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 Tue, 29 Apr 2008 14:04:45 GMT Tue, 29 Apr 2008 14:04:45 GMT http://sta.yculblog.com/images/logo/general-88x31.gif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1320359.html                      阿根廷------一个的曾经拿到两次世界冠军，遭受了94年曾经以超强阵容出战，但老马被国际足联查出吸毒，被驱逐，结果阿根廷失败屈辱，目前实力强大，让人看到夺冠的希望。
                     国米------一个有辉煌的历史，曾经领导意甲的球队，但从90年代起没拿到意甲冠军，球队极度有钱，实力强大，有希望夺得冠军。
特别是在前几年，在中国，阿根廷和国米在中国拥有最多的球迷，似乎和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处境也有相似之处，在中国身上暂时实现不了的愿望，有寄托在足球上某些球队来实现的愿望，这可能是一部分上述球迷喜欢他们的原因吧。一家之言，不知说清楚没。
                     ...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1320359.html Sat, 01 Jul 2006 21:07:09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1320357.html     不知道为什么这年头是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世界，看看阿根廷以前的贝尔萨，现在的佩克尔曼吧，我不知道带上扎内蒂和萨穆埃尔有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水平问题的话，那还好，要是派系斗争的话那阿根廷还真是可怜啊，看着这些一米七几的人在一群一米九几的大个中争抢头球的场面，还真是残忍阿，可佩克尔曼看的下去，那就行了。现在需要偏执狂，要是胜了那就行了，可这不是个人行为阿，你是代表国家来打比赛的阿，有什么成见不能放下呢。可惜佩克尔曼还是放不下。他坚信自己会胜利
    再看比赛中吧，有几个镜头我印象十分深刻，镜头一，里克尔梅中场一拿球，立刻三个方向都有队员上来干扰，大概在前面的比赛中德国队吃了太多亏了吧。镜头二，进球后，里克尔梅面无表情的被换下，不知是逆来顺受惯了，还是从来就面无表情，他被换下的一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心里一丝担忧，偏执狂也会妥协阿。你让他在场上多吸引几个人也好啊，而且下半场德国的后卫体能已经出现问题，连续出现失误了，这个时候的直传球应该发挥作用了阿，可惜核心就这样被消灭了。镜头三，巴拉克脚抽筋，克林斯曼还有一个换人名额，但是坚决不换，这才是核心的真正体现，在场上就给人以希望，哪怕你不能发挥全力了，这有什么呢，看到你的身影，那力量就有了。
    总结，说句实话，这是我这些年看过的最窝囊的阿根廷比赛了，以前阿根廷比赛不管胜负那都是成竹在胸，进攻和防守井井有条，因为他的最强的部分在中场，当中场衔接有度时，那无论防守进攻都是有条不紊的，但这场比赛，开始还基本是按照传统的阿根廷打法来打比赛的，哪怕德国落后时候，德国也占不了场面优势。但当阿根廷放弃中场后，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脚法精湛的中国队，中场基本是漫无目的的，克林斯曼也心领神会立马占领中场，佩克尔曼阿，你的心脏好，你不要考验我们的心脏好不。
    终于，还是结束了，世界杯对阿根廷而言，对我而言已经结束，再见世界杯，再见假摔，再见黑哨，永别佩克尔曼。...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1320357.html Sat, 01 Jul 2006 21:07:13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1141109.html ...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1141109.html Sun, 12 Mar 2006 14:03:44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20021.html      在当今足坛，由于规则对进攻的保护，使得防守队员已经不敢伐大树般的飞铲了。所以像大小罗等人可以随便的嚣张。其实他们也很优秀不过相信当大家看过80年代世界杯巴西对阿根廷和意大利对阿根廷，还有特别推荐的韩国对阿根廷的比赛，看过之后什么叫铲球，我终于明白了，也了解了什么叫球王。现在来说说贝利吧，其实我也不是贬低贝部长的，但是在他的时代，现代的防守其实还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阵形还是4-2-4，这在现在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虽然说那个时候犯规的确是要粗野些，但是由于缺乏对犯规杀伤力的基本训练，基本是自学成材的伐木工，所以对贝利这种来说技术够好身体够灵活就可以称霸了，其实加林查也不错，不过可惜挂了。但是让贝利到80年代来的话，没几次估计也就挂了。贝利有点像现在罗比尼奥，虽然后者还是和他有点差距的。

总结一下吧，在贝利时代防守是次要的，大家不重视防守所以，贝利这种身体超灵活技术很好的球员是王者，而到了90年代后，国际足联为了增加比赛的精彩程度于是规则像进攻倾斜，其实这点大家统计一下理解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平均进球数就知道，80年代是最低的，而最高的是贝利时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拉多纳吧。
     
     马拉多纳为什么会那么强呢，得益于他的身高，天赋以及身体，还有他的超低重心，举例来说他对英格兰连过数人时，大家可能都去注意他过了多少人去了，当你分解开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带球方式与其他人都很不一样，这就是他控制球离自己身体的距离，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在他旁边有人的时候，球看起来就像粘在脚上一样，而没人时候他趟的很远，但是防守的队员却又拿不到的地方。这样让他的带球基本上不用靠假动作就能够完成，他基本过人就是利用节奏和“小”变线（不是现在这些人的这种变线）加上超快的带球速度（不是现在的趟一脚然后用身体撞）和触球频率。并且由于他的传球能力太强后卫基本是想上又怕被过，而想站住位置呢又怕被传球，所以看起来就像一群白痴一样的。这大概就是他最强的地方吧。

     一般作为后卫，特别是好的后卫，都要求是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或者你后面有很多人，否则一般都是不出脚，站住位置就行了，也就是不吃假动作，而是类似于联防卡位，但是由于马拉多纳的风格与一般人完全不同所以在看录像的时候会有守不住的感觉，这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他传球给卡进巴西那个球上，当他过了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巴西后卫都失位来抢他的球，本来要是其他人的话这对这些后卫来说肯定不会这样做的，但是由于是马拉多纳，他那控制自如的趟球，让你看到希望，于是你来抢但是却发现是陷阱。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给你希望之后，又把它扼杀，让你经历大喜大悲，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失去理智的，比如巴西队的小伙子们。

    我觉得马拉多纳真的除了铲和直接不管球用身体撞之外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由于马拉多纳的身体就和牛一样的壮，一般人想拉想撞都搞不动，所以才成就了他的伟业。...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20021.html Sun, 14 Aug 2005 15:08:37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16860.html 财富》500强企业中有超过1/3的企业可以被看作是家族企业；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些企业就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而来的，而且有的仍为创业的家族或是后来继承的家族控制着，如强生、福特、洛克菲勒、沃尔玛、杜邦、宝洁、摩托罗拉、惠普、迪斯尼等等。然而，据美国一所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显示，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3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4代及以后还在经营。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结论是：家族企业中只有15%能延续三代以上。由此，“富不过三代”似乎是家族企业的宿命。
单一的产权结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它容易导致家族及其成员对企业的干预。就像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摆脱不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一样，家族企业产权结构过于集中也必然导致家族对企业经营的干预。他们往往把产权关系与血缘关系联系起来，以血缘关系来建立企业的内部管理，导致企业无法摆脱家族血缘关系的干预，造成企业的经营困境。其次，单一的产权结构是家族企业获得企业发展资金的途径受到限制，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家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家族内部，往往无法提供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家族企业产权的高度集中阻碍了企业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不利于吸引作为人力资本的优秀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对于初建和规模不大的家族企业来说，单一的产权结构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但是对于那些定位于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和拓展经营范围的家族企业来说，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须走开放产权使之社会化的道路。

三、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特征及其利弊

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单一反映在治理结构上的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和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的情况相类似，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在其发展初期是必然的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首先，它保证了经营主体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做出的决策能更灵活的适应市场变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彼此信任感很强，几乎不存在任何委托代理关系所产生的监督成本和代理成本问题。这对创业初期的家族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然而，随着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中的弊端就会出现，表现为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和决策失误等等。此外，企业的传承也会出现问题。一般而言，家族企业的继承总是在家族内部进行，这就需要家族成员中有善于经营的人员，企业才能存活，否则企业生存就会面临威胁。这也是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中大型的长寿公司为数还很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这时能够预测市场变化、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家的来源仅仅限于家族内部，对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此时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策略，逐步把经营权交给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员，实现资本与管理的分工合作，将会极大的提高企业的管理运作效率，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现实其实就如同一个家族企业一样,而这些国有企业则如同家族企业的控股子公司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按照国外那些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来进行经营呢.
  
所谓的家族企业（Family Enterprise）是指为一个家族所有并控制的企业。从广义讲是指由家族成员所拥有的企业，强调的是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从狭义讲则指企业不仅为家族成员所拥有，并且为其所控制。据资料显示，世界上大约80%的企业与家族有关。在美国和欧洲，早期的工业化是随着家族企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式经营。即使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家族企业仍然是企业群体中数量最为庞大的部分，也是各国经济中最为活跃的成分。在美国家族企业也是经济的主导力量：75%以上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中由家族控制的超过40%；家族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有超过1/3的企业可以被看作是家族企业；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些企业就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而来的，而且有的仍为创业的家族或是后来继承的家族控制着，如强生、福特、洛克菲勒、沃尔玛、杜邦、宝洁、摩托罗拉、惠普、迪斯尼等等。
    单一的产权结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因为它容易导致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干预。就像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单一摆脱不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一样，家族企业产权结构过于集中也必然导致家族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其次，单一的产权结构是家族企业获得企业发展资金的途径受到限制，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家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家族内部，往往无法提供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家族企业产权的高度集中阻碍了企业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不利于吸引作为人力资本的优秀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的企业都采取单一的产权结构，这在现代的家族企业中也有表现，西门子家族只拥有2%左右的股份，沃尔玛也是不超过50%，摩托罗拉直接继承人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掌舵.......。我们对非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也可以采取这种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但是要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国家不要强制推行，而是给指导政策（引导性作用），和最重要的改革的环境（包括完善的法制环境等）。对于是否是国有持股则不要在意，几十年前全面公有化一样现在强行私有化都是错误的。
呵呵，写了这么多好象有点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意思啊。其实我并不主张无为的，政府还是要起主导性作用，但是不要太过。

职业经理人制度，而产权嘛那就由市场决定吧，zf做好完善法制的工作那就谢天谢地了---这才是我们发展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好办法...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16860.html Sat, 13 Aug 2005 01:08:53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16837.html "'出场费'，还是'商业贿赂'？",

时间向回差不多正好一年，大约去年这个时候郎咸平在复旦演讲质疑顾雏军，指出其侵吞国有资产。顾雏军没有保持沉默，向香港某法院起诉郎咸平，先是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继而以张维迎等人为首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了和郎咸平的口水战，而且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北京某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援顾雏军，与此同时，在上海以上海财大程恩福为代表的海派经济学家表示支持郎咸平，也许上海的支持在先，北京的新闻发布会在后。很有意思，在北京这边主流的经济学家很有分量，他们基本在北大的经济问题研究中心。但是在网上，舆论一边倒的支持郎咸平。

终于不出郎咸平所料,格林科尔系重演了德隆系的剧情，轰然倒塌。不过这次涉及到了中国经济学界，冲击到中国一直以来的主流经济学，质疑了国企这么多年来的产权改革。

此时此刻，格林科尔系崩溃，顾雏军承认挪用三亿资金，侵吞国有资产。还是无间道的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顾雏军一路顺风，难免膨胀。其实在这之前，郎咸平质疑过海尔，TCL，但他们都保持沉默。

上面的事件就像老掉牙的连续剧一样的准确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测，不知道那些经济学家是否预测准确了呢？
其实郎咸平的青啤模式在我看来为什么不能在国家推行呢，那些经济学家（如果没有拿钱的话）似乎本末倒置了，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尽快地私有化（看看俄罗斯吧），而是使人民的生活更好，这才是目的。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产权改革和国有股减持似乎是很好的方法，似乎西方用的很好嘛，但是他们忽略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远远大于我们国家（这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于是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既然不可兼得为什么要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呢，我虽然数学不太好，但也知道两个极端通常都不是最好的答案。现在的产权改革和国有股减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原始积累了，什么几千万的企业被他们厂长以几十万（这几十万都还不知道哪里来的，其实在改制以前厂长和工人的工资差别不是太多的）的超低价给买下，摇身一变成了私人老板了，而那些同样为企业奉献几十年的职工们似乎对企业一点贡献都没有了，以多则上万，少的几千甚至几百就买断工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２００１年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反思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教训后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斯蒂格利茨还指出，西方顾问前去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时，片面强调产权而忽略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于小规模的私人业主企业，私有产权同管理职能也许是一回事，但是，对于大型股份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来说，资本所有者几乎完全同管理职能相脱离。西方推荐的“华盛顿共识”规范改革药方，没有建议如何通过完善管理契约和代理责任制，来激励、约束和监督这些企业的经营者，而仅仅建议通过私有化来明晰产权界定，由此形成的私有产权的“自然激励机制”，仿佛这些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像小型的私人业主企业一样经营，西方顾问片面强调产权而忽略完善代理制，是形成“产权神话”误导改革的重要原因。

斯蒂格利茨还指责这些西方顾问的自相矛盾，他们先是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无法获得成功，原因是通过完善管理契约的激励机制和代理制，没有触及深层次的产权明晰问题，因此，他们主张推行私有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用“私有产权的自然激励机制”，来代替国有企业中代理契约的激励机制， 但现在看到股份公司和各种持股基金会，虽然通过私有化彻底实现了产权明晰，仍然存在着经营混乱和腐败丛生，凭证投资基金竟变成了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西方顾问又被迫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现在西方顾问们的建议变成了改善规章制度，改善管理契约刺激那些有控制权的代理人，像一个真正的“私人所有者”一样行为处事，因此，现在是人们该反思“规范的产权改革”的时候了。斯蒂格利茨指出，俄罗斯改革派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将市场化和产权明晰作为成功标志，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立平等、持续的发展基础。

其实我觉得既然是市场经济，我们为什么不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了，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完善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改革的环境，而不是强行推动所谓的提高效率的改革，因为事实看来，那些所谓的成效不过是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已。

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才是我们发展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好办法（太长了点，以后接着说吧）
...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16837.html Fri, 12 Aug 2005 15:08:24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07809.html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專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極權。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極權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鄧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階級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專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黨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專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階級”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黨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 ，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社會主義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 ，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 ，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 ，国民收入增长７８. ８% 。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右黨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黨”成为第一大黨。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发布日期：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07809.html Sun, 07 Aug 2005 15:08:24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07803.html
　　在考察这个问题以前，必须首先明确盛衰的标准。１７世纪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或正在形成，严格说来，称得上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１．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

　　２．按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３．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４．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不过，这四百年是新旧交替走向全球化的过渡期，方生未死，错杂纷陈，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极为稀少，而兴起的艰辛和覆没、沉沦的痛苦却包含足为后人鉴戒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考察必须放宽视角，将一些大而不一定真正强盛的国家也列入其中。愚意以为以下几点是考量中不能忘记的：

　　第一．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１７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在西欧，１６４０年的英国革命，导致后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在东亚，１６４４年满州兵占领北京，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１２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俄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末叶开始执政（１６８９－１７２５），锐意革新和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这三个国家中，大清帝国和沙俄都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都在２０世纪初灭亡。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自由。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必须先说一点常识：人类社会与规则密不可分，从一定角度看，人类文明就是规则；我们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文明进展程度制约的。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

　　以大清帝国来说，除掉元朝，它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可是，它继承中国传统制度，以宗法專制为基本框架结合为一个大帝国，在１７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清帝国继承的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朝廷上下朝夕盼望富国强兵，特别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不惜投入巨资，从外国购进机器，开办各种工厂。可是，事与愿违，３０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的一败涂地！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制肘！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自由也被剥夺，知识阶层只能以熟背所谓经典去谋取上进，有谁敢说句西方自由、民×;的社会比專制的大清帝国先进，立即视若汉奸、卖国贼！如此状况，现代经济和现代学术文化怎么能够发生和发展？

　　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学者们早已指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在许多民族中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对中国人说来，实质不过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專制的政治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此外，他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他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固守传统文化。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在政府组织上他们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这一切已远远超出１７－１９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可是，他们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知识阶层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加上他所建立的开明專制制度，致使“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同服役相比，财富本身算不了什么……结果国家与君主取得了控制等级社会的绝对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后来的苏联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变本加厉，终于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在１７世纪兴起的三国中，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１６４０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１６８８－８９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这是１８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英国扮演这样的脚色不是偶然的。在它的历史传统中蕴涵着好些推动它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因素。其中主要有：

　　（１）神权和王权分立，王权又和贵族、领主、臣属和佃农等等层层分割权利与义务，形成了契约社会的雏形，使各个群体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

　　（２）城市自治，农庄自治，行会自治，大学自治……又给人们包括学术和思想在内的自由增添了一重屏障。

　　（３）领主法庭、王室法庭并存，互相牵制；教会和教士较早退出世俗的司法活动；以案例为基础演化出习惯法系统和陪审团制度；从而培育了司法独立的传统。这又给人们的权利（自由）增添了保障。

　　（４）以１２１５年颁布的《大宪章》为标志，议会制初见端倪；几经反复，经过光荣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议会民×;制度。《大宪章》是在贵族兵临城下迫使国王颁布的宪章。在它的６３条条文中明确规定：

　　１．宗教自由。

　　“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２．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３．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３．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４．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５．法治。

　　《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首先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２００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ＷＴＯ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几个人權公约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状况如此悲惨？

　　有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 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第二个是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 ＦｒｅｅＡｇｅｎｃｙ) ，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 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 ，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 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 ，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Ｍｏｋｙｒ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Ｍｏｋｙｒ在比较１８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 １６８８年) 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自由和法治是否足够与健全。难怪对英国文明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的惨不忍睹的祖国，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而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 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第二．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權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于是，不少人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这些残暴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不乏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应该提醒人们记住：

　　１．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２．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ＷＴＯ、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逐步摆脱野蛮，逐步告别残暴。

　　３．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世界上原生的现代化国家极其稀少，一批又一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成功了，而相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还在苦苦挣扎。主要原因是愿不愿意向欺凌过自己的那些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地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学习那些枝节的东西。

　　第三．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说文化是多元的，这是毋庸争辩的常识。可是后面的推论却十分可疑了。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專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满足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虚幻的心理满足，后果是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这是一颗用蜜糖裹着的砒霜！

　　这个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现代文化。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

　　第四．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專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專制。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他们过于关注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自己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第五．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回顾这四百年的国家兴替，无论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发展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总结历史经验，有三个观念一再导致有关国家走上歧途，是人类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１．片面的福利观念。曾经领导时代潮流的英国进入２０世纪以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而在１９１３年只占大约１３％。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各国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０％，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黨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２．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在中国，反×;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风波，就是极端思潮肆虐。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星期三 摘自: 燕园评论 ...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807803.html Mon, 25 Jul 2005 15:07:57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767970.html 1897 年，意大利经济学者帕列扥发现了80/20法则(Pareto Principle)，这个法则现在有有效性看来是十分的广泛的,对国家来说也一样.国家前进的动力80%由其中20%的人创造,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精英人物，遗憾的是在中国这似乎还没有引起重视。比如北大清华的人几乎大部分都出国了，并且回来的人少的可怜。这似乎背离了国家重金投资清华北大（一年好象是18亿特别拨款）的初衷了。其他的学校可以搞出国，但是这类的精英出国学习是可以，但是必须签约保证要回来。
看看现在中国的高技术方面吧，精英人才大部分都抢钱去了。对外资来说，中国不是唯一选择。等中国拉美化以后就真的哭都来不及了。
好象说的有点偏题了。现写的想激动了。
现在大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都是一刀切，这是很不好的现象，现在卖东西不是都要细分市场么，学校为什么不能呢...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767970.html Thu, 14 Jul 2005 16:07:24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759577.html 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里面提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坚持“自由、民主、法治、宪政”而后面对于主持人提的问题英国的衰落，韩国，台湾，新加坡的崛起则没有正面回答。
　　　　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发达国家、地区吧，传统的欧洲地区，这里的大部分国家在最初的发展阶段都是靠战争。澳洲，美国，加拿大，基本没有经历什么战争。日本更不要说了，靠美国和战争。在二战后，韩国，台湾，新加坡最初都是靠专制发展的，并且一举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有就是一些石油国家靠卖资源。
　　　　在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民主国家，最好的例子，印度，还有拉丁美洲的那几个国家（所谓的美国的传统的后院）。在二战后，印度独立但是几十年来基本没怎么发展。拉丁美洲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1000美元就长的很慢，并未向韩国等继续加速前进，同时沦为资源输出国。
　　　　以上的国家应该说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体制，同时也有很大的区别结果。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疑问，民主真的是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要素么。我想着应该是一个正常发展富强国家的结果（不包括卖石油的资源国），而不是要素。
　　　　我认为在国家发展初期，影响国家正常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是法制是否在逐渐的完善,一个是国民的素质是否到达一定的高度。比如印度，他的各种体系都来自英国，按理说发展应该很快，但是由于他的国民素质太低（现在也很低），使得他没法正常的发展而专注于扯皮。这个时候我认为“适当”的专制可以保障国家的正常发展。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国家的经济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慢慢的法律的健全。这个时候民主的出现才可能是发展的动力。
　　　　因为我认为，专制可能走的路很极端，不是大好就是大坏，这在中国不同时间表现的很明显。但是民主呢，不会是最好，但绝对不是最坏。
　　　　因此我想说的话。像苏联那样的所谓民主化只不过是美国搞垮苏联的一个手段而已。完全不可取。因此现阶段的“开明”专制应该是现阶段在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的经济发证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点，我刚才打字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大家注意到没有，除去卖石油和战争发财的国家之外，在二战后，靠所谓的正常手段发展成发达经济体的，基本都处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圈内（或者说受中国文化巨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人都认为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即有读书的传统。这便涉及到刚才说的那个国民素质（虽然可能是潜在的）。
　　　　所以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是没有特别的资源或者大发战争财的话，要发展，在初期实行适当的专制（不是以前的那种），然后国民的素质。是发展的关键。
　　 不过美国好像比较特别那就是他的地理位置在现代来说太优越,在本大洲来说基本没有天敌.所以两次战争财它是发惨了的.
...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759577.html Sun, 10 Jul 2005 06:07:52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622727.html 对于确实不会喝酒、不能饮酒的，却实在是“一场灾难”。但只要学会一些
有效的方法，是可以妥当、不卑不亢地达到拒绝的目的的。且看以下几招：    

其一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劝酒者采用的是欲抑先扬的战术：先恭维你是“高人”
是“朋友”，弦外之意即是——如果你不喝酒，就不配为“高人”不配为“朋友”。
那么你可以反过来这样说：“你要我喝酒简直是要我的命。如果把我当朋友，就不
要害我。”言外之意是你要我喝酒就不够朋友！因为劝酒者都有一个心理：喝也罢，
不喝也罢，口头上都必须承认是朋友，是兄弟。抓住这个弱点予以反击，劝者碍于
“朋友”的情面，不得不缄口。    

其二是装痴卖傻。对方硬劝你喝酒，你可装出一副豪迈的样子说：“我本不会喝酒，
但诸位兄弟的殷殷之情令我非喝不可。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为你们醉了也值！”
说完仰脖一口喝干。然后作烂醉如泥人事不省状，任谁推拉叫喊你都置之不理，装
傻睡大觉。对方以为你出了洋相，就再不会来找你了。    

其三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当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能应付时，就只有找个借口“开溜”
了。这个借口最好是意外的情况，让人觉得你有暂时退席的必要（“暂时”非常重
要）。如事前安排好第三者，让他在关键时刻来喊你：“某先生，你有紧急电话。”
你便可做欲走还留状：“对不起，各位！我去去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只要一离
开酒席就躲起来，到酒席完时再回来说几句道歉的话。对方对你善意的欺骗也不
会太在意。

最后如果你实在是没办法躲,比如你是宴会的主持人,或者你是这场酒宴谈判的主导者
那么你多半是躲不了的,否则很可能给人印象变差，特别是在商务宴会上，这时，你
可以预先喝点海王金樽，或者便宜点的酸奶，解酒很有效哦。或者桌上有和蛋、豆腐
有关的食物可以多吃一点，也比较有效果。...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622727.html Sat, 26 Mar 2005 16:03:00 GMT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622722.html 因为任何入这范围是很广的，也许是个工程师，也许是个法学家，或者是个教师，或者
是个艺术家，或者是个打石工人。总之，无论三教九流，各种阶层的人物，你若能和他
谈上十分钟使他感到兴趣的活，真是不容易的。不过不论难易，我们总不能不设法打通
这难关，常见许多人因为对于对方的事业毫无认识而相对默然，这是很痛苦的。其实如
果肯略下工夫，这种不幸情形就可减少，甚至于做个不错的交际家也并非难事。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虽是一句老话，直到现在仍然适用，所以要充实你自己的知识。
   一个胸无点墨的人，当然不能希望他在说话中应对如流。学问是一个利器，有了这
利器，一切皆可迎刃而解。你虽不能对各种专门学问皆作精湛的研究，但是那所谓常识
却是必须具备的。育了一般的常识，倘若能巧妙地运用起来，那么应付任何人作十分钟
的兴趣谈话，我想是不难的。你须多读书多看报，世界的动向，国内的建设情形，科学
界的新发明和新发现，世界各地的地方特点或人物的特性，以及艺术新作，时髦服饰，
电影戏剧作品的内容等等，皆可从每日的报章和每月的杂志中看到）诚能如是，则应付
于各种人物，自然胜任愉快。
   香港九龙有一间美容院，生意兴隆为当地之冠。有人去问他发达的理由，店主人但
白承认，完全由于他的美容师在工作时善于和顾客攀谈之故。但怎样使工作人员善于说
话呢？便当得很，店主人说：我每月把各种报纸杂志都买了回来，规定各职员在每天早
上未开始工作前一定要阅读，当为日常功课一样，那么他们自会获得最新鲜的说话资料
，大博顾客的欢心了。倘若你说你不高兴看书报，或者你说没看书报的工夫，那么请你
不必再研究说话的艺术了，连书报都不爱看，都不肯找出时间来看的人，我们不会希望
他在任何一项门类里成功的。无论要达到什么目的，不劳而获的方法，世界还没有发明
呢！
     一种苦味的药九，外面裹着糖衣，使人先感到甜味，容易一口吞下肚子去。于是
，药物进入胃肠，药性发生效用，疾病也就好了，我们要对人说规劝的话，在未说之前
，先来给人家一苗贸昔，便人先尝一些甜，然后你再说上规劝的话，人家也就容易接受
了。某机关陈主任，有一天对一位女打字员说：“你今天穿了这样一套漂亮的衣服，更
显出了你的美丽大方。”那位女打字员突然听到了主任对她这样的称誉，受宠若惊。陈
主任于是再接下去说道：“可是，我要告诉你，我说这句话的目的是要使你的心里高兴
，我希望你以后打字的时候，对于标点应该要特点注意一些才好。陈主任这样说话，虽
然未免太露骨一些，然而，他这一种方法，还是值得我们仿效的。因为，他如果爽直的
告诉女打字员，叫她对于标点要特别的注意，她心里就要感觉到今天受了上司的责备，
这是十分羞愧的，她的心里也许要几天不愉快，她也许要为她自己辩护，说她自己是很
小心的，因为原稿上有着错误或是不清楚，所以她不能负这错误上的全部责任。这一来
，陈主任的规功不但失了效，说不定还会惹来一场没趣呢！
     如果你要人家遵照你的意思去做事时，应该用商量的口气。譬如你对人家说：我
要你这样做，但你不这么说，而是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你看这样做好不好呢尸假使你
要你的秘书写一封信，你把大意讲了以后，要再问一下：“你看这样写是不是妥善？看
了要修改的地方，又说道：“如果这样写，你看怎样？你虽然站在发号施令的角度，可
是你懂得人家是不爱听命令的，所以不应当用命令的口气。假使在一个盛夏的中午，一
群工人在慈息着，一位监工走上去把大家臭骂一顿，工人们畏着监工，当然立刻站起来
去工作了。可是当监工一走，他们便又停手了，这是一定的。如果那位监工上前和颜悦
色他说道，“天气真热，坐着休息还不断的流汗，这怎么办呢！朋友，现在这一些工作
很要紧，我们忍耐一下来赶一赶好吗？我们早早赶好了，早早回去洗一个澡休息，怎么
样？我想，工人们当然会一声不响的忍着暑热去工作了。    假如你正在兴高采烈地跟
许多朋友畅谈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东拉西扯地谈些煞风景的话，把欢洽气
氛扰乱了，这正如有人给你浇了一盆冰水。这种不知趣的人便是不懂得察貌辨色，人们
在背后一定骂他一声冒失鬼。所以我们每次接触到一个人物时，必先看看四周的环境。
并明白对方近来的生活情形如何，倘若对方正是得意的时候，你不可在他面前光说不得
意的话。    你若具有一般的普通常识，那么即使你不能有各种专长的学问。也足够应
付各式人了。因为纵使你不能应付自如，你总会提问，问话可使对方开口，假定你的对
手是医生，你对于医学虽完全是门外汉，你就可以用间的方法来打开这局面，从霍乱的
症状谈到生冷食品，谈到维生素，谈到补品等等，只要你不讨厌，你可一直逗他谈下去
，遇到教师则问他学校的情形，学生的素质和倾向。总之，问话，是一个打开对方话盒
的最好方法。
   间话最要注意的是：要问对方所知道的问题。问对方所最内行的问题。如果你不能
确定对方能否有充分力量答出，那么还是以不问为佳。
   有些问题，你得不到圆满的答复时，是可以继续问下去的，但有些是不宜再问的。

   “倘若我不能在任何一个人那里学到一点东西，那就是我处世的失败。”这话可发
人深省，因为虚怀若谷的人，往往是受人欢迎的。记着，问话不仅打开了谈话的局面，
而且你可以由此增益学问。
间话是表示虚心，表示谦逊，同时也表示尊重对方的意思。替我把信寄了吧？就永远不
如是否帮我寄了那封信？较来得使人听了舒服，对于一件事情不明白，就不妨请教别人
，自作聪明是最吃亏的。一个但白求教于人的问题，最能博取别人的欢心。可是怎样问
呢，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问话的方法多种多样，收效自有高低的分别。高明的问法使
人心中喜悦，而愚蠢的间话则只有引起对方失笑甚至反感。
   这蛋糕新鲜吗尸你是否曾经向一个售卖蛋糕的店家问过类似的话，而且辽问多次吗
？其实，这是一种不聪明的问箩。这种问话，你得不到真实的回答，还会使对方觉得好
笑。你跑到酒馆里点菜时，间那些服务员：“今天的石斑鱼好不好？”这问话是浪费的
，因为他一定会说好，除非你是一个熟客人，倘若你用另一种方法：“今天有什么好的
海鲜？那么效果就完全不同，你可以吃到真正的海鲜。“今天的石斑鱼好不好？和“今
天有什么好的海鲜？”两种问话，引起心里上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你所间的不
过是一样东西，只有好或不好的两个答案。为顾全店家招牌，他不能说不好，并且一样
东西好不好的标准是很难说的。标准既不易定，则他觉得说了个好字并不能说是欺骗你
，即使今天的石斑鱼并不很好。你所间的只是石斑鱼，似乎心目中除了石斑鱼并不很好
。你所问的只是石斑鱼，似乎心目中除了石斑鱼不爱吃别样。那么服务员觉得对你说好
是他的责任。
     结果，吃亏的是你，他不过说说，吃下去真的好不好，他并无多大责任，如上面
所说，好坏没有一定标准的。至于你开始便问：“今天有什么好的海鲜厂表示胸无成见
，不管什么海鲜，只要好便行。这表示你自己谦虚，不自作聪明而请教于他。这问话的
定义很广泛，它不是今天的海鲜好不好？却是今天有什么好的海鲜，答者甚至可以说，
“今天没有什么好的海鲜，但今天信丰鸡又肥又嫩，值得一试。”所以他答的范围是可
以很大的。说到那被问者呢？他见你首先求教于他，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心中早已高
兴。海鲜的范围既广，只要把各种海鲜比较起来，把当天最好的介绍给你便行，这工作
较易应付。你既然全部请教他，他倒不敢不负责，自然会把最好的介绍给你。由此看来
，问话事小，提问技巧却难。据说，香港一般茶室因为有些客人在喝可可时放个鸡蛋，
所以侍者在客人要可可时必问一句：“要不要鸡蛋呢？某心理学家应召到一家茶室里去
研究如何发展营业时，关于问鸡蛋一事，他就说不应间：“要不要加鸡蛋？而是“要一
个还是两个鸡蛋？”这样问法，多做一个鸡蛋的生意是绝对有把握的。      说到在交
际场合用的普通间话，最要紧的也是语气温和、态度谦恭。不可自己先存有成见，与其
问“你很讨厌他吗？”或“你很喜欢他吗？”不如问“你对他的印象怎样？”但有些却
不妨先装成有成见。对一个看来有四十岁的人间：“你今年总有三十岁了吧？是比较问
“你今年尊庚？”要好得多的。... ]]> http://threestone001.ycool.com/post.622722.html Sun, 27 Mar 2005 15:03:51 G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