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让我们相会在春天的洛杉矶!

 

但我没有吐出来，热水可以解决问题的，毕竟，温暖是秋寒最好的解药。

 

依旧是夜班，下雨了，风很大，雨很紧，我想象着这样的季节究竟在诉说着什么，也许我从没有停止过祝福秋天里会有温暖的故事发生，但在2008年的秋天，我的手中盛满了要溢出来的萧瑟，也许，我要每天喝上至少8杯热开水才能暖胃，但胃痛传达的信号会停止吗？我只能想想丹丹一直絮叨的正面暗示不停地让自己接受暗示。

 

不好的习惯，我又开始喝咖啡，一般是两杯，一杯之后又是一杯。也许我是想让自己打起精神来，认真做好这个家庭情感天平的游标卡尺。一夜长大，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做好准备迎接任何生活中的坏消息，尤其是对于亲人而言。因为我们二十几岁。

二十几岁怎么了？二十几岁是什么样的年纪？二十几岁，梦一样，我们轰轰烈烈地谈恋爱，我们认认真真地生活。我们刚走出象牙塔，我们刚领了自己赚来的第一份薪水，我们刚开始独立的生活，刚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租了一间有床有桌有书架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开始上班下班看书会友的生活……但这不是长大，只有面对责任的时候你才发现“长大”两个字不像写起来那么简单，汉字笔画只有七笔，而我们从读大学到研究生毕业的七年都没有写对这两个字。我们不再服从父母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管来管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长大了，而我们只有一个长大了的躯壳和一双稚嫩的翅膀，我们昨天承欢膝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就要成为父母一样的依靠。

年华是老去的，即便我们是在二十几岁，我们父母的年华是在我们长大时老去，也许有的时候他们的老去要比我们的长大来得更快、更突然，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什么时候准备好，再有七天？七个月？没有，我们只有这闪念的一瞬间，听着秋天夜雨敲打屋顶的声音，我们默默地长大了，不需要苍白的语言，只是在我们被需要的时候在那里，让胃里那个翻腾的信号安静下来，就足够了。

不知是晚上八点钟的一杯摩卡，还是晚上的两集《欲望都市》的缘故，晚上十二点了我还全然没有倦意。因为明早约了新加坡的出版人吕老先生见面，苦于酒店的电话错误晚上11点换下睡衣又跑到了网站。

 也许这是家里没有装上网络的不方便，在你需要网络的时候无论你要准备上床睡觉，还是手中的事进行了一半，你就得穿好衣服跑到网络能连接上你的地方索取你需要的信息。在这个时代似乎没有什么是网络不知道，北京的114电话导航会出错误，网络却给你更多的比人工服务更全面的选择，只要输入关键字就可以得到至少10页的答案，于是问题迎刃而解，总有一个电话是对的，虽然按照比例网络的错误率因为答案基数太大变得信誉很低，但是我们也乐意去尝试，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许通过网络给我的众多可能性，我们只需要证明我们能选择对的。

 

而我们一直都能选择对的吗？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我们只是随机的翻看着信息，下意识的鼠标动作决定着我们信息的获得渠道，想起来有点可怕，但我们每个人每天重复的做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和阅读。当你有一天处在一个信息生产者，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个信息过滤者的位置，你会发现自己真正讨厌这种信息的随机性。前几日诺贝尔奖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晚6点上班的作息恰在几场诺贝尔奖得主揭晓之前，我在诺贝尔的主页上等着，2分钟刷新一次等着出了得主姓名马上翻译发稿，网络新闻快讯要的是速度和时间，早发10秒钟也许各大网站上转载的都是你的稿子。但在速度的背后我们是否时刻把新闻的客观二字悬在自己的敲击的键盘上呢，我自己不知道。

 

10月1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得奖的三名科学家之一是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我事先写好了模板，只等着名字公布的那一刻，我知道消息出来一定是国内媒体前三名。

 

但几天后裘先生的几句话让我连日来反复不停地回想当时我发稿时的情景。裘先生一向有点愤，具体来说应该是经济上右愤，政治上左愤，其实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仍旧不相信我在用这样的维度描述一个学统计学出身的火星男人。他问为什么国内新闻的标题中都没有钱永健的名字，而只有钱学森堂侄五个字，难道这么大一个科学家不值得把名字写上去？我傻了，想到我那天发稿的速度和我写的标题，赫然几个字就是以“钱学森堂侄获得~”开头的，我当时没有意识吗？不是，我的标题是同事贴给我的，他一直在盯着newslist，同时在盯着国内其他媒体的稿子，我不是第一个把稿子发出去的，但是同事给我的标题却沿袭了第一个发稿媒体的五个字“钱学森堂侄”，而后其他网站转帖的也都是以这五个字开头，似乎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国人荣辱观的标题，而我们似乎也让新闻更符合民众的口味，我们只记得钱学森堂侄的华裔身份，但我们故意忽略了他的华裔后面还跟着美国人三个字，钱学森是国人的骄傲，那么他的堂侄也就是，媒体不在意他的名字，他的国籍，国人也就不在意。也许很多年后问及我们的下一代，2008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是谁的时候，他们会说是钱学森的堂侄，他们也许还会有人说他是中国人。

 

网络让新闻传播的速度按照秒甚至毫秒来计算，我们做新闻的人也是争分夺秒，但我们似乎对基本新闻价值的追求永远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还有我们应该怎样去“准确”地表达信息，特别是我们每天接触的是西方通讯社的新闻稿源的时候，西方有西方的“准确”原则，世界乌鸦一般黑，我们是不是都成了乌鸦翅膀上的黑羽毛，扑腾扑腾地就影响了人们点鼠标时随机看到的什么？四个字——真是可怕。 

与网络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回归到传统的阅读，当初选择网络媒体时觉得它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但实际上成为网络媒体的一员却让我渴望回归触手可及的书籍阅读，这真是悖论。

       从去年圣诞夜的南开别克门事件到南师大中文系教授，民盟盟员郭泉的三封公开信，陕西，河南的农民争抢土地所有权，是我们对这样的事件关注多了，是网络媒体给我们提供了平台，还是这个社会的确将酝酿的动作吞吐了出来？

 

      去年南开别克门的时候，我曾答应Klaus将我亲历的感受分享出来，也许在他的眼里像我这样的大学生是中国社会民主和民权发展的一种声音，而的确，当时的我有点从极左向极右转变的倾向。事过六旬，想来我们也许曾经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情麻木着视而不见。但当网络上充斥着关于民主改革，社会治理和农民工权益问题的讨论时，我们变得关注，并开始用我们的左脑去思考有点右的问题。

 

       受了正统教育十几年的人对此肯定有些别扭，就像是跳舞养成了动率定性，改起来那是相当的难，经常还夹杂着以前思维动率的记忆，混乱和反复的状况也时有发生。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经历着这样的改变，但是可以感觉的到，学生说物价上涨、CPI上涨、唯独补助不涨，学者带头写起了公开信，这虽是冰山一角，足以窥测全豹。

 

      清早起来就讨论政治问题不好，我们应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而不是理想化的政治人。当问及同龄人我们这一代人是否还有“左”“右”，我以为大概大部分都是偏右吧，天涯有五毛党，青年学者无不文笔犀利，针砭时弊，但是小姑娘的一句话道破了真谛----我们这些人本身的（就业，生活）压力就够大了，还哪有时间去考虑这些政治问题。

 

       也许就是这样，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改革是一个永恒的名词，处在改革中的我们这一代，有些人生活在压力中为了生活而奋斗，逆来顺受曾是美德，现在也不过时；有些人变得愤青，变得批判，当然其中不乏跟着起哄的，也不会缺少像郭泉这样大胆鲁莽的为中国民主政治开药方的人。我们不敢对于郭泉的民主药方定性定量，但是这个时代的确需要这样的人。就像沉寂的南开需要艾跃进这样的老师一样，无论是大社会还是小校园，多元总是充满生趣的。又想到去年南开别克门事件中很多同学在bbs上大声呼喊“我们需要艾老师”，其实无论是在改革压力中为自己努力奋斗的人，还是反思社会制度、针砭时弊的人，心中都是有杆秤的，不该沉默的时候就会爆发。

 

       中国的民主要小火慢攻，一个锅里那么多豆子，而且什么样的都有，总会此起彼伏的，只是像正在召开的“两会”一样和谐，未免有点政治作秀的嫌疑。但是中国真的实行两党制，焉知非福，焉知非祸？

 

       枣子摘多了，说话也是一股煽动大红枣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