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赈灾晚会中有一段情景让我非常难忘，主持人董卿带上来三个北川中学的学生，他们是北川地震中的幸存者，主持人让这三个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三个学生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在哽咽中说出了很多坚强的话，其中一个女生说：“你们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看到的都是手和脚。”台下的观众也都为之动容，泪流满面。之后，主持人朱军又带上来一个北大的学生，这名女生的父亲在地震中因为保护四名学生而遇难。然后，主持人让这个女生说话，这名女生说了很多令人感动的话。然后，一群人上来唱《让世界充满爱》。

如果这时候电视机旁坐着一位心理学家的话，我想他一定会愤怒的。至少我在看到这段煽情的情节后为中央电视台深深地感到失望，同时也在担心，这三个北川中学的孩子，还有那个大学生，他们的未来将会怎样？

煽情一向是中央电视台各类节目和晚会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在一个祥和的氛围中，加点煽情倒也无妨，并且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但是在这么一个特殊时候，恰恰又让孩子从恶梦中走出的孩子变成了主角，这是对孩子的残忍和不负责，这无异是让他们在心灵中经受的另一次地震。我甚至还会想到，在这台晚会播出之前，这几个孩子在编导的诱导下，告诉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要表现出一种坚强、信心，我想，如果换一个成年人，可能都无法承受，更何况三个孩子。

为什么要牺牲这三个学生的心灵呢？为什么要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去煽情呢？在常人看来，这没什么，它可以唤起更多人的爱心，做出爱的奉献，支援灾区。但是这三个孩子的心理是否承受得了，对他们未来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却被彻底忽视了。

1976年唐山地震，赶上文革，那时候中国没有心理学教学与研究，那些当时震后余生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成长的，后来研究心理学的人并没有作过调查和研究。如果后来能有一些调查和跟踪研究的话，会对这次汶川大地震青少年心理治疗提供很多宝贵经验，甚至不会出现募捐晚会上折磨孩子的一幕。

美国传媒学者尼尔·波兹曼写过一本书《童年的消逝》，他的主要观点是，在传媒极度发达的年代，人的童年特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对人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如果说唐山地震没有出现晚会折磨孩子的一幕是一种不幸之中的万幸的话，那么这次汶川地震出现拿孩子说事的做法对这三个孩子的心灵侵害就是雪上加霜，因为他们赶上了一个传媒发达的年代。

成年人有时候喜欢用自己思维习惯对待孩子，如果一台晚会想达到煽情效果，成年人可以尽情煽情，赚取公众的眼泪，倒无可厚非，比如朱军就经常在他的节目中泪眼婆娑地问嘉宾：“您怎么去看您四十多年的艺术人生呢？”我想这时候没有人会反对朱军这样做，因为这是成年人之间的问答，但对那些受到惊吓甚至连自己父母生死都还未知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残忍的。这台晚会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学了解的太少太无知。大人替孩子思维的习惯有时候让孩子在成长中失去了应有的保护，对他们正在形成的性格和人格都会造成扭曲。

这次地震我看到了很多人在呼吁保护孩子，关注孩子，并且非常重视对震后孩子的心理治疗，这无疑是进步的，但让几个孩子在如此沉重的场合下曝光，是非常不妥的。我不知道这三个学生当中有没有未成年人，如果有，在他们父母尚下落不明的情况下，让这几个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也不符合法律程序。我希望以后在电视上不再看到这样的场面，虽然很感人，但是太残酷。当央视做出爱的奉献时，没有想到会有爱的风险。

2006年5月，我去海南三亚参加一个活动，音乐家林海给俄罗斯别斯兰市在车臣恐怖事件中遭到绑架的部分孩子进行音乐治疗，音乐治疗只是这些儿童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在现场，我看到这些当时被恐怖分子围困在体育馆里的孩子，他们最小的只有几岁，最大的有十六七岁，从他们的表情和眼神已看不出当时的恐惧，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甚至嬉闹，跟我们见到的任何一个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没任何区别，那为什么还要大老远来到中国？其实孩子的心理治疗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干预不及时，很快会形成心理定势，影响到日后的成长，甚至言行举止心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选择三亚也是因为这里的环境跟俄罗斯不同，它更开阔，更容易让人心情舒畅一些。事实上，这次三亚的心理治疗活动距车臣恐怖绑架事件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他们并没有停止对学生的心理治疗，这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在这次汶川地震中遭到恐惧创伤的孩子远远要比别斯兰绑架事件中的孩子要多得多，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该怎样去保护，进行怎样的心理治疗，让他们一步步走出阴影，形成健康的人格，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心理重建课题，而不是让他们频频在媒体曝光，这对他们心理恢复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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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很多在网络上的暴民都需要心理干预，这也充分暴露出中国的心理学应用很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