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首都机场创作完成。其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因此尤为令人关注。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彼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说过：“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一幅原本普通的壁画，被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争议。

在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中国，在首都机场这样的重要公共场所，出现裸体壁画，是否“有伤风化”？壁画揭幕后不久，有关方面就迫于批评压力，用一层薄纱罩住了少女的裸体。1982年，壁画作者袁运生出国，旅居美国14年，该画也随即被木板遮挡，直到1990年才重见天日。

袁运生曾回忆，当年创作壁画时，为求保险，他一直在草稿上多加了条线，让画中少女看起来好像穿着衣服。直到壁画即将完成，才把多余的线去掉，“等发现了，也已经没办法了。”

2008年9月15日，本报记者拨通袁运生的电话，他谢绝了采访。“已经谈过这件事，不想再多说了。”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是袁运生的哥哥，曾任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组副组长。9月16日下午，在袁运甫的家中，他谈起了壁画创作前后的故事。

【口述：袁运甫】
李瑞环支持  “艺术家文责自负”

大概1978年底的时候，张仃先生找到我，要我参加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小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召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其中有我弟弟袁运生。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都没有想到，在艺术创作上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解放——画什么、怎么画，都让艺术家们去讨论决定，领导既不参加讨论，甚至也没有签字审批。以前可都是领导出题目，让画什么我们才敢画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我们获得的创作机会，和李瑞环有很大关系。

李瑞环当时是机场建设总指挥，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家去，谈这个壁画的工作。李瑞环就说，我们国家很穷，而且外汇储备很少，建机场的许多原材料都要到国外去买，难度很大，需要精打细算。比如说机场里边的墙面，都按外国机场的装修方法，要花很多钱。“我们有这么多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搞搞创作呢？”我听了就感觉他早有想法，把壁画形式运用到机场，既省钱，又有文化意义，一举两得。

而且他还很懂艺术规律。当时在座的还有全国政协管文艺的领导同志，我们要向李瑞环汇报壁画创作的具体计划。关于什么题材，什么风格，李瑞环说：“你们艺术家去讨论，自己选定题材，文责自负就行了。”这个自由度一直保持到最后，我们画稿定出来要具体施工的时候，送去给李瑞环审批，他都不签字，说这是“艺术家的事，我没有资格来批准”。

我就觉得李瑞环非常会用人、敢用人，在他家那天，他还详细跟我说了，机场的工作为什么让他来负责。其实机场早就开工建设了，但是搞了一年，没什么进展，邓小平就说，我们改革开放，怎么连个国际机场都建不起来？邓小平吩咐郭沫若，一定要找个能干的人，一年之内把机场给我修好，如果修不好，所有职务统统撤掉。所以郭沫若就找到李瑞环，问他敢不敢签这个军令状。李瑞环说党既然需要我，我怎么能不做呢，但是我也有几点意见，希望组织上考虑：第一，不要给我安排别的职务，我就专心当机场总指挥；第二，国家准备投资多少，什么时间到位，都要先说清楚；第三，我的上级是谁，我的任务是什么，也要先说清楚，到时候所有事情只能有一个声音，不然官比我大的都来提意见，这就没法干。李瑞环前后一共讲了六点，郭沫若就去汇报给邓小平，邓小平一听就拍板：“这是真正干事的人。”

所以我们选题的时候，确实非常民主，没有受到干扰。画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后定下来要画的，除了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有张仃的《哪吒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以及我的《巴山蜀水》等七幅。风格、题材和要用的材料各有不同，我们认为，这是能代表国家艺术水准的。

中央领导肯定  “中国人少见多怪”

我们中央工艺美院这个壁画专业，从1957年挂牌以来，从来没有真正搞过一次壁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大家都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就住在机场，一天到晚都在画。张仃先生每天早上还要点名，像军队里一样。我画《巴山蜀水》之前是去实地写生了三个月，运生也是去云南呆过很长时间，才能来画《泼水节》。

我们创作的时候，日本画家、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得知消息，就带了一帮人过来，住在我们壁画工作室，拍摄创作过程，并和我们谈话。平山郁夫回去以后就在日本的报纸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中国首都机场壁画，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将要有一些大动作，改革开放的号角会在艺术领域吹响。

这样一直画到1979年10月，首都机场壁画才正式揭幕。来了很多领导和艺术界的人，绝大多数都叫好。看到《泼水节》那几个傣族裸体女子的形象，艾青说：“我胆子大，要在人体前面照个相。”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裸体画放在机场，人来人往的地方，是不是不妥。王震将军就说了：“这是科学。”他把我们几个画家叫过来，说：“你们都坐我跟前，没有椅子的就坐在地上，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他就讲，你们知道谭嗣同吗？我们说知道，谭嗣同是湖南人，是王震将军的老乡嘛。王震说：“谭嗣同老早就讲过，你们为什么见了人体就害怕呢？人体器官只不过是科学上的称呼罢了，假如我们一开始就把生殖器叫做鼻子，那它不就是鼻子吗？”我们都哈哈笑，王震说：“谁要再反对，你们就来找我，我支持。”

后来邓小平也来看这幅画，那天他特别高兴，看得很细致，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李先念说：“中国人就是少见多怪。”邓小平说：“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因为机场太远，当时的交通也不如现在方便，可是每天车水马龙，好多人就是专程来看这个壁画。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周扬在报告里突出提到首都机场壁画在艺术上取得的特殊成绩。以前我们只能画政治题材，从此以后，山水花鸟、农村城市、历史题材等等，都可以画了，百花齐放。
   
争议壁画重见天日  “裸体不再是禁区”
   
有关壁画的争议风波，其实不光是艺术观念上，对人体的偏见，也有美术界的人事问题掺和在里面。看到张仃先生带领我们这些人做出了成绩，就有人不服气了，出来指责我们。当时反对的人就主张修改，不能出现裸体，至少要穿个裤衩，或者不行就干脆撤掉。让运生去修改，运生不去，他绝对不会去改自己的作品。于是又让我去改，我说没有听说过哥哥给弟弟改画的道理，改了就闹笑话啊，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画了个人体又去改掉，不是很滑稽吗？

可是反对的声音还是很大，为此甚至专门组织过一次批判会。因为画的是傣族女子，组织批判的人就从中央民族学院找来了很多傣族学生，整整一车人，拉到机场这幅画前面，就让他们批判。结果没想到，大家对裸体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见，搞得组织者很失望。傣族同胞都觉得这幅画很好，要说有意见的话，也是觉得还没有把傣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全面地表现出来。运生就出来解释，说这里画的是傣族的历史，不是现在。泼水节的故事在傣族民间传说里，就是说有个魔王总是欺压百姓，后来被傣族少女杀死，人们泼水冲洗魔王留下的肮脏血迹。这幅画表达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是很有诗意，很浪漫的。

最后为了平息矛盾，就把画挡起来了。先是加了个纱帘，就好像给裸体女子穿了件衣服，后来又用板子挡上了。这一挡就是十年。

一直到1990年，北京要开亚运会了，机场负责人把我找去，让我看看这些壁画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我说有一种丙烯保护液，透明的，涂在壁画上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这种保护液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可以捐出来给机场用。负责人听了很高兴，说那你就来弄吧。我说有个问题，运生那个画现在被挡着，这应该怎么办？是涂完保护液再继续挡上，还是就这么露着？这位负责人说他也做不了主，我说干脆我做主吧，把挡板拿掉，不会出问题。小平同志都说过这幅画好，还怕什么？这个是艺术，不是反革命。人家西方记者来了，看到你机场这里还有东西挡着，肯定会笑话的。

机场负责人也知道中央领导都看过壁画，听我这么说，他也就下了决心，说袁先生您看着办吧，我们只要干净好看就行。我就从美院里找来十几个学生，把挡板拿掉了，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涂好了保护液。所以说来也很简单，本来就不算个事，有些人非要把它闹大，最后还不是说拿掉就拿掉了？难怪李先念同志要说“少见多怪”。

从此以后机场壁画再也不挡着了，到今天我们看来，裸体艺术也不再是禁区。这些壁画现在面临的是如何保护的问题，它们不仅在艺术领域有价值，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角度来说，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象征。

【新京报“改革开放30年·日志中国”系列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实习生赵岩对本文亦有贡献】

乒乓外交  “准备死几个人”

体育不等于政治，不应该拿政治意义来衡量体育上的成就。但是体育又属于上层建筑，对人们的精神鼓舞非常大，而且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当年谁都没想到，中美外交的突破，会发生在小小的乒乓球上。

1971年，我正在国家体委工作。当时还在“文革”中，国家体委属于军管，我下放五七干校刚回来不久，有关领导就找我谈，要送我去军事学院深造。我就问，深造完了回来干什么？领导说，让你当国家体委的理论教员。我说我对理论没有那么大兴趣，不想干。第二天上面又找我，说现在还有一个任务，我们国家的运动员，要去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你去不去？我毫不犹豫就说行。因为整个中国都处于封闭状态，跟外界完全不接触，有个机会到国外去见见世面，我这个年轻人当然很高兴了。就这样，我成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秘书，随队出征。

走之前光高兴了，没想那么多，后来才知道，这可不是轻松的任务。当时国际形势很复杂，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去的又是日本。周总理为此先后八次接见代表团有关人员，询问准备情况，并且就中国队要不要去参赛这个问题写了封信，请示毛泽东。毛主席批了“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所以我们出发之前都要嘱咐家里人，做好牺牲的准备，周总理说了，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工作人员必须站在第一线。

还真的出了很多事情，比赛期间我负责代表团的新闻宣传和保卫工作，所以好多情况我都知道。比如有人往我们的驻地扔燃烧弹，还好有日本警察挡着，燃烧弹扔到河里去了。还有很多从台湾寄来的信件，要“策反”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现在出了国境，终于可以“投奔自由”了……这种事情很多，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气氛紧张，我们每人的房间门口都有日本警察站岗，戒备森严。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我们这次来日本，不仅仅是体育比赛，还是一项重大的外事活动。实际上代表团里也不光是运动员和体委的工作人员，还有外交部派来的很多资深外交家。所以日本媒体也说，中国人可不光是来打打球这么简单。

代表团内部有很多纪律，规定了如果碰见美国人，不要主动去打招呼，可是没想到，我们和美国人的接触还是发生了。4月4号那天，美国运动员科恩偶然上了中国队的车，因为他没赶上美国队的车，正好中国的车路过，他就上来了。他一上来大家都很紧张，可是庄则栋就走过去跟科恩打招呼，好多人拉都没拉住。因为庄则栋是世界冠军啊，影响很大的，下车时还被媒体围住拍照，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庄则栋和科恩两人的大照片，标题就是“中美解冻”——人家外国媒体很敏感的，马上就给你联系到政治上去了。

出这种事是很偶然，但也不能说完全出乎意料。那天庄则栋出发之前到我房间去了，因为我管着全队的礼品，庄则栋就说要带上一样礼物。我问他干吗用，他说万一碰到外国运动员，可以送给他们，表示友好。我就给他选了一个杭州的织锦，就是丝绸上绣着黄山风景。

结果晚上回来，庄则栋又来找我，说完蛋了完蛋了，这回完蛋了。领导批评他，说小庄啊，你把事情捅大啦！我们明明有纪律，你还主动和美国人接触，这下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庄则栋紧张得不行，我只能安慰他两句，心想果然出了大新闻——要知道，每天我们只要一出门，后面肯定跟着几十辆外国媒体的车，躲都躲不过。有日本记者就问我，徐先生（我本名姓徐），你是不是很讨厌我们？我说不会的，我也是记者出身，只是奇怪你们为什么跟这么紧。日本记者就解释说，你们“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没出来过，这次出来，不发生新闻则已，一旦有新闻，肯定轰动世界。假如我们记者抓住了中国队的新闻，就会得奖、涨薪水，如果丢掉新闻，可能饭碗就保不住，所以必须死死跟着你们。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比如跟我住同屋的一个翻译，有一天回来也说完了完了：“今天有个美国女人搂着我，大家都看见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原来那是个美国女记者，打扮得很显眼，今天一身红，明天一身白，上来就搂着我们这位男翻译说悄悄话。我问他，美国女人搂着你说什么？他说其实就一句话：“求求你帮帮忙，我想采访中国。”

“乒乓外交”是中国体育史和外交史上的重大突破，当时我们不知道，回国以后才有了这样的说法。而且直到今天，有的美国朋友还会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跟1971年这次出国参赛，有着很多联系，“小小乒乓球，震动大地球。”

女排夺冠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80年代中国体育的总体状况，就是小球都很不错，但是三大球不行。以前体育界的最高统帅贺龙元帅就说过，三大球不出线，死不瞑目。后来中国女排的轰动，正是由于她们率先从三大球的落后局面里冲出来了。

女排拿到世界冠军以后，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人们对女排寄予厚望，给她们最高的待遇。我跟队员们到过北大一次，那个情景热烈啊，大学生们挤得鞋都掉了，路边河里漂着几十双鞋。人太多，我是被男排队员夹在胳膊底下带进去的，进了礼堂就找不到队员们了，只见东一个西一个，被学生们抬起来扔。“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学生们喊出来的。结果女排队员们说，下次赢了也不敢再来了，场面太狂热，输了更不敢来，肯定要踩成肉酱的。

这都与时代背景有关。要在“文革”时期，你家里有奖杯还得了？必须砸烂。整个国家刚从崩溃边缘走出，社会兴奋点也少，碰到女排有比赛，全国人民都守在电视机前，感觉扬眉吐气。这是时代的脉搏，真实的反应。像我写女排的那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几乎所有的省级报刊都转载，电台也来回广播，现在最好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出现当年那种情况了。

我去采访女排，也不是什么宣传任务。当时我是国家体委教育处的处长，主要管全国运动队的思想工作。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女排和男足都可能会有突破，足球可能会冲出亚洲，女排就是可能拿到世界冠军。所以我就想，这两支队伍都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如果他们赢了，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如果输了，也应该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输。抱着这样的想法，1981年，我就去了湖南郴州，女排正在那里训练。

到那里我就提出，可能会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因为我感觉一般的新闻报道说明不了深层的问题，运动员的艰苦生活很难表现，只有报告文学，可以详细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袁伟民就给全体队员讲，鲁光同志是来检查我们工作的，但是他也打算写个文章，大家配合一下。总教练一说话，队员们都很配合，我就在郴州住了半个多月，边看她们训练边采访。

现在大家都知道，女排训练强度非常高，当时讲究“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60年代我们曾经请过日本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他的训练方法就是这样，把队员们练得死去活来，都吐了还要坚持练。到80年代，也是超负荷训练，到什么程度可以停，要凭教练的经验。运动员也接受这种理念，我在郴州看她们训练，陈忠和当时是助理教练，他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往下使劲扣球，女排队员们都是闭着眼睛去接，因为疼啊，球打到哪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采访时候问她们，队员们就说了，不这么练不行啊，你看苏联运动员就很有力量，大腿比我们腰都粗。

我被她们的拼搏精神感动，就写了《中国姑娘》，发在1981年第5期《当代》杂志上。后来女排夺冠是在11月的世界杯比赛，如果女排没有拿冠军，可能《中国姑娘》也就是一篇普通的文学作品了。夺冠之后一下轰动了，当时单行本第一版只印了5万册，结果还没上市就没了——全国妇联一下子要走两万册，然后新华书店内部职工分走很多，往各地书店运的路上还分掉很多，都到不了书店就分完了。

后来日本也出版《中国姑娘》，名字给改成《红色魔女》。我们曾经称日本女排是“东洋魔女”，现在他们把这称号还回来了。邓颖超看到了日文译本，就通过荣高棠联系我要中文版。当时我在上海，荣高棠给我打电话，说邓大姐要看这本书，你快给她找。我手里也只有两本，其中一本就送去给了邓颖超，另一本留存到现在。《中国姑娘》一时洛阳纸贵，这远远超出我的想像。

李宁失利  “你能理解吗”

这次北京奥运，大家看到刘翔退赛，遗憾不遗憾？确实遗憾，因为田径的希望在他身上，可是很多人也都理解他了。体育的规律，就是胜败都很正常，观众的心态成熟起来了，这个情况跟20年前不一样。1988年汉城奥运会，李宁的失败，就引起轩然大波。

去汉城以前，李宁已经拿过几十次世界冠军了，本来早就可以退役，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可当时中国体操青黄不接，只能让老队员顶在那儿，这一顶就惨了。那年出国参赛之前，我就跟他说，李宁你得了几十次冠军，我没有写过你一个字，因为很多人都在写，我不凑那个热闹。这次在汉城如果你还能拿冠军，我还是不写你。假如你失败了，我倒要给你写一篇文章。李宁笑笑说有你这句话垫底，我就放心了。没想到他真的败了，比赛时连续出现失误。所以说体育运动员以胜利告终的很少，一般都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胜利了还想再胜利，登山登到顶，你总要往下走啊。

李宁失败以后，舆论都指责他，批评他，甚至嘲讽他，说李宁平时爱唱歌啦，李宁做生意分心啦。一片骂声中，李宁也很沮丧。我要兑现诺言，就去找李宁，进不去他住的地方，就托人把他约出来，我们在奥运村里的一个台阶上坐下来聊天。我说李宁啊，外面都在说你输了以后还不哭，还能笑得出来。李宁就说，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我是世界冠军，如果一输了就哭，也太没有冠军风度了。”其实李宁一下场就哭了，回去也是蒙着被子哭。他说他马上要退役了，“这一生永远无法弥补我的过失了。”我记得当时他还说，全国人民骂他，是应该的，“谁让我胸前挂的是国徽呢？”

亿万人民关注体育，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运动员可能会背上很重的包袱，喘不过气来。李宁说因为自己是代表中国来的，所以能理解铺天盖地的骂声。“我喝胜利的喜酒太多了，没有喝过失败的苦酒，其实都有好处。虽然运动生命结束了，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就给他写了一篇文章，《你能理解李宁吗》，李宁为什么要坚持着来参加比赛？假如他早早退役，还会有今天的局面吗？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很多读者给我写信，也给李宁写信，说李宁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体操王子。在汉城时我还看到有韩国的女孩子过来给李宁鲜花，说李宁你是永远的冠军。很多骂李宁的人，慢慢也理解他了。1988年底李宁告别体坛，在深圳举行了一个大型晚会，他在台上唱了一支歌《挥挥手难说再见》，唱得很动情。晚会结束后的宴会上，李宁端着酒过来跟我说，鲁光老师我应该敬你三杯酒，谢谢你当年理解我。

20年后的8月8号，我在鸟巢里看到李宁腾空而起，那一刻我感动不已，觉得现在应该回敬李宁三杯酒。20年前他挥挥手难说再见，我们给他以理解；20年后他点燃北京奥运的主火炬，还给我们一个辉煌。20年来国人对体育精神的理解，真的是翻天覆地。

报告文学  “强国不是梦”

我现在还在当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副会长，讲到报告文学的发展，应该说80年代是个高峰，现在很难有哪个作品能产生当年那么巨大的影响了。60年代开始，郭小川、袁鹰他们那一代老作家就在写报告文学，我当时在《体育报》工作，就跟着郭小川学习。到了80年代，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吹响了报告文学的号角，理由写了《扬眉剑出鞘》，我写了《中国姑娘》和后来的《中国男子汉》，还有很多作家都在创作，那是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后来慢慢出现了“反思文学”，认为以前的“冠军文学”过时了，更重要的是要揭露问题，要反思一些弊病。这方面的作品有《强国梦》、《兵败汉城》等等，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外界的人和体育界内部的人，看法都不同。体育界觉得，外面的人有偏见，很多情况你并不了解。当然，文化界看好这些作品，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有好处，能引起大家对问题的重视。但是，我始终不同意“冠军文学”的说法，我觉得文学无所谓什么冠军不冠军的，你说冠军难道不值得歌颂吗？只要成为冠军，地球上几十亿人里边，你是第一，那你肯定是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和代价。冠军走过的道路，当然可以去写，我们也不是只关注金牌，冠军也会经历千百次的失败。

我看到现在人们对待金牌、冠军，看法也很多。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讲了，这次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已经成为超级体育大国。这个问题怎么看？无论按金牌算还是按奖牌总数算，中国都称得上体育大国，这毫无疑问。可是我们跟美国比还是有差距，首先在田径项目上，我深有体会。看过很多届奥运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逢重要的田径比赛，比如百米，观众总是最多的，记者们都要提前七八个小时就去现场抢位置，几万人等几个小时就为了看不到十秒钟的比赛，这魅力有多大？确实是“得田径者得天下”。另外三大球，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我曾经想写写中国足球，最初定的题目叫《失败者》，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失败者，屡败屡战，这样的队伍怎么看待？是换个足协主席就能解决问题吗？

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包括奥运会开幕式，说实话，不是举国体制，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调动人山人海，别的国家很难做到，所以举国体制肯定有它的优势。罗格也说过，中国这个举国体制如果不变的话，在体育比赛上的优势还会保持下去。当然全民健身方面我们国家还有差距，从体育场馆的数量到参加锻炼的人数，都不够多，但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我老家在浙江，以前谁没事锻炼身体啊？这几年就能看到，早上起来一家老小都出门锻炼，在北京像天坛公园这些地方，早起锻炼的人也很多。我现在看到的一些官方意见，说的是我们这个体制会不断改革完善，目前还没有改变的迹象。网上也有人批评，这很正常。过去很多人也批评报告文学《强国梦》，我跟赵瑜（《强国梦》作者）也探讨过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强国不是梦，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

【新京报个人史，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摄影/ 本报记者孙纯霞】

这回，中国乳制品行业总算是灭掉了吧。

当然，疑点还有很多，要拜脑残的三鹿危机公关所赐，越公关，越危机，一个谎言要用一百个谎言去掩盖，总有扛不住的时候吧。这回，我们可以期待，只要真理部别搞大动作，牛皮总会扯破，必将把一些该杀的家伙送上断头台。注意，这里很重要的是，上断头台的，可别只是替罪牛。

连岳的博客近期对奶粉事件跟得很紧，我几乎不敢看了，一看就感到深深的绝望。

所有的恶行，以对孩子下手为最甚。前有北川细钢筋，今又见三鹿毒奶粉，还让不让奥运宝宝们活了？

说句风凉话，我真有看大片的感觉哦。当然，是一部恐怖悬疑荒诞大片，谁知怎么收场呢。

中秋那天收到一位同事的短信：欢度中秋，远离奶粉，冰箱里还有几袋三鹿的某某祝。

我笑笑，回个短信说，我是石家庄人。

我是石家庄人，问你怕未？

其实我想说的是，石家庄人，以及大部分河北省居民，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而且是到目前为止相对沉默的人。这里的老百姓都知道，三鹿这个品牌，在河北市场上占多么大的份额。

下毒的恶徒们，以及纵容恶行的官老爷们，你们自己就不喝奶么？不怕你的下一代，你的七姑八大姨家孩子，和你一样肾亏么？

我小时候好像还没这些毒物，有的话我也基本不喝，因为我属于一喝奶就拉肚子的那种体质。脆弱的胃肠，成就了我健康的肾，实在是男人之福。只是防不胜防，谁知道咱平日里吃的喝的其他东西，有没有被搞鬼。

唉，说什么好呢。前几天我打电话给父母通报新闻，我说爸妈，别喝奶了，三鹿有毒。

他们说，哦。

今天我又打电话，不爱看电视的老爸居然也看了新闻联播，他说知道了，那么多，都有毒。

我想那一刻，他的表情一定万分错愕。

今年我一直在做的工作，基本就是围绕改革开放30年这个主题来搞的，几乎也是中国媒体今年必做的命题作文。虽然本质上是个宣传任务，还是想尽量做出点好看的东西来。本报每天都有两个固定版面，从30年里选这天发生的大事件来回顾和挖掘，类似于“历史上的今天”的做法，这个规划中长达一年的大型系列报道名为“日志中国”。深度报道部牵头，其他各部门根据不同的选题参与合作，比如我做了一些文化领域的内容，实际上还有很多重头戏在时政经济领域，这就是别的同事的地盘了，他们搞出很多强悍的东西。报纸这东西往往看过就扔了，估计也没多少人天天盯着这两个版，所以有价值的东西想保存下来，还是得出成书。现在，这套书的第一本已经出来了，各地书店和网络上过些天应该会到货。估计上市不会太快，印数不会太高，销量不会很好。但是我摸了一把样书的封面，感觉手感还行，印刷质量在本报出版的书里算上乘的，乍一看像那么回事，就在这里做个广告吧。有关这个系列选题的详细情况，可以点这里看深度报道部主编刘炳路老师的讲解，或者看这条消息。我就不啰嗦了，对此题材不感兴趣的朋友千万别买。

今天小熊还问我做这些稿子的感想，我说感想就是，历史真的是由无数偶然构成的，指不定什么时候轮到你，稀里糊涂就被推上前台了。犹如被皇帝微服私访眨眼间看中的民女，命运瞬间改变。当然，完事之后，可能又稀里糊涂被踢下来，打入冷宫。现在我们寻访的那些当事人和历史见证者，基本都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架势。

小熊说，那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我说是啊，咱都等着呢，所以我在考虑去买彩票。哪怕中个几块钱，也算打破有生以来从没中过任何奖的宿命。

小熊说，你这么不幸啊。

我想了想，似乎喝可乐曾经喝到过“再来一瓶”，但是仔细一看，兑奖期已过。

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
我有一千万吗？没有。
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

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
我有翅膀吗？没有。
所以我也没办法飞。

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
所以我并不爱你。

蔡智恒，人称“痞子蔡”，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这个正在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在BBS上完成了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他没想到，虽然整个太平洋的水无法倒出，整个中文网络世界的写作大潮却从此兴起，蓬勃浩荡，一路奔流至今。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今何在、慕容雪村、王小山、当年明月、天下霸唱……十年来涌现的大量网络写手，以及不断变幻发展的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也撩拨起了公众的表达欲望，使得“全民写作”成为时尚。大量文学网站的兴起，也给传统的文化出版行业，带来了冲击和更多的可能。

苦闷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新京报：你当初是怎么接触到网络的？

蔡智恒：很简单，那时我还在成功大学读书。1998年使用网络的人，多数是理工科学生，以及刚踏入职场不久的计算机相关行业人士，年龄大约二十六、七岁。

新京报：学水利专业的你，怎么会想到在网上写小说？

蔡智恒：当时像我这样理工科出身背景，却在网络上写小说的人相当多，主要都是觉得好玩。由于网络刚兴起，这些计算机用户的年龄差距不大，成长背景类似，而其学习的领域跟一般传统文字工作者不同，因此语言的应用便呈现明显差异，文字风格比较幽默有趣。和我一起最早写网络小说的这批人，多数是第一次写作，故事的结构未必完整，通常起了头却没结尾，常见流水帐。大家几乎没有创作动机，从未想过为文学奖、投稿、出版而写，所以小说板上的氛围总是轻松而自在，很多阅读者便在这种气氛下被“诱发”而创作。我也是如此，1998年3月至5月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台湾的BBS连载，之后造成轰动并引发一连串风潮。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写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还是结尾很悲情的故事？听说你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是在毕业前一段比较无聊的日子，跟当时的心情或者经历有关吗？

蔡智恒：如果我写的是个推理故事，你大概也会问我：为什么要写一个推理故事，而且还是死了人的推理故事。其实换到当时的时空背景，很多东西都很好理解。我当时的生活不是无聊，而是苦闷，因为每天待在研究室15个小时左右，假日也是。可以抒发心情的窗口，只有网络。如果要写故事，会写什么？发生在周遭的或较容易引发写作欲望的，通常是爱情或友情，不只我如此，那时以“网络”或“网恋”为题材的小说相当多。

新京报：网络会催生人们交流的欲望，你恰好在写男女主角通过网络拍拖，这是不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你写作时对此有“预谋”吗？

蔡智恒：我从没预谋，一开始也没打算写完，甚至写到一半时，我还真的停了笔，因为当时课业又重了。我不可能会预见什么型态的题材或写法可以大受欢迎，如果我会预见，我倒宁愿预见哪支股票会大涨。事实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会在网络上大受欢迎，或许是因为我的文字确实有吸引人之处。而当小说离开网络，却仍受到不接触网络的人欢迎，就有可能是因为“网恋”这题材太新鲜了，以前从未见过。我相信如果当时最先离开网络的是别本网络小说，那么它也受到欢迎的机会也很大。

“典型网络写作”拥抱传统出版业

新京报：那这部小说是怎么变成纸质书出版的？

蔡智恒：出版过程很简单，有天收到Email，问我愿不愿意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出版成书，我说好。没想太多，就这样。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没有投稿经验，也没参加过文学奖，只是闲暇之余在网络上写写东西而已。如果出版社找上门，我就出版。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网络和传统出版的差别？有很多写手都讲过，在网上写作就是因为网络很自由，不像传统的出版渠道那么麻烦。

蔡智恒：坦白说，出成纸张的书是好事，在网络受欢迎的小说出成书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能说：“喂，你是网络小说，怎能出版成书？”就像中国作家的小说写得好，自然会有外国人想翻译成外文小说，这跟作家是否是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无关。网络小说被出版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让网络写手知道，在网络上写东西是很有可能成为作家的——这点就冲击到网络写手的写作心态。像我刚才讲到，网络创作者几乎无创作动机，但因为出版行为的发生，写手的心态也就改变了，不再单纯。

新京报：你觉得网络传播是不是增强了书的影响力？

蔡智恒：网络传播如果真能增加销量，这几年来怎么不见出版社将所有小说内容放在网络上？你可以问出版社，愿不愿意把即将出版的新书内容全文贴在网上？他们一定会骂你疯了，这样还有谁会来买书。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写作风格是最典型的网络写作——习惯敲回车，比如“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这种句式。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蔡智恒：我写作时的长短句形式，是因为我在BBS上写作。BBS的文字接口并不具备文字处理软件的强大功能，在文字处理软件中，比如Word，当文字走到右边尽头便会自动往下，你可以不用停顿，写完一段再另起新段。但在BBS上，如果不强迫换行，文字就会峰峰相连到天边，一直往右走。于是每一行都得断一下，才能往下写。你去看BBS，如果没有长短句，我把头给你。

新京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跟风模仿，后来的写手大多不这样写了，你怎么看？

蔡智恒：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过这样的例子：

看过沙漠中的蛇吗？
它们收缩身体成明显的S型，以近乎弹跳的方式，迅速在沙漠移动。
如此才能减少皮肤与灼热沙地接触的面积，也缩短待在沙地的时间。
传统生活在山林里的蛇也许会觉得疑惑甚至是责怪：
这些沙漠中的蛇为什么不柔软自在地爬行呢？
为什么要失去蛇族应有的优雅风范？

总之，沙漠蛇弹跳式的移动是为了适应沙漠的酷热环境。
沙漠中的蛇当然可以优雅地爬行，但这样爬行的话皮肤容易烫伤，
如果天气特别热、沙地特别烫，很可能爬到一半就熟了。
下次你到沙漠旅行时，如果在路旁看到烤熟的蛇，请你好好超度它。
当它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佛祖也许会开示：
万事万物皆有佛性，不要太执着。

新京报：你平时喜欢捧一本书在手里读还是在网络上阅读？因为许多人都觉得网络文学是“快餐”，尤其是文字泛滥的今天，大家更难有耐心了。

蔡智恒：我当然喜欢纸本阅读，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在网络上阅读文章的人不代表他们喜欢在计算机上阅读，而是因为多数文章只有网络上有，或从网络上阅读文章比较便利而已。我如果想看《新京报》，只能在网络上阅读，没有第二种选择，难道代表我不喜欢阅读纸张的《新京报》吗？

新京报：是不是网络的这种特质决定了，网络文学更适合轻松、娱乐化的内容传播，也让你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写通俗好玩的爱情故事？

蔡智恒：正因为网络阅读比纸本阅读不舒适，所以较轻松的文字比较容易受到欢迎。就像如果在计算机前看《红楼梦》，看完后大概就得送去眼科急诊室了。但这不代表网络文学只能轻松，只是在网络上阅读这类艰涩且庞大的文字非常辛苦而已。如果将来的网络阅读很轻松甚至接近纸本阅读呢？那就未必了。网络文学基本上没有题材或写法上的禁忌，至于我本身的写作习惯，你得先把我排除在“作家”之外。我平时教书、做研究，闲暇时才写东西，我连要不要再继续写下去都不知道，我就是普通人，所以文字、写法和题材都很通俗。

很难定义的“网络文学”

新京报：“网络文学”在你看来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个概念有实际的意义吗？

蔡智恒：这东西的定义很难，最大的困难点并非在于网络小说与传统平面小说的差异，而是网络使用形态日新月异，出版等商业机制随时影响写手的创作心态，导致网络小说彼此间的长相大相径庭，很难被统一归类。早期“网络文学”有两个定义：一、网络小说是以“网络”或“网恋”为题材的小说；二、网络小说是以“网络”为发表渠道的小说。2000年以后，网络小说内容题材为网络或网恋的，只占极少数，因此第一个定义明显不适用。而Blog让许多早已成名的传统作家也在网上写东西，如果依第二个定义，这些人也变成网络作家了，而他们的文章也突然变成网络文学了。所以上述两个定义或许可突显网络小说之某些特色，但若光凭这些特色便去定义网络小说，恐失之武断且得出荒谬的结果。
网络小说与平面小说的差异根源不是作品本身，而在作者。作者的样子不同，便导致作品的差异。与平面小说的作者相比，网络写手还多了另一种文化的熏陶——网络文化。网络确实影响作品的样貌，但这是透过影响作者的“因”，才会导致作品不同的“果”。“网络文学”原本应有实际意义，但随着网络普及与出版商业行为介入，这差异会越来越小。网络为创作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没有守门人的平台，人人都可自由写作的平台，这方面还是有意义的。

新京报：就网络文学而言，你觉得台湾和大陆，在读者趣味和出版商的包装运作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蔡智恒：两岸的读者，甚至包括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的读者，口味都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大陆读者比较容易深层阅读，就是比较能接受文学价值较高但沉闷的小说文本。至于出版商的包装运作，台湾的出版业比较像文人，大陆的出版商则比较像商人。

新京报：网络文学发展到现在十年了，有一些曾经很火的文学网站慢慢走向衰落，比如榕树下。也有像起点中文网等等一些文学网站开始尝试多元化的运作，把文学变成更多类型的文化消费品，比如游戏和影视剧。你的作品也被改编过电影和话剧，自己感觉如何？

蔡智恒：对于作品被改编，我乐见其成。主要原因也是想看看改编后的东西会是如何。通常话剧的改编成果我比较满意，电影和电视的改编成果我就不甚喜欢。

新京报：在这种潮流下，你怎么看待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

蔡智恒：如果一定要谈“网络文学”的前景，也许只能看Blog。目前台湾Blog的文字创作很蓬勃，而最受欢迎的是“图文创作”，虽然图文创作严格说来不是纯文学作品。Blog的使用环境可凸显个人色彩，加上不需专业的网页管理知识，非常简便，每个人都可轻松拥有自己的Blog。由于Blog功能的强大与便利，文字书写与排版既简单又方便，新的网络小说格式正在形成，但所写东西未必与小说创作有关。Blog让网络书写更便利，于是更多人在网络书写；而Blog的使用族群，也更接近现实社会的结构，不像以前网络依然存在特定族群的特征。虽然Blog上的文字未必都是文学性的，但由于它带动新的网络书写风气，因此可以期待新的网络创作现象在Blog诞生并蓬勃发展。

新京报：十年来，网络文学作家也换了好几拨，有的已经成为专业的畅销书作家，比如安妮宝贝；有的去做编剧了，比如宁财神；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写了，改行去做别的事情。网络让很多人把写作变成自己的职业，而你的正职一直是大学教师，没有考虑专业从事写作吗？

蔡智恒：安妮宝贝和宁财神我都认识，也算有一点点交情。他们因为网络让人认识，也确实在创作上有才情，于是能充分发挥，取得成就，这是好事。至于我，写作是单纯的兴趣，我还会教我的书、做我的研究。在水利工程专业念到博士，如果不对水利工程尽点心力，我会良心不安。

【新京报“改革开放30年·日志中国”系列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实习生赵岩对本文亦有贡献。照片由蔡智恒先生提供。】

看完《文雀》才觉得，很久以来误会了杜琪峰。这哪里还是枪火迸飞的时代，虽然阴郁清冷的银河映像风格镜头还在，更多的却是温情脉脉的生活图景，以及港人骨子里那副慵懒闲散、鬼马精灵。四个男人同骑一辆脚踏车，扭歪上路，终于跌倒路边。看到有影评说这个场景诸多隐喻，比如四男一女间的暗地感情角力云云，我倒宁愿相信这只是单纯的游戏精神。若说调情的至高境界，莫过于任达华和林熙蕾车上轮流抽烟那段，暗红的唇印沾在烟嘴上，你一口来我一口，真个是郎情妾意在舌头。

逻辑并不薄弱，当然初看之下我也是一怔，这些狠角色们也太浪漫了吧，就这么街头偶遇一女子，便两肋插刀去挑战大佬，头脑当真简单么？应该后面有交代吧？到得全片结束，“再会”二字耀眼浮现，方才恍然，就这么回事啊。好吧，可以理解，这才是江湖儿女的做派。港人马家辉有本好书叫做《江湖有事》，前言中说到自己的惨绿少年时代，明明是文弱的好小孩，偏梦想成为黑社会，立志终有一天，把爱人的名字文在手臂，“为女死，为女亡，为女走入杂差房。”小男生们在某年某月，心头大概都涌起过这般古惑的气概，不为与生俱来的豪侠梦，也该为自己争口气——总受过身强力壮的高年级学长欺负吧，总面对过心仪女生高傲的目光吧，此刻你心里单纯的愿望，与四只文雀有什么区别呢。

令我深深着迷的还是光影流转间透出的港岛风情。你看那茶餐厅里的阿叔，对着几个被打瘸腿抑或打破头的青年，发自内心地笑啊，那乐不可支的劲头，真正的市井民风，人人平等，管你是山鸡还是陈浩南，阿叔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被笑的几个此时也没脾气，后生仔就是后生仔，出来混的，道义礼数总归不能缺。又想起马家辉写他小时候，在大排档吃早餐时，“忽见一人拔足狂奔，后面有人持刀追斩……”哎呀呀，在旺角，街头寻常景象嘛，一生中总能得见几回的。打打杀杀，快意恩仇，不过那几年光景。到头来，大家都是闲坐街头的老伯，在夕阳下看孩童跑过。

灯红酒绿的香港，其实是真正的草根社会，杜琪峰描绘的，便是你我皆有的江湖梦。最搞的其实是片尾最后一句画外音，据说是为了通过内地电影局的审查而硬加上去的：“我们要重新做人。”拜托，真要讲这话的人实在脑子有病，这么舒坦的人生，千金不换，干吗要重新来过？

《文雀》，杜琪峰电影，主演任达华、林熙蕾，2008年8月。
《江湖有事》，马家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4月第一版。

刚才写了不少字，想想，又删了。没啥好说的。

很巧，每逢重大体育赛事，我都能碰上一个美妙而悠长的假期。06年看了一个月世界杯，08年看了大半个月奥运会，挺好，嗯，来例假挺好。

今天是开学的日子，我还得找回做学生的心态，就是每逢新学期，必精神抖擞，希望满怀。比如，希望考出好成绩啦，希望有更多零花钱啦，希望分到漂亮的女同桌啦，等等，当然，到期末会发现基本一切破灭，没关系，下学期继续努力，我们永远有下学期。

过去的这个八月，必须感谢一些朋友，是亲爱的你们，在我悠闲地吃着饼干看着电视的时候，还投来关切的目光，温馨的问候，以及令人暴汗的猛烈夸奖。流氓和幼齿两口子，得知消息后不约而同地写博客缅怀我，情谊深重，简直，简直就是悼文嘛……青桐兄在我出差上海时，盛情邀请我去扬州玩，可惜时间不巧，下次再会吧。雅婧同学在自己身处四川灾区且手机丢失的情况下还能在MSN上给我留言“哥们挺住，等我回去给你打电话”，居然我刚好在线隐身，不易啊。还有在这里留言的，以及在各种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软件上猛加我的各路英雄们，俺无言以对，且不知所云，只好在此默默地一并谢过。

另外要谴责一些境外的无良媒体，我们这里一片和谐稳定，人人安居乐业，打麻将都要连和三把，你们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源，在那里瞎鸡巴揣测什么呢？

讲个笑话吧。话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老和尚和小和尚。老和尚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吧，从前，有个太监。”

小和尚问：“下面呢？”

老和尚说：“没了。”

1.对有身体伤疾的人士不使用“残废人”“独眼龙”“瞎子”“聋子”“傻子”“呆子”“弱智”等蔑称，而应使用“残疾人”“盲人”“聋人”“智力障碍者”等词语。
2.报道各种事实特别是产品、商品时不使用“最佳”“最好”“最著名”等具有强烈评价色彩的词语。
3.医药报道中不得含有“疗效最佳”“根治”“安全预防”“安全无副作用”等词语，药品报道中不得含有“药到病除”“无效退款”“保险公司保险”“最新技术”“最高技术”“最先进制法”“药之王”“国家级新药”等词语。
4.对文艺界人士，不使用“影帝”“影后”“巨星”“天王”等词语，一般可使用“文艺界人士”或“著名演员”“著名艺术家”等。
5.对各级领导同志的各种活动报道，不使用“亲自”等形容词。
6.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通稿中不应使用“哇噻”“妈的”等俚语、脏话、黑话等。如果在引语中不能不使用这类词语，均应用括号加注，表明其内涵。近年来网络用语中对脏语进行缩略后新造的“SB”“TMD”“NB”等，也不得在报道中使用。

2008年7月7日晚，广州体育馆灯火通明，几位白衣姑娘踩着巨大的白色气球缓缓升起，在黑压压的观众头顶上飘过。指挥台上，李海鹰抹一把脸上的汗，兴奋得话音有些发颤：“广州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在音乐创作上，我吸收了很多养分。”

讲完话，李海鹰转身面对乐团，手起处，乐声响。“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舞台上，刘欢已经拿起了麦克风。

时光倒回1989年，还是在广州，李海鹰在家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随手谱了首曲子，给音乐电视片《大地情雨》作插曲。“一共就花了半小时。”李海鹰说，谱完曲，再填词，然后，他找到了1988年刚给《便衣警察》唱过主题歌的刘欢。“那时候他崭露头角，声音特别好。”

这首歌就是《弯弯的月亮》，当年一炮而红，传唱至今，被视为广东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二十年过去，广州人李海鹰在家乡父老面前办了这场“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乐会”，一方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另一方面也算是答谢养育之恩。演出结束，他还要返回北京，像很多同时代的广州音乐人一样，李海鹰已经在首都安营扎寨。

广州，不再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绝对中心。

音乐传统成就广东

新京报：在你看来，广东有着怎样的音乐文化传统？

李海鹰：广东音乐跟广东的历史地位有关，作为很早开放的通商大埠，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汇集在这里，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尽管是吸收了很多北方曲风，这些民间音乐的原创色彩仍然非常浓郁，出现了很多作曲大家和经典作品，比如吕文成的《步步高》、严老烈的《旱天雷》、何大傻的《孔雀开屏》等等。这些音乐人和作品构成了广东流行音乐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到现在差不多有一百年时间。大家听熟了这些曲子，觉得好像是从来就有、广泛传唱的民歌，其实还是作曲家的原创作品，只是流行相当广泛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代表人物是冼星海和马思聪。冼星海创作了《黄河大合唱》，马思聪则是周总理任命的第一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他们的成就非常大，已经在把广东的音乐元素推向全国乃至世界了。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国内其他地方，会开不同的花，结不同的果，可是这股风吹到广东，在文化领域就产生了流行音乐。

新京报：为什么广东对音乐这么敏感呢？

李海鹰：这里有引发流行的基础。上世纪30年代，广东就有了电台，电台里播放广东音乐，传播效应惊人，人们觉得家里安这么一个匣子就能听歌，挺新鲜的。而同时期中国其他地方，比如江南的昆曲，北京的京剧，都还是戏曲主导人们的耳朵，而且更多采用现场演出的方式，传播范围受限制。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能看到，广东的音乐传播，带有都市文化的特色，城市里才有电台嘛，听众也多。

科技加速唱片工业发展

新京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唱片工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几家有名的唱片公司几乎在一定时期内统治了国内的音像市场。

李海鹰：是的，80年代广东唱片工业如火如荼，太平洋、广州中唱、白天鹅，还有签下毛宁和杨钰莹的新时代，这几家公司在全国都鹤立鸡群。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有一点首先要提到，就是流行音乐这个东西，一直和新科技、新思想、新潮流有关。1979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引进第一台24轨录音系统，对我们来说是大开眼界啊。要知道以前电台录音都是单声道，而且流水线是一次过去的，中间错了的话就只能全盘重录，剪辑也只能整段整段地剪。这个“24轨”新技术的意义在于，声音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录入，然后像做菜一样精心调制，技术带来了听觉上的进步，让人觉得，哇，音乐怎么可以玩得这么细致，这么多花样。别的地方暂时还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广东的唱片公司发展很快，也启发了一批音乐人的创作。

新京报：不过早期内地唱片公司主要以“扒”港台的带子为主。

李海鹰：对，大量的港台音乐拿过来翻唱，也翻唱一些外国歌曲，主要是那时候没有版权概念嘛。

新京报：有种看法是，很多唱片公司以翻唱起家，但在进入90年代后的衰落，除了由于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颁布，在著作权保护方面逐步重视和完善，也给唱片公司带来了限制和打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怎么看？

李海鹰：应该不完全是这样子。无论广东还是香港，都饱受盗版之害，唱片工业在中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型，只是一种很软弱的形态，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情况也差不多。唱片工业终归还是被盗版打垮了，现在又加上网络，大家更不爱买唱片了。著作权的保护，不知还需要多久的努力。就我自己而言，经常是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写歌，比如《弯弯的月亮》，没人约稿，没人给钱，我是写出来之后去跟唱片公司谈，最后只拿到一点制作费，唱片后来盈利也不会再给我钱了。还有《过河》，给春节晚会写的歌哪有钱赚？稿费大概就几百块吧，领没领我都不知道。

弯弯的月亮照中国

新京报：谈到你的代表作《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是怎么传遍全国的？

李海鹰：还是要归功于新技术和媒体的传播。1989年《弯弯的月亮》拍成MV，当时我自己也是刚知道MV是怎么回事，一首歌居然可以拍成音乐电视，这个东西很稀罕。拍完之后拿去中央电视台播出。各省的地方台看到中央台播了，他们就录下来接着播，也没有版权概念，这样就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大范围传播，一下子火了。包括后来写给毛宁唱的《心中的安妮》，也是那时候写的，写完就拍MV，没有什么功利性，就是时尚啊。

新京报：除了电视，据我所知电台的传播效应也很重要。

李海鹰：对，这里就要提到，1991年广东电台音乐台开始搞全国第一个流行音乐排行榜，《弯弯的月亮》是首个季选冠军，然后连续拿年度十大金曲冠军、最受欢迎歌曲奖、最佳创作奖等等，在“京沪粤”歌唱大赛上也是第一名。

新京报：“排行榜”这种做法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海鹰：首先这个排行榜上都是原创音乐，极大推动了原创的发展。最初做这些榜单根本没有现在“打榜”的概念，就完全是听众打电话来投票，很公平的。而且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平时听的歌怎么还有排行榜啊，谁第一谁第二，还一上一下的，这个好玩。大家都很热情地参与进来，也让这些歌曲的流行热度更高了。其实当年的好歌非常多，甚至《走四方》这样的歌一开始都上不了榜，就是前些年积攒下来的好歌太多了，像高考一样，这扇门一打开，大家都往上挤。

新京报：对你自己来说，《弯弯的月亮》寄托了怎样的情怀？以前总是看到你对媒体讲，这首歌写得很轻松。

李海鹰：其实我后来也在想，这首歌表达的应该是一种淡淡的失落。你看吕方翻唱这首歌，等于我们广东的音乐又“反攻”到香港去了，可是仔细听他那个版本，你会发现整个情调有些改变。香港是个崇尚“拿来主义”的地方，什么文化在这里都可以交汇，被强大的商业气息同化。《弯弯的月亮》被香港人认为是一首“思乡”的歌，因为香港人怀旧，从这首歌里能找到大陆故乡的感觉。
可是对我来说，这首歌不是“乡愁”。我出生在广州，又在广州工作，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乡愁。《弯弯的月亮》更多寄托的是人文情怀，是走进工业时代之后，回头对农业时代那种田园生活的关照。80年代我们多么理想主义啊，“弯弯的小船摇啊，是那童年的阿娇。”小桥流水是在乡村，是童年的景象，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会受到一定损害，给你带来比较复杂的心情。这心情不见得是悲观的，但是你会不自觉地去寻找从前那些东西。实际上这些分析我也是今天才能说出来，当年写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从广州到北京  潮流的迁移

新京报：我知道你16岁就进了广州粤剧团，后来怎么会去唱片公司工作的？

李海鹰：我15岁学拉小提琴，16岁考进广州粤剧团，就是想天天能拉琴，以后干什么完全没想过。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就离开单位了，1983年到太平洋公司，还不是作曲，只是编曲，我很快成为当时业内最好的编曲。

新京报：当时离开“固定单位”是需要勇气的吧？

李海鹰：没什么，这就是观念问题。我一进入唱片行业就是自由人，到现在还是，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音乐人就以音乐创作为生嘛，还让单位养着算怎么回事？这也是广东人的特点，什么事都不会想多大，至于吗？实在不行我再回去好了。流行音乐有个铁标准，就是老百姓喜欢不喜欢你的歌，决定了你能不能在这行里立足。你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无所谓，任何专家学者也不能判定你的价值。就像我的好朋友、已经过世的黄霑先生说过，“三个月不写歌，我就不是写歌人。”就这么简单，你不能说今天写了一首歌，过几十年不写，竟然还是作曲家。

新京报：80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盛极一时，但是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广东音乐人都北上发展了，你也一样，客观上造成了广东乐坛的衰落，这是为什么？

李海鹰：时代过了嘛，什么潮流都会有过去的时候。虽然我到北京，可是我的音乐根本上还是很广东的，其他人也一样，我们等于是把广东音乐发扬到全国了，这样其实更好。

新京报：你感觉广州和北京有什么区别呢？

李海鹰：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不同，虽然都可以兼容并包，但是一种外来文化到广州，大家相安无事，如果到北京，可能就给你一并同化了。广州的气质很市井，好多年前有朋友跟我讲，说不管你是做官的还是做学问的，假设你有一万块钱，我有一万零一块钱，那么我是个农民也敢大过你。可是北京就等级森严，个个都是专家。所以广东就出流行音乐，大家吃饱喝足，心态比较平和。北京出的是摇滚乐，摇滚就是抗争，总要分出谁对谁错不可。

新京报：这些年唱片业不景气，你选择转向影视音乐创作，应该是很聪明的决定。

李海鹰：其实很早就开始做影视音乐了，比方说1993年有个很火的电视剧《外来妹》，讲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很多打工妹到广东来，她们的生活和奋斗故事。我给这个电视剧写的主题歌《我不想说》，杨钰莹来唱。近年来只是又写得多了点，比如《爱如空气》就是给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写的，还有《亮剑》等等。

新京报：《爱如空气》的彩铃下载量很高，这也是传统唱片业被迫做出的革新之一，你怎么看待网络时代的音乐？

李海鹰：网络上是有很多口水歌，但是我不反对这个潮流，网络时代产生很多不同的声音，是好事情。过去写一首歌发表，要经过很多审查，这样一些作品就出不来。网络时代也许没有人喜欢你，但是你有权利把歌发布出来，这是社会的进步，这个趋势没人能阻挡。我们国家封闭已久，改革开放才走了30年，北京虽然无疑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可还没有成为像纽约、伦敦那样世界级的文化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一些人抱残守缺，就停在那儿了，傻不傻？
而且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制作音乐的成本越来越低，音乐创作基本没有门槛了。你不需要成为大师，一样可以让大家听你的歌。网络歌曲到现在流行了很多，可是还没有出现经久不衰的经典，我觉得以后会有。音乐还是要做得精致一点，不惜花费心血，《我不想说》这首歌我就写了9个月。

【新京报“见证30年”个人史，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