和关注。这无疑意味着，《新闻联播》在诞生之初的80年代，就获得了从高层到民间的广泛认可。

经济价值：市场化改革打造“标王”

《新闻联播》之所以成为公认的中国电视节目样板，一方面源自官方赋予的政治“喉舌”地位，另一方面则源于后天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之前，电视台是纯粹的事业单位，所需经费全部来自国家拨款。1979年，上海电视台首开“播出广告创收”之先河，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广告收入很快成为电视台的主要经济来源。当时，中央电视台许多节目里也都有广告，唯独《新闻联播》不插播广告，只在随后播出的《天气预报》里有一条5秒钟的广告。这种不沾商业气息的做法，一直坚持到上世纪90年代。但仅《天气预报》里插播的这“5秒钟”，全年就能为央视带来60万元收入（据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

改变这一局面的，是1985年调到中央电视台任职的杨伟光。1991年起，杨伟光任中央电视台台长，他在任期内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电视改革，包括策划推动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名牌栏目。《新闻联播》的市场化改革，也在他手中启动。

1993年，有两家企业同时指明要《天气预报》中间的5秒钟广告，中央电视台就又追加了一条5秒钟。不料，1994年1月，这个时段的争夺愈发激烈。看到了商机，杨伟光拍板，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一举增加了30秒钟广告。同年4月，这个时段的广告又增加到了60秒，仍然供不应求。

据《南方日报》报道，1994年春，杨伟光曾对时任央视广告中心主任的谭希松说：“看来这一时段的招标是势在必行了。”于是，谭希松在1994年11月操办了第一届“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竞标会”。这里所指的“黄金时段”，其标志就是《新闻联播》前后的若干分钟。结果，山东“孔府宴酒”以3079万元的高价中标，由此诞生了人们熟知的“标王”。企业赢得了空前的知名度，中央电视台也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后几年，“标王”之争愈演愈烈，1997年“秦池”以3.212118亿元的天价夺得“标王”时，秦池酒厂厂长姬长孔说的一番话，代表了参与竞标企业的普遍心态，因而名噪一时：“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一辆豪华奥迪。今后，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据吴晓波《大败局》）

为什么只有《新闻联播》的前后黄金时段才能催生“标王”，而其他时段和地方电视台却不能？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艾红红认为，《新闻联播》作为政府喉舌、百姓耳目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光环效应”，是成就“标王”号召力的根本原因。学者徐敏在《新闻联播：国家的代码》一文中也指出，“《新闻联播》周围的广告及其商品，同样获得了一种象征性的最高表意权力，在经济上获得了一种相应的政治地位。”

有数据显示，2007年央视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突破了80亿元，如今《新闻联播》前后数分钟的广告收入，占据了CCTV共计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大部分。《南都周刊》报道称，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改革并非没有质疑声。很容易看出，围绕《新闻联播》的市场化改革，触动了必须按规定转播《新闻联播》的地方电视台的利益——转播《新闻联播》，势必连带转播《新闻联播》捆绑的广告，而地方电视台却得不到这个时段的广告收益。经过反复协调，2002年10月，由32家省级电视台参加的“全国省级电视台恳谈会”决定，自2003年1月起，各省级电视台将在每天《新闻联播》前后的65秒时间里进行广告联播。也就是剥离了该时段的央视广告，由地方台自行安排。

由于《新闻联播》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众人眼球，央视的一些基于内容的常规调整，也连带遭遇了“过分商业化”的质疑。2004年9月1日，央视决定把沿用八年之久的“升国旗、奏国歌”环节，由晚间《新闻联播》之前，调整到早间时段。此举引发网民抗议。央视为此两次发表声明，称这是为了“和国际惯例接轨”，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家电视台每天在晚饭时间播放国歌，这显得不够严肃。但2006年7月，还是有社科院、中科院以及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数十位专家发出呼吁，要求将国歌播放时间恢复至《新闻联播》之前。

形式革新：主播台上的新面孔

《新闻联播》的主播向来有“国嘴”、“国脸”之称，他们被认为代表了“国家形象”，甚至有国外传媒通过解读《新闻联播》主播的形象变化和语气强弱，来揣测中国的政策走向。因此在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电视节目比《新闻联播》更重视主持人（播音员）的选择，罗京就曾戏称，自己换个发型都必须经过台长允许。1987年1月16日，《新闻联播》在播报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消息时，主播张宏民一反常态没有穿西装，而是改穿了一件中山装，立刻引发外电猜测：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是要变（中山装常被认为略显保守）？实情却是，当天值班的主播临时请假，张宏民被拉来“救场”，忘了穿西装，借了件中山装就穿上了。

《新闻联播》的播报风格，则被赵忠祥概括为“字正腔圆”，“从栏目创立开始，就延续了老一辈播音员齐越、夏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确立的风格。”

在《新闻联播》工作了30多年的邢质斌，就是因其抑扬顿挫、充满力量感的声音，而被偶然选中，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原中央电视台党委副书记宋培福回忆，1973年，他在北京大兴县，偶然听到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传出一个女声，“就跟小钢炮似的，突突突。”时任北京电视台录音科科长的宋培福，当时正愁台里缺人手，就向大兴县广播站借调这个“小钢炮”。就这样，当年只有20多岁，正在大兴红星公社做广播员的邢质斌，开始了自己的电视新闻主播生涯。

老一辈电台播音员确立的播音风格，又有“憎爱分明”的形容。1947年毛泽东在陕北听到报道“蟠龙大捷”的广播时，就曾称赞道：“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因此长期以来，“憎爱分明”成为播报新闻的语气和腔调要求，也是挑选播音员的不成文标准。1965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写给播音员齐越的信中说：“在播送新闻时有一种‘客观’的腔调，好像播音员对他或她在报告的那件事采取中立态度。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腔调，这是不能容许的，但在中央台的播音中倒不是罕有的。我时常为我们的播音的风格而自豪，而构成我们的风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爱憎分明。”

然而30年来，《新闻联播》也在悄悄改变。

1984年，新晋女主播卢静首次在《新闻联播》中尝试了“微笑播报”，一改此前主播不苟言笑的严肃形象，增添了亲和力。虽然短暂引发了一些争议，但观众总体反响良好，于是这种时而面露微笑，并伴有“观众朋友您好”等问候语的播报风格，就在《新闻联播》沿用下来。卢静回忆，80年代末，《新闻联播》还第一次聘请了国外化妆师，在当时，这也是破天荒的举动。

进入21世纪，《新闻联播》“换人”事件，更一度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

2006年6月5日，《新闻联播》的观众惊奇地发现，电视里出现了两张“生面孔”——年轻的康辉和李梓萌坐上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要知道，这档节目已经有17年没换过新主播了。

“换人”的提议，来自这年“两会”期间，浙江籍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的提案。叶宏明认为，“播音员结构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体现在屏幕上就是播音风格日益陈旧、沉闷，让观众感到面容疲惫、表情单一、眼神呆滞、缺乏朝气和活力。”

或许他也没有料到，一向谨慎的《新闻联播》，反应竟然这么快。

内容改革：网络时代走下神坛

《新闻联播》80年代鼎盛时期的收视率曾经高达58%，这个比例乘以中国的人口总数，是个大到吓人的数字。特别是和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NBC《晚间新闻》相比，后者的每天观众人数是1000万——你就会发现，中国观众对《新闻联播》怀有多大的热情。

在这种热情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习惯时，也有很多人发现了更多的选择。不仅有互联网拓宽了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一向以转播《新闻联播》为己任的各地方电视台，也越来越注重发挥地域优势，制作高水平的新闻节目与《新闻联播》相抗衡。2005年央视索福瑞统计数据显示，《新闻联播》已退出了上海、广州、长沙等大中城市收视排行榜前十名的位置。在广州，香港几大电视台的节目更是取代内地节目，占据了收视率前几名。

1984年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当年的《新闻联播》报道内容中，领导同志接见外宾、视察、通电、发布命令、公告、决定、声明的新闻，以及各种会议、典礼、仪式新闻，占据当天新闻总量的97.5%，其中，领导人与外宾握手、合影、交谈的几乎千篇一律的新闻，占了当天新闻的52.8%。又有研究者对1999年和2000年的《新闻联播》进行抽样统计，发现“领导人活动所占时间最长，占时政新闻的35.3%。外交新闻则条数最多，占时政新闻的31%。会议新闻的总时长也占到时政新闻的15.6%。”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剧作家沙叶新曾如此诙谐地概括“新闻联播式八股”的特点。

“收视率下滑，老百姓不满意，中央电视台不满意，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满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说，“这种形势下，《新闻联播》不变不行。”

其实，变革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并偶有突破之举。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时爆炸，七名宇航员罹难。次日，杨伟光亲自拍板，在《新闻联播》头条播发了这一消息，打破了“先国内、后国际”的播出顺序惯例。这次惊人的一变，至今为电视业界津津乐道。

以往每逢重大事件发生，《新闻联播》都会临时延长播出时间，这在客观上为转播《新闻联播》的地方电视台，造成了节目安排上的不便。2004年“两会”期间，《新闻联播》保持30分钟时长不变，打破了持续近10年的逢“两会”必延时的惯例，又赢得一片赞扬之声。

今时今日的《新闻联播》，面对的不再是信息荒漠时代，观众的顶礼膜拜。相反，种种迹象表明，《新闻联播》正在走下神坛。互联网的兴起，给了广大网民宣泄意见的出口，《新闻联播》也在遭遇着近乎苛刻的审视，以及另类的解读。

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关于净化网络视听的消息，一位小学女生接受采访，称自己浏览的网页“很黄很暴力”。这句话一夜间风靡网络，被讥讽为央视“宣传造假”、“导演新闻”的实例。

【新京报“日志中国”改革开放30年系列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这套书已经出到第四卷，据说销量还不错，就是定价太贵。持续一年的报道也马上要圆满了，新的一年找点什么事情做做，是我正在琢磨的问题。

另外，熊仔啊，你总该把我胡说八道的话处理一下再发上去吧？像牛×、整啥之类的，不知道的以为是范伟来了……

“80后”从中找到震撼

小熊：武云溥作为参与到这个系列报道中的一名记者，有什么感触？

武云溥：大概是春节后，三月吧，我开始写这些稿，刚开始一个月写得还不少，有张海迪、陈景润、路遥、海子……我也不是很懂，基本就是边做边学吧，写的都是我童年时候发生的事，就靠查资料，以及采访当年的见证者和当事人，这个系列感觉就是怀念和揭秘的成分比较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尽量还原当时的某个时代截面。

蒋方舟：我看的时候大开眼界，我一直都以一个特别没文化的人的态度去看，因为太多事情是我没经历过的、不知道的、没想象过的却超震撼的。我在看的时候会更喜欢这些小事情，就像比起《二十四史》我更喜欢看野史一样。对于改革开放我基本算是没有经历过，所以这本书可能对别人是唤起了一种亲切的同感，对我更多的是陌生的一段历史和一种新奇，记忆中模糊地会有一个影子，但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大清楚但是究竟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比如《庐山恋》、《小花》之类的。我觉得这点来说，这本书编得很鲜活。原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对我只具有修辞学意义，我只知道这个名词在维基百科上怎么解释，现在就会更丰满更鲜活一些。我觉得“新观察”很好很棒，这种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挺新奇的。

小熊：在阅读这些报道或者图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故事或者细节是你们印象很深刻的？

赵卜慧：比如里面有一篇提到当年“一只丹顶鹤的故事”，当时人们都传唱这首歌，我那时也喜欢唱。但《新京报》在重新报道中不仅仅提到那个保护丹顶鹤的女孩死了，还提到她的父母的故事，这个让我印象很深。我记得在第一本《日志中国》出版上市的第一天一大早，就有读者专门打电话到办公室询问在哪里能够买到，我非常惊讶，也很欣慰。之后还有北京的上海的辽宁的四川的读者打电话问。很多读者都特别期待下一本赶紧出。

武云溥：比如做路遥的那篇，我找到了路遥的弟弟，他还在世，但是和路遥一样身患重病，他们家算上路遥已经因为肝病去世了三个人。探究一段历史或者一个人物时，会发现背后的很多隐情，有些至今还是谜团，说不清或者不能说，这时候就能感觉到我们的选题还是很有魅力的，至少能吸引写作者去琢磨一些事情。和新闻相比，做这种旧闻的感觉就是，历史真是由许多偶然构成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有很多被推上时代前台的人，都是特定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下的偶然，个人的力量太渺小无力了，命运经常被大环境左右，这也正是改革开放的牛×之处。后来还做了《红太阳》歌带、潘晓、沙叶新、痞子蔡等等，还有去年做个人史已经采过的汪国真、庞中华、柯云路，又重新采一遍，基本感受都差不多。

个人在时代中的渺小感

小熊：武云溥做完采访的感触就是人在这个时代中很渺小，也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在时代偶然性下完成的，个人的自我努力其实作用是有限的？

武云溥：差不多吧，你整啥都没用，轮到你上台了就稀里糊涂上去了。

张柠：渺小是肯定的，人在历史中肯定是很渺小的。但这种渺小并不就是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意义。人能思考，探究人是不是很渺小，并积极地创造文字、声音、图画等符号：这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价值，也是区别于动物和其他事物的地方。人们在渺小感中不停地创造，而正是这创造证明了人们的不渺小。

蒋方舟：看书的时候我会觉得人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走的。原来可能觉得人是开拓者，自己在里面也做了很大的工。马车能走、汽车能跑那么快，加的油里自己也添了很多油。原来会觉得自己超级主动，但是现在会觉得其实还是被历史裹挟着的。我现在在研究偶然性哲学，看书时会觉得偶然造就一切，可能主观能动性真的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这也不能作为一个借口，也不要因此变得很消极。可能人会被裹挟着走、不知道被时代洪流卷到哪儿了，但是可能再过三十年又会有《新京报》这样的媒体再把你打捞出来，这样也很好。

【小熊报道，全文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