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一根指头在我手心里叩一首歌的节奏，我也猜出来了

我敲的是《两只老虎》，她叩的是勃拉姆斯的《摇篮曲》

不要跟我讲门当户对

心心相印，乐音流淌，夫复何求。

熊堂莲自打曹大和走了之后胃口就不好，她还不习惯身边没有丈夫的陪伴。但她说家里人胃口都很好，叫曹不要挂念。
　　曹大和挂了电话，熊堂莲突然想起自己忘记叮嘱曹好好吃饭，保重身体。
　　当晚，和曹一起到广州的同乡就打电话来，说曹“精神不好，一个劲地喊想见老婆、女儿、儿子、爸爸、妈妈、叔叔……还往外面路上跑。”
　　曹大和当晚大吵大闹，令整个群租房的三四十个老乡都睡不好，他还跑上了高速公路，被拉了回来，他的同乡赶紧问曹家的意思。
　　曹此前没有任何精神病史，身体也挺结实，熊堂莲不相信他得了什么严重的精神病。她甚至有些好笑，“才出去两天，就因为想家精神不好，那就回来吧，见到家人精神就好起来了。”
　　于是，打算回家的李永昌他们多买了一张票，乡里乡亲的，帮个忙送个人回去，并不算什么。曹大和只是喊闹，偶尔四处走，但个子不高，瘦瘦的，力气并不大，三个老乡照顾他应该不成问题。
　　20点半，1291次发车时间到了，广播突然告诉大家，列车推迟发车，但却未告知原因和发车时间。候车厅里的噪音一下大了许多，气氛烦躁了起来。
　　黄明决定退票，“这趟车真不知还有什么事要发生”。但当他赶到退票窗口时，才发现退票的两条长龙已经看不到尾巴，“真是不想走也得走啊”。
　　22点半左右，1291开始检票。黄明上车前扫了一眼车厢外侧的白色车牌，虽然记不得是哪几个数字了，但他确定车次写的“绝对不是‘1291’”。
　　他堵在车门口，大声问乘务员：“这是不是‘1291’？”。
　　乘务员不耐烦地叫他赶快上车，“就是开去遵义的！”
　　黄明想下车，但后面的乘客已经将他挤进了车厢。黄明问了许多人，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成准强已经上了车，并同身边的一位乘客换了座位，坐到了过道边。
　　李永昌和一个同伴夹着曹大和也坐了下来，另一个同伴坐在他们对面。他们就坐在成准强的左前方。
　　台风削减了气温，车厢里还有十几个空座位，不算太闷热。
　　22点40分，火车发车了。
　　捆绑
　　“列车开出后，我听到我的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列车运行中，这名男子会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几句……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男子会用力将他摁下座位，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
　　成准强发在网上的这段描述被广泛转载，成为曹大和被捆绑前，行为是否对列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重要证据。黄明也证实了成的描述。
　　成准强随后坐到了曹的对面，想安慰他快睡。夜已经深了，他也不希望总是被曹的大声言语打断睡眠。
　　曹大和光着上身，直接套了件夹克在身上，看起来有四五十岁。
　　这时候，有乘客提议把曹绑起来。于是有人报告了乘警，乘警又通知了列车长。
　　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过来询问了一下情况，决定要把曹大和绑起来。
　　“列车长总共问了三句不到，甚至没问他有没有什么疾病，就做了决定，太武断了。”成准强说。
　　他觉得无论是谁，被绑起来终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于是小声问：“非得绑起来么？”
　　“没问题！”列车长说，并用手一扒拉，把他推到一边。成准强是个略显瘦小的男子，而列车长是个高大，微微发福的四十多岁男子。黄明还记得他头发很短，“一副见多识广，‘大家都要听我的’的样子。”
列车长姓黄，至今没有人知道关于他更多的信息。
　　1994年铁道部颁布的《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第10章第125条规定：列车内发现有人护送的精神病旅客，乘务员应向护送人介绍安全注意事项，并予以协助。通常，在处理有人陪护、没有明显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时，列车方往往将看护人和精神病患者隔离在一个房间。
　　曹大和的同伴没有反对列车长的做法，虽然李永昌并不认为曹大和需要绑起来，他觉得他们三个人能把他安全送到家，但“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穿制服的‘大盖帽’，吓得我们几个打工仔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列车员拿来了六厘米左右宽的封箱胶布，和列车长一起绑曹大和。
　　曹大和没有反抗，他坐直身子，双臂紧贴在胸前，双腿紧并，直挺挺地任由捆绑。
　　“我想，他即使精神有问题，仍然记得服从穿制服的。”成准强说。
　　曹的上臂和胸部以及膝盖以下被缠绕了若干圈，宽度大概为7—10厘米。
　　被捆绑以后，曹不断挣扎，胶布很快开始松动，列车长又过来在他的手腕和脚踝部位缠上了胶布。
　　很多人上来围观，黄明坐在车厢前部，大致看到发生的一切。他记得有个戴眼镜青年对捆绑提出异议，说这样做不行，但列车长拍胸口承诺负责。
　　这个戴眼镜的青年便是成准强，当时，两人并未交谈。曹大和死后，成与黄分别在网上发帖，黄看到成的帖子后，回帖“他说的都是事实”，并发了短信给成。
　　成打电话对黄说了很多声“谢谢你”，他感谢黄愿意出来作证，但黄认为真正该感谢的是成，因为“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缠得结结实实，被放倒在座位上的曹大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首先向坐在对面的成准强求救，“松开我，救救我！”曹大和不断冲着成重复这几句方言。
　　曹大和一边喊一边努力扭动着身体想挣扎起身，他的小臂被捆在身上，被绑住的双腕只能微微抬起，仿佛在作揖祈求。
　　成准强想起这个动作时，就会哽住说不出话，“他在求我，我却……”
　　成准强无法放开曹大和，车厢是公共空间，乘客要接受列车长的管理，但列车长的权力究竟大到什么地步，是否能够随意决定强行捆绑一个精神病人，成也不清楚。
　　他试着做更多的事情，他剥了橘子，一瓣瓣喂给曹大和，曹吃了一半，吐了一半。他又不断将手放在曹额前唱圣诗祈祷。
　　看客越来越多。有两个贵州老乡听到曹的大喊大叫笑了起来，因为曹在喊：“天塌了！杀人了！”也有些人低声抱怨曹“杀猪般的嚎叫”打扰到了自己的睡眠。不少人则是溜达过去看看，再回来聊曹的新情况，曹的被绑为这个漫长的旅行增添了许多谈资。
　　黄明不愿专门过去看曹，他觉得那样是拿曹的痛苦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上厕所时，他扫了曹一眼。曹的眼睛“很亮”，“像是在乞讨什么，让人看了心生怜悯。”但他“什么也没做”。
　　什么都没做的人还包括列车长和乘务员，他们一夜几乎没有来看过曹大和一眼。但 “他们不是看客，是渎职。”黄明说。
　　后半夜，曹大和喊累了就小睡一会，成准强也跟着打了几次瞌睡。黄明却一夜没睡，火车追着暴雨来到了广西，雨越下越大，他的包被车顶裂缝的漏雨打得精湿。这令他更确信这趟车不是他经常坐的1291次，觉得会“发生点不好的事情”的想法把他折磨得睡不着觉。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再一次捆绑
　　早晨7点多，泡面的香味在整个车厢蔓延开来。在遵义仁怀曹大和的家里，熊堂莲也在做早饭，再过一天老公就会回家吃早饭，熊堂莲心情很好。
　　车厢里接开水的人络绎不绝，但驻足看曹大和的人几乎没有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他的叫声，开始忽略他的存在了。”黄明说。
　　成准强也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他注意到，“这个时候，曹还是活泼的。”
　　9点多，列车长出现了，他看了看躺在凳子上的曹大和，说了句“（胶带）怎么松了？”，转身就去拿了一卷相同的胶带过来。
　　成准强马上站起来反对，理由是“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
　　但列车长的质问令成准强无言以对：如果曹大和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成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但成准强的反问也令列车长焦躁起来：如果捆住出了事情怎么办？
　　这的确是个难题，精神病乘客伤人的新闻时有发生，该如何管理，《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也只是在原则上进行规定，具体该怎么处理，只能取决于每位列车长的经验和责任心。
　　列车长转向曹的同伴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下车。
　　这也是列车处理精神病患者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成准强担心曹大和和他的同伴被赶下车，蒙受经济损失，遇到更多的麻烦，于是他走到一边不再反对。
　　在一堆围观的乘客面前，列车长开始再次捆绑曹大和。这一次，列车长将曹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曹的上衣已经散开，胶带黏住了皮肉，接着腿也被重新捆绑。
　　有位乘客提醒说，绑得太紧了。但列车长反驳，“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此前一直在嚎叫，但曹大和仍然没有任何反抗，他安安静静地任列车长捆绑，“顺从地如同献祭的羔羊”。
　　这不是个吉利的说法，但成准强找不出更贴切的比喻。
　　被堵在过道上的黄明也看到了“列车长像裹粽子一样加厚加紧了几层不干胶”，“‘捆绑卫星’已没多大叫声了”。
　　“要出事！”黄明的直觉告诉他，他摸出手机，打算照相留个证据。但手机都掏出兜了，他打了一个激灵：唉，这种想法太不吉利了，说不定本来没事，自己这么一照，把坏事引来了。手机又滑回了口袋。黄明跟着散开的人群回到了座位。
　　死亡
　　曹大和的死亡突如其来，令所有人措手不及。人群散去10分钟不到，成准强发现曹伸在凳子外面的脚不断地抽搐，他走过去就看到曹大和已经脸色苍白，浑身虚汗。
　　李永昌立刻往曹家打电话，熊堂莲出门“耍去了”，曹的小叔叔接的电话。李简单地告诉他，曹大和很危险，要有心理准备。
　　成准强立刻跑到餐车，通知正吃饭的列车长：“曹大和可能会出事！”
　　“列车长依然浑然不顾地说：‘出了事，我负责！’我一听，立马指着该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 成在帖子里回忆道。
　　成准强跑回车厢，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割开了胶布。但是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开始从曹的身上流逝，成给他喂水，他已经不能吞咽了，舌头开始变色，眼睛也不转动了。黄明注意到曹大和“面黄黑嘴紫青”。成准强摸了摸曹大和的脉搏和心跳。
　　都已经没有了。
　　一切发生在短短几分钟里。
　　这是成准强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一个人的死亡。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但他们对外面的信息所知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