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份以来，群众连续到省市有关部门反映潢川县公安局阳晓东涉嫌违法犯罪问题，有关部门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于7月25日对阳晓东采取了“两规”措施。阳晓东在“两规”期间，于8月1日凌晨6时许脱逃。阳晓东被“两规”后，群众对其举报信件成倍增长，有些群众甚至燃放鞭炮。

　　关于阳晓东于2008年3月举报该县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邬某某问题，记者了解到，信阳市公安局纪委会同潢川县纪委对举报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对邬某某分管的刑侦工作进行了相关调整，阳晓东所反映的问题目前正在进行深入调查。

　　在信阳市检察院采访时，该院副检察长黎卫国向记者介绍，根据群众举报和前期调查，市检察院指定商城县检察院管辖此案，目前，商城县检察院以涉嫌徇私枉法罪正在对阳晓东立案查处。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记者还了解到，待此案调查终结后，办案单位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案件的全部真相。(

深圳企业来招工
    据我的父母转述，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文革结束前，爷爷终于把我父母“赶”出家门，只每人给了一只碗。爷爷的理由有点冷酷无情：各自逃命吧，聚在一起都是个死，能逃出一个是一个。
    父母无家可归，便占踞了生产队的窑洞里临时安顿下来。这窑洞以前是生产队养牲口的，后来牲口都没了，于是废弃。未几，窑洞里便多了一个婴儿我。
    我出生没几天，就发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大事。天地同悲，地动山摇，人间哭作一团，老家也没能幸免。人们聚在每日向毛主席汇报行程和想法的“请示台”前，祈求他老人家保佑苍生。
    有一日突然余震，父母仓惶而逃，根本没想到他们已经有一个孩子，不再是两个人了。
    惊魂初定，母亲想起来我还在窑洞中，于是一路狂奔回去，扒开洞口的土块一看，洞里倒安然无恙，我，没有死。
    但不死并不意味着就能好少。营养不良、贫血，种种毛病一直伴随着我。甚至过了我上学的年龄，父亲都没想起应该让我去报到。
    9虚岁那年秋季开学，很多小时候的伙伴去学校报名，我也跟去凑了个热闹。回来对父亲说我也报名上学了，父亲一听，哟，是该上学了，于是给我买了一支铅笔和作业本，算是全部家当。我一直不用书包，就是这时候落的根。
    在我读书过程中，钱一直不是问题。小学一到三年级免学费，四五年级每学期5毛，初中每学期5元，高中每学期15元。
    不过父亲对我的读书不报希望。他自己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等到跟我母亲结婚之后，头脑突然发热，跑去读初中一年级，结果根本跟不上，于是作罢。
    直待我每年都拿个三好学生的奖状回来，他才觉得孺子可教，有点重视。但我老生病，所以上学总是有一搭没一搭。这让我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不想去上学就说病了。直到高中的时候，天天想着种蘑菇，也不思上课。有些课不想上，就从后门偷偷溜走，老师也不管。
    1986年，我小学二年级，老师说要清除精神污染，大家要学少年英雄赖宁和雷锋。于是我和同学去挖泉边的淤泥——这要是实打实的民生工程。结果，一位小伙伴一不小心将铁锹飞了起来，正好铲在我的左眉上面一点点。
    虽然不敢回家，但妈妈最终还是发现了。吓了一跳的她，当时最担心的是我一旦破相，将来讨不到老婆。但事已至此，却也无可奈何。
    小学三年级那年，我家在村里倒数第二家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对母亲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处。“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日子了！”
    但我们家一直吃粗粮，一直吃去年的粮食，妈妈硬把新粮放成陈化粮才吃，她也不卖粮——被饿怕了。
    突然大家都开始做生意，爷爷以前就走村串户卖小东西，父亲也弄了几包烟摆在门口，算是也做起了生意。
    父亲在村里第一个敢于贷款买了磨面机，四面八方的农民都挑着粮食来我家磨面。这其中就有一位叫小泉的外村小孩，那时候只有一点印象。后来却在杭州相认，原来他也考上了大学，在杭州工作了。
    到1989年我上初中时，家里不仅盖起了房子，搬离窑洞，甚至我手头还有了零钱，成为少数不愁钱的学生。
    1991年，“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开始了，爷爷因为做小生意，被叫到乡政府去办学习班。吓傻了的母亲说：“看看吧，还是粮食来得踏实。”
    1992年，我考上了省重点中学，到县城上学。一进城就听说深圳那边的企业来招电子工人，只要年轻女孩子。有人私下里说，不是刚刚说深圳的路走错了吗，现在政府又帮他们招人，还是年轻的女孩子，谁知道招去干什么。
    但“社教”很快就结束了。高三那年，终于其他同学都准备高考了，落下我一人在研究怎么种蘑菇，思之无味，于是报了文科班，苦读一年。最后考了个“县状”——我们县的文科状元，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
    录取前的暑假，我帮家里干农活，结果在一个山坳里掉落沟中，索性躺在沟底睡觉养神。村里一个中年汉子经过，叹道：“这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还好，我考上了，到现在为止，这是村里惟一的重点大学的学生。在此前一年我堂哥经过五年复读，考上了天水师专，这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想象中的“南方”
    大学宿舍里总共四颗人，其中一个是南方来的“尹大脚”。那时一直觉得他是南方人，现在看来，连云港其实算是北方。
    尹大脚是个复读生，不敢报考南京大学，就报了兰州大学。报到之后不停地报怨，说西北如何落后，兰州大学如何不堪，南京大学如何之好——开始的时候耐着性子忍着，后来就火了，请他回去上南京大学去。
    “我学习差，考不上呀，只好来上这破学校！”尹大脚毫不羞耻。
    我在大学里一下子面临的不适应，不是管得太松，而是太紧。高中的时候，我除了会考，平时考试都不参加，考好考坏都无所谓。但在大学里，第一学期就被抓了三门课补考。
    “大学怎么还考试？怎么连高中都不如？”春节的时候收到补考通知单，我都跳起来了。
    但尹大脚只觉得管得太松，只怕荒废了这四年光阴。他每日晚上去占位子上自习课——我从来没这习惯，有一回实在忍不住了，也跑到上自习，结果九点多就睡着了。从此再也不去装模作样——反正中文系的人，在哪里都是看小说，躺在床上也是上自习课。
    我这个突击一年成为“状元”的学生，只觉得考试好没劲。但继承了高中时期养成的良好传统，经常溜到其他系去旁听，连微积分都懂了些。
    面对我如此不堪的成绩，尹大脚语重心长地跟我谈过一次话，讲他们在高中时代，一个月才能回一趟家，“圈养”的。
    “原来你们的高考成绩那么好，是这么弄出来的呀，我还以为是教学质量多好呢？”一听尹大脚的介绍，我立即对南方学校所谓的教育质量产生了怀疑，那只不过是作题作出来的。就如同我高二一年没怎么上数学课，高考数学却得了满分那样，都是高三那年狂做数学题的功劳。
    大二的时候回母校看望复读的高中同学，却被校长在门口当场逮住登记班级和姓名——原来，学校全面向南方学校学习“圈养”式的教育，以提高高考成绩。校长误以为我是迟到的学生。
    我那自由散漫的高中生活，后来者再也享受不到了。
    1999年，我以全班60人中总成绩倒数第二的成绩光荣毕业。说是光荣，因为系里向学校报送毕业成绩的时候才发现，朱永红有一门课拖了三年都没考过去。
    得感谢兰州大学的宽容，系主任当即决定出一套题让我单独在系办公室考试。据称真实成绩是20多分，但系主任给了60分。
    但我的实习成绩算是很好，尤其在北京“中国质量万里行”做了几篇有点全国影响的稿子，所以有很多来学校要人的单位都相中了我。包括一个省厅的厅长，想让我做他的秘书。跟我谈了三次，我都铁了心想做记者，而且是去南方。最后他说，他其实蛮喜欢我这种做法，他支持我，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以后尽可以找他。
    这时候犯了中文系的学生经常有的毛病，因为泉州是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所以我决定去泉州晚报——这个城市没有日报，晚报就是党报。

南北冲突
    去泉州市委组织部报到的时候，工作人员偷偷问我是哪个领导的“关系”，我一下子就蒙了。反映过来之后有点愤愤然：“我是你们去学校招来的！”
    很快就有冲突了。一帮子外地生源的大学生到了这报社，与讲闽南话的传统氛围构成很严重的冲突。有时开会，大家都用闽南话的时候，我们一帮外地员工就离会。
    这与社会上一模一样。当时闽南地区的外地打工者非常多，向报社投诉本地人的也很多。我们出门乘车，有时都被多要钱——就因为讲普通话。而讲普通话的都是外地打工仔。
    与报社一位快退休的老同志聊天，说到毕业后的去向，我提到了那个厅长秘书的职位，他觉得大惑不解：“你骗我吧，有这样好的机会你不去，来报社？”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那位厅长后来有次到泉州开会，专门找我聊天，看我工作得怎么样。
    中国生人一见面，就会问“尔系何方人氏”。一遇到这种问题，我开始说兰州拉面的兰州。后来觉得不确，我是天水人，于是说甘肃。
    “甘肃在兰州吧”，或者“甘肃在陕西吧”，遇到有一问，我会说你肯定去过，不然这么清楚；遇到后一问，我会说，很近，陕西过去就到了。
    有人问为何这么远来工作，我知道他们只是好奇，于是回答招生的时候就是全国各地，毕业了，我也出来见见世面。
    东南亚和我国台湾有非常多的闽南人，尤其是泉州人后裔。泉州人对内地，包括上海和杭州都不觉得是好地方，他们的眼光全在向外。
    这期间，带了一个印象很深的实习生。倒不是他文字多好，而是非常强烈的冲击感和突破能力。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只需要把握好一件事：我是个内敛的人，而你太过奔放，注意不要走上歧路。
    2002年，华东一家都市报有一个中层管理岗位需要人，应聘成功。干了一年，觉得无趣，突然想起小学一年级课本上那篇文章：“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飞舞；海南岛上，到处盛开着鲜花。”
    于是决定辞职去看看海南。
    到了那里，果然一片鲜花，满街都是阳光。公交车上有人讲海南地方话，便被人斥责嘲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这与闽南正好相反，“大陆人”在这里很强势。
    不过，此地经济太差，不宜久留。正好《南方都市报》需要人手，于是去这里做记者。
    一起进去作见习记者的还有一位南京一家都市报的中层干部。可能有些人觉得大材小用，但其实不然。经过打听，果然报馆里曾经还有一位见习记者，原来是一家省会都市报的副总编。因为觉得无聊，便辞职到南方都市报来作记者。后来这位先生写了名震天下的《公民孙志刚之死》，深为叹服。
    集团里还有一位科学记者，生物学博士出身，据说在美国参加过艾滋病疫苗的研究。相比之下，做过中层干部算个甚。
    这是2003年，在泉州带过的那位实习生应聘到《南方日报》地方记者站工作。有次他给我打电话，约好有空聚一下。但终因不在一个城市，没有见面。
    后来，南方报业集团和光明日报集团创办《新京报》，我便离开广东北上北京，毕业后第一次回到北方工作。
    不过，2005年我又回到南方，决定在杭州定居，了却残生。
    弟弟大专毕业后步我后尘，决定在海南定居，妹妹则远赴新疆，自此三兄妹天各一方。从地理上讲，甘肃是中国的几何中心，父母倒正好在中心位置，我们三人回家的路程也还都差不多。

“实习生”毕业三年做了党报执行总编
    去年，广东一家地市级党报创办都市报，需要人手。一位《都市快报》的朋友前去应聘。总编跟他谈完话后问：“你自杭州来，可知朱子一否？”
    这朋友说：“何止认识，我跟他是哥们！”
    “我是他的实习生。”总编说。
    这朋友大惊，回来一说，我一打听，果然是他。
    此人2003年毕业，2005年升任《南方日报》一地方分社副社长。
    这段时间正是南方报业集团快速扩张的阶段，包括《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均在珠三角各城市创办地方版，对地市级报纸造成强烈冲击。其中“实习生”所在城市虽然和温州相当，但党报居然出现经济亏损。
    当地党委决定走险棋，将当时刚刚毕业三年的“实习生”挖来做执行总编。一年之后，这报纸赢利2千多万。再一年，决定创办一份都市报，于是有了《都市快报》的朋友前去应聘的故事。
    去年粮价升得比较快，有次父亲在电话里说起来，母亲又准备要种4亩麦子。“种这么多干什么，怎么说了好几的，还种这么多？”
    “你妈就这样，闲不住，老怕挨饿。家里的存粮都生虫子了，都舍不得卖。”父亲跟我“告状”。作为长子，我现在对家里的事情有比较大的发言权。说服不了母亲的时候，父亲就会向我“告状”。
    但每次给母亲打电话质问，就会得到支支吾吾的回答，或者“又是你爸爸骗你的。”
    两年前，父母到上海、杭州、海南逛了一圈，两个月时间。“见识了人间天堂，死了也足。”
    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从小就看明信片上各个城市的风景，决计花一生的时间去看风景。应该谁都有过这样的梦想，但只有在这个时代，我这样出身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可能。趁着工作之便，我几乎逛遍了中国各省。
    更早的时候，父母倒是出过一趟远门。那是在1974年，我爷爷的弟弟当兵复员后在新疆一家企业做工人，父母饿得不行，前去投奔。路上花了一周多时间终于到了新疆，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老家。不久，就发生了父母被爷爷从家里“赶”出来的事情。

鉴于“7·19”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事件中，孟连县委、政府负有主要责任，普洱市委、政府负有领导责任。云南省委、省政府对相关责任人作出5条处理决定。

第一、给予原孟连县委书记胡文彬同志撤销省委候补委员职务的处分。胡文彬同志作风漂浮，工作失职，导致孟连县胶农与橡胶公司的利益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将群众利益纠纷错误定性为农村恶势力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个人长期使用橡胶公司提供的豪华越野车，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管辖区内发生“7·19”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恶劣政治影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给予胡文彬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二、对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同志给予责令辞职的问责。谢丕坤同志作为一线指挥者，对形势研判不准，时机选择不当，工作方案不缜密，组织指挥不协调，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势态估计不足，最终造成严重后果。根据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给予谢丕坤同志责令辞职的问责。

第三、对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同志、市委副书记、市长沈培平同志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问责。高旭升同志7月2日主持召开市委第39次常委会议，做出了同意孟连县委意见的错误决策。沈培平同志在市委决策时提出，调动警力的事不要报省里了。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责成高旭升同志、沈培平同志向省委作出书面检查。

第四、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由云南省、普洱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

第五、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7·19”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管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徐元锋）

省委委员中的“县官”们
 
 重点县（市）委书记进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这是中央对基层干部进地方党委领导层的要求。目前，以下地方党委委员有“县官”，他们“百人挑一”。
 
 内蒙古区委委员达喜扎布(鄂温克族，鄂温克自治旗委副书记，旗长)、莫日根布库(鄂伦春族，鄂伦春自治旗委副书记，旗长)，占2/75。
 
 江苏省委委员张国华（昆山市委书记），占1/85；省委候补委员朱民阳（江阴市委书记）、李连玉（邳州市委书记）、李茂川（丹阳市委书记）、李卫平（涟水县委书记）、陈惠娟（如皋市委书记）、卜宇（仪征市委书记）、唐铁飞（灌云县委书记）、莫宗通（沭阳县委书记），占9/15。
 
 云南省委候补委员唐文祥(瑶族，丘北县委书记) 、叶翠萍(女，河口县委书记 ) 胡文彬（孟连县委书记），占3/14。

 河南省委候补委员穆为民（巩义市委书记）、蒋美兰(女，夏邑县委副书记，县长) ，占2/17。　　　　　 　

 辽宁省委候补委员李宇光（海城市委书记）、杨卫新（双台子区委书记），占2/15。
 
 河北省委候补委员许德茂（曹妃甸工业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亮（辛集市委书记），占2/15。

 山西省委候补委员王树新（高平市委书记）、李良森（孝义市委书记），占2/13。
 
江西省委候补委员王晓峰（井冈山市委书记，市长），占1/13。
 
湖南省委候补委员谢志雄（冷水江市委书记），占1/15。
 
福建省委候补委员杨益民（晋江市委书记，市长），占1/14。
 
新疆区委候补委员关桂珍(女，锡伯族，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副县长) ，占1/14。

自诉

举报上级渎职遭报复

帖子叙述，2008年3月以来，阳某某撰文两篇至河南省、市、县各级部门，反映该县公安局副局长及局内多起渎职犯罪行为。虽有调查组进行调查，且有一定眉目，但调查组半途突然中断了调查，并以“领导安排暂时不查其他案件”为由，中断了对其举报情况的调查。

帖子中叙述，7月25日夜11时许，在阳某某与领导谈话期间，突然涌进10余人声称要将他“双规”。阳某某称，8月1日，他从当地逃走，8月2日发现县公安局对他的网上通缉，8月3日以来发现黑恶势力及被举报领导所派的人奔赴上海、北京等地对他进行暗算。

12篇“日记”细述逃亡辛酸

在帖子中附有7月26日至8月6日的12篇“逃亡日记”。“逃亡日记”从7月26日下午6点开始，从被拖进大巴后带到山区说起，直到阳某某逃亡的第6天……8月6日，他回到了县城，看到了全副武装的警察，看到了家里已被戒严，不知该往何处的他毅然离开，以及日记最后的诗——“给亲爱的战友”。

在“逃亡日记”中，阳某某除叙述逃亡生活外，还细腻地描写了其真实的内心世界，有对人生的思考，有对家乡及亲人的思念。写给妻子的诗中带着安慰、带着坚持，写给战友的诗中带着怀念、带着失望……

“即使死也要把真话说出来”

在“逃亡日记”后，阳某某一一罗列了为什么要举报、举报了哪些内容、打击报复的原因有哪些、被举报的公安机关和个人采取了哪些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报复和对其家庭造成巨大伤害等内容，他称：“我已作好死的准备，即使死也要把真话说出来”。

“我想，我不是我自己的，我的命运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那些平凡的人民警察的。他们没有能写下来、说出来，但是，我要呐喊出来。我要以一个人民警察的良心来说真话，我强烈要求上级党委就我举报的案例进行调查，我强烈要求撤销对我的非法指控和网上通缉！如果依照《刑诉法》规定办理及依法执行回避制度，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主动到人民检察院。”

在最后，阳某某表达了他的要求。他表示，为唤起警察的良心，为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同时他将举报信原文及逃亡日记在网上发布，一旦遭遇不测也可作为证据使用。他更相信千百万网友的声音可以呐喊出正义，可以震慑贪、腐。

调查

当地县委：公安局确实有这样一个人

在网友的质疑下，前天下午，记者联系到了该县县委宣传部通讯组(音)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其表示，县公安局属于副处级单位，他们没有管辖权，平时联系也很少，但县公安局里确实有阳某某这样一个人。

而询问管辖该县的市委、市纪检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情况。但市纪检委宣教科的一位女工作人员表示，事情的经过她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具体情况不清楚。面对记者的提问，该工作人员还反问：“人在你们那吗？”而拨通市公安局提供的该县公安局的电话，接通后对方一女士称，电话打错了，并不是记者所询问的单位。

随后，记者通过网络查找到该县公安局的电话(与114查询及市公安局提供的不一样)，接电话的男性工作人员用河南口音回复：“这里是办公室，我不知道情况，我也没有刑警大队的电话号码。”随即电话便被挂断。

热议

是造谣还是事实？网友期待真相

针对这个帖子，不少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都期待真相早日浮出水面。

网友“小包子”：事情如果是真的，那刑警队长的遭遇真令人同情和气愤。当地政府应该查清事实，给大家一个交代。

网友“711”：文章写得很不错，但事情的真实性令人怀疑。

网友“阿彪”：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文章的故事性很强，就像一部小说。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真实存在，如果有，也请相信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有正义，一定会有公道。

网友“qinyc”：怎么看也像是小说，反D小说。抹黑……

网友“魇的自白”：希望事实能尽快澄清。

网友“goyess”：希望能够看到真相和结果,顶一个。

网友“小肥猫”：这事听着有点吓人,不知道是真是假,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