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的作者，迈克尔.H.莱斯诺夫列举了二十世纪的十余位政治哲学家一一加以评论。作者并非泛泛而谈的对每位哲学家介绍一番生平和成就，而是在一个整体性的思路下，对每一位人物所集中关注的现代社会中的问题，以及他们各自做出的分析和给出的主张进行阐释，并且也指出了每一位思想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论述中存在的问题。应当说莱斯诺夫是真正做到了带着问题意识和批判眼光去读著作。在写作上，莱斯诺夫基本保持了一种平实的风格，并不寻求什么特立独行的文风。对每一位思想家的介绍都是先介绍身世背景，然后马上进入其核心思想，在以认同性为主的评述中不时加入一些可供对比的其他思想，或者指出被论述者思想中的问题和弱点，在结尾处会给出一些批判性地评论，也经常会引带出下一篇所要介绍的思想和思想家。

尽管作者对每个思想家都采取了几乎一视同仁的写作策略，但是这并不代表作者在心里将所有这些人都视为同一水平或者说给与相差无几的评价。就我目前读到的几篇来看，以赛亚.柏林恐怕是遭作者诘难最多的一位。这一点从最基本的阅读感受中就能体会到。每当要对某一思想家的某一处观点或者论述提出异议的时候，作者都必然会打断叙述的进程，插进回应或批评性的文字。《柏林》这篇文章，则是我读到目前被打断次数最多的一篇（而且还是篇幅最短的一篇）。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柏林的多元论所带来的自相龃龉之处委实不少，以致于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在之前文章中显出的那种对论述对象的敬佩与同情之情明显减少了很多，而一种批评乃至略有嘲讽的口吻则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在字里行间。本人并未阅读过柏林的著作，故不敢对双方观点做出评判，但文中莱斯诺夫提出的一个批评却着实对我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主要评述了柏林对诸多前辈思想家的思想资源的继承和引用。在柏林那里，这些在后世人看来立场迥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思想都可以作为他的多元论的有力支持，因此他的“多元主义英雄画廊”中的人物往往来自各不相同的阵营。从约翰.穆勒到马基雅维利，再到维柯和赫尔德，再到哈曼甚至是德.迈斯特尔和索列尔。作者似乎对柏林的这种博采众家的方式颇为不满。在讲到柏林将赫尔德的相对主义转化为自己的多元论思想资源的时候，莱斯诺夫就毫不留情地指出：“柏林的多元论以捍卫自由主义起家，结果却是认可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凶恶的敌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一种如此宽泛的、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哲学之间的几乎看不到选择可能的学说，也许是一种太过于空泛的学说。”这样的批评已经是严厉到亮红牌的程度了；而当讲到柏林因为对在他看来“贯穿着一元论的思想”的启蒙运动的强烈反感而认同极端反理性主义和反启蒙运动的德.迈斯特尔和索列尔的时候，作者给出了一段嘲讽意味颇深的评论：“姑不论其他，仅仅德.迈斯特尔和索列尔的例子即可再次证明，多元论以及对一元论的反对，与自由主义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些事例也使人们怀疑，柏林在体会各种观念的表达和精神财富上虽然能力卓越，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史专家有强大影响力的原因，然而这种能力是否也有缺陷。有时人们不禁希望（用最近一位英国首相的话说），他还不如少一点理解，多一点谴责。”显然，莱斯诺夫透过他的这些尖刻的评论，表达了他对柏林的这种过分存异而求同的策略的难以遏制的不满。

还是之前的那句话，由于基本的知识准备的不足，我不能对其中的具体问题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但是如果把这段文字当作一个寓言故事，或者当作类似《世说新语》那样的文章来看的话，其中的警示意味倒是很浓。阅读别人文章的时候，尤其是阅读成名的学者思想家的著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初级读者，要想真正意义上保持批判性是非常之难的。由于知识水平上的悬殊，有时也由于作者巧妙的写作策略，我们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防御，被作者的思想和逻辑牵着鼻子走。事实上，除非是从一开始就心存偏见，或者是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再或者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心里，一般情况下被前辈们驯服是很难避免的。更何况，就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的共同体验来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还会常常抱以一种同情或者说“超保护合作”式的阅读心理去尽可能正面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并且美其名曰“不吹毛求疵”。应当说这种心态也未必不好，但是往往会渐渐成为一种不自觉的阅读潜意识，进而冲淡自己原本可以逐渐具备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到最后只会觉得谁都有理，最终在一片“大同世界”中迷失了自己。这样的阅读与理解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应，莱斯诺夫的文章已经给与我们生动的展示。

少一点理解，多一点谴责，虽然很难，但还是得尽力而为。

苏州的观前街一带是我们每天必经的地段。与观前街垂直的宫巷上有很多家菜馆，既有老字号的得月楼、松鹤楼，也有苏州小吃一条街（将店内布置成小吃街的模样）、王四酒楼这样的平民化的菜馆。在第一次经过王四酒楼前的时候，莎莎就被店门玻璃上贴着的一个菜名吸引住了——“叫化鸡”。自从尝了杭州“外婆家”的“茶香鸡”，莎莎就对各种新奇的以鸡为原料的菜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叫化鸡”这个名字对我也同样深有吸引力。看过《射雕》系列的人恐怕没有不对洪七公的两道名菜——“叫化鸡”和水煮蜈蚣——印象深刻的。尤其是这“叫化鸡”，在不少书中都曾出现，俨然是一道颇具民间风味的大菜。抱着种种想象，我俩打第一天起就对其念念不忘，终于决定在临走前尝上一次。

这王四酒楼就在松鹤楼的对面，在松鹤楼的气派压制之下，就算自称字号，也显得非常缺乏底气。不过既然松鹤楼布置得一副布衣免进的架势，我们也只好到王四这里找找感觉了。进店坐下，我们打开菜单刚看一眼，就不禁后脊一凉。叫化鸡，本店特色菜，88元。我俩相觑一眼，暗暗一咬牙，点！服务员又推荐了特价菜松鼠鲈鱼，28元。说起苏邦名菜松鼠鲑鱼，贵的都得上百，便宜的也得五十多元，这里虽是鲈鱼，不过冲这特价的份上，也就忍痛点了尝一尝味道。服务员将菜单拿走后，莎莎和我只能在心中一边超度即将牺牲的囊中战士，一边期待能够物有所值。不到十分钟，叫化鸡就被呈上。这也正常，按照叫化鸡的做法，现做显然是来不及的，一般都是先就做好。只见一个灰黑色超级大粽子放在餐车上，服务员用木制锤子从顶上轻轻一压，这曾荷叶与泥巴的混合物立时碎裂，露出里面的一层捆扎着的荷叶包，服务员再用剪刀将其剪开，只见白色的热气腾起，一整只嫩白色的童子鸡被端上桌来。这叫化鸡着实酥烂，操作的服务员在用盘子将其抄起的时候稍一不慎，便自行裂成几半。这倒让人联想到用盘子切烤乳猪的例子和樊哙用手撕狗肉的故事，心想以后服务员不妨都故意这样卖弄一下。

带着无限的期待，我俩夹起鸡肉开始品尝。鸡肉清香酥烂，且带上了点荷叶与泥土的芬芳之气，的确别有一番风味。但是莎莎尝完一口后，就遗憾地说道：“没有‘外婆家’的茶香鸡好吃：（”我也只能一撇嘴，点头表示同意。的确，这叫化鸡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美味。虽说也带着清香，但这香却过于淡了，远不及茶香鸡那般香及齿颊，而且口味偏淡，虽然是原汁原味，但滋味略显不足。最为令人失望的是，本以为会带上点干松口感的叫化鸡，事实上却是颇为油腻。这时才想起服务员撤走外面的包裹物时指着内层黄色的东西解释道的“这是包裹鸡用的猪皮”那句话，原来在鸡的外层还裹了层油水颇多的猪皮。我无法断定不加这层猪皮味道会怎样，但是这层猪皮带来的油腻感却很是让人不爽。花了大血本换来的叫化鸡，最后却把我们吃得有点恶心，几乎都没能吃完。

另一道菜松鼠鲈鱼，也很失败。鱼身的花刀切得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鱼肉吃在嘴里明显能感觉到油炸过度后的干瘪，而且似乎也不是很新鲜，难怪特价，唉。这可是我们一起吃饭花钱最多的一次，偏偏我们这对饕餮客就栽在了这一次上……

垂头丧气走出门后，我们一摸腰包，银钱已是所剩无几。这一顿叫化鸡，真是把我们吃成叫化子了。

www.taihainet.com  2006-9-21  新闻晨报

日本山口县荻市有一个吉田松阴纪念馆。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名人，29岁因“逆反罪”被幕府处以斩首，却享有明治维新“精神导师”的崇高声誉。

　　就在这个纪念馆，展示着山口县出身的日本历代总理大臣蜡人像。计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岸信介、佐藤荣作共7人。

　　7座蜡像均为站立姿势，但在其中一角，还有一个坐在椅子上的蜡像。它就是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1985年，当地人把“距离首相宝座最近”的安倍晋太郎蜡像摆放在岳父岸信介之弟佐藤荣作蜡像旁边，希望他能成为长州（幕府时期山口县属长州藩）出来的第八位首相，不料，1991年，距首相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的晋太郎却因病去世。

　　也许是宿命，十余年后，晋太郎的儿子安倍晋三终于有机会替父亲站在蜡像队列中。

　　但长州出来的首相隐隐有一个共同点，均秉承危险的国粹主义立场。

　　伊藤博文是近代日本首位首相，是殖民朝鲜半岛的中心人物；山县有朋是日本陆军创始人之一，发动指挥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桂太郎担任首相期间，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寺内正毅1910年决定吞并朝鲜，并就任首任朝鲜总督；田中义一是中日关系上著名的“田中奏折”始作俑者，这份呈交天皇的奏折鼓吹“要称霸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而若要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岸信介则是甲级战犯，战后作为首相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佐藤荣作与岸信介是血缘上的亲兄弟，历任4届首相，在任期间顽固推行亲台反华政策。

　　作为推翻幕府的策源地之一，长州藩与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一样，是明治政府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因与近代日本的诞生息息相关，山口县民有一种本能的国家责任驱动。这种乡土感折射在政治家身上，就如上述，山口出身的政府总理大臣对国家主义有明显偏好；再加上山口县位于日本西部，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隔海相望，潜意识中可能会生出对大陆国家的觊觎之心。

　　长州即将诞生的第八位首相（安倍晋三）身上，某种程度也带有这种基因的影响。

　　安倍晋三对朝鲜的强硬姿态成了人气暴涨的原因之一。安倍对天皇制的推崇也在日本政坛尽人皆知。他自己坦承，相对于行事温和的父亲，他更加继承了有“昭和妖怪”之称的外祖父岸信介的基因。

　　从长州政治家的历史来看，这一基因在“国难”关头往往导致“危险”的冲动。吉田松阴临刑前在狱中留下“大和魂”的遗书，而安倍发誓要摆脱战后日本的社会构造，回归“美丽的国家”，其指向与“大和魂”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愿这些仅限于揣测和附会。

我的天！刚开始听到安倍晋三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是平安时期的大阴阳师安倍晴明。再加上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个人的照片，更像是一个综艺节目上亮相的搞笑嘉宾，因此一直感觉这人是个神神道道的家伙。现在稍微了解了一下他的出身地，就足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学过点近代史的中国人应该没有不知道伊藤博文和田中义一的了。如果再了解一点幕末历史，估计就应该知道吉田松阴的大名了。而长洲藩在日本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更是自1853年美军叩关后就开始书写，只是没想到竟书写到了现在。显然这个藩的历史远比培养了关东军主力的鹿儿岛要更值得我们去研究。

奇怪，怎么最近老是提到日本？

在水果中，柿子算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除了非常独特的口感，更多的是缘于从小听大人说的柿子的两大特点：一是沾到衣物上很难清洗，二是柿子有毒，不宜多吃。所以从小吃柿子的时候，总有一种手持易爆物品的感觉。不过对于柿子有毒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来自于石田三成的故事。

1600年，决定当时日本大局的关原之战爆发，交战双方是打着丰臣家旗号的大阪军与德川家及其盟友组成的东军。这场大战蓄势很久，但结束的却很快，结果是大阪军完败。主将石田三成战败而逃，不知所遁，但不久有人发现他在伊吹山深处，打扮成樵夫的样子，于是很快他在居住的洞穴里被捕了。被押送到大津后，家康命人将小袖（绢织的衣物）给他穿的时候，他连手都动不了了，情景悲惨之极。最终德川家康下令将三成斩首，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种羞辱性的刑罚，因为更多情况下都会让败将自行切腹。在斩首处死前，三成被关在牛车里于京都游街示众，这时他口渴乞水。警卫的兵士回答说没有水只有柿子。三成道：“柿子乃痰之毒，还是算了吧。”旁边的人都大笑了起来：“马上你就要被斩首了，事到如今不用再顾及自己的身体了吧！”三成凛然回敬道：“尔等都是这么想的吗？胸怀大志之人，即使是临死之前仍然是一如既往珍惜自己生命的啊！”

石田三成的这番话成了他的名言。

石田三成是一个很有点意思的人物。他出身卑贱，幼年的时候在今滨城外的山中寺庙里当小沙弥。今滨所属的近江国原本是老贵族朝仓家的领地，但当时很快就被织田信长吞并。而今滨城也被信长封给了爱将羽柴秀吉作为主城。同样出身卑贱的秀吉非常注重挖掘平民中的人才，经常外出周游探访。关于三成被秀吉启用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天秀吉来到城外的山中，进到一座寺庙里休息。庙里的住持让小沙弥端茶接待。秀吉连喝三杯后，立刻质问小沙弥道：“你端来的第一杯茶太凉，第二杯也还嫌温，第三杯才正合适。既然你知道什么温度最好，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送来最好的？”小沙弥回答：“唇舌对茶温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我送来的三杯茶正是由温到热逐渐增加的，这样大人的唇舌才能适应，最后才能喝道最好的茶。如果一上来就呈上第三杯，您反倒会感到烫人。”秀吉听完后大加赞赏，并随即将这个小沙弥——石田三成——收到门下。

这个故事自然是无从考证的，真实与否也并不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秀吉秉承信长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作风是不争的事实。今滨时期的秀吉不仅发掘了石田三成，还提拔了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许多贫民子弟作为贴身侍卫。这些人在后来秀吉与柴田胜家争夺信长继承权的贱岳之战中起到了扭转性的作用，被世人称为“贱岳七本枪”。羽柴秀吉最后被赐姓丰臣，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摄政关白”丰臣秀吉，而石田三成则名列“三奉行”之一，成为主管全国经济的宰相级人物。

石田三成在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方面是颇有建树的。秀吉定主城于大阪后，三成围绕着大阪西边的内湖琵琶湖与南边的濑户内海建立起了系统的水运网络，将京都、奈良等传统陆路商业重镇与大阪、堺镇、杂贺等新兴的水路商业重镇联系起来，构筑起了日本中心地区的商业网络。通过借助今井、角屋、小西等商业家族的力量，三成将这个网络慢慢扩大，最远的时候能够往西通到九州的长崎和外国商人众多的平户町，往东通到仙台，甚至是北海道。随着天下的逐渐安定，这一商业网络也越来越兴盛，由此带来的经济繁荣，也是“安土—桃山”时代的顶峰。

除了内部的经济建设，石田三成甚至还触摸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大命脉——海外扩张殖民。当晚年逐渐开始好大喜功的丰臣秀吉动议侵略朝鲜的时候，朝野立即分为主战和反战两派。反战派多为力图守护已有封地的大名，主战派则更多地得到商界集团的支持，主要领导者正是石田三成和商界在权力集团中的最高代表——小西行长。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两派人物几乎正好构成了后来关原之战的双方阵营。秀吉最终的选择是坚持侵略朝鲜，并且启用了主战与反战双方的很多将领。这样的人员构成注定了这个侵略计划不可能完全成功，也为后来双方内部矛盾的激化买下了伏笔。

从战争中石田三成的所作所为来看，三成虽然很有才能，但却称不上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这一点从他在秀吉面前谗毁反战派将领黑田官兵卫（据传说更多的还是因为私人恩怨）的事例上就可以看出，后者由于长久以来秀吉的猜忌以及三成的火上浇油，被逼得只能选择让位于长子长政，出家避祸。三成与国内保守势力的矛盾从此急剧恶化。

秀吉死后，朝野内外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三成也不断与反对者交恶，加之一代枭雄德川家康的野心迅速暴露，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不可避免。关原之战虽然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大决战，但是同时也被赋予了保卫丰臣家与支持德川家的归属性含义。然而正是由于三成的许多强硬乃至蛮横、跋扈的作为，举着丰臣家大旗的他却在敌方的阵营里赫然看到了福岛正则、加藤清正、黑田长政这些当年秀吉的嫡系手下。事实上，如果清点一下双方的将领名单，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德川旗下聚集了众多身经百战的将领，而毫无军事才能的石田三成所能仰仗的只有一个情同手足的岛胜猛，还有就是对丰臣家心猿意马的岛津家。或许三成也已看出了双方实力之悬殊，但是借用三国时陈琳的那句话，这一战对于他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命运之战。

关原之战的结果直接促成了德川幕府的建立，同时也宣告了保守势力的全面胜利。日本战国的历史从1560年织田信长凭“桶狭间之战”崛起而开始的狂飙突进式的进程，终于又归于平缓。我们不能用进步与落后来评价新兴势力与保守势力，但是却必须承认历史的前进与不断转变。身逢这种转变——也即乱世——当中的人，他们的命运往往能绽放出更为夺目的光芒，但同时也会呈现出更为深重的无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争论在这里就显得毫无意义。在历史巨轮静静碾过来的时候，无论是反抗、还是沉默、或是逃避，任何一种选择，都浸透着难以尽言的决绝与无奈。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浪客剑心》会如此吸引我们的原因。

看的过程中，总是被迫不断的调整自己的预设。开始以为是一部恐怖灵异电影，看着看着发现还是一部带有哲理色彩的电影。看完全片后，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现在的导演要想拍好一部电影真的好难啊。

谁说不是呢？前面已经有那么多经典摆在那里，那么多的技巧、手法、悬念、情节安排都已经被人用掉，并且很多都已经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让后来人实在是难以超越。毕竟创新与超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一个人试图运用他的想象力，却发现无法挣脱出前人的笼罩的时候，沮丧之情恐怕在所难免。从事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人，与其说是在继承着前人，不如说是在和前人做着艰苦的斗争。

彭氏兄弟显然是不希望将这部电影拍成早已滥俗的“鬼片”。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追求，也足以让他们挠破头皮了。“鬼片”的套路早已为观众所熟悉，甚至已经熟悉到能够预测出在哪一处会出现惊悚的场面。任凭你在视觉听觉各个环节上怎么做文章，也很难再让观众真的有“吓一跳”的体验。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影片加上一点“新”的东西（至于够不够新，那还得看个人功力），这也是为什么这部鬼片会带上点哲理色彩的原因。于是，彭氏兄弟给自己设了一个难题，或者说设了一个不那么容易把握的标准，即要在哲理片套路与鬼片套路之前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样的平衡点是很难找的，因为这远不是一个平面几何问题。事实上，两种不同主题各自带有的套路所构成的冲突远比它们在意象等方面可能具有的相通之处要大得多。彭氏兄弟这次真的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从结果上看他们也没有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矛盾从影片的内容安排和形式的运用中都显现出来。女主人公定言进入鬼域前和进入后的情节之前割裂的痕迹相当严重，影片所给出的线索和关联度都根本无法将其弥合。同样影片中的惊悚场面与哲理场面也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尽管导演在每一段中煞费苦心地将两者并置于同一个“世界”或曰“空间”之中），以至于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很明显这些都是无奈的结果，如果要拍的是一部《午夜凶铃》，或者干脆是一部《第七封印》，都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问题是，彭氏兄弟所做的，套用倪老师的话，是一个“引体向上”而非“地上跳舞”的活儿。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不那么沉闷的哲理片，一个不那么无聊的商业片。当然前半句话有抬高导演的嫌疑，可能还是后半句话比较中肯。可要想“有聊”，也不是那么容易。

在我看来，这种矛盾的最为集中的反映就是影片的中文名与英文名——“鬼域”与“Recycle”（循环?轮回？）之间的差别。这里面的玄机可大了，可以说是直接透露出了导演的矛盾心态和影片在主题、内容与形式上的飘忽不定或者说自我把握不住。“鬼域”二字可谓开门见山，直接把观众的期待视域带领到了浩浩荡荡的鬼片世界当中，我们几乎可以准备好花生米并拉来壮胆的同伴开始观看了；但“Recycle”给出的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信息。这个英文名准确的意思似乎无法从电影中得出，我估计其实导演也没有弄清楚，不过意义的模糊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嗅出一丝哲理片的味道。如果循着这样的思路，看之前在房门外挂上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就很有必要了。现在的问题是，同一部片子，为何中文名与英文名在意指上会如此相去万里？我想除去对“市场效应”与“评审团效应”的双重考虑之外，更多的还是导演左右为难，最终无法克服困难的尴尬所致。

正如“鬼域”无法自然地等同于“The place of recycle”一样，鬼片的模式也无法自然地融入进严肃深刻的哲理性主题。因此，影片的“鬼域”中为数众多的鬼们和“被遗弃”、“被遗忘”这一命题之间的联系也就显得那么的生硬，那么的不自然。尤其是当定言的女儿出现的时候，这份生硬与不自然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很难解释这些作为鬼片核心元素的鬼所营造的惊悚效果与影片所要陈述的哲理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谁让这是鬼片呢？总得吓吓人吧……不光是这些鬼，整部影片所营造的恐怖气氛都很难说能够很顺畅地为影片的哲理性主题服务。所以，影片形式上的不和谐与割裂随处可见。在“鬼域”中的每一个空间里，鬼魅的穷追不舍与定言和爷爷、女儿之间的“高层次会谈”都是截然分离的，如果将二者剥离，完全可以构成两部风格迥异的电影。导演无法处理好两种不同元素间的融合的结果，就是不同元素的堆砌与相互排斥。这也同样能够解释为何要将故事截然分割在“人间”与“鬼域”两个空间里，因为重合的结果要么是衍生出一场人鬼大战，要么就是拍成一部晦涩难懂，叙事复杂的艺术片。无法创造性地突破形式的限制，结果只能是形式上的分裂。

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技巧方面的问题。缺乏真正的洞见与想象力，仅仅是为变而变，为新而新，也是这部电影最终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的重要原因。尽管我们把影片对“被遗忘”、“被遗弃”这一问题的探讨称为“哲理性主题”，但这充其量也只是为了方便行事而采取的归类法。其实影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谈不上深刻，因此也就很难说真正具有了哲理内涵。其实不用说讨论，哪怕是对这一命题的基本把握，也很难称得上到位。影片中，几个被遗忘的事物所构成的空间都会莫名其妙地陷入消亡，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解释就是片中的爷爷所说的“这些空间也会消失”以及女儿在看到第二个空间消失时说的“不好，循环到这里了！”。这两句话根本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些空间消亡的原因。女儿的话倒是和“recycle”联系了起来，并且循环的确是会发生消亡的，但是为何一个由被遗忘被遗弃的事物构成的空间会进入循环？这种循环因何而起，最终会导致什么？影片都没有能够自圆其说。我想这个所谓的“循环”与其说是包含了什么具有阐释力的内涵，不如说仅仅是影片的一种故弄玄虚以及制造紧张刺激气氛的作用（因为一旦循环到来，主人公就得逃命了）。彭氏兄弟从一开始就被自己设立的难题彻底难倒了，头脑中一片混乱，于是只能“说理”不够“鬼”来凑，“建构”不成就“解构”，用鬼魅的追赶和毁灭性的循环来推动整个故事向前发展。或许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也就不敢造次去给影片取一个贴切而又深刻的名字，干脆在中文里笼统地取个“鬼域”，在英文里含糊地取个“Recycle”了事。

多么尴尬的困境啊。如果没有希区柯克的高超的悬念设置，没有《午夜凶铃》透人心肺的恐怖气氛，也没有伯格曼、基耶洛夫斯基深刻而又具有震撼力的沉思与探讨在前，后辈们的路又何以如此之艰难。重复前人事小，重复而又远远不及则更是叫人痛苦。前人造就的梦魇不仅在折磨着每一个锐意进取的电影人，同样也在折磨着只不过是想不那么庸俗一回的电影人。彭氏兄弟的这份痛苦一直延续到了电影的结尾都无法摆脱。结尾处那试图“出人意料”并提升一下“思想”含量的一笔——主人公发现自己的一切原来也是另一个自己所创作并遗弃的作品——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看惯鬼片的人会早有提防这种煽情过后的惊悚，看惯哲理片的人则根本不会买帐而将其视为一种肤浅的故弄玄虚。

好在100多分钟的时间总还是会过去的，导演也好，观众也好，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