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如旋风 http://runlikewind.ycool.com/ Thu, 15 May 2008 10:05:36 GMT Thu, 15 May 2008 10:05:36 GMT http://sta.yculblog.com/images/logo/general-88x31.gif 行如旋风 http://runlikewind.ycool.com/ (转)牛博网捐款公告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52430.html 牛博网捐款公告链接：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2.aspx
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初稿）
牛博网 @ 2008-5-13 23:21:45 阅读(4334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update:

为灾区捐款的支付宝账号是：huangbincn@hotmail.com。帐号持有人姓名是：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支付宝的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功能，使善款即时到帐，发挥作用。

（支付宝具体使用方法：在支付宝www.alipay.com的页面用你的帐号登录后，点击“我要付款”，在“即时到帐付款”页面，选择“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然后点“下一步”，在新的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帐号及其他信息即可。请捐款前确认账户中有足够余额。）

PayPal捐款帐号也是：huangbincn@hotmail.com，用户名是Bin Huang（不过好像不用填）。由于涉及到外币兑现的问题，折合成人民币提现的时候会有汇率损失。另外，根据上次捐款的经验，PayPal结算时从海外转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请海外的朋友们尽早捐款。

接受捐款的银行账号：1101 0299 8013 0459 030，

户名：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中关村支行营业部。

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会在到四川安排好之后再公布。

下面两点是看了大家的留言后想说的：

1.如果活动被“叫停”，善款是不可能留作牛博慈善基金的，叫停方肯定不会允许，这是不以捐款者的意愿为转移的，所以到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回给个人，要么转给官方的慈善机构，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在这方面伤脑筋了。

2.我们到了四川之后，会根据实际了解到的现场情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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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初稿）

捐赠人：所有自愿捐款捐物的网友

组织者：北风、陈晓卿、冯唐、关军、韩寒、黄章晋、李海鹏、连岳、莫之许、钱烈宪、宋石男、王老板、王小山、张立宪、张晓舟（以上按姓氏拼音打头字母排序）、罗永浩（牛博网总编辑，本次活动的负责人）、黄斌（牛博网CTO）、黄斌（另一个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

受益人：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接收捐款的银行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开户行：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捐款的支付宝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海外捐款的PayPal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5月14日中午公布

规则：

一、当你向上述帐户汇款或上诉地址捐物时，表示你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本方案，视为你已经同组织者达成捐赠协议。

二、截至2008年7月31日，我们会将所有捐款及捐赠物资转予受益人。

三、每次发放的捐赠钱物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

四、我们在四川前线的人员将尽力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如果灾区的形势不容如数登记、全面统计，前线人员会在事后在牛博网做出说明，并尽量留存影音资料备查。

五、受益人可自由支配获得的捐款或赠物。

阳光保障措施：

一、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保管捐款帐户存折，保证不将该存折交给他人，并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公布频率不少于七天一次）。

二、冯唐掌握捐款帐户密码，并保证不将自己掌握的折卡密码泄露给他人。

三、我们承诺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

四、我们承诺捐款帐户提出的款项将仅用于捐助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五、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撤销捐赠的流程：

一、捐赠人在捐款后一个月内有权撤销捐赠。

二、要求撤销捐赠的，需要提交汇款凭证原件供组织者或组织者指定的人士查验。

三、核实汇款信息属实后半个月内，组织者将相应的款项退还给原汇款人（退款时，收款人、收款帐号为原汇款人、原汇款帐号）。


几点补充：

1. 考虑到灾区物资紧缺，现金用处不大，我们多半会根据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异地用现金购买灾民迫切需要的物资运至当地进行发放。为了准确把握受灾信息，韩 寒、李海鹏、宋石男、王老板、罗永浩和黄斌（牛博网CTO）等人会尽快赶到四川灾区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如果没有意外，会在5月14日下午抵达成都），并指 挥留在后方的其他组织者调度资金和物资。

2. 万一我们的捐款活动被“爱护”我们的“有关部门”“叫停”，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抱怨，不要为了“左粪”“右粪”问题吵架骂娘，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 时候（即便真有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大家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做实事，比如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 ^_^。非常时期，希望大家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帮助幸存的灾民一起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能够同意这样一点：万一牛博网的活动 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协会，而不是退回去，道理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注明， 再次感谢。

3. 希望经验丰富、声誉良好的专业NGO组织跟我们联系合作，多谢！

4. 如果有公司愿意借机做善事并顺便宣传自己，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多谢！

5. 如果有四川本地的牛博网友愿意为发放物资等具体活动担任义工，请在这里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 ，把你的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号码）给我们，多谢！

6.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计划考虑不够周全，请尽快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提出批评和建议，多谢！

2008年5月13日

又：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去灾区前线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理，不会使用善款，请大家放心...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52430.html Thu, 15 May 2008 10:05:21 GMT 停止更新通知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6548.html 本博客即日起，停止更新。新地址在牛博。...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6548.html Fri, 18 Apr 2008 10:04:46 GMT 爱国？世界扑克大赛？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6100.html
当然，我自己不会在MSN名字前面加上个红心中国（那会让我认为我又在参加几年前的那场反日游行，只不过这次对象换成了法国的一家企业）原因是我不想抵制家乐福也没看出有这个必要，我也没觉得CNN那个主持人让我感到了受侮辱，即便他的言辞再难听N倍，充其量我只会为他的无知替他惭愧，而不是如同我的朋友们那样，感到被伤害。同时，我对法国对巴黎依然恨不起来。

在今天，我没有跟随MSN上的虚拟人流振臂高呼唱响国歌群情激奋，但我知道，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丝毫不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少------这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而且我爱的更理性呢，我容易嘛我。

如同大多数爱国愤怒小青年一样，近十年来我在网络上接触到了无数煽动仇日思潮的信息，并且我责无旁贷的把这些帖子转给我熟知的朋友和同事。比如我曾经转过那个署名水均益作者的描述日本把山西煤炭用水泥封装沉入海底以备战时之需的帖子给我所有的朋友（至今我也不知道这条信息的真假），我也曾经转过日本教科书歪曲二战史实深切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帖子（后我知道在日本只有千分之一的学校选用了这个教材，想了解更多日本，请上牛博俞天任博客），还有很多很多。因此慢慢的我开始越来越恨这个我从没有去过甚至根本就不了解的国家。之后，很自然地，我跟好朋友在几年前参加了上海的反日游行。在游行队伍里，我收到了爱国小将发给我的鸡蛋------最终我没像期望的那样把鸡蛋砸向日式餐馆和大使馆，而是带回家当了早餐。即便如此，每每想起来这件事还是在感情上让我羞愧。虽然理智上我知道没什么好羞愧的。要知道在这个信息管制的国家里面(忘记谁说的了，信息几乎就是权力)，在各种信息里面，我只被允许看到唯一有倾向性的那个小窗口，而且里面还掺杂了无数谣言和人造的伪信息，我成为那个样子并不是因为我蠢，也不是因为我其他的劣根性，只能说那不是我的错。

后来我读到林达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像是有一道天光从我家阴暗发霉的小阁楼上射下来，让我几乎有醍醐灌顶之感。随后我开始了漫长的可以持续一生的读书之旅，我这么做只是试图尽力培养一点所谓的独立思考能力。我开始对之前所相信的种种戒条产生质疑：比如说党指挥枪（其实军队应该国家化），比如中国人素质底下不适合搞民主搞民主就意味着动乱（这种对未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个缺乏论据的假定性判断只能够叫做主管臆断），比如爱党等于爱国等于爱人民，比如党的恩情永不忘，比如说政府的government和administration概念的混淆。回过头我惭愧地发现我以前的思维是多么逻辑混乱。

我必须害羞的承认，这几年我的变化是很大的，比小鸡和鸡蛋的区别还要大。

我说这些话不是想在爱国愤青们的面前炫耀，我也不是在向他们表达我对他们的羞辱。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最近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针对一个特定政府的，我自始至终也没有感到威胁感到受侮辱------即便他们骂的是直接指向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群体，如果说的对，我也觉得他们说的好。如果说的偏颇我也会为发言者的狭隘脸红。无论如何，我就是没有一点点不安愤怒。所以我也没有那么激动，当我没有跟你们一起激动愤怒的时候，你们也不用反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个愤青！”

我反对那些对爱国愤青掷地有声的甩出“脑残”“傻逼”等字眼的自由主义者，你们让自由主义显得太面目狰狞了。Be patient,Please.曾几何时你也一样，只不过在找到自己的进程里，你只不过提前了那么一点点时间而已。不要居高临下的以启蒙者自居，我们的国民本身并不是素质低下的一群乌合之众，只不过长久以来，大家只能够听到一种声音，只被允许听到一种声音，才得以变成现在这样：当有人羞辱批评我们的政府的部分政策时，大家就感到侮华了，比早上上班前老婆骂自己没本事晚上老婆骂自己性无能还要火大。我们应该做的是，尽我们所能，让更多的声音有表达的机会和地方。在各种信息交汇之下，我们的国民也一样可以权衡利弊对信息进行处理，并最终独立思考。而不是跟着一根看不见的魔术棒亿万人同时舞蹈。...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6100.html Thu, 17 Apr 2008 13:04:32 GMT 立场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3790.html
我的立场：

我不认为一个地区历史上属于一个国家，他将来就应该天经地义的属于这个国家。

我反对任何形势的暴力，尤其是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伤害。因此3月份在拉萨针对汉族和回族平民的暴力伤害是不对的，上周在巴黎藏族人抢运动员手里的火炬的行为也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有没有游行示威抗议的权利？我认为无论在西藏在北京在巴黎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有权利拿着表达他们想法的旗帜标语上街游行抗议的权利--我身边很多很多人连这一点都无法忍受，他们见不得藏族人自己打出的标语，也见不得外国人打出的标语。

CNN不实报道应该不应该遭到谴责？即便他们曾经无数次给出真实的消息，可是这次他们的确错了。只要错了，无论是CNN还是CCTV都应该毫不留情的谴责到他满脸通红无地自容--到他害臊为止。

爱国主义本身是不是ugly的东西？不是，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爱国主义这种感情很容易转变为极端情绪，如同理想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很容易变成感情上的偏执狂，爱国主义仅需一步之遥就可以蜕变成狂热恐怖暴力仇恨和杀人工具。“血洗XX"或者”杀尽XX“的阵营通常都是以这些同志为主力军。

如果让我在爱国和爱真理之间进行选择，我会选择后者。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仇恨更可怕的了。基于这一点，我祈祷藏汉的关系永远不要成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第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藏族的民族极端分子和汉族的民族极端分子都为我所不耻。怎样才能够不极端？冷静加上理性，允许对方说话并试图理解其感受。而不是对手刚一说话或者还没说话就试图从肉体上将其消灭。

我们沿用几十年的少数民族政策成功吗？这一点连傻子和胆小鬼都知道说不不了。

务实到具体的改革上来吧，还等什么呢？

回头又看了一下上面的内容，感觉都是废话，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绝无骂喇嘛之意不要瞎引申）。...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3790.html Sun, 13 Apr 2008 16:04:54 GMT 好东西坏东西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3525.html
无论如何暴力都是个坏东西

无论如何不要像汽油一点就燃

无论如何排除以上因素的争议

               ------ 都是个好东西...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3525.html Sun, 13 Apr 2008 09:04:04 GMT 有点意外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1831.html 最近我常常听见的一种论调是这样的：

看着西方对我们是这个态度，本来不挺D的现在也会挺了。他们是靠不住，国外的那帮人更靠不住。\让我选择……我宁愿挺D……我希望它能够更廉洁高效一点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总相信CNN 美国之阴什么的……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人本来对D对政府对制度是持有怀疑态度的，是希望改良的。这一点像刚刚发育的少女一样已经很明显。可是在最近的外部压力批评或者说部分偏颇失实的海外媒体报道下，很多人表示宁愿相信党爸。

这一不符合逻辑的现象似乎很难解释却很普遍。

难道因为你质疑反对的对象被你的“敌人”所质疑，你就因此抛弃你质疑的初衷转而投入/彻底投入你曾经质疑的一切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也很怀疑你的初衷，或者你真的有初衷吗？我想这一现象背后至少有阴谋论和站队心理在作祟：一定要从属于某一支队伍才有安全感；阴谋论则让CNN则在中国彻底失掉公信力，虽然他们曾经报道过一千个正确报道。相反，新闻联播最近获得前所未有的信任因此收视率飙升，虽然他们的报道是如此不堪和如此....就像你知道的那样。

这种行径至少背后还隐藏着懒惰--当99%的人都在转发CNN的不实报道的时候，你看完了也本能地彪一腔热血而根本不愿意试图去了解这个媒体过去一直以来的表现是否客观，并对其国内同行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结论。大部分人做的是轻易地进行一个队伍的选择--既然这个这样的不可信，那我还是相信原来那个吧。
有时候，我也不确定这究竟是因为懒惰还是因为天真（我甚至能够看到，他们受到刺激之后拒绝把遮住眼睛的双手移开的样子）。

虽然几十年来的中学政治课本让大家上吐下泻，可是你发现它竟然很成功--这的确很意外。如同脑白金的广告，把大家恶心的个个死去活来的，到头来却是如此成功。...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1831.html Thu, 10 Apr 2008 13:04:34 GMT 转帖连岳的转帖：梁文道先生的《文道论西 藏》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1374.html 为西 藏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 ---- 期待民族的和解

 

一

 

　 2006 年，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他在会上批评当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虚华作风不仅庸俗，而且有违佛教义理。几天之后，西藏各地就有人纷纷公开焚烧价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当地官员大为震怒，认为这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子的精心运作」，然后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为它们证明了党的德政使大家过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来检证大家的「政治觉悟」（关于这次事件的详情，可以参见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见的西藏》）。

   这桩近乎闹剧的事件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北京为何在国际民间外交的战场上占不去达兰萨拉的上风，二是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为什么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先谈第一点。现在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胆敢得罪中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间社会的层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对大部分西方人而言，达赖喇嘛甚至可能是位比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还要受欢迎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极少谈及本笃十六世关心的堕胎和「性泛滥」等很容易被人批为保守的议题，他的主题一直是   和平、宽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赢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没有多少人会对他有恶感。

   为什么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独的集会游行，我们都会看见一大群演员、名流、作家和知识分子站出来支持他们？相反地，支持中国政府的「国际友人」这时都到   哪里去了呢？对很多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价值观，他对西藏的种种诉求则符合了当今人权观念的整个论述。再赤裸点说，大家会觉得声援达赖   喇嘛是为了「义」，给中国面子反对分裂则是为了「利」。

   再也没有比 06  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达赖喇嘛的主张不只出自慈悲，更与流行的动物权益运动若合符节，国际进步青年闻之莫不称善。反过来看，西藏地方官员竟然为了抵制达赖喇嘛的影响，不惜违反世界潮流和保护野生动物的国家方针，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动物的皮毛。其间高下实不可以道里计。

二

  

  比起这点，第二个问题或许更令北京忧心。达赖喇嘛人在印度50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区竟然还有如斯巨大的影响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区纷乱，官方一直强调是「达赖集团」在幕后精心策划出来的，我以为这个说法必须好好分析。首先，所谓「达赖集团」指的其实不一定是达赖本人。凡对西藏问题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会」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进派，他们的势力庞大网络周全，虽然奉达赖喇嘛为尊，但也公开批评过达赖的非暴力主张，二者潜存矛盾。我们目前虽然没有足够资讯研判内情，但最近的事件却不一定就是达赖本人指挥   煽动。反过来看，达赖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动持续他就要退位的声明，则有可能是对「西藏青年大会」等激进派的反制施压。

   然而，不管有没有人策动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动者是谁，中国政府首先该问的是何以它在过去数十年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西藏年均GDP每年皆有超过 10% 的增长，竟还有许多藏人深怀怨愤，随时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狮子旗」呢？以我个人所见，这甚至是不少汉族知识分子都感到难以理解的，他们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论述，认为共产党把藏人从神权统治下的农奴制解放了出来；有的则觉得汉地各省长期以来勒紧自己的裤带对西藏施行慷慨的「对口援助」，藏民   却毫不领情，一翻脸就不认人，甚是奇怪。

   说起来，西藏问题真是一团迷雾，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会发现原来所相信的任何一种简单立场都能碰上理据十足的反驳。不只现在的西方媒体造假与中国传媒监控各惹嫌疑，历史上的诡局谜团更是令人眼花撩乱。如果你认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将会发现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古代宗主国对藩属的关系为什么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和它的辖下省份（越南反而确曾是中华王朝的一省）。反过来说，如果你相信在「中国入侵」之前，西藏是片连丁点暴力都不可能发生的和平净土；那么你又该如何理解 14  任达赖喇嘛里头只有 3 位顺利活到成年的事实呢？假如你觉得文革对西藏的破坏是不可饶恕的，你或许应该知道当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认为中央对西藏的宗教自

由已经足够宽容，甚至准许流亡在外的众多上师返乡建寺（最有名的当属顶果钦哲法王）；你可能也晓得现在的西藏小学生是连随身护符也不准带的。

   关于西藏的历史，北京和达兰萨拉各有一套说法。前者强调老西藏是块大部分人充当农奴的黑暗土地，是共产党一手把它带进了光明的现代社会。后者则将西藏描绘为一个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没有争战只有灵性，是无神论的共产党摧毁了这一切。

   平心而论，两者都各有偏颇，不足为信。西藏确曾是个农奴社会， 1951年前，光是三大领主经营的庄园竟然就占了全藏可耕地的62% ，其中又有 37%为寺院所有。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余替领主服终身劳役。不过这些农奴的实况远非中文里的「奴」字所能概括，虽然身分是「奴」，但他们的物质生活却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划成分」时才会出现了「富裕农奴」这么古怪的类别。西藏确实也是个佛国，出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举世罕见。只不过和任何俗世社会一样，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种勾心斗角、贪污暴政甚至高层僧侣间的政治暗杀，与完美的世外桃源相去甚远（详见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的经典巨着《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 》（中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三

   在这种种互相冲突的证据和理论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坚持自己的认知来决定行动方向，其实都是在玩一场后果难断的赌局。为什么明明有那么多线索显示与达赖喇嘛渐行渐远的「西藏青年大会」才是骚乱主谋，中央政府仍然坚持要把达赖拉下水呢？为什么中央不肯听陈思这些独立学者的意见，趁并不坚持独立而且态度温和的达   赖喇嘛圆寂前与他对话呢？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赌局了。大家都晓得，就算达赖在海外转世，一个幼年的灵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宝法王将要接下藏人精神领袖位置的传闻甚嚣尘上，证据之一是他刚刚才公开向藏传佛教各派上师致以由「利美运动」留下来的请安祷文，大有团结各派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贵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达赖喇嘛在   藏民与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没错，达赖一走，中国就会少掉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但是激进的「藏青会」岂不也是会趁势崛起？各种极端的主张和暴力的手段岂不将如脱缰野马般地蜂拥四起？

   然而，对中国政府而言，这或许也是正中下怀的好事，因为整个海外西藏流亡政府运动将会名正言顺地转变成人人得而诛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将因此一扫而空。有人可能会担忧那些恐怖活动带来的破坏和牺牲，不过，没有风险又怎能叫做赌局呢？更诡异的是流亡西藏运动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线，本来隐匿的所谓「外国势力」也会变得非常尴尬，他们愿不愿意直接敌对中国，支持一个公开放弃非暴力主义的组织呢？可见中国政府鹰派对待达赖的拖延手法其实不是外间所以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当聪明的。最大的问题只是中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长期武装抗争和刚性镇压的准备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过呢？因为除了「疆独」，日后或许会多出一批前所未见的劫机犯。

   就算中国政府预备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对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满；它既不可能把他们统统都蒸发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几十年来的逻辑，将「极少数的藏独分子」和「绝大多数的爱国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独立运动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梦想，争得西藏独立；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西藏境内早已住上了许多汉人和回民的现实，难道你能强迫他们全部离开吗？更不用提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藏区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无论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也不能不认真对待汉藏等民族间日后相处的问题。于是在彻底压抑西藏主体性与完全独立这两个各走极端的方向之间，我们至少就可以找到一个最起码的共通点，最大的公约数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四

   然而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大方向却简单得出奇，那就是把一切责任都往达赖喇嘛身上推。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在达赖在世的时候把他塑造成最大对手，以后就更能充分地矮化或许会成为暴力组织的其他激进派系了。于是各级官员才会把话说得一个比一个还狠，例如公安部长孟建柱上周入藏视察时就曾放言「达赖不配做一个佛 教徒」。从战术逻辑看来，这番话是有的放矢；但是听在藏人和藏传佛教徒耳中，它无异于对着一群天主教徒指斥教宗不配当天主教徒，你猜他们会做何感想呢？要道许多藏人在家私藏达赖玉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真心追求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政府岂能如此漠视藏人的感受，为了一时战术上的功效牺牲全盘战略的布局，屡屡辱骂藏人的精神领袖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种做法只会迫使许多藏人更加阳奉阴违，甚至增加他们的离心吗？

  1998  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经公开对着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说过这样的话：「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识水平都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义」。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喇嘛教」如此愚昧落后，你们这些文明开化的西方人怎么还要信它呢？无论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番令人震惊的言论。一位国家元首怎能如此公开侮辱国内一支主要少数民族的信仰呢？我们可以想像克林顿会说犹他州州民教育水平这么高，还要相信摩门教真奇怪吗？

   如果连整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其余更是思过半矣。直到近年为止，随便翻翻《西藏日报》，我们还会看见如下观点：「西藏由于受到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从封建农奴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愚昧、非科学的东西至今还禁锢 广大农牧民群众   的思想」。令人感慨的是，除了政府和官方媒体之外，就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就着最近的事件中动辄放言「藏人的民族性天真淳朴，很容易受人迷惑」。即便对西藏问题一向开明中肯的民间学者王力雄也有他的盲点，他除了曾用「喇嘛教」这个充满汉地佛教偏见的称谓指称藏传佛教或藏人喜用的「金刚乘」之外，也不能免俗地以简单的环境决定论去说明藏人对宗教的渴求。

五

   走笔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西藏问题其实有一半是汉人自己的问题。从在上位者一直到民间百姓，不只对西藏的民情文化没有起码的认识和尊重，更对复杂纤细的民族问题毫不敏感。进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虽说是多民族国家，但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却从来都是不完整的，一是因为我们只是单向地把它看成是对少数民族做工作，却从未反省汉人为主的主要族群该如何与其他民族共存；二是这些政策的范围相当狭隘，没有把民族视野恰当地贯注在其他政策之内。

   且以文革遗产的清理为例。根据班禅喇嘛早在文革爆发前 4  年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七万言意见书」：   「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庙 2500  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70多座，减少了 97% 多，由于大部分寺庙没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神殿僧舍无人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那十年，僧人被迫还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惨状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些论者承认这种种做为对西藏造成的灾害确实很巨大，但转头却说不只西藏，「那十年里全国各地一样受害」，言下之意是大伙过去都遭殃了，你们藏人不该老拿这些往事出来说三道四。这就是对民族问题不敏感的绝佳例子了，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同样是文革，对汉人而言或许是自己人斗自己人，但到了西藏却是你们汉人带头来搞我们西藏人了。所以在处理这些历史伤痕的时候，政府应该格外小心，不能只是出钱修复庙宇，甚至还要采取比在汉地更彻地的解决方案（例如查明历史真相和道歉），方能缔造民族和解的基础。

   比起虽有魁北克问题但大体上和平的加拿大，中国其实一直没有认真实行过多元文化的路线。首先，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普通话」其实就是现代汉语。当许多官员夸   夸其谈西藏的教育普及做得如何之好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对藏族青少年来讲，他们正在学着掌握一种非母语，且要用它为工具和来自汉地的同龄人竞逐大学的入学   机会以及政府公职，其间的差异足以造成重点大学藏人入学率偏低的情形。

   假如准许用藏文考高考的想法太过不切实际，让各地中学开设藏语和维吾尔语选修班也十分异想天开的话，我们能不能审视一下现有的教材内容呢？翻翻历史课本，身为多民族共存的现代国家，我们念的却还是唐宋元明的王朝世系，那你要置吐蕃王国于何地呢？番邦吗？同样地，农历新年是法定假期，那么藏历新年呢？就算不用全国放假，汉人学子也该学点藏历和回历的基本纪年知识吧。

   真正完整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只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在自己居住地内的传统文化和权益，更不可以只是让他们学 融入汉人定义的「中华文化」；而是要让人口占多数的汉人也学懂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

六   

  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些青年僧人也参与了近月的事件，甚至还拿起了石块和棍棒 …… 他们的愤怒我只能尽量体会。现谨摘抄 13  世纪伟大的成就者嘉瑟．戊初．东美〈菩萨行三十七颂〉片段如下，祈愿藏汉的真正和解：

「即使有人用各种难听的话贬损我，并且在千万个世界中到处张扬，出于慈悲，我赞美这个人的功德，乃是菩萨的修行。」

「在大型集会之中，某人用侮辱的语言揭露我隐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礼，视其为法友，乃是菩萨的修行。」

「被我视如己出地来关爱的人待我为仇敌，如母亲爱生病的孩子一般更加爱他，乃是菩萨的修行。」

「如果有人即将斩下我的头，即使我没有丝毫过错，透过悲心的力量，担负他所有的恶业，乃是菩萨的修行。」

...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1374.html Wed, 09 Apr 2008 17:04:05 GMT 一个定律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1128.html 这句话来自胡缠：

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狭隘和飞行里程积分或者护照上有多少个签证没有必然直接的关系。

--------------------------------换人的分割线------------------------------------------
其实这句话反过来说，越是狭隘肆意的国度，越是缺乏常识。这是一个果和因的关系。


我一个和我同龄的大学同学目前已经移民加拿大并入了加籍，我想当初他做这个决定必定至少有一点点的成分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使然。然而通过这两年来我们在网络聊天的情况看，我惊异并悲哀的发现他超出我想像的憎恨他的新祖国和各色皮肤的新同胞，尤其对最近西部地区的事件他更表出极左青年的潜质。阴谋论和拳头论左右了他的世界观，以前他还是个犬儒的中国青年，现在他几乎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已经享受到言论自由并生活在多族裔国家的他充满了种族歧视---他给我看最近被抢劫杀害在纽约街头的中国人的帖子然后跟我说，99%的黑人都很坏。并且令我无法相信的是，他竟然将这个草率的结论以定律的形式告诉或者教育给他4岁的女儿。

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家乡和老母亲，见到了不同的观点和对极权政治的批评，却在阴谋论的驱使下本能的憎恨这些批评，对于家乡的思念又让人本能地想要拥抱那个距离产生美的政府。一见到红旗就忍不住想下跪想流泪。对党和政府的“理解万岁”竟然像异型一样从胸腔里面奋力往外挤。

------这是很多海外留学生海外务工和公务人员和新移民的真实写照。所以很多海外留学生爱国爱地真挚热烈。我从不怀疑他们是虚情假意。

刘渝在博客里面说（大意是），不想做土鳖，想要做到客观开放公正，不只是一个态度问题，还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查询和了解背景资料，是个辛苦活。所以很多人选择继续做土鳖（当然他们自己有不同的称呼）----轻松啊，跟着本能跟着国内主流媒体走就可以了。

顺便提一句，昨天晚上同几个同事领导吃饭，席间酒足饭饱有个“老同志”口沫横飞的描述巴黎的火炬传递出现的小插曲。他对示威抗议的藏族人的称呼是“藏族分子”。他的结论是武力打服了他们就老实了。在座十人除了3人不语其他都在煽风点火鼓吹民族仇恨--这些都是号称见多识广出国多年的“老国际”。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是说在奥运会这么光鲜的场面上出“我们”（这个我们很可疑）的丑是最不能够忍受的。我差点笑出来，我想问不挑这种时候抗议应该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抗议合适？难道找夜深人静的深山老林吗？

虽然我吃的不多，但还是恶心坏了。...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1128.html Wed, 09 Apr 2008 11:04:19 GMT 早更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0678.html
面对着外面水墨画的天空，我的胸中充满无可救药的悲哀。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同事在身边走来走去，我觉得他们都是左派精英，而我屁都不是谁也无法说服。我的那些梦想那些憧憬在蹉跎掉的岁月中丢失殆尽，我变得比夏天树上蝉留下的空壳还要空洞，我活的没有价值像滩丢弃路边的稀泥巴。我操，我的梦想呢？

一切都是这么没有意义，如此的失去价值，我他妈是谁？或者你们当我是谁？

面对着着暴雨即将来临前的天空，我像个更年期的老妇女一样火大。

哦，一下子我幡然醒悟----------

我的更年期提前来到了！...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0678.html Tue, 08 Apr 2008 13:04:22 GMT （转帖）王力雄 : 西 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0156.html 【按】这些年来，似乎还没有哪一件事像近期的西 藏一样吸引如此众多国民的关注和眼球，并让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要表达各自的政治观点。就连我那不知道国家主席是谁的天真女同事都发出了主权诉求。当然，这次如果能够通过思考和讨论促进国民趋于理性重视事实史实则会是一件比意外加薪还意外的好事情。王力雄在这里力图客观中立地勾勒出该地区百年来的大致情况，在你做价值判断之前发表观点之后都可以参考。

王力雄 : 西 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原文来自这里
目前在西 藏问题上对立的双方，几乎对有关的一切都有黑白分明的解释，区别只是黑白相互颠倒。但是有一点双方都力图模糊和回避，那就是千千万万的藏人在六十年代中期亲手砸毁了曾被他们视为珍宝的寺庙，扬弃了他们信仰了千年的宗教，而成为“占领者”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现在，对中国当局而言，那段历史是它自己发动又被自己否定了的一场“浩劫”，希望世人 “淡忘”；对当事的藏人来讲，则是耻辱的苦果，同样不想再提，或是用“汉人所逼”抹平内心的负罪感。而对于外界的中共批评者，因为他们不可想象藏人会亲手砸庙，因此拒不相信。在我看来，由于相关者对事实的拒绝承认(denial)与便利解释(expedient interpretation)导致至今仍处于模糊状态的这一历史现象，恰恰可以成为揭示与理解西 藏问题的一个入口，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与反省。这种反思首先需要回顾一些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一、“接口”关系

我把中国自清王朝开始的“治藏”，称为“接口”方式。那时西 藏自成一体，由当地统治者自行管理。中国对西 藏的管辖，是通过当地统治者的臣服，中国政府并不插手具体事务，或即使插手，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

典型情况如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1，那是中国对西 藏拥有主权的一个主要象征。但当时设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2。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驻军，职责纯粹是军事性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正副驻藏大臣和手下很少几个文职人员去做。他们语言不通，交流要靠翻译3。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拉萨，每年只有几次外出视察。可想而知，靠那样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管理上百万平方公里西 藏的实际能力。驻藏大臣只能做为清廷伸进西 藏的一个 “接口”，与西 藏本地的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政府对西 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而只有西 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清政府才能间接地实现对西 藏的控制。

在这种“接口”关系中，普通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他们只服从当地统治者。而西 藏的统治者在有些时候，如清朝大军刚刚帮助其打退了侵略者，是可以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的。大多数时间，指望掌握着当地一切权力及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语言不通、人缘不熟、势单力孤的异族人唯命是从，则不切实际。

所以，尽管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葛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4，才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立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5（简称《二十九条章程》），将西 藏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于驻藏大臣之手6，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于各省督抚者”之说7，然而百余年后进藏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赖喇嘛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西 藏僧众发放布施。达赖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8。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仍然在抱怨“达赖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9，表面上，西 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籍口于达赖未归，或托词于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10。

不过，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当时双方都认可的一种状态。从国力上来讲，清朝是有可能全面占领并控制西 藏的，但那时对它并无这种必要。“接口”方式的优点在于成本低。古代东方关系的框架中，核心是“礼”的秩序──只要西 藏不构成危害，并且表示臣服就可以了。尽管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有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 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整顿。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185年间只有过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 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如果古代那种东方式的关系保持不变，“接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式。然而一旦西方的主权观念延伸到东方，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接受主权体系，再继续保持“接口”方式，地方统治者就迟早要想法获得独立主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裂”或“独立”。

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 藏后，有多于清朝千百倍的军事和文职人员进驻了西 藏，然而就政权和社会制度而言，北京与西 藏仍然是一种“接口”关系。管理西 藏本地事务的仍然是西 藏地方统治者，即“一国两制”。

以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 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 藏保留“封建农奴制”，要求的只是西 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当时解决西 藏问题的思路，主权是第一位的。改变西 藏的制度不是北京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后来之所以提前在西 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西 藏叛乱”（流亡藏人称为“起义”）的发生使北京认识到，真正建立牢靠的主权，只有把西 藏纳入中国的“一国一制”。

二、一体的西 藏

五十年，除了一开始打了个昌都战役，北京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解决西 藏问题的──即依靠西 藏上层的合作，达到在西 藏确立主权的目的。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于1951年5月由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全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 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 藏办法的协议》）11。在那个协议里，西 藏方面承认西 藏属于中国，同意解放军进藏和由中央政府负责西 藏的外交；而北京允诺西 藏自治、西 藏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并保证维护西 藏宗教以及不强迫西 藏进行改革。

当时不仅在噶厦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实行“统战”路线，昌都是通过军事胜利被解放军控制的地方，但是在所建立的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中，九个副主任有七个藏人，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35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12个宗12的“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14人，藏人官员154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13。

当年西 藏中共工委的统战部长陈竞波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1956年西 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 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含主要土司头人）约6000 余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人未安排，计划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14

达赖和班禅就更是统战的重中之重。1954年他们被邀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中共中央特地指示由张经武同行照护15。张经武当时对外是中央政府驻藏代表，对内任中共西 藏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中共在西 藏的最高领导人。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路上，张经武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16。在北京，邓小平亲自检查达赖和班禅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17。达赖和班禅到达北京时，朱德和周恩来到车站迎接。他们在京期间，毛泽东数次接见和宴请。而刚满19岁的达赖喇嘛在全国人大被安排为副委员长，比他更年轻的班禅喇嘛成为人大常委。
为了避免发生对抗破坏“统战”，当时北京对西 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妥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1952年这样告诉西 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 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18

事实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 藏暴动的参加者。

当时中国内地已经全面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一国两制”使西 藏在对比下显得反差极大。为此坐不住的中共西 藏工委在1956年也决定开始进行在西 藏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变革的准备，并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 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19。北京很快制止了西 藏工委的冒进，把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重新派回西 藏稳定局面，向西 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 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 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20。随后，西 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 藏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在西 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 92%。 21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22

从这些事实看，当时北京是愿意按照“接口”方式，把“统战”路线继续实行下去的。然而西 藏却越来越动荡不安。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首先发生叛乱，并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刚被安排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产生滞留不归的念头。驻藏解放军十八军1958年8月28日一份内部简报中的小事例，则可以反映当时噶厦政府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 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23

这些情况反映出在西 藏搞“统战”存在的一个问题。作为权宜之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不能在西 藏得到可以真正立足的社会基础。共产党革命的基础一向是在底层社会，“统战”却使它无法获得西 藏底层人民的理解和拥护，因为它不能给底层人民指出一个明确的前景——“西 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24。

而“统战”也不能真地争取到西 藏上层的诚意，因为不管如何对上层妥协怀柔，也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与西 藏只维持一个驻藏大臣衙门那种脆弱的“接口”。在现代世界寸土必争的主权体系中，确立和捍卫主权所要做的远比古代的“礼”多得多，即使还是“接口”，也得是能把对方一口吞下的大口。对西 藏上层来讲，数万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西 藏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西 藏统治者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 藏。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 藏的周边和腹心，引起的恐惧是不可能靠“统战”消除的。

在西 藏上层心目中，“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他们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何况共产党进入西 藏，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 藏社会方方面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于传统的西 藏社会都有可能产生整体震荡和深远影响。如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 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 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 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 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这些事都对西 藏上层构成挑战。

1957年，西 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这件事显然更符合“统战”方针，但是会因此助长西 藏上层的气焰，使其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中共的合作，同时也会使底层的“积极分子”心寒，疏离中共的事业；反之，处置打人的贵族，则是对西 藏传统制度的破坏，使西 藏上层更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为中共在西 藏政策的试金石。结果是中共下令凡是当了其干部的西 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25。

北京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统战”并没有换取上层的效忠，反倒失去了争取群众的可能。虽然“统战”被它称为“三大法宝”之一，但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 藏的成本，结果却使它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 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 藏社会的下层对上层依然保持传统的效忠关系，一旦有一天上层社会反目，下层人民就会被裹挟地跟随，形成全民族的反叛。中国对西 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这一点在“西 藏叛乱”中得到了证明。叛乱起于中央政府控制的藏区，首先是在康区和云南藏区开始，然后扩大到青海和甘肃藏区。那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因此1955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扩展到那里。改革威胁到那些地区上层藏人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暴动的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但是为什么本来可以从改革受益的下层藏民也大量卷进叛乱呢？就在于他们脑子里只有藏人和汉人的概念，他们做为藏民族的一员，只能跟着民族上层投入到反对汉人的斗争。藏族社会有政教合一的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藏人来讲，以宗教名义发出的号召，以及僧侣、头人的命令，一般是没人敢于和能够拒绝的。

民族和宗教两面旗，任何时候都只能由民族社会的上层把持。而只要那两面旗不倒，底层藏人就不可能得到有别的选择，他们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不可能分化瓦解，只能跟着他们世代为之效忠的上层社会卷入叛乱。
对此，北京最终的结论是：“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26——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统战”路线的大转弯，从此要把立足基点转移到底层社会，要通过在藏族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去打倒上层社会，以及打倒被他们掌握的民族与宗教之旗。

1959年的拉萨事件及达赖喇嘛流亡后，北京接管了西 藏政权，从此彻底地抛弃了西 藏上层社会。

三、把民族分化为阶级

拉萨的炮火一停，上万名军人、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立刻奔赴西 藏各地的农村牧场进行“民主改革”。工作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西 藏进行了一次囊括全部人口的“划分阶级”。

打破藏民族的一体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如果不是以民族而是以阶级划分人群，哪个民族都有穷人和富人，都有压迫和剥削，就应该是天下穷人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乌鸦。一旦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共产党就不再仅仅是汉人的政党，而成为普天下穷人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从而就有了从民族与宗教旗下把西 藏穷苦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的可能。

工作队最先着手的是引导西 藏老百姓开展“诉苦”，然后是“挖苦根”，帮他们算帐，到底是“谁养活谁？”，引导他们讨论“为什么农民子子孙孙受苦受穷，而农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来就享福”、“藏政府是保护谁的，是为谁服务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问题27。进行这些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让笃信天命的藏人认识到阶级压迫，及那种压迫的不合理。

新的阶级划分与过去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完全掉了一个个──越穷的地位越高。那种颠倒被非常形象地形容为“翻身”。工作队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 “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和动员群众，并以他们作为建立基层政权的骨干。由于那些穷苦藏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引起人们异议。工作队就组织讨论“旧社会谁最有文化”、“谁最了解贫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办事经验，对穷人翻身有好处吗”等28，逐步培养了一个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

获得底层人民支持是需要有实际利益的，那种利益就是剥夺上层社会，把原本集中于上层的财富重新分配，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层人民的感恩戴德，还可以同时摧垮上层社会，消灭其制造反叛的能量。

共产党以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等一系列措施，摧毁了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在民主改革中，原属西 藏政府和寺庙的土地全部没收，上层人士凡参加叛乱的，财产也予没收。按照当时统计，西 藏贵族和大头人634户，其中参加叛乱的462户，占73%29。对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采取赎买政策，即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财产买下来。所有被没收和赎买的土地和财产都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争取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拥护，使其成为同盟，在西 藏却不象在中国内地那样容易。例如在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工作队经常恨铁不成钢地发现，西 藏老百姓的 “阶级觉悟”太低。牧民中的一些最穷者明明是在给牧主当雇工，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宁愿说自己是牧主的儿子、女儿、媳妇、爱人等。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牧工”成分──在新的阶级序列中是地位最高的──他们反而不满地反问：“强迫我承认是牧工是什么意思？”30

西 藏传统社会有一个独特之处：其社会虽然存在着阶级，并且阶级分化达到了相当水平，但就总体而言却很少有阶级斗争。连那些按照“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观所写的西 藏近代历史，都很少找得到关于阶级斗争的描述。西 藏历史通篇充斥的都是上层社会的倾轧，以及藏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斗争。

西 藏下层社会为什么对上层社会总是谦卑与服从。根源就在于西 藏宗教。旧西 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西 藏宗教是讲宿命和来世的。在那种宗教的笼罩下，穷人即使知道自己处在受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也会认为是天命，是前世因缘的报应，而不将其归结为现实的不公。他们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来世，只有在今世服从天命，把苦难当成必要的修行，才能获得神的青睐，批准其来世转生为好命，对现实的任何反抗都是对神意的忤逆，将遭神的惩罚，所以他们的人生态度就是逆来顺受。

在笃信那种宗教者的眼里，即使民主改革能给他们现世的好处，也不能跟“来世”的幸福或报应相提并论。如果他们今生做了“犯上作乱”的事，取了“不义之财”，来世的惩罚要远远超过这一世所占的便宜。所以他们很多人对阶级斗争有疑虑，不但跟随主人一起叛乱，还宁愿与主人一道流亡国外，继续服侍主人。

因此逻辑是这样的：只要藏民族保持一体，中国就难以在西 藏巩固主权，藏民族之所以能保持一体，在于没有阶级斗争，而没有阶级斗争的根源，就在于西 藏宗教。所以，且不说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宗教先天对立，就是出于以阶级斗争发动底层群众、分化西 藏传统社会的具体目的，也不可避免地会把矛头转向西 藏宗教，把它当作 “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去打倒。不打倒西 藏宗教，就不可能把西 藏底层人民从上层社会的精神威慑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敢于做共产党同盟者的勇气，中国的主权也就无法得到在西 藏扎根的群众土壤。

四、西 藏不能没有宗教

如何战胜西 藏宗教？如果仅仅是要消灭它，让西 藏人都成为无神论者，那是做不到的。先不从广义上去谈宗教信仰有多么顽强，仅从西 藏高原的自然环境而言，没有宗教，人也是很难在那里生存的。

西 藏宗教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僧侣宗教，一是百姓宗教。前者深奥无比，非凡人所能了解。后者则没有那样深奥，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与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严酷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是产生其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

西 藏文化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神灵鬼怪，为什么有那样强的宗教需求？而同是从印度传进的宗教，在西 藏又为何变成那么沉重和森严，既不同中国的佛教，也不同印度的佛教？对这些疑问，只有脱离城市文明提供的一切，直接置身西 藏自然环境中，去体会那里的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以及人心之寂寞，才能多少有一些理解，恐惧是其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在西 藏高原那种环境中，大部分地区是无法存在有规模的人类社会的，人只能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狂暴的自然。当人单独面对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时，会产生被“巨大”压倒和被“未知”恐吓的感觉。藏人世世代代在那种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支援的恐慌，经历灵与肉的磨难，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升华出神灵鬼怪的图腾。

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恐惧。“西 藏人生活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焦虑之中，每次身体或心灵上的纷乱、每次疾病、每次不安全或危险的处境都鼓励他狂热地追寻这些事件的原因以及避免这一切的办法。”31恐惧与解决恐惧相辅相成，越恐惧，越急于解决恐惧，而在对恐惧进一步的思考和阐释中，恐惧又会进一步地深化。在无法逃避和解决恐惧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更大的恐惧——明确和有规则的恐惧，那恐惧超过一切恐惧，但是只要服从和依附那种恐惧，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未知的恐惧在心理上造成的重负。也就是说，恐惧是他们生命历程中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经过升华的恐惧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他们必须膜拜恐惧，服从恐惧，以复杂的礼仪祭祀恐惧，才有可能通过对恐惧的顺应，在恐惧的规则和强大保证下，获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脱。这样的恐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有神的性质。西 藏宗教崇拜大量狰狞恐怖之事物的根源应该就在这里。32

因此，西 藏高原的环境注定了藏人不能没有宗教。没有神的指引和支持，人在那种恐惧环境中是坚持不下去的。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有一天所有的宗教都趋向消亡，西 藏宗教也可能会保存到最后。


五、西 藏宗教的问题

自然的严酷和生活的艰辛，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之感，使藏人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来世。“来世”构成西 藏宗教的核心部分，主张人以今世的忍耐和苦行，去修炼来世的正果。而在崇拜恐惧的宗教基础上，对来世的追求往往体现为现世的自虐。西 藏宗教从观念到方法都有不少与人性相背之处，甚至热衷于对人性的扼杀。它鼓动人去做的牺牲，有时非常恐怖。

除了近乎自我摧残的苦行和将生命中大量时光付诸宗教仪式，藏人还必须将自己财富的相当一部分奉献给种种繁复的宗教形式和宗教活动，包括建设寺庙、供养僧侣、举行宗教仪式、朝拜或为宗教义务献工等。达赖时期的藏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92%都消耗于宗教方面的开支33。即使是今天，照有关人士估计，藏人每年的收入也约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那些财富既不会转化成生产性投资，亦不能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千百年来，藏人的血汗就这样不断地耗费与沉淀在寺庙之中。

宗教是传统西 藏一切活动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侣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据梅．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计算，十八世纪西 藏的喇嘛僧人占总人口大约13%，也就是约有26%的男子出家为僧34。而中国藏学家李安宅在1947年对西康德格藏人进行的人口抽样研究中，僧侣所占的比例高达 33.25%35。因此，西 藏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认为是世界之最。36

僧侣脱离社会劳动，终身享受他人供养，既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又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由于喇嘛教禁止僧侣婚育，大量育龄人口出家，导致西 藏人口萎缩，成为传统西 藏社会的问题之一。连西 藏自己的学者，也把西 藏从吐蕃王朝之强大衰败到后来的不堪一击，归于西 藏宗教的原因37。为了解脱宗教之负担，历史上的西 藏王朝甚至有过毁佛灭教，强迫喇嘛还俗之举（如发生在吐蕃王朝后期的达磨灭法）。

对违反人性的宗教，藏人崇拜和服从，与前面所说的藏人对恐惧的崇拜是一致的。但是那不能说他们的人性就是如此。如果只给人两个选择，要么今生一世逆来顺受以换取万代来世在天堂享福，要么永生永世沦落地狱遭受刑罚折磨，底层百姓对掌握着进入天堂之门钥匙的宗教与僧人，是必然要顶礼膜拜的。然而，若是有一天能够推翻那种非此即彼的前提呢？如果出现了另外一个神，更强大，更威严，告诉他们一切都在现世，而现世受苦是不合理的，追求现世的幸福才是最应该的。他们还会愿意继续虐待自己的人性吗？

答案是不难想知的。

六、神界轮回

藏人不能没有神，但是在其崇拜强大的那种宗教基础上，对其原有的神进行置换却是可能的。而实现那种置换的前提之一就在于新神要比原有的神更为强大。

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藏人通过事实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西 藏全部精锐兵力在解放军面前如摧枯拉朽，达赖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1959年，数万武装叛乱者云集拉萨，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从此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得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藏人心目中认可的神，首先在于神能够取得胜利，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并且神应该是要求明确、手段严厉和赏罚分明的。这种心理和思维方法从宗教延伸到藏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为藏人对专制的服从、对受苦的忍耐、对胜者的尊重，以及对敌人的残酷等。毛泽东的强大与藏人在宗教意识上的恐惧感以及被慑服的需求发生了某种微妙契合，因此有了使他们崇拜的对象发生转移的可能。

从北京一边，可能没有从宗教角度认识这个问题，从“翻身农奴”的拥护看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然而事实上，推翻已经被藏人在千年时间奉为神圣的天理，那是不可能没有神的作用的。那是新神把旧神残暴地踩到了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毛泽东体系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其新的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性方面的满足。要知道，无论“来世”的宗教观念如何深入藏人之心，那终究是一种后天的修行和约制，而“趋利避害”是人生而俱来的本能，肯定强于宗教对人的约束，因此有压倒宗教的必然力量。

一旦“皈依”到毛泽东的体系之内，底层藏人以极端的方式去砸烂旧世界以表达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和西 藏宗教的传统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从“平叛”结束到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1960-1966年），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典型特征是影片与画报上的毛泽东从一座遥远且具寺庙风格的城楼上挥动红星军帽——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并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无神论”的口号对西 藏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也需要看到那个潜在的脉络——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是把心中的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毛主席。

那是天地重造，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将与天地共长久，而旧世界将万劫沉沦，永世打入地狱。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以西 藏文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

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造神运动进行分析，其意识形态至上（信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天堂）、对导师和领袖（神）无条件服从和崇拜、政治学习和洗脑（讲经布道）、主张改造世界观（觉悟）、鼓励反省和自我批评（忏悔），严格的纪律（戒条）和残酷的惩罚（宗教裁判），强调奉献与甘愿吃苦（苦行）……大都能找到对应的宗教要素。因此，毛泽东体系并不与底层藏人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当年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具体方式不同，精神实质却和喇嘛教很接近，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没有本质区别。对普通藏人百姓，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 “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份量，能满足西 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革命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尽管当时的统治是严厉的，有极左路线和种种政治运动，但那主要是针对上层阶级，旧西 藏的压迫却是对下层阶级。共产党颠倒了以多数人苦难维系少数人特权的关系，西 藏底层民众可以放心大胆地跟随，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一方面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而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 阶级。那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 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

在底层藏人心目中完成的这种神界轮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曾奋起去摧毁过去被他们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 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 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38的组成部分。然而事实是由于西 藏的遥远和交通不便，汉族红卫兵当时只有很少数量进入西 藏，他们中间即使有人参加砸庙，也只能是象征性的。而西 藏数千座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不是当地人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摧毁。当时进藏的红卫兵大多是在内地学习的藏族学生。他们返回西 藏往往保持着“首都红卫兵”等称呼，那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革命与探家相结合），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 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各地的砸庙随之开始。

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当时的西 藏政权其实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 藏的解放军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 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一片废墟。

这里说西 藏寺庙主要是被藏人所砸，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 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那些行动中，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自己能够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 “来世”，他们本来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的。

1969年，西 藏曾再度发生藏人的武装反抗──当时称为“再叛”，波及四十多个县。达赖方面将其视为五十年代西 藏反抗的延续。实质上二者已经有很大不同。五十年代的西 藏叛乱，底层参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 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1969年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是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那些土地和牛羊恰恰是共产党剥夺旧西 藏上层分给他们的。当时还有一些文化革命过程中的“造反”或“派性”也被定性为“叛乱”，或由于处理不当而被激化为“叛乱”。39后来当局认识到这一点，改变了“叛乱”的定性，动乱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与当时遍布整个中国的派性、武斗等动乱相比，西 藏在那时还应该算是稳定的。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体系在西 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 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 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

七、拨乱反正

毋庸讳言，象对全国一样，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也给西 藏带来了浩劫。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大量过激行为。班禅喇嘛当时所写的《七万言书》对此有不少描写。同样，从班禅的下场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如果那时多少还有一点“统战”意识，也不至于因为一个内部上书抛弃班禅。但班禅被毫不留情地划到敌人一边，撤消了西 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并遭到抄家和群众斗争。“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达九年零八个月之久。另一位西 藏宗教的代表人物喜饶嘉措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县，批斗折磨而死。

遍及西 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教”、“四清”、“一打三反”、“清队”、“社改”、“双打”、“基本路线教育”、“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小班禅”……文革结束之后， 1980年西 藏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提到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40

从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直到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 藏，西 藏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样一个基本论断之上的。不是熟知当时话语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其真正意义。正是由于那个理论，使“民族自治”的原则可以被抛在一边，因为按照那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各民族的革命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就不应该有民族区分。所以，闹民族性就是破坏阶级阵营，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 “亲不亲，阶级分”，不能以民族分。按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要求只能由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西 藏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族干部担任，在总共13个副主任当中，只有4个是藏族干部41。1973年《西 藏日报》公布的西 藏五个地区（包括拉萨市）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只占 35.2%42；1975年，在西 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只占23%43。

对百姓来讲，借文革之风实现的公社化使政权控制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连社员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1966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一千二百余户，到1975年，只剩下67户44。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也都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45。公社化遏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农牧民的生活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提高。根据当时的评估和统计，1980年，全西 藏有五十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的互助组时期，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 藏一百八十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46

在西 藏进行拨乱反正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的舵轮握到自己手中后，不到一星期时间，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在1979年3月在北京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几天之后，提前释放了所有仍在服刑的“西 藏叛乱”参加者共 376 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31号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 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囊括西 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要求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分别为如下六条：

一、西 藏要有自主权，西 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 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 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47

胡耀邦在西 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 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1912年西 藏驱逐驻藏大臣、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 藏、1959年后的民主改革相比。将胡耀邦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五十年代中央政府与西 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 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 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 藏的控制。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有对西 藏的承诺，但既然是西 藏打了败仗后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 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主动给西 藏权利，或是允诺给西 藏更多的好处。

无疑，“六条”给西 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 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 藏讲话之后，从1979年的五亿多元增加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对西 藏的基建投资，也从 1979年的一亿多元增加到1993年的九亿多元48。但是对西 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胡耀邦到西 藏之前，中共中央31号文件就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 藏实际情况的，西 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49有史以来的中央政权都巴不得边疆少数民族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绝对服从甚至敢于抗拒的，似乎是第一次，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这样讲，更是以往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 藏后，又在大会上进一步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50

胡耀邦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问题，但在31号文件转发的“西 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的讲话强调了加强藏文化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加强，西 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为贯彻胡耀邦加强藏文化的精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和开会都得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51。对比历史上统治民族皆想方设法让少数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 藏活佛的转世灵童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52，这种自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做法弥足可贵。

不过对西 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汉族干部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53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很大。胡耀邦的说法是：“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54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出台。当时西 藏共有干部5.5万，其中汉族干部3.1万，准备内调2.1万；有工人8万多，其中汉族工人4万多，准备内调2.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9.2万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 藏回内地55。当时西 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12.24万人56，就是说75%的汉族人口计划在胡耀邦讲话后离开西 藏，后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使得西 藏很多单位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但1980年到1985年，5年之内西 藏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减少了42%。

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让出了上万个干部编制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数万藏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藏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是西 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到1989年，西 藏干部总数中藏族占了66.6%，省级官员中藏族占72%，地级官员中藏族占 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族，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族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族57。

对西 藏的拨乱反正使西 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西 藏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58，而1994 年已经达到903.29元59。1992年西 藏自治区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60。城市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就更大。

落实宗教政策是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到八十年代中期，西 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恢复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革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喇嘛僧人重新被当作“统战”对象，优抚有加。各地到处兴修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有关材料统计，从1980年到1992年，西 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专署，共拨款2.6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中央政府拨款5300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中央政府拨款6406万元，黄金614公斤61。为了促进西 藏宗教恢复，当时的西 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伍精华甚至身着藏装，亲自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并通过电视播放到整个西 藏。

对宗教还存在的一些限制只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几乎不受任何干涉。即使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相当长时间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上放任自流。1984年召开的第二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曾决定西 藏“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62。到1992年，修复开放的寺庙已经是1480 座， 1994年8月的统计则达到1787座。整个西 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94年8月的统计为46400人（其中和尚42500人，尼姑3900 人），达到西 藏总人口2%。藏北索县西昌乡1900多人就有180多个和尚和尼姑63，比例接近10%。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邓小平时代的西 藏政策都已经达到相当开明的程度，堪称共产党进藏以来最好的状态。

八、走下神坛

但是在最好的状态下，西 藏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离心倾向和社会不稳定。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街头抗议示威，到 1989年 3月7日为止，十七个月内拉萨共发生18次示威骚乱，对抗烈度不断提高，一直升级到打砸抢，开枪和流血，最终导致1989年3月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整个戒严期长达419天。西 藏问题在这个时期也越来越国际化。西方社会对中国西 藏政策的指责越来越广泛，似乎中国在西 藏政策上不是进步反而是退步。国际关系中西 藏也成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而达赖喇嘛则被推上国际舞台的中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对此简单地看似乎难以理解。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着手分析。拨乱反正对俗世西 藏自然是好事，但对藏人的神界意识而言，却是破坏了原来毛泽东体系在藏人心目中神的地位。按照藏人的神界意识，神必须是明确的和完整的。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共产党和彼时的共产党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往往难以对藏人讲得通。他们认为神不应该有错误。他们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酷，无端地对人施加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而那时，对其往日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算帐了，也就必然会向其要求更多的认错和补偿了。

以政府拨款修复被毁坏的西 藏寺庙为例，藏人不一定为此领情，反倒会把这种拿钱看作是承认西 藏寺庙是政府和汉人毁坏的（那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西 藏流亡者的标准说法），是为犯下的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和赞许的。

允许并且促进西 藏宗教重新恢复，目的原是在于希望换得藏人感激。然而，宗教既是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当年因为新神出现而要他们去毁灭旧的宗教，他们可以接受并积极地参与。但是等他们毁了旧的宗教，砸掉了寺庙，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神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旧的宗教要恢复，寺庙也要重建。可以想象，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的藏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是可以用拨款修庙换得感激的吗？

这也是促使传统宗教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那些过去反对过传统宗教、砸过庙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 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出于对那惩罚的恐惧，他们一是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这样的人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重修寺庙中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一些藏人官员也在为自己的过去进行“洗刷”，他们的表现往往是扮演民族代言人，挑动民族情绪，对抗上级指示，以及排斥汉人等。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 藏民族的一体性，使得西 藏下层社会摆脱上层社会的控制，成为共产党政权在西 藏的基础和同盟。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上层人士重新成为“统战”对象。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又被请进人大、政协，59年担任西 藏叛军司令的拉鲁（79年释放），现在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64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是从“治藏”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会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已经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西 藏封闭的环境使以往当过乡村干部的资历留不下什么优势。据西 藏党委组织部的调查，过去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在西 藏西部牧区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65除此之外，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西 藏普通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藏北丁青县一位在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九、结语

回顾历史，毛泽东时代中国在西 藏的主权之所以稳定，关键一点就在于把一体的藏民族分化成了对立阶级，从而打破了民族隔阂，使占人口多数的底层藏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在于毛泽东的体系能够与西 藏传统宗教进行置换，从而才使底层藏人敢于与其束缚性甚强的传统进行决裂。

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路线，恢复了西 藏传统宗教，重新实行对上层的“统战”，一方面大大改善了藏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就失去了对藏民族的分化，使其重归一体。此时若是中国仍然象过去那样保持着封闭，藏民族的重归一体可能也无问题，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使西 藏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会简单地重复过去。但问题就在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国际条件、西方态度、苏联解体等都会成为对西 藏影响至关重大的因素。而放弃阶级斗争，又没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替代，让出的空间就只能被西 藏传统宗教和现代民族主义占领。当年之所以从“统战”路线转到阶级路线，就是因为宗教和民族两面旗只由民族上层掌握，外族人插不进手。而现在，掌握着宗教和民族两面旗的恰恰是达赖喇嘛。宗教上，他有最高精神领袖的天然地位，民族主义方面，他也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象征。当藏民族重新在宗教和民族之旗下凝聚为一体时，藏人内部能够对抗他的力量是基本不存在的。

无疑，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讨论不意味不该改革。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必然性上，改革都是完全需要的，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在中国的整体改革中只有西 藏继续保持毛泽东的一套。毛时代有其特殊条件，是别的时代不可模仿的。导致毛当年“成功”的条件如今既不可复制，也不会再现。因此，解决西 藏问题，必须要寻找新的思路。

1998年12月 北京

1 从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 藏派驻“驻藏大臣”，到辛亥革命185年间，共任命正副大臣173任次135人（有人被任命两次，其中23人因不同原因没有到任）
2 《联豫驻藏奏稿》，西 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89。
3 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在其奏稿里这样谈到当时译员的情况：“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
4 《卫藏通志》卷九，页315。
5恰白．次旦平措等所著的《西 藏通史──松石宝串》（西 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779-786页载有全文。
6 《二十九条章程》中有十八条是与驻藏大臣代表清廷在西 藏拥有的权力有关。分别以一句话概括列出：第一条、认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 藏主要活佛转世灵童；第二条、管理西 藏的进出境；第三条、监督西 藏造币；第五条、任命军官；第六条、藏军兵饷由驻藏大臣发放；第八条、审查达赖、班禅的收入和开支；第十条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处理西 藏行政，所有西 藏僧俗皆需服从驻藏大臣；第十一条、任命西 藏地方官员；第十三条、驻藏大臣每年两次出巡西 藏各地及检阅军队；第十四条、负责外交；第十五条、确定边界；第十八条、决定各寺院的活佛人选；第二十条、决定税收；第二十一条、决定免役；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控制宗教界串联交往；第二十四条、控制和提供交通条件；第二十五条、处置罪犯。
7 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
8 《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 页17
9 《联豫驻藏奏稿》，西 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7、48。
10 《联豫驻藏奏稿》，西 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6。
11 把《十七条协议》的每一条以一句话概括，为：一、西 藏属于中国；二、西 藏同意解放军进藏；三、西 藏自治；四、西 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五、六、恢复班禅地位；七、维护西 藏宗教；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九、发展西 藏教育；十、改善西 藏人民生活；十一、中国不强迫西 藏改革；十二、对西 藏官员不究既往；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十四、中国掌管西 藏外交；十五、中国在西 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 藏所需的经费；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12 相当于县。
13 陈竞波，《西 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载《西 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 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 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页121。
14 陈竞波，《西 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载《西 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 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 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页120。
15 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09。
16 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赵慎应对当时张经武护送达赖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到达泊龙泥石流塌方地段，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泥石流区的山坡上，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手持红旗，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筑成一道人墙，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区时，年已半百的老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年轻的达赖喇嘛左边靠山一侧，保护着、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张经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搀扶达赖，他们紧张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过了乱石隘路。”
17 在吉柚权的《西 藏平叛纪实》（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描述邓小平当时有些夸张地指示西 藏工委联络部长徐淡庐：“达赖、班禅住的这两个地方，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由你负责。”
18 《新华月报》，1952年12月号，页11。
19 西 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 藏革命史》，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03。
20 《中共西 藏党史大事记》
21 西 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 藏革命史》，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06；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26。
22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43。
23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 藏纪实》 ，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页476
24 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现代西 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20
25 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现代西 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188
26 西 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 《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 藏民族问题的部分论述》
27 《西 藏的民主改革》，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14-315。
28 《西 藏的民主改革》，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10。
29 《西 藏的民主改革》，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6。
30 《西 藏的民主改革》，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33。
31 图齐等，《西 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218。
32 西 藏宗教一个奇特之处也证实以上的结论：它的神在很多情况下都显得极为狰狞。尽管那些神并非恶神，他们的形象却往往总是青面獠牙，怒目圆睁，手里拿着数不清的凶器，脚下踩着受尽折磨的尸骨。例如观世音菩萨，在内地佛教中是以极美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西 藏宗教中，却往往被表现为被称作“贡保”的凶相──一个黑色巨人，一手拿着个头颅，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做的项链，脚踏一具死尸。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 藏王臣记》中，负有在西 藏兴佛教之使命的第一位藏王，其形象是“长有往下深陷的眼皮，翠绿色的眉毛，口中绕列着螺状形的牙齿，如轮支那样的手臂”。这种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的神，在藏人的审美意识中，显然代表着威严、强大、无所不能和说一不二。正因为他们能以恐怖主持世间事物和裁决正义，因而才更值得信赖。
33 “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34 梅．戈德斯坦 《喇嘛王国的覆灭》 页23
35 李安宅，《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70。
36 同样是佛教居支配地位的泰国，出家为僧者只占男性总数的1%-2%
37 拉巴次仁、罗布次仁 《宗教、历史与民族精神》 载《西 藏青年论文选》 页232
38Pierre-Antoine Donnet:《西 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0。
39 西 藏军区阿里军分区1975年编的一份宣传材料上，有一篇表扬改则县中队“平叛”事迹的文章。其中所提到的“叛乱”，有的是提出“要三自一包”；有的是保被罢官的中共干部；还有的是成立“造反组织”。（《世界屋脊上的英雄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 藏军区阿里军分区编，1975年，页112-121）
40 《全区落实政策工作会议纪要》，载《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121。
41 谭．戈伦夫，《现代西 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77。
42 《西 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 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 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268。
43 《西 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 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 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288。
44 《西 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 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 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390。
45 《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212。
46 郭锡兰1980年6月3日在党委二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97。
47 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15-32
48 《西 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0，109；《西 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中共西 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表4-15、4-16。
49 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3-4
50 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21
51 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 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 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二集）页89
52 黄慕松在他的进藏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余意政府整理佛教，必先令高僧转世之小童，学习汉文，成年时考试及格，始准其承袭，斯亦统治上之要道欤。”（《使藏纪程》页50）
53 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30
54 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29
55 《西 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见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 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51。
56 《当代中国西 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57 张仕荣，《西 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见《西 藏青年论文选》 页161。
58 《当代中国西 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42。
59 《西 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8。
60 孙勇等，《西 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22。
61 刘伟，《西 藏的脚步声》，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94，253。
62 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 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 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一集）页20
63 白玛朗杰 《现阶段西 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见《西 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64 《人民日报》驻西 藏记者刘伟在他的《拉萨骚乱纪实》记录了一些拉萨人的在89年拉萨骚乱后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 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
65 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 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 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0156.html Mon, 07 Apr 2008 21:04:38 GMT (转帖)一起案件一个判决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0149.html

请你告诉我：判决公正吗？                 

 

4月3日法院开庭，判胡  佳（身份证用名：胡嘉）"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没收胡佳的笔记本电脑、无限（线）上网卡、无限（线）路由器、ZTE中兴调制解调器、上网卡、写有"蔡楚"邮箱的A4纸和小灵通。

 

宣判结束，几经挣扎抗议，我最后获得了自己走路的权利。国保警察把我放在八宝山地铁站出口的街道旁，一群认识及不认识的朋友跑来见面。许多人问我"判决公正吗"？

 

我想问天下人：如果是你的家人，在被长期软禁在家的情况下，因为写了五篇文章、接受了两个采访，就被法院判刑三年六个月外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公不公？

 

我想问胡锦涛主席和主持司法工作的各位领导：在宪法首先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条款下，一个长期被非法拘禁的公民，因为写了五篇文章、接受了两个采访，就被法院判刑三年六个月外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体现了"法治精神"吗？体现了"司法公正"吗？

 

法院认定的"罪行"、"人证"、"物证"

 

我反复仔细阅读法院的判决书。（里面有几个错别字，如"其间"应该为"期间"，"无限"应该为"无线"等。）法院认为"被告人胡嘉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采用书写文章在互联网上和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发表煽动性言论的方式进行造谣、诽谤，煽动他人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应予惩处"。胡佳被指控犯罪的文章是：

 

l         《赶上民主列车时 东亚睡狮猛醒日》，内容是2001年胡佳发给朋友的私人信件，标题不知是谁加上去的，法院没有采用这篇文章。警方质问胡佳及收信人王力雄时，他们都由于所隔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

l         其他被法院认定并用于定罪的五篇文章是：《林牧老先生于今日下午14：00前后过世》、《郭飞雄和江伟与〈沈阳政坛地震〉》、《一国无需两制》、《中共十七大之前 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和《国庆及十七大来临 警方连续侵犯公民权利》。

l         被法院认定并用于定罪的两篇采访是《胡佳谈高智晟律师被绑架前后的情况》及《向专制的体制发起和平的挑战》，据称胡佳接受了录音采访，内容为对方所编辑，题目为对方所加。

 

言 论自由受我国宪法及国际法保护。胡佳的言论不但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反而帮助缓解了部分人群与政府的矛盾。如：有访民曾表达如果没有胡佳帮助传递他们的蒙 冤案情文件，他们只好自杀或爆炸同归于尽。再者，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公民有权对政府官员和某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进行批评。退一万步讲，"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 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因为你不喜欢一个公民的言论和尖锐批评，就先把他非法拘禁几年，然后再把他关到大牢，法院难道是用来干着个 的吗？胡佳的这几篇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建议每个读者都亲自读一读。

 

法院所采用的证人证言是：

 

l         曾金燕，证明胡佳用自己的白色电脑上网；

l         腾彪，证明认识胡佳并见到胡佳在网上发表了文章；

l         齐志勇，证明认识胡佳并知道胡佳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也知道胡佳把文章发到编辑蔡楚的邮箱里，并听到警察给齐志勇的录音声音是胡佳的；

l         叶明华，证明胡佳曾经给他打电话问他的父亲叶国强被公安机关拘留一事，也证明胡佳打电话告诉他已经就叶国强被拘留一事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博讯网"上。

 

在此我只想提醒各位，胡佳被羁押时，我被非法软禁在家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便衣警察非法住到我家并对我说："不配合就连你一起抓"；警察反复找我做笔录，并以"不配合就把你带走，然后格外开恩让你三个小时喂一次奶"；最后我在2月12日接 受了警察的询问笔录，内容如上所言。胡佳被羁押后，腾彪被警察多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威胁要求配合，被没收护照，被便衣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两天，并经 常被软禁；齐志勇被便衣警察强制带离北京一个多月的时间，随后被软禁；叶明华的父亲和堂兄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形式拘留，目前取保候审在家，他的叔 父叶国柱至今还在监狱服刑。

 

    再现了法律尊严吗？遍，并问法官是否已经考虑这些因素。法官做了一段从这些所谓的"证人证言"里，难道就可以得出胡佳有罪的结论吗？再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我想问世界各地从事法律工作的各位，尤其想问中国司法工作者：采用被绑架、被软禁、被挟持的证人证言，公正吗？体现了中国政府官员对胡佳案的回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再看法院所采用的物证：

 

l         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监控中心出具的：每篇文章发表及被转发的域名和网页链接信息、网站服务器信息、文章被点击次数信息、回复信息；

l         北京市网络行业协会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08）鉴字第1号-补充《司法鉴定意见书》，内容为从胡佳的电脑里提取的数码照片和网上的照片相同；

l         公安机关出具的：从国际互联网上下载并由胡佳签字的文章；

l         公安机关出具的：号码为86000663的小灵通；

l         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书证，证明小灵通的使用者是胡佳；

l         公安机关出具的：胡佳的身份证明及被捕经过。

 

我想问大家，这些物证，证明了什么？证明了胡佳颠覆这个国家政权？

 

    胡佳和家人的意见

 

最后看法院所采取的胡佳在3月18日的陈述："被告人胡嘉在法庭审理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予以供认"。4月3日开庭宣判总共20分 钟左右，胡佳除了回答法官自己是"胡嘉"，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对律师点了个头，肢体语言上再没有其他的表达，他甚至没有看到家人。旁听席上除了我和母 亲，其他都是些家庭主妇、学生以及陌生男子，我还看见一个男子睡着了。宣判结束时，我看见胡佳转身，神情漠然地要离开，我叫他的名字"胡佳……"，他离我 一米左右，却没有听见我叫他，被法警押走了。

 

胡佳承认那些文章都是他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胡佳有罪。没错，胡佳署名公开发表文章，全世界有目共睹，他是在履行宪法赋予他的言论自由权。法律也赋予公民在审讯中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胡佳是人，不是刀枪不入的神仙。他被羁押的第一个月，几乎每天晚上被提审，每次持续6-14个小时，白天他还要参加看守所的活动，如每天上午6点-12点是"坐板"时间——即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所谓的审讯，根据国保警察对我的叙述，大部分时间是对胡佳"进行说服教育"、"让他转变思想观念以早日回归社会"，这是输灌还是洗脑[1]？他见不到任何可以给他支持与帮助的亲人和朋友，也几乎没有放风的机会。这种极度疲劳并可能严重危机健康的情况下，他还有能力表示抗议吗？疲劳审讯、剥夺睡眠及放风机会，都是违反看守所规定的。

 

宣判结束后法官问我们家属有什么问题，我把胡佳被非法拘禁、被不人道对待等事细说一遍，并问法官是否已经考虑这些因素。法官做了一番解释，大意是法官的职责是根据控辩双方的陈述来做宣判，我提的这些事情，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我 坚持要自己离开法院，国保警察不准，态度也不好，有人还非常蛮横，但总体上算是有克制。我说："法院是保障人类尊严的地方，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地方，在这里 你还要非法限制我的自由吗？"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坐国保警察的车走。我悲哀地对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中国的法治不落到实处，我们的情况无 法改善。一个处级国保警察马上对我大声说：所以你们要颠覆政权……我说那可是你说的话，我要的是法治落到实处！

 

胡 佳同意律师作无罪辩护，但是他希望尽快结束程序，尤其不希望他的案子牵连别的人（我想他可能指的是滕彪律师，他们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被多次质问）。他对 李律师说哪怕只是提前一分钟回家也好，回家抱我们的小宝贝。看守所里还发生什么事情，他不说，我们不知道。有时我也不敢说话，因为害怕更进一步的报复。他 们可以不打胡佳，但是用许多方法让他痛苦。而这只会更严重地伤害他的健康。作为家人，我希望他能从健康角度考虑，保重自己。

 

我 很恐惧，在被威胁"不配合就连你一起抓"、"不配合就把你带走，然后格外开恩让你三个小时喂一次奶"时，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怎么办？当年竞争奥运主办城 市时，北京输给悉尼，胡佳流泪了。现在中华民族终于能举办奥运会了，胡佳很高兴，但他不希望这是践踏人权的奥运，不希望是建立在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痛苦上 的奥运，他希望是真正荣耀中华的奥运，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批评贪官污吏，提醒当局改善人权，他却因此身陷大牢，我又痛心又失望。但无论如何，我会尽一切努 力，保护我的家庭，尽一切的可能，让胡佳早一天回家。

 

谁可以见到胡锦涛主席？如果见到主席先生，请帮我问一问他的看法，胡佳的案子，究竟判得公不公？ ...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30149.html Mon, 07 Apr 2008 20:04:54 GMT 纪念林昭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29179.html
本月29日是林昭被害40周年，相信许多人会到苏州木渎镇灵岩山安息公墓，为林昭扫墓。

独立制片人胡杰先生制作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在你的Tube上面很容易找到，文字信息在网上就更加方便找到了。... ]]> http://runlikewind.ycool.com/post.2029179.html Sun, 06 Apr 2008 16:04:46 G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