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5日“北京晚报”网络版[新闻纵横]新闻：北京远古是汪洋？内容是姜真拍摄的一张据说是化石的照片,加上说明。据称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到现场勘察，初步断定为1.4亿到1.8亿年前的藻类植物古植物化石。

但孙鸿烈院士声明,他根本没有到现场勘察;也根本没有“初步断定为1.4亿到1.8亿年前的藻类植物古植物化石”.7月16日孙院士即用各种办法通知该报更正,但到7月30日孙院士向人民网投诉为止,该报仍不置可否.

造 假新闻,一捅就破,不用多说.这里倒是还暴露出记者和编辑的无知.北京地区曾经是大海,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闻.这里的石灰岩地层分布很广,累积厚达数千米, 其中海洋生物的化石如藻类的化石发现很多,早已充分说明这里在地球历史上曾经是大海,,中学生就应该能知道.2003/08/02

补充:从发表的照片看,很可能不是化石,而是含杂质的水沿岩石中的层理缝隙浸染形成树枝状,常为锰的氧化物而非生物遗迹.南口居庸关山上多有发现,间有以此为化石出售者.实为一种假化石.因未见实物,不敢断言.好事者不妨去查看辨别.2003/08/03

    贵州一巨石坠地裂开,断面上有痕迹形似"中国共产党"五个字.尽管已查明是天然生成(或怀疑经过人的加工).但仍有人以奇迹视之.还有人问:‘救星石’上 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奇性与在现实中的神奇性是不是有着某种无形的对应？这样的对应有没有科学依据,这个有还待于科学上去探讨,但是我们从“救星石”上看 到了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性。”

    一个时期以来,某些学者一再混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而也有媒体为之宣扬,在这里找到了注脚.我还注意到,类似的在大理石上看出歌颂今朝的图象,或似乎是某个伟人显灵的报道也曾屡次出现.

    或者有人以为在革命领袖身上制造迷信,用心总是好的.制造对一块石头的迷信,只要能招商引资,也是用心良苦.

    科学和迷信泾渭分明,老奶奶信菩萨,仅仅因为它是神佛;我们相信地球围着太阳转,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和实践的验证.

    孟子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焉."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流取丹心照汗青."都是经过理性思维,与迷信教主而舍死忘生,是完全不相同的.

    但迷信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力量,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野心家和兵不厌诈的军事家,往往加以利用.殊不知靠迷信建立起来的权威不过是一座冰山,而且这迷信今天可以为你所用,明天也可以为别人所用.利用有点特别的石头做文章,有两个著名的例子:

    一个是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再就是元朝末年修黄河,挖出一个预先埋藏的、只有一只眼睛的石人, 于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当然秦末元末的天下大乱,自有其深刻社会原因,但迷信的盛行历来就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因此澄清科学与迷信,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以及宗教与迷信的界限,在今天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还有人在海外天天都在宣扬"天人感应",惟恐中国不乱的时候.  陶世龙,2003/10/12

参见从"石龙见"到"救星石"--难道要倒退到不如袁世凯的见识?! (镜像)

    江晓原、刘兵两博导，一唱一和。有云:“对于国内学者对科学技术所作的人文思考，网上偶尔出现的反对声音来自某些自命的“科学捍卫者”（他们并非主流科学共同体的现役成员）又说:“尽管科学共同体根本没有邀请或在意他们”。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这“国内学者”看来只能是他们那几个人了。

    看到有人一再给科学添乱，出来讲讲话，任何公民也有此权利，也无须谁来邀请。而且谁是“科学共同体”？谁有资格来邀请？难道能是你们吗。

    “退役的”又怎么样！廉颇就比赵括强，别以为说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堵住别人的嘴。本人就是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这是鲁迅说的，(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他说得对，说得好。

陶世龙，2003/08/09

[附]五柳村编者在发表赵南元先生:伪学术的穷途末路--点评《科学家反对“科学研究”》时加的按语(20003/08/09):

    读了赵南元先生点评江晓原、刘兵两先生的对话《科学家反对“科学研究”》,始知西方的科学哲学是到80年代才开始相对充分地被引入国内,而科学史的引进工 作要差许多,其时科学社会学也曾热闹了一阵。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科学社会学研究在国内冷了下来,直到近一两年来才开始有了转机。

    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几个正在发动另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凭借.而从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人物田松先生刚发表的文章来看,他们会领导出什么样的新潮流?值得关注.

傅玄秦女休行本事考

陶元珍

傅玄《秦女休行》云：

前此数十年有左延年之《秦女休行》。左诗云：

胡适之先生白话文学史谓此二诗所咏似为同一故事，此故事流传民间既久，“毋题”（Ｍotif）犹是，情节已大为改变。左诗题材为此故事之前期状态，傅诗题材为此故事之后期状态。故左诗云被关吏呵问，傅诗则云到县门自首；左诗云丞卿罗列讯问，傅诗则云县令解印绶；左诗云临刑刀未下而遇赦，傅诗则云烈著希代之绩，义意无穷之名，盖较后枝叶较多描写亦较细也。

愚案：左诗与傅诗所咏并非一事。左诗本事尚待探讨，傅诗则本事具在，特鲜为人注意耳。魏志庞淯传云：“ 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於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仇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会赦，得免。州郡叹贵，刊石表闾。”吾人由淯传此段记载已足知傅玄秦女休行所咏为何事，然淯传记淯母为父报仇事尚不如皇甫谧烈女传之详尽也。兹更引烈女传於次：

合魏志庞淯传及皇甫谧列女传观之，傅玄《秦女休行》几於语语可解。“庞氏有烈妇”，谓娥亲也。“义声驰雍凉”，言娥亲为父报仇誉满本州也。“父母家有重怨”，谓娥亲父赵君安为李寿所杀。“仇人暴且强”，指李寿也。“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谓娥亲诸弟不能复仇也。（娥亲诸弟非无志复仇，特均遭灾疫而死，故未克如愿。诗与事实微有不合。）“烈女念此痛”至“仇党失守对披攘”，言娥亲蓄意复仇竟得成功也。中“一奋寻身僵”，“寿”字应为“寻”字之讹。寿谓李寿也。“一市称义”至“不如一女良”言观众莫不赞叹娥亲也。“烈女直造县门”至“义不苟活隳旧章”言娥亲诣县自首不肯逃刑也。“县令解印绶”至“令我吏举不能成”，谓禄福长尹嘉及县尉某均不忍置娥亲於理也。“烈著希代之绩”至“子子孙孙咸享其荣”，谓州郡表上娥亲烈义，刊石显闾，夫家亦蒙厥休也。“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作者傅玄结语也。从知傅玄此诗确系写实之作。诗中诣县自首县令解印绶烈义著绩立名各节，均真有其事。适之先生目为秦女休故事传说之演变，盖由未参考陈志及裴注之故。傅玄《秦女休行》所咏为庞娥亲事，而娥亲并未尝为所谓“燕王妇，”知左延年《秦女休行》所咏乃另一人事，傅玄之诗仍名《秦女休行》，不过沿用左诗之标题，非与左诗同咏一事也。

陈寿之时代较皇甫谧为晚，魏志庞淯传所记娥亲事显系根据皇甫谧烈女传。皇甫谧与傅玄约略同时，谧籍安定，玄籍北地，并属西州人士。谧玄距酒泉既不甚远，上距汉灵帝光和中亦不甚久，娥亲复仇事，自所熟知。皇甫谧之传、傅玄之诗，未悉何者在先，究谧据於玄，抑玄据於谧，未所谙悉。皇甫传谓梁宽为娥亲作传，梁传或即皇甫传及傅诗所从出也。又后汉书列女传有娥亲传，称娥亲为娥，与陈志同，传文大体依据陈志皇甫传，兹不具论。

余曩者曾与适之先生谈及傅玄秦女休行本事，俾白话文学史重版时得资改正。今先生持节新陆，为国宣勤，恐无暇注意及此。不揣固陋，爰布斯篇，用为读先生是书者之一助，倘亦先生所乐闻欤。

1942.4.30 经世季刊 二卷三期

[跋]胡适之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说，傅玄的《秦女休行》与左延年的《秦女休行》“二诗所咏似为同一故事”，父亲考证出傅诗是沿用左诗之标题，并非与左诗同咏一事。写成文章发表在萧一年山先生主编，1942年3月于重庆出版的《经世季刊》上。2002年4月我制成电子文件上网，发在五柳村，现转在新建的这个BLOG中。

本文是用文言文写的，引文更是古朴，今天读起来有些困难了，不过由此不难看出那时的学术界良好的风气。另外此虽为文学史，但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豪强杀人，未获有司处置，致使一弱女子自知“杀人当伏辜”，仍去手刃仇人并一举成功。其后又“义不苟活隳旧章”，到县衙自首，因而获得社会广泛的同情，“一市称烈义”；使“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最后算是得到朝廷特赦，但检讨起来，豪强杀人后如能得到官府及时处理，又何至于百姓自己去动手。特赦可视为为一种补过，但当然不能成为常规，整顿吏治，消除豪强，以民为本，才是长治久安之道。---陶世龙，2009年6月5日。

     ·您从事科普工作已有数十年的实践了，您认为在科学的普及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环节？

　　科普工作的范围很大，许多方面的事我也不熟悉，只能从科普创作这方面谈谈。

　 　单就这方面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环节是编辑。因为写什么和怎样写，很大程度决定于编辑的需要，写出来也要经过编辑才能发出去。编辑要是分不出优劣甚至对 错，好的发不出去，错误的东西还会流传。编辑对选题的设计和文字的要求，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有点象电影的导演，但不应是强加于作者而是启发引导，因此 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叶圣陶先生说编辑应当是杂家，很有道理。

　　在五十年代我遇到许多敬业精神很 强的很有水平的编辑，我在20岁刚出头，能有机会发表不少文章，就与他们那时不看关系，不看名气，只看作品，不拘一格的良好作风分不开。好的编辑不应该就 围绕着已知名的作者团团转，而是应在不为人知的作者中去发现人材，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张景中的《数学传奇》的时候，作者刚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的逆境中缓过来，科普界了解他的人还很少。现在他已是中科院院士，这次他愿意来担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理事长，我想这中间大概与编辑的这段情缘就有关系。

　 　由此想到，推而广之，要问什么是科普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我敢斗胆的说一句：是人，是做科普工作的人！科普不是只要懂科学就一定能作好的，它也有自身的规 律，是一门学问，不仅需要科普作家（记者也在其内），还需要有科普编辑家、出版家，和会做科普组织工作的专家。后者在中国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是一元化的， 各行各业都是领导在起着关键作用。刘述周同志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不知今天的科普工作中还有没有这样的领导。

　　如果做科普工作的人，特别是当领导的人，自身就缺乏科学的素养和敬业精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钟也不去撞，是肯定做不好的。有那么多人在做科普工作，前几年却被李洪志这样一个角色假借科学的名义，把水搅得这样浑，值得我们反思。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们长期以来所提的——“科普”——的说法本身，妨碍了科学的普及，因为人们一提到“科普”自然而然就认为是科学家们对升斗小民的恩赐，是科学知识由上而下的灌输，从来就没有一种平等的科学理念和探讨氛围在里头。您对这种说法有何评论？

　　我不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多大意义，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它叫做什么名称，叫做科学传播，障碍就少了吗？

　　再有，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我希望有人研究一下，这科普一词，究竟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五四前后，提出过请来“赛先生”，一时报刊上也经常发些介绍自然科学的文章，虽然有些文章读 起来并不好懂，但其意在普及是清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提出过“科学下嫁”，据此，戴伯韬等写出过不少科普小册子，这自然是在普及科学；与此同 时，贾祖璋、董纯才、顾均正、高士其、刘熏宇、索非等以小品文和其他形式写作、翻译了许多介绍科学知识而又有文学风格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 当然也是科普。还需要提出的是，国民党组成南京政府后也注意到科学需要普及，他们曾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要“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科学化”，其内容很大一 部分是普及科学。在陈立夫1933年发表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与文化复兴的关系》一文中，有这样的话：“以不科学的头脑，在不科学的环境中，对一切无系统的 研究无系统的整理而日望中国能早向时代进化的路上走，是奢望也。（对中国文明）妄自尊大的人，其对国家的期望，犯了侥幸的危险；妄自菲薄的人，其对国家的 期望，犯了奢望的危险；前者无科学知识，后者无科学方法……在这两种人支配之下的中华民族，在侥幸奢望中过生活，安得不陷于不可救药的地步呢？”且不管此 人在其他方面如何，不能说当时他没看到问题。他们也做了一些科普工作，如出书、办杂志。新开办的民众教育馆里面，也有不少内容是普及或者说是传播科学的， 但在当时没有科普这个词。

　　科普这个词的出现可能在1949年以后，当时的政务院中首次设了科学普及 局，北大知名的进步教授袁翰青当了局长，但仍在北大上课；他也就利用这种方便，在1950年春节时，拉了北大许多同学去组织一个大型的科普展览。这个科普 局属于文化部，那时把科普工作作为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是完全正确的，使用“科学普及”我估计很可能是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普及”，后 来简称为科普，用惯了，已成为汉语中中国大陆特有的一个新词，并从而衍生了“科普工作”、“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科普宣传”、“科普作家”、“科 普画廊”……等等一系列名词，不大经得起推敲，但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今天的科普确实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代以及五十年代都不同了，那时文盲在全国还是多数， 科学的普及也是着重在启蒙，从“人手斤刀”开始。

　　1980年我参加中国科协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他们的 科普工作，就已发现他们在很多场合，并不使用“普及（popularization）”而喜欢用“公众对科学的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传播（communication）”，在大学里开设有科学传播、技术传播这类课程，便感到科学传播这个词比较符合今天的实际，但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认为可以仍用原来的叫法，但赋予新的涵义，事实上也已在进行这样的变化。因此我觉得今天如在这些名词上做文章，没有多大实际的意义。

　 　去年年底回国。我已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所以我在 五柳村总29期上重新发表了我写的大文化需要大科普（原载1988年7月出版的《科普研究》1988年第6辑）里面已讲道：“作为文化建设的科普，实际上 远远超出了原有科普的涵义。不如提出研究科技传播学更合当前需要。”同时认为：“科普作为大家已经习惯的名词，也不一定去改它，但必须充实新的内容。”现 在我还是这样看。

　　我还想提出的是，不可因为有了新的内容就忘掉老的任务，因为我国仍有许多 文盲，上过中小学的，不继续学习或从事科技工作，原来学得的科学知识在脑子里还剩得有多少？我们的科普工作的起点还是很低的，恐怕普及“人手斤刀”还有需 要。“一种平等的科学理念和探讨氛围”的出现，恐怕得在是全民义务教育达到高中水平以后，不能用外国的情况来套中国的现实；水涨船高，水落船低，这也是科 学的道理，做科普不能不考虑到这水面的高低，否则这种科普还是在少数人中间传播并没有到大众中去。当然这部分科普也是需要的，而且很重要，因为今天在中国 有特殊重要作用的各级领导，现在大多是具有大学文化水平了，他们就很需要这类比较高级的科普。但对大多数人包括文化水平仍很低的人的科普，仍不可轻视或放 松，五十年代有些出版社专门出面向农民的科普读物，要求写得非常浅近，现在似乎没有了，而地摊上印得很粗劣的麻衣相法之类的书却有得卖的。我们决不可低估 我们在科学启蒙上的任务。讲点天文地理似乎没有什么实用意义，前些年是不受重视的，李洪志这一闹清醒点了，希望能以此为契机把科学的启蒙认真地做下去。

还要说一下，将“科学知识由上而下的灌输”没有什么不可以，事实上学校的教育就是在那里灌输，只是不要填鸭式罢了，我以为教育就是克服人本身的生物性 （或兽性）以达到理性的过程，没有外来的灌输是不行的。我曾写过中国文化必须注入科学一文，发表在1989年4月中国科普研究所出版的《科普研究》 1989年第3辑上，其中提到：“要使科学精神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需要我们做出很大的努力，不是自然而然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强调了要‘注入’，也许这是 一个并不恰当的用词，但现实就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任科技日报编委兼副刊部主任的赵之先生和我理念相同，并得到报社领导林自新、孙长江先生的支持， 我们组织过一系列座谈会，将发言稿发表在报纸上，袁翰青、钱学森、侯仁之、邓广铭、杨一之、林元、孙小礼、郑伯农、杨根、徐迟、夏湘蓉、黄康宇等文史哲和 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学者参加座谈会发了言，都赞成应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特别是袁翰青先生说；“言文化而不及科学，不可思议”，但现实中两者常是分家 的。大概袁先生还保留着在文化部当科学普及局局长的记忆，而后来已不归文化部了；顺便说一下，那时的中国科学院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我以为，不管在机构 上是不是在一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不可不相闻问，而应视为一体。遗憾的是，这场讨论以后并没有进行下去。也许是因为社会科学的介入，容易招来麻烦，不 如在科言科来得单纯。今天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提高了，应该继续加强一下“注入”。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原先我还以为这需要注入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后来读到吴汝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编印的《东游丛录》，才知道实现明治维新 的日本人，当年也是这样认识的。那时吴汝纶刚被清庭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大致相当现在的教务长），任命下来时，大学的影子还没有，中国从来没办过这样 的新式大学，他该从何着手？这位桐城派的古文大师便到已经办了大学的日本去取经，不要以为他岁数大、习惯于作古文就一定保守，其实他接受新事物，变法图强 的愿望，恐怕今天有些习惯于吃洋餐、唱洋歌的年轻人还赶不上呢！从这《东游丛录》就可看出，里面记有日本一位议员对他的谈话：“理学一事为贵国人人头脑中 所未有，向所未有之物，而注之使入，自非易事。…尝读贵国书籍中，巫医并称，巫者虚妄不经，医者积种种学理以成之者，两者天壤暌隔，乌得相提并论，此亦无 理学思想之一证。苟稍解理学，鲜有不能辨别者。故常人之宜知普通学，迫如水火菽粟之不容须臾也。”（写到这里，我马上想到了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真 被日本人说中了。可是时间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我们还得从头来解决这类问题！）这里的理学就是自然科学，普通学应指基础科学知识。日本人还告诉吴汝纶，他 们的小孩子在德川时代也是读四书，尊崇孔子孟子朱熹这些人，现在已不是这样了。吴汝纶这次去，见到了日本朝野许多名流和办教育的人，彼此谈了许多话，有专 人给他们记录，吴汝纶认为重要的经验才选出来编到他的这本书中去，是准备在京师大学堂推行的。但是他在考察结束后，半路上就告病回老家去了。原因是这京师 大学堂是戊戍变法留下的唯一新政，而就这一点点改革上面也并不是真的要推行，派吴汝纶出去也不放心，他的随员中就有朝廷派来监视的人，一路上对他不利的小 报告打了不少；但朝廷中也有人暗地保护他，给他通风报信，叫他千万不要再到京城来，于是他赶快把考察结果编了这样一本书就回家了，留下这本《东游丛录》， 算是没有白跑一趟，但那些日本人的经验也无从吸取，直到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才把这京师大学堂办得像个样子，而这一耽误，二十多年过去了。

·作为一位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前辈，您对现在的科普工作和年轻的科普工作者们有何建议？

　　严格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科普工作者，不过是业余写了一点科普作品，当然有些看法，在前面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里我只想对那些在从事科普创作（包括记者的报道）和编辑工作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过来人的话。

一、要真正喜欢科普工作。做一件事只有喜欢它才会全心投入，才做得好。但也可能有些人原先并没有打算干科普这一行，既然干上了，那就真把它当一回事来 做。我说这话是因为过去有些人看不起科普，说是“小儿科”，以为什么人都干得了，其实没那么简单。我在1979年写过一篇《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 动》，现在我觉得那些体会还是对的，可供你参考。

对科普有了兴趣，就会觉得这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布置任务要你做的。有了这一条，你就会不管别人怎样议论，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都能坚持做科普，不怕 坐冷板凳。像卞德培、李元就是最好的样子，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出了那样多的书，做了那样多的事。日本天文学家想到把自己发现的小行星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但 他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没想过这些，大道理可以总结出许多，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自己喜欢，看到人们也喜欢自己的作品，这就比什么都强了。当然如果做科普工作本 来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存在上面这个问题了，但加深对科普工作的认识，仍是必要的，只有理解它才会更热爱它。

二、要认真学科学，用科学的精神去普及科学。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做了科普工作更会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即使你是学理科出身，你会发现自己原来 并不十分懂得科学，因为是一门一门学的，并没有上过科学这门课，所以有时对一些事物究竟是不是科学的，不那么清楚，有些伪科学能够在书报摊上通行无阻，有 的还是以普及科学的名义出现的，就有这个原因。对于各门学科的具体知识，做科普工作的人也应比别人懂得多些。不仅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要学一些。总之， 知识面要广，也可以说是应当是邓拓称许过的那种“杂家”。

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怕艰苦，有韧性。不断补充新的知识，掌握材料，是创作出好的作品的基础，再上一次大学再学一个专业，比如你原是学文科的，再 学一个理科，是一个办法，可以业余去学，可以在网上学，但不是人人都有此可能，也不是仅此即够。因此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来学习，坚持不懈地积累材料。出去 游山玩水也不放过，把大自然当成一本大书来读，日积月累就功到自然成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普创作概论》中这一部分是我写的，谈得比较详细，有需要 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这里不多谈了。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限于条件，行万里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有了互联网，可以使 万里之外的情景瞬息就到了我们的眼前，网上的书刊也已浩若烟海，一定要掌握电脑技术，充分利用起来。我很奇怪，国内有些出版社，赚钱不少，但没创造条件让 编辑上网，连E-mail 也发不出来；连大学中的教授许多人也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只能越来越落后。所以我得知你们要接办现在这个网站，使科学更贴近群众，非常高兴，并愿通过你 们和网友特别是年轻的网友交流。

作者：卢弘 原载《往事》第27期

本文原于2005-12-07发表在五柳村建在八千亿中国博客的《仲夏夜之梦》中，属于 人物专栏 已被阅读9078人次，因八千亿中国博客中断数月后恢复，原有文件整个消失，这是网友mypisces2008-03-08收录在他的个人图书馆中的文本，今日发现即取回保存在这里。--五柳村编者，2009年4月22日。

五柳村>>人物纪事>>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年>>开头的话 

目    录

1  获 罪   海外镜象   

2  初到农场  海外镜象

3  景超的来信   海外镜象

4  我们的演出活动及其他   海外镜象

5  “瓜州”的瓜熟了   海外镜象

6  狂热的安西   海外镜象 

7  疏勒公社的出现  海外镜象

8  红火的演出与演出的夭折  海外镜象

9  我和小徐当了四大队的中队统计  海外镜象

10 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海外镜象  

11 1959年岁末的变迁  海外镜象

12 饥肠辘辘    海外镜象         

13 改造又升了级   海外镜象

14 第三次夏收时节  海外镜象

15 我的亲人迁场到了高台明水   海外镜象

16 口粮一减再减   海外镜象

17 11月1日终于来临   海外镜象

18 派我去“医院”烧炕  海外镜象

19 在最严峻的时刻(一)  海外镜象

20 在最严峻的时刻(二)  海外镜象 

21 地狱之行  海外镜象

22 回到兰州   海外镜象

23 三十年后的祭奠  海外镜象

24 幸存者中的烈士   海外镜象

25 一次奇遇·尾声  海外镜象

---

开头的话

在千年之禧到来的今天，新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光明灿烂的前景!已经过去的50个年轮中，我们有过意气风发、欢欣鼓舞的建设年代，也有过风萧雨晦的苦难岁月。
在共和国50华诞大庆之际，我心潮激荡。1949年，我17岁。我放弃了已考上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半个世纪来，伟大祖国经历的一切变革，我都是参与者。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欢欣鼓舞。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风风雨雨，我也亲历其中，并经受了巨大的不幸和痛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全国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繁荣强大。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也深受其惠，我个人的一切整个翻了个个儿。我感到幸福，也感到无比自豪。

我深知，现在的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以17岁的年纪投身革命，刻苦努力地工作，在甘肃日报社当编辑、记者，也曾经历过很艰难的几年。初到报社时，编辑部工作人员只有几十人，担子重，每天除白天紧张工作8小时，晚上还很正规地上班2小时，后来，星期日上午也要上班2小时才能休息。当时，我还是个17岁的女孩啊，上中学时，每上完一节课，就可以自由活动，在校园里玩一会儿。初进报社，我是个见习编辑，每天主要是处理通讯员的来稿，一屁股坐下去，不论上下午都是4个小时，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一开始我觉得很不习惯。当时实行供给制，我身穿发的灰布制服，脚登群众手做的军鞋，因为鞋大脚小，用一双鞋带穿过鞋帮，系住了鞋带才能走路。我对这身装束很感自豪，因为只有革命者才会有这种打扮。在工作上，我当然更是以一个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要好好地锻炼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很快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战士。不习惯于一动不动地伏案工作，我怎能很快成长为一名新闻战士?所以，我强制自己很快习惯于上下午以至晚上都很自然地伏案工作，而毫无怨尤。

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认为在甘肃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正是我为人民服务的最佳途径。我热爱新闻工作，觉得从事新闻工作，也是我人生的最佳选择。

后来，我成了家，做了年轻的妈妈，肩起工作和生活的两副重担，则更是艰辛。工作还是每天10小时，哺育孩子，使我长期睡眠不足，我会在学习、开会时睡去……给孩子哺乳期间，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尚艰苦，我因无法补足营养而消瘦异常。到小儿子刚满1岁，我立即给他断奶，然后申请外出下乡采访。50年代的农村，各方面的条件很艰苦，在广阔的天地里，我由于在生活的源头获得了采访的自由而感到其乐无穷。

我的丈夫王景超从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过奋力拼搏，在解放前两三年考入了西北大学上学，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作为由社会的底层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他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西安解放，他就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经过一路艰苦的行军到了兰州，参加了《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他才华横溢，刚正不阿，时时处处听党的话，为办好党报出力出汗，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和通讯，成为当时编辑部令人瞩目的新闻战士。他在土改期间写的《二十串麻钱》为人称道，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的《修筑天兰路的钉道工人》，被选入《天兰铁路通车纪念画册》广为流传。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坚强战士。

经过8年新闻工作的实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底，我们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之奋斗终生。

但是，到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我和我的丈夫王景超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们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的大饥馑中，王景超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我总算死里逃生，回到了甘肃日报社。1961年9月，甘肃日报社领导宣布为我俩和其他8名难友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安排我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资料室工作。十年浩劫中，我又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我两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前后达11年之久。在我的大半生里，我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更在11年里作为阶级敌人受尽各种凌辱委屈，我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到1978～1979年，我和王景超的右派问题终于改正。甘肃日报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11名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不仅我们家遭受劫难，几十万知识分子在遭受劫难，中国人民都在遭受劫难。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上，不分职业、文化、民族、阶层、年龄等等，不问其主观意向如何，都程度不同地忍饥挨饿，千百万的人因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回首往事，我的大半生历经坎坷辛酸艰难困苦，我踩着苦难前进，有过度日如年的忧伤悲凄。但是，苦难也重新铸造了我，在最艰难的境遇里，在饥饿已危及生命的日子里，我一直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念，并确信，严寒总会过去，明媚的春天终将来临。我终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并不是什么右派，而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没变，我还是原来的我。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我多年被诬为右派分子的岁月里，我的艰难困顿，我的人生遭际以及由之而带来的感情痛苦，在当今中国并不鲜见。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认为我对人民对历史，尚可作出我特殊的奉献，这就是用笔墨把我经历了的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把我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以我独特的视角将它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写出我对人生的感悟，让苦难和奋争成为一笔精神财富警示后人，使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勿再重演。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说：“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我心里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第6页。)

我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建国以来沉重的历史教训而取得的。过去的错误，使我和我的难友们受苦受难流血流泪，有些人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我们的苦难融进了历史，又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党恢复了实事求是，大力纠正了错误；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从而使自身力量更加强大。展望我们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充满信心，但我也仍有忧虑，我们长久以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农民意识普遍存在，封建主义的思想余毒仍无处不在，在短时期里难以清除。在未来的年代里，我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无奈的、沉重的历史，就一定不会重演吗?

我决定忠实地写出我这段无奈的经历，正是由于心中也“万分担忧”，我绝不愿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沉重的历史，在“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重演。我自己经历了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也是几十万知识分子经历了的悲剧。对这段沉重历史的描述与展现，我想，它对我们继续总结沉重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改革开放，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大踏步地前进，是会有好处的。

为此，我已花费了10年的辛苦。在这10年里，我敞开记忆的闸门，让40年前的苦难一次又一次呈现眼前，远距离地回顾过去的那一页，我那已凝滞了多年的感情仍禁不住地震颤不已，内心掀起雷霆风暴。但我坚决地挺住了，为了奉献，我得挺住。10年辛苦，10年拼搏!

纪实文学贵在真实，其艺术魅力来自真实。我自己经历了的一切，作为生活，其丰富生动的内涵是客观存在，我没有必要做任何的矫饰。但，这毕竟是发生在40年前的故事，所以，我仍在不断地勘误，力求书中事件的发展变化，情节与细节的出现，都符合实情。我是这样努力地做了，但一切是否尽如人意，尚待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读者指正。当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进行过一些采访活动，采访对象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不敢保证他们介绍的事实不会出现记忆的失误。对此，我力求对证，争取勘误，但，也有难以查证的情况，还望得到读者的鉴谅。

---

《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和凤鸣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3000册,责任编辑:李保军、何满意;书号:ISBN7－80587－568-5/K.9:

2003/06/18五柳村制作,感谢作者交五柳村上网

五柳村缘起  

陶世龙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天风雨看潮生。五柳村是一个年逾七十，客居加拿大的中国退休者，自己制作的网页。最初的想法仅仅是将我陶氏家族，主要是我的父亲陶元珍和我的妻子陶德坚的遗稿，通过这互联网传播出去，也说点自己想说的话，留下我们的人生足迹。经过一年的积累，得到众多亲戚和旧雨新交的支持，文章渐渐多起来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从学术著作到通俗读物都有。看的人各自的需要也不同。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现在把它分成若干栏目,以便查阅。我在这网上是透明的，想得到更多的了解，请读下面的《我为什么办五柳村》和自我介绍。

2000年9月5日初稿,2001年5月27日修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这个人网页--TAO'S HOME PAGE，1999年5月就创建了。当时技术上不熟悉，上网的内容也不多，没敢挂什麽牌子。到八月中，父亲的《云孙随笔》和德坚的《风雨人生》都上了网，有点分量了，于是取了个名字“五柳村”，算是正式开张。

取名“五柳村”显然是因为我和德坚都姓陶*，虽然她已不在人世了。但我仍把这网页看作我们的夫妻店。这并不是空虚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因为要是没有她生前将父亲和我的五、六十万字文稿输入了电脑，这网页哪能一上就有这麽多内容，而且今后还有她留下的存稿可以继续使用。那时电脑的功能没有今天好，输入这几十万字，是很辛苦的。

姓陶的总是爱攀附陶渊明，尽管和陶渊明不一定同出一源。我这样做可能会被人认为有点俗气，但是俗就俗吧，这名字有个好处，人家一看就可以想到是姓陶的人办的，而我还相信，物质文明越发达，陶渊明的价值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不要去讥笑这是附庸风雅，我以为更多的是人性的复苏。

要从我们两个陶家来看，我这四川安岳陶家与陶渊明故里相去甚远，如果我的先祖是从湖广迁来，还有可说，但追根的结果，在清朝初年留有记载的安岳陶家始祖，不象当时大多数四川人是外来的移民，而是土生。在明末大乱时他逃到贵州躲过了这一劫，待安定后回来，有许多荒无人烟的土地可供他选择，走来走去最后在安岳县落下了脚。德坚那个广东番禺陶家，在她的记忆中留下的东西太少，小时候举家都在动荡中生活，顾不上寻根。但也依稀知道祖上是很早以前从浙江迁来广东的，这倒真的有可能与陶渊明有点渊源。研究历史的父亲曾经告诉我，广东人是汉族中宁肯逃到天涯海角也不肯投降的最有骨气那部分；天高皇帝远，后来的统治者虽然终于使广东也成为王土，但总不如在京畿之地管的那样严密，于是许多古代汉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在中原地区失传了，在广东却还可以找到；《云孙随笔》中“裹蒸”和“倾盖”这两段，就是他在中山大学执教时留心体察的所得。在德坚的身上我确实也看到了这种骨气。我们这“五柳村”应该保持下去，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一点。

这骨气从何而来，或者说中国的脊梁怎样才能硬起来。我以为父亲在《国力与史力》中提出的论点是很有道理的，那就是应当到历史文化中去汲取力量。文天祥的正气歌不就是在那里引述历史麽。要补充的一点是，除了发扬正气，我以为，认识到历史文化的反面可能更重要，否则陶醉于我们先前阔，那是更危险的。从鲁迅的阿Q正传的出现，到三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热烈探讨，对这历史文化中的糟粕与精华，至今仍是一个没分清楚的问题，将头上的癞疤奉为珍宝这类事，并没有少发生。

因此透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是五柳村的重点内容。这透视，就是要不光是看书本上是怎样写的，还要看历史的真实，要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

在中国文化中缺少科学，是西方科学兴起后，中国便大大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是拒斥科学，顽强地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科学好像只能在物质世界中漫游，而与精神世界无缘。

因此在五柳村中，将致力于把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探讨，保持有相当多的自然科学的内容。这与编者终究是学习地质学出身，并长期从事科学的普及有关。当然，由于将五柳作为标志，网页主要是展示两个陶家的著作，并保持自己的个性。

陶世龙   1999年10月5日

---

2009年4月1日从海外版转来，在那里已获得3578人次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