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影：尘埃落定

    就像她扫把下那些飘浮的尘埃，李影在这个城市漂泊了10多年。从促销员到餐厅服务员再到公厕管理员，她的青春、她的梦想，还有她那流浪的脚步，就这样交给上海这座庞大的城市。

    如今，她总算为它们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归宿。作为首批“全国优秀农民工”，她获准在上海落户，与她一样幸运的农民工，还有39人。

    刚刚拿到手的户口簿会提醒她，从明天起，她用扫把打扫的将是自己的城市。而热泪从她黝黑的脸上滑落时，她那宛若尘埃的命运，也终于落定。

    从这眼泪里，我们能看到的，是辛酸过后一个人的喜极而泣。但我们看不到的，则是更多人的欲哭无泪。毕竟，这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李影的尘埃是落定了，更多人的尘埃却还在纷纷扬扬。

    迈克尔·杰克逊：曲终人散

    在我们狂躁的青春里，他无疑是一道妖冶的魅影。滑着轻盈的太空舞步，他一步步挑逗着我们青春期里每一根脆弱的神经。

    那时，我们还年轻，而他如日中天地照耀着我们的额头，以及父辈们悄悄爬上眼角的皱纹。可惜这耀眼的光芒过于短暂，我们尚未顾上多瞟几眼他骄傲的身影，娱乐版面上的非议和丑闻，取代了曾经的记忆，他那白如纸的脸，映照着我们同样苍白的青春。

    然后，那些隔着时空铸就的辉煌，开始一点点坍塌，化为齑粉。有人隐隐作痛，但更多的人，欢天喜地地投入下一个偶像的怀中。

    毕竟，这是一个速朽的年代，而我们是一群速食的人。如今，他在曲终人散后死去，一同崩溃的，应该还有一代人或短或长的青春。

    黄书元：回到1993年

    若非一场官司，捧着手里畅销的文化读本，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回到了1993年。这本由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主编的《察贤辩才》一书，因被指定为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文化读本，十分畅销。

    但他的同行、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李树喜发现，16.8万字的《察贤辩才》，有14.4万字来自自己的《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李社长眼看黄社长获取名利，便诉诸公堂索赔。

    只是现在，《察贤辩才》副主编出来声明，该书完全源于1993年的《国史镜鉴·用人篇》，而李的书也有70％以上源于此。

    哦，原来大家都在21世纪不约而同地回到了1993年。

    周艺文：横竖都叫人担心

    没有中国作家会像周艺文现在这样令网友担心。据说，《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正委托律师调查周的系列童话作品《冒险小王子》是否“剽窃”了《哈利·波特》。假如这是真的，周可能将面临1亿英镑的索赔。网友担心，“他赔得起吗？”

    不过，结论还没出来，调查一事已让周“受伤很深”。他认为对方把自己的“名声搞得比郭敬明还臭，在圈内很难做人”，并开始怀疑对方是在为即将在中国上映的电影炒作。自称已“濒临崩溃”的周艺文，决定起诉对方“诽谤”，并索赔精神损失费2009万美金。

    只是官司尚未开打，又有懂法律的网友提醒——“起诉时要一并交纳1％的索赔保证金，2009万美金的1％是100多万元人民币。”网友担心，“中国作家都很穷，他交得起吗？”

    可怜见的周艺文，不论做原告还是被告，横竖咋都叫人担心。

    时间是1762年，拉格朗日尚是个26岁的小伙子，而阿涅西离开数学界，已整整10年。但数学教授们对她的能力仍旧评价极高。在他们眼里，44岁的阿涅西依旧是那个誉满欧洲的数学家。

    可是，这个11岁时已通晓7国语言的女子，心里只有她的慈善事业，数学研究已是隔着10年甚至更久远的回忆。

    18岁那年，阿涅西就在导师的指导下，在自己的书稿中，对当时的两部数学著作进行了评论。两年之后，富有的父亲出资出版了女儿的论文集。在这191篇论文里，阿涅西的研究涉及哲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矿物学以及妇女教育问题等。在父亲定期组织的学术交流聚会上，年轻的阿涅西也时常会跟博学的权贵客人们辩论。

    只是，20岁的女孩子很快便厌倦了这一切。“她告诉我这种辩论令她不快乐，厌烦得快要死了。”常去参加聚会的法国学者布罗斯写道。他听说阿涅西“想去修道院做一个修女，为穷人服务”时，感到“很惊奇”。

    但阿涅西很坚决地告诉父亲，与社交和辩论相比，祈祷、慈善和安静的研习，对自己更有吸引力。

    父亲的劝说，暂时打消了阿涅西做修女的念头。不过，她获准可以衣着俭朴，不再去参加社交活动。

    10年之后，一本名为《分析讲义》的微积分教科书，被送到了教皇本笃十四世手里。“你的著作将给意大利带来荣耀。”在给教科书的作者阿涅西的信里，教皇写道。

    不过，自称“年轻时也曾研究数学”的教皇，无法想象的是，为了完成这本教科书，阿涅西整整“研究”了10年。对英国的牛顿、德国的莱布尼茨以及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国数学家提出的不同的微积分表达方式，阿涅西在书里进行了统一。

    入睡前，她常常会将未解决的问题留在书桌上，想到解法后就下床写下答案，然后再上床睡觉。从1738年开始，10年的废寝忘食，最终换得了《分析讲义》问世。

    阿涅西把这本书题献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后玛利亚·特蕾西娅。这让皇后“感到非常感动和荣幸”，她赠送给阿涅西一枚钻石戒指和一个华丽的水晶盒子，上面装饰有宝石和钻石。教皇则赠给阿涅西一枚金质奖章和一个黄金花环，以示祝贺。

    “我们早就认为你应该被授予著名数学教授的教席。”在1750年9月26日给阿涅西的信里，教皇向女数学家提供了博洛尼亚大学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的职位。面对教皇的慷慨，阿涅西既没说接受，也没说拒绝。在学校寄给她委任书时，她也没做任何回应。

    此时，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欧洲，数学界对阿涅西的关注越来越多。阿涅西则把自己的目光重新投向了修道院。1752年,父亲去世，阿涅西再无顾忌。她把全部的心力投入救助穷人和老年妇女之中。

    家里的一些房子，被她用来安置穷苦的人们。不仅如此，1759年，为了在米兰租一栋房子建疗养院，这个原本家境优裕的女子，变卖了那些象征着当年的荣耀的东西，其中包括教皇赠给她的金质奖章和皇后送给她的钻石和水晶盒子。

    接下来，她的微积分教科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流行了60多年。与此同时，女数学家却不再做跟数学有关的事。

    阿涅西拒绝了都灵大学数学教授们的请求，但大主教托佐波奈里请求她担任一家慈善公会的主管时，她欣然接受。

    在那个为贫困女性设立的疗养院里，还有450个病人需要她和她的工作人员照顾。为此，阿涅西自己也搬进了疗养院住。

    她的健康最终被摧毁，这个在当年聚会上“既不丑也不美”的数学家，开始失明失聪。在一次次昏迷之后，这个把自己人生最后的47年奉献给慈善事业的人，在1799年身无分文地去世。

    最终，阿涅西和疗养院另外的15名女病人，被一起埋在了一块无名墓地里。在疗养院墙角的一块石头上，人们刻下了她为贫困女性服务的事迹。而她那曾经与数学有关的光辉往事，则被悄无声息地埋进历史，远不及她的善举为人所知。

    “我认为您的话是对我著作不关心的结果。”在给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化学界权威齐宁的回信里，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Dmitri Ivanovich Mendeleev）毫不客气地写道。不过，这封在1869年12月24日写的信，并没有被寄出。
    这年3月，在一篇题为《元素性质与原子量的关系》的论文里，门捷列夫正式向俄罗斯化学学会阐述了自己发现的元素周期律。

    “这不是化学，而是魔术！”迎接他的，不是掌声，而是嘲讽和贬斥。“该是在化学方面干点正事的时候了！”齐宁在信里如此提醒年轻的后生。甚至门捷列夫的导师也认为学生的这项研究，完全是“不务正业”，从一开始就不支持。

    即便如此，这个34岁的学生继续“执迷不悟”。1871年，门捷列夫又宣布，自己预测出了三种元素的存在，只是这些元素尚未被人发现。

    幸运的是，那个在两年前劝他“干点正事”的人，这次来信表达了支持，并承认了门捷列夫的基本理论和结论。

    门捷列夫的预言，也在4年后开始得到证实。法国化学家布瓦博德朗发现新元素“镓”，这正是门捷列夫预测的三种元素中的一个。

    在圣彼得堡大学里，每逢门捷列夫上课或演讲，教室总是座无虚席。他也慢慢开始被国际同行所推崇。

    1876年，如日中天的大学教授与安娜·伊万诺夫娜·巴诺娃结婚时，尚未与前妻离婚。于是，门捷列夫被判重婚罪。但“考虑到他为俄国带来的杰出声誉”，沙皇赦免了他。

    不过，这位俄国最有名的化学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在上层官僚们的眼里，不过是“某种手工活”。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有经验的工匠招来，命令他完成各种工作”。

    只是这个“工匠”生性大胆又直言不讳。在奉命做事的同时，门捷列夫也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不仅极力反对陈规陋习和政府的蒙昧政策，还为人权辩护。很快，他便为此付出了代价。

    1880年，齐宁逝世，空出来的院士位置需要人填补。在人们的心中，这个位置非享誉世界的门捷列夫莫属。不料，在以“具有可怖的人权和民主倾向”为借口，试图拒绝门捷列夫的申请未果后，科学院的常任秘书甚至动员科学院院长行使否决权。

    结果，门捷列夫以9票赞成、10票反对而落选。而这也差点儿在俄国引起一场社会风暴。成百上千的信件被寄到门捷列夫手中，表达问候和支持，一些大学和学生团体则纷纷授予他荣誉成员证书。

    他则告诉朋友，“我没指望入选科学院，那里不需要我能给予的东西，而我也不想再改变自己。”

    尽管终生未能入选院士，门捷列夫依旧在大学里做自己的研究。1890年3月的一场学生运动，则让他彻底告别了圣彼得堡大学。他以个人名义帮助学生们向教育部长递交了请愿书。

    第二天，他收到了前一天自己送去的袋子。信函里写着，“五等文官门捷列夫呈送之信件返还本人”。这近似羞辱的口吻，令门捷列夫当即决定向学校辞职。校长拒绝接受他的辞呈，但他硬生生将辞呈塞进了校长的口袋。

    系主任收集了学校里50位教授和系里全体教师的签名，请求学校挽留门捷列夫。校园里所有人的努力注定只能是徒劳，因为教育部没有任何表示。

    这年春天，在上完最后一堂公共化学课后，门捷列夫永远作别了这所自己工作了24年的大学。“祝愿你们能以最平和的方式找到真理。”下课时，他声音颤抖地对学生说。

    离开圣彼得堡大学4年之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学会则在1905年，将象征最高荣誉的柯普里勋章授予他。

    在190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评选时，委员会决定的人选也是门捷列夫。但由于他曾批评过瑞典皇家科学院化学家阿伦尼乌斯的研究论文，在阿伦尼乌斯的带头批评和贬低下，门捷列夫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只是，门捷列夫已经不会为此愤怒或惋惜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一年，门捷列夫刚好年满70岁，并从事学术和社会活动50周年。不少科学家代表团和朋友前来家中祝贺。恰在此时，传来了俄国舰队遭受重创的消息。在致辞时，门捷列夫不讲自己只讲战争，边讲边哭。他甚至说自己“将上前线战斗”。

    他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去战斗，毕竟已经来日无多。“我要在临死之前整理好书籍和文件—这使我非常忙碌—尽管我自己觉得还硬朗。”在一篇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1907年初，在饱受病痛折磨后，门捷列夫去世。据说，他是在书桌前去世的，就像那封不曾寄出的信一样，他的人生在未曾到达预期的地点之前已突然终止。而当时，他的笔还紧握在手中。

山崎宏 

    70多年来，山崎宏一直在为那场战争赎罪。尽管作为一名士兵，他在其中只参与了6个月。

    6月20日，坐在山东济南市一家小诊所里，这个老人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除了给小孩儿看病，就是等死”。他已经101岁了，几年前，听力开始渐渐丧失，到现在几乎听不见任何动静。

    但在街坊们眼里，他仍然是远近闻名的“山大夫”。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是个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服役，做一个为军马治病的兽医。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年轻的山崎宏来到中国，随军队转战上海、天津，并在6个月后，挑了个黑夜逃走。他解释，那是“因为看不惯军队的烧杀掠夺，破坏别人的生活”。关于战争的经历，人们只能从他嘴里打探出这么多。

    从眼前身材略微佝偻、步伐缓慢的老人，很难推想当年那个日本陆军士兵的壮实模样。山崎宏老了，并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因此，5年前，他97岁时，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他指着登记表的复印件说。他所说的那个不回去的地方，在日本冈山县，1908年11月，山崎宏在那里出生。1937年,有两个儿子的山崎家，必须送一个儿子参军。因为哥哥已经结婚了，山崎宏便穿上军装，离开了那个盛产葡萄的地方，来到中国。

    6个月后，逃兵山崎宏最希望能回到日本的家，因此，他决定从天津向东逃亡。在模糊的记忆里，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但在日本老家，亲人们以为他早已阵亡了，为他摆好了灵位，并修好了坟墓。

    这条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儿，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就那么回事。”坐在只有两张办公桌的诊所里，山崎宏微微一笑说道。提起过去的事，他都轻描淡写，有些记忆也渐渐模糊。不时有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讲述，给孩子号脉，然后戴上听诊器，神情专注地检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桌子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济南也有一间自己的私人诊所。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还只是郊区。过了几年，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山崎宏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他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像刘谟桐一样，评价是“太客气了”。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却做了不少事。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说满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什么都不敢说”。她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而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她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作为中间的牵线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当时，他为此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首相后来给他回信，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

    他开始被媒体所关注。记者来采访，这个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终于开口表示，“赎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

    从那之后，直到失聪前，山雍蕴经常听到父亲跟人说起“赎罪”两个字。到现在，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还是经常用呜哇呜哇的声音嚷着“为人民服务”。

    在诊所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岁月开始吞噬他的记忆。他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一起忘记的也许还有很多事情，他当年在军队里看见了什么，他怎样挨过了逃难的日子。不过，只要有人问起，他还是会用含混的声音说：“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声音很大。

    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简直微不足道。从1980年开始，他每天清扫自己新搬进的楼房3层以下的楼道。后来，同一座楼的老住户都陆续搬走，换成了来来往往的租户，他也从不间断。几年前，他终于扫不动了，于是，这项工作由女儿山雍蕴接手，直到今天。

    诊所主人刘谟桐回忆，在他晋升副高和高级职称时，必须学习日语。刚认识不久的山崎宏热心辅导了他，却分文不收。等他带着礼物去感谢时，山崎宏拒绝说：“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前，这个日本老人，也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同样分文不取。

    每年，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捐之前“从来不跟家人商量”。

    这个习惯至今都改不掉。一年多以前，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70多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日本人在异乡从年轻变得老迈，几乎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大小变化。他经历了“文革”，但这个“一心只想着上班”的人并没有被人批斗。只是有一次，医院里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写成连笔，看起来像是“打倒山奇”，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而自己的国家，对他来说已经逐渐陌生。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了一张房地产海报，上面印着大大的两个字：“望东”。以前每到元旦的时候，山雍蕴都要帮父亲给一些日本的亲友寄信，但从几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老同学、老同事们，都已经不在了，许多年轻人，说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场战争。

    但在山崎宏这里，赎罪仍没有结束，除非到他死的那天。

    这个时常望着东方的人，决定不回去了。因为朋友和政府都挺照顾，他“挺满意，死了以后就不回去了，永久留在中国”。

    不过，生前“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想让自己死了只剩一把灰。他决定捐出自己的身体，这样，在“等死”的日子里，就不会觉得“活着没意思”，而“死了以后还是为人民服务”。

    剑桥大学的这位卢卡斯讲座教授，在15年前已是皇家学会会员。他有时严谨得令人咋舌。“每分钟有一个人死去，每分钟有一个人出生。”这是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著名诗句。但讲究精确的巴贝奇读后，表达了异议——“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显然世界上的人口将没有变化。”在给诗人的信里，巴贝奇建议诗集再版时改成“每分钟有一个人死去，每分钟有一又十六分之一个人出生”。

    不过，在对皇家学会和诗人表达异议的同时，巴贝奇也正饱受非议。因为他的工作屡遭挫折，未能取得预期进展。1822年,巴贝奇研制出了第一台差分机。这台“会制表的机器”，既了结了他多年的夙愿，也激发了他的“野心”。

    “我准备造一台比这台大得多的差分机，它可以处理20位数。”在给皇家学会会长的信里，巴贝奇描述着自己的宏伟蓝图。

    在年轻人的设想里，新差分机还附设有印刷装置，可以直接将结果制成表格，可以用来更好地编制天文和航海表。当年，正是由于发现英国编制的航海表有一系列错误，小伙子才决心要研制一个“会制表的机器”。

    只是眼前的这台差分机，运算精确度达6位小数，在巴贝奇看来还远远不够。但在英国政府看来，这个新鲜玩意儿已经“颇有意义”。在与财政大臣会晤后，巴贝奇获得了17000英镑的资助。

    他可以放开手脚去实现梦想了。出乎巴贝奇意料的是，他原计划用2~3年完成的工作，10年下来，仍不见结果。

    据说这台差分机大约有25000个零件，主要零件的误差不得超过1‰英寸。工程的进度十分缓慢，这让巴贝奇心急火燎，几乎每天都要从剑桥到工厂往返几个来回。图纸一遍遍修改，零件也一遍遍重做。10年过去了，完成的零件还不足半数。

    参加试验的同事纷纷离去。最后只留下他一人，在清晨走进空无一人的车间，眼前一片狼藉。

    政府资助的17000英镑已经花完，巴贝奇从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的大笔遗产也即将耗尽。

    1834年，巴贝奇向政府申请额外的资金支持，但政府早已失去了耐心。尽管巴贝奇软磨硬泡，依然遭到政府高官们的拒绝。就连时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也挖苦巴贝奇的差分机“应该用来计算研制它所花费的时间”。

    然而，恰在此时，巴贝奇已经构思出第一台可编制程序的计算机器。这一构想在后人看来，“为计算机的诞生扫除了诸多理论上的障碍”，也被视为巴贝奇平生最伟大的构想，但在当时，差不多只是人们的笑料。

    只有巴贝奇本人依旧热情不减。1839年,他甚至辞去了卢卡斯讲座教授的职位，专注于实践自己的构思。

    可是现在，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不差钱的银行家儿子。他四处募集资金，几乎无功而返。不仅如此，政府很快宣布中断对他的一切资助。望着自己画在2000多张图纸上的5万多个零件图，巴贝奇只能兴叹。

    最终，半成品的差分机与全部图纸，被送进了伦敦的皇家科学博物馆。“我们至少得到了一个更聪明的玩具。”批评家史博桑克讽刺道。

    1871年，这个被同行讥笑为“愚蠢的巴贝奇”的老人，在贫困潦倒中去世。留在他身后的不是赞美，而是《泰晤士报》上的嘲笑：“广大民众对他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一无所知，有所知的人，也不怎么欣赏。”

    博物馆则在120年后，按照巴贝奇最初的设计，制成了他设想中的新差分机，人们惊讶地发现，它运行良好。

    “假如巴贝奇晚生70年，我可就得失业了。”发出如此感慨的，是美国的艾肯博士，现代计算机的先驱之一。而在2002年英国举行的“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的全民投票中，巴贝奇获得提名，他与牛顿、法拉第、瓦特以及霍金等人得票数不相上下。

    不过，所有的这一切“成功的证据”，巴贝奇在生前都没能等到。而在他留给后人的照片里，他那宽阔的额头之下，锐利的目光虽显坚定却不乏悲愤。

    不过，这个手握“免死金牌”的人并不是什么政要贵族，而是一位乡村医生。1796年5月14日，他从一位挤奶女工手上提取了牛痘淋巴液，然后接种到男孩詹姆斯·菲普斯身上。7月1日，他把从天花病人身上提取的脓汁接种到菲普斯身上。“天花病毒对男孩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使我热情倍增。”18天之后，在给朋友的信里，詹纳写道。

    当时正值天花肆虐，仅在18世纪，全世界就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因天花而丧命、失明或毁容。

    早在6年前，詹纳已在自己年幼的儿子身上做过类似试验，不过先接种的是猪痘病毒。试验之前，詹纳曾遭到亲人的愤怒指责和制止，但他脑子里只有恩师的忠告——“为什么只凭空揣想，而不实地试验一下呢？”

    儿子于是成了他的试验对象，愤怒不已的妻子只好在一旁含泪祷告。幸运的是，在接种天花病毒后，儿子“没有任何反应”。

    然而，32岁的伦敦女子塞西莉亚没有这么幸运。在詹纳为菲普斯接种期间，这个在17岁那年被“天花恶疾剥夺了所有怒放的青春美色”的女子，在经受15年的精神折磨后，“到了一个不再有痛苦的世界”。

    “在那里，只有上帝慈父般地为每个哭泣过的人擦干泪水。”在塞西莉亚的墓碑上，亲人们绝望地写道。他们不知道，悲剧将很快因为一位乡村医生的努力，而走向终结。

    预防天花试验的再次成功，令詹纳兴奋不已。为了感谢菲普斯，他拿出积蓄为男孩一家建了一所房子。1797年，他把接种牛痘能预防天花的试验，写成一篇简短的论文，并提交给英国皇家学会，但论文被悄悄退了回来。

    “如果看重由杜鹃论文建立起来的名声，最好别再宣称用牛痘就能预防天花。”皇家学会的人在批注中告诫他。早年，詹纳曾因为一篇研究杜鹃特殊适应性行为的论文，当选皇家学会会员。

    可就在詹纳被告诫的第二年，牛痘疫情又一次暴发。詹纳再次成功地进行了试验。他决定向世界宣告他的发现，并自筹经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争论随之而起，反对声此起彼伏。地方医学会的同行，攻击他践踏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开除他的会员资格。在教会人士的眼里，他被视为“魔鬼的化身”，被诅咒下地狱。

    只是，詹纳无暇顾及这些了。在乡下的私人诊所里，他每天要给300多个穷人接种牛痘疫苗。这也很快让他陷入财政危机。

    好在英国政府的支持来得恰逢其时。1800年，政府完全认可了他的努力，世界各地也开始采纳詹纳的方法预防天花。

    在颁发谕令要求法国公民接种牛痘的第二年，拿破仑又向军队下达接种牛痘的命令。

    “你消除了人类最大的一个痛苦。人们想起你，就会觉得欣慰，人类永远不会忘记你曾活在这个世上。”1806年，给詹纳的信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写道。

    英国的医学界却没美国总统这么慷慨。在詹纳被提名入选皇家医学会时，学会要求他必须参加考试，考试内容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等人的经典医学理论。这遭到詹纳拒绝。最终，英国皇家医学会的会员名单里，没有留下詹纳的名字。

    但詹纳的名字，却留在了不少英国人手里的证明书上。在旅行中，他们只要用詹纳签名的一张简单证书，就可以代替护照，在不少国家通行无阻。因为奥地利皇帝、西班牙国王等人，都曾在詹纳的帮助下躲过天花，幸免一死。而应詹纳请求，拿破仑曾多次释放俘虏的英国人。

    更多的人们，则因为詹纳的牛痘接种法，得以从那个死亡年代里逃生。这种接种法也拉开了免疫科学的序幕。而这块“免死金牌”，还让无数生命最终彻底告别了死亡年代，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从地球上灭绝。

    “后代子孙从历史中知道的，将只是可厌的天花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美国总统1806年写给詹纳信里的这句话，看来并非一个政客的溢美之辞。

    年轻有时候并非什么好事，对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来说尤其如此。1666年，当他向莱比锡大学提交博士论文后，审查委员会拒绝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理由很简单：“他太年轻了。”其时，教授们眼前的这个学子，尚未满20岁。

    一怒之下，这个德国小伙子离开了莱比锡大学，前往纽伦堡的阿尔特多夫大学。在那里，凭借已经准备好的论文，莱布尼茨很快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随即，他被阿尔特多夫大学邀请担任法学教授职位。

    不过，这番好意却遭到莱布尼茨的拒绝。“我有全然不同的抱负。”年轻人说。

    尽管终其一生，他唯一的职业是先后为4个侯爵服务。但在70年的人生生涯中,莱布尼茨的研究领域及成果遍及数学、物理学、逻辑学、生物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等。

    这个孩子素来自信。尚未满15岁时，他就尝试要改革由古典学者、经院哲学家和基督教神父们提出的逻辑学。此后，他的博士论文得到了美因茨选帝侯的赞赏。莱布尼茨决定到选帝侯的府上供职。

    1672年，莱布尼茨受选帝侯之命前往巴黎，游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攻占埃及，以分散路易十四对德国的注意力。不幸的是，莱布尼茨始终未能见上路易十四一面。

    尽管选帝侯的愿望落空了，但莱布尼茨的收获却颇丰。在巴黎，他结识了数学家惠更斯等大学者。在他们的慷慨帮助下，莱布尼茨看到了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和笛卡儿生前未发表的论文。

    有了选帝侯的庇护，莱布尼茨几乎与整个欧洲的名家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一年后，肩负“促进英国与荷兰和谈”的使命，莱布尼茨到了伦敦。不过，外交官莱布尼茨带到伦敦的，却是他发明制作的能进行乘除法运算的机械计算器。这个新鲜玩意儿，被“公认为当时的伟大发明之一”。于是，莱布尼茨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

    而两年前，莱布尼茨刚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科学著作《物理学新假说》，全书包括两个部分。身为外交官的作者，把第一部分题献给巴黎科学院，第二部分则题献给了伦敦皇家学会。

    主人在1673年的突然去世，让莱布尼茨不得不中断伦敦之行，也一度失业。他试图在他曾题献过著作的巴黎科学院谋取一个研究职位，不料遭到拒绝。

    于是，他只好投奔到汉诺威一名公爵的门下。而同伦敦科学家们的书信往来，莱布尼茨从未中断。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牛顿。

    1676年，莱布尼茨两次给牛顿写信，询问关于无穷级数和用无穷级数求曲线所围面积的问题。牛顿非常礼貌地回了两封信。

    莱布尼茨这一生，曾给1100多人手写信件1．5万多封。但当时他和牛顿谁也不曾料到，这两封信会成为一场巨大争端的诱因之一。

    从1684年到1686年，莱布尼茨先后发表论文，解释了自己差不多在10年前发现的微积分概念。而牛顿在20年前已经发现了微积分，只是他丝毫未予披露。

    即便如此，一切尚处于风平浪静之中。1687年，当《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版出版时，牛顿在书中提到微积分时写道：莱布尼茨“也偶然发现了同样的方法”。

    然而，12年后，一位瑞士数学家打破了这种平静。他向英国皇家学会提出：莱布尼茨剽窃了牛顿。莱布尼茨则声明这是自己的“独立发现”。

    随着外人的煽风点火，两个原本在通信中以礼相待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水火难容。直到莱布尼茨去世，牛顿依旧不依不饶。

    甚至在莱布尼茨去世近12年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三版出版时，牛顿还是删去了所有提到莱布尼茨的内容。在英国皇家学会这位会长的眼里，“第二发明人没有任何权利”。

    而与生前身后极尽荣耀的牛顿相比，莱布尼茨在晚年也丧失了太多的“权利”。

    1716年11月14日，一直活跃在外交舞台和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莱布尼茨病逝。他曾协助建立或参与的多家科学院，没有一家发出讣告。

    而一个月后，葬礼举行时，他曾先后效劳一生的侯爵们，没有一位派代表出席。

    不仅如此，莱布尼茨曾被任命为梵蒂冈图书馆馆长，但他拒绝赴任。在他看来，教会处罚过伽利略，“这是一个错误”。他平时几乎不进教堂。

    现在，教堂的神父们也以此为借口，不予理睬莱布尼茨这个“什么也不信”的人。寒风中，只有他生前的助手一人为他送行。

    “莱布尼茨的葬礼更像是给一个强盗安排的，事实上，他是他国家的荣耀。”他的朋友写道。

    不过，这个“强盗”和牛顿如今被公认是各自独立发现了微积分。他发明的微积分符号，至今被采用。而他留下20多万页手稿，在德国和法国联手整理下，从1907年至今出版了40多本文集。据说目前德国正着手出版《莱布尼茨文集》，要到2050年才能出齐。

    这或许可以告慰莱布尼茨那一度孤独而凄凉的背影。

    12岁的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正用煤块在墙上写写画画，这多少令他的父亲感到好奇。老帕斯卡忍不住上前看了一眼。他发现儿子竟然独自推理出了“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
    这令老帕斯卡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也认识到这些年自己所犯的错误。由于儿子自幼丧母，体弱多病，老帕斯卡选择了亲自教育儿子。为了避免儿子用脑过度，他决定不给帕斯卡介绍数学知识，并把家里所有的数学书籍搬了出去。

    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教育差点儿埋没了儿子的数学天赋。他彻底放弃了自己已坚持多年的想法，还决定送给儿子一本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帕斯卡经常被父亲带着，一起参加在巴黎耶稣会教士梅森家举行的科学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后来发展成法兰西科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帕斯卡与当时一流的数学家们进行了交流。

    1639年，16岁的帕斯卡在参加聚会时，向众人提交了一份1页纸报告，概述了后来被称为“帕斯卡定理”的射影几何基本原理。之后不久，他的论文《论圆锥曲线》发表。

    论文的内容，令法国数学家笛卡儿大为赞叹。同时，这个年长帕斯卡27岁的人，又公开拒绝相信这样的论文能出自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之手。

    即便如此，帕斯卡和他的家人在1647年秋天,还是接待了笛卡儿的拜访。只是在帕斯卡的妹妹雅克丽娜眼里，这次拜访并不成功。她察觉自己的哥哥和笛卡儿“彼此深深地互相嫉妒”。

    帕斯卡通过做实验，不仅发现了帕斯卡定律，也确信了真空的存在。笛卡儿在来访时，对后者表示怀疑，二人为此整整争论了两天，最终不欢而散。“这个人的脑袋中实在有太多的真空！”在给荷兰科学家惠更斯的信里，笛卡儿语气轻率地写道。

    不过临别前，好心的笛卡儿，倒是告诉了身体欠佳的帕斯卡一些养生之道。他劝告帕斯卡可以像自己一样，每天在床上躺到11点，除了牛肉汁其他什么也不吃。

    或许是因为这些忠告来自笛卡儿，帕斯卡并未接受。从17岁起直至逝世，他一直饱受病痛之苦。白天，他吃下的食物难以消化；而晚上，经常性的失眠症又令他噩梦不断。

    尽管这样，在18岁那年，为了减轻父亲的工作量，帕斯卡发明并制作了历史上第一台计算器。可惜的是，这种机械计算器由于造价过高，并未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而100多年后，正是发源于此的计算器的发展，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办事员失业。

    但在此时，计算器只是税务官老帕斯卡手里的日常工具，后来又成为敬献给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礼物。不过，令帕斯卡失望的是，在女王的私人教师笛卡儿死后，女王并没有把他请来接替笛卡儿的位置。

    在权势面前遭受的冷遇，让帕斯卡接下来过了3年的放荡生活，跳舞、打球、狩猎、赌博……1654年，赌徒梅雷骑士请求帕斯卡帮忙计算自己在赌博中胜出的几率。在与法国数学家费马6个月的反复通信之后，帕斯卡解决了梅雷的这个问题，并和费马一起提出了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只是这年年底的一场意外，让帕斯卡的兴趣开始从科学研究进一步向宗教哲学转变。第二年，他避开尘世，住进了巴黎郊外的修道院，过起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当觉得自己说话太多，他便把一条布满铁钉的带子绑在身上以示惩戒。一切科学研究对他来说，已“都是应该避开的无益之事”。

    不过，在一个饱受牙痛折磨难以入睡的夜晚，帕斯卡开始发疯地想着摆线问题。深陷思考之中，一度让他忘记了牙痛。经过8天的全神贯注，他成功地解决了与摆线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他曾经把这些问题公开悬赏征解，在惠更斯等人给出的答案并不圆满之后，他公布了自己的答案。而这也是他进修道院后，唯一一次为科学作出贡献。

    在修道院里，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宗教和慈善活动。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在自己的著作里，帕斯卡写道。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他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患天花的一家穷人，并亲手为巴黎市民设计了第一辆公共马车，并建议成立一个公司来运营这种新的交通工具。而他的身体则的确如芦苇般脆弱。病情急剧恶化之后，帕斯卡在人生的第39个年头溘然长逝。

    逝世7年后，帕斯卡遗留的手稿以《思想录》为名出版。这部著作让那根已经倒下的“有思想的芦苇”，至今依旧在世间摇曳。

    尽管他们的母校在燕园已经消失了57个年头，只有在未名湖畔刻着“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纪念碑上，他们才能找到最显眼的“燕京大学”四个字，但在蔡公期等人看来，“燕京大学”在他们心里从未消失，“燕大精神”也从未消失。

    今年是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不久前，年迈的燕大校友们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

    纪念活动在燕园的贝公楼里举行。不到上午8时，楼下便挤满了白发老人，他们多由儿女陪伴而来。一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们便忙着相互拥抱寒暄，把儿女晾在一边。

    “当年选学生会主席，我还投了你一票呢。”一位49学号（按照燕京大学惯例，49学号意味着1949年入学）的化学系校友，对他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同班女生说。

    在他旁边，有两位女同学在拍合影，只是她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站在一起拍照，只能让轮椅挨着轮椅。而一位3个月前已经去世的校友，则在临终前嘱咐女儿，一定要代她回燕园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再过10年，大家可能都走不动了。”校友姚林杰叹息道。他已经80岁了，但在校友里面还算小字辈。

    他的学长们，很多是“拼了老命”从国内外赶回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还能有多少机会回来”。1984年，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时，上海、广州、天津、西安等地都相应成立了校友会。如今，由于当地校友陆续离世，所剩无几，这些地方的校友会已不复存在。

    即便如此，在蔡公期眼里，“只要还有一个校友健在，校庆活动就要继续搞下去”。这些年里，每次返校时的文艺演出，都是由他出面动员和具体安排。这一次也不例外。

    返校的校友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贝公楼前临时设立的校友会会费缴纳处，签到并缴纳20元会费。

    负责收会费的，是位戴眼镜的白发老太太，她趴在桌子上一笔一画地给缴费的校友开一张收据。在她眼前排队等候的，是一群头发和她一样花白的老人。

    不远处的大楼门口，有白发的老人负责发饭票，校友会准备的450张饭票早已发完，资料发放处准备的450份有关燕大的资料，也远远不够，因为“没想到一下子来了700多人”。

    这一天，刚好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开放日”，一些学生家长赶来北大游览参观。看着眼前的这群白发老人，不少家长觉得好奇，在贝公楼旁边远观。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如今关注和向往的燕园，其实是这些老人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校园。

    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别说他们，就是北大的学生，也不知道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新闻系校友何宝星说。20多年来，他一直负责编辑《燕大校友通讯》，在校友寄来的文章里，他会隔三岔五地发现类似的“抱怨”。

    在他看来，这些校友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恋旧”，而人们对燕园的无知，则很大程度上是“宣传上出了问题”。在最新一期为90周年校庆编辑的集子里，有人指出，当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官方发布他的简历时，对黄昆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只字不提，这让不少校友难以接受。

    “一说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革命干部都讨厌我，不愿意要我们这些人。”当45学号和46学号的校友在临湖轩座谈时，一位校友这样说。他在毕业后的前30年里，不敢说自己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临湖轩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的居所，在这里，他曾为燕大校友冰心证婚。也是在这里，这位校长一年又一年亲自迎接新生。68年过去了，蔡公期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欢迎你，蔡公期。”在临湖轩前的草坪上，65岁的司徒雷登握着蔡公期的手说。校长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让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受宠若惊。新入学的300多名新生，司徒雷登不仅与他们握手，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那时，人们的名字中有不少生僻字，可见他在这件事上是多么用心！”蔡公期感叹道。

    45学号的赵寰与这位校长握手，则是在1945年10月10日晚。不过，这个兴奋的年轻人和他的同学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罪大恶极”的握手，让他们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难以幸免地背上了“亲美分子”的罪名。他1949年从燕京大学参军，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董存瑞》。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问世后，和他一起参军的燕大学生被告知，“谁跟司徒雷登握过手，都要交代”。

    更需要交代的，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她们有人不仅跟司徒雷登握过手，还在圣诞节跟他跳过舞。报纸上一刊登批判司徒雷登的文章，她们就得检讨。

    如今，再次身处临湖轩，他们剩下的已经只有感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我们活下来了。”

    赵寰更是在座谈开始之前，专门在司徒雷登当年与自己握手的入口处，拍了一张照片留念。60年前，在燕大读书期间，正是由于他的通风报信，一批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燕大学生，逃过了国民党的一次大逮捕。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地下党员、反蒋青年”。

    “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看不惯国民党搞的那一套。”60年后，他依旧尽力澄清老师和同学们当时对自己的误解，只求“实事求是”。5年前，他到美国访问，接待他的正是燕大毕业生，而对方当年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两人见面，已只剩下“天下燕大是一家”的亲近。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过去观点不同，但不影响现在交往。”何宝星经常收到校友们的回忆文章，对此深有感慨。

    而赵寰则指着临湖轩的窗外，提高了嗓门说：“在这个比大观园还要大观园的燕园里，我们脑袋瓜子里面灌输了不少自由民主的东西。”

    “政治上见解不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自由、民主和平等。”问起什么是“燕大精神”，燕大人大多会这样回答。而入学时校长跟新生握手，也被不少校友视为燕京大学“平等”精神的一个标志。

    对蔡公期来说，这种“燕大精神”影响了他整整一生。在与司徒雷登握手10年之后，他成为北京二中的校长。在迎接4个班200多名新生时，他也会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并握手欢迎他们。直到后来班级增加到8个，学生接近500人时，他才不得不停止。

    在老人们眼里，“自由”精神则从燕京大学一建校就已经开始。司徒雷登一上来就废除了“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学生也不需要上政治课，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可以读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清华的地下党要过组织生活时，不少时候会跑到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在燕京大学里小范围宣讲。

    在燕园之内，各种团契（意指社团）相当多。“一些团契‘很左’，一看就是共产党，原来真是共产党。”赵寰笑道。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教会大学的校园里自由活动。何宝星回忆，各个团契“政治上见解不同，但并不因此影响大家的感情。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抗战期间，有200多名燕京大学学生选择了奔赴解放区，另有数百人选择到重庆大后方，但不管学生选择去哪里，司徒雷登都会接见他们，为他们饯行，并给予同样的路费资助。在蔡公期看来，司徒雷登这样做是坚持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的目的——“要为中国培养有用人才”。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司徒雷登把校训改成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直到1945年才恢复。这期间，蔡公期曾随燕京大学南迁到成都。在蔡公期看来，校长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人只有获得自由，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

    在燕京大学的6年里，蔡公期也充分体会到这种自由。1940年，他考上燕京大学医预系后，被查出患肺结核病，推迟一年入学。入学后，他在医预系学习不久，便又转入化学系；在化学系学习一年后，他又转入社会学系。“这样自由转系，在今天的大学里可以想象吗？”他反问道。

    转到社会学系后，他发现，老师会鼓励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到北京的天桥上，去调查罪犯和妓女的生存状况。“那时候是真正的学术自由。”燕京大学校友黄华在回忆燕大生活时，曾这样向蔡公期感叹。

    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被渐渐淡忘

    但燕京大学的办学历史到1952年终止了。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他不久前欢送到解放区的学生则重新回到了燕园。46学号的黄宗洛回到燕京大学，给校友们表演了戏剧《血泪仇》和《刘胡兰》。何宝星回忆，见到同学们时，黄宗洛告诉对方，“叫我‘黄河’。”“黄河”是他为自己新取的名字。也正是在演出那场《刘胡兰》时，何宝星和他的同学们，第一次见到了真铡刀是什么模样。

    接下来大家开始忙着“三反”、“五反”、“下乡土改”。1951年，在校的学生们，开始批斗当时的校长陆志韦。

    到了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各个院系被调整到其他几所大学，校园则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也开始渐渐被淡忘。

    校友会成立后，前些年聚会时，几乎每年都有人提议重办燕京大学。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大势所趋”——“即使有了地方有了钱，谁来办这个学呢？叫别人来办，那还是燕京大学吗？更何况在燕园里面，北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燕园里曾经有个燕京大学。”

    但在燕大校友的心里，这分记忆，正变得越来越浓。

    蔡公期至今难忘司徒雷登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亲切和教育家的风范”。“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注册学生9988人。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各个学科奠基人91名。”因为编写燕大校史，蔡公期对这些数据已经烂熟于心。最近这些数据又得到更新，因为一名校友刚刚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了。”何宝星说。《燕大校友通讯》最初只有32页，一年出一本；如今，已达到100页，一年需要出三本。稿子越来越多，这也让何宝星为难。不仅如此，他每期还需要留出越来越多的版面，来刊登校友的讣告和悼文。而校友通讯也从一开始印刷3000多份，降到现在的2400多份。

    有些通讯也无法寄达校友的手中。寄给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母亲赵兰坤的校友通讯以往没退回过，但最近这次被退了回来。

    老校友们大多不会上网，为了及时传送稿件，往往需要委托儿女从中帮忙。在与校友的儿女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何宝星也能明显感觉出对方的不耐烦，这偶尔也会影响何宝星的情绪。

    但他已经看得很开，“代沟已经形成，观念不同了”。他发现自己的儿孙们，也很难对燕京大学产生兴趣。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外孙女，对燕大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尽管当年根本没有上过政治课，这些老人依然非常关心政治，校友们聚在一起时，谈论的多是国际问题，他们戏称“好像在开联合国大会”。但他们无奈地发现，身边这些在大学里没少上政治课的年轻人，“更多关心的却是吃喝玩乐”。

    90周年校庆这天，不论是在临湖轩里座谈，还是在贝公楼下寒暄，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们谈论的依旧是“制度问题”和“国家形势”。

    一位81岁的校友走进贝公楼，从轮椅上下来，推开前来搀扶他的儿子，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栏杆爬上二楼庆典现场。总共24级台阶，他足足爬了10多分钟。他的儿子则拎着轮椅，在老人的身边显得有些尴尬和不解。

    或许只有老人自己，才能体会燕京大学究竟给自身烙下了怎样的印记。只是这一群老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5岁了。

    尽管医生们都主张做截肢手术，但在年轻人的强烈坚持下，他们最终改变了想法。班廷的右臂得以保留。

    伤势恢复的过程，虽然缓慢而痛苦，但终究他没堕入梦魇一样的日子。英勇的表现最终为他换来了一枚战功十字勋章。而年轻的中尉丝毫未曾料到，一枚更大的勋章，就在不远的将来等着他。

    1920年秋天，返回加拿大的班廷，在西安大略省开诊所，同时在一所大学兼职教书。10月30日晚上，为了让第二天讲授的胰腺专题知识更充实，29岁的班廷像往常一样泡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

    在最新出版的一期杂志上，班廷发现了一篇有关胰岛素与糖尿病之间关系的研究论文。阅读完毕后，回到家里，他仍然为此兴奋不已。夜里两点，他爬起来在草稿纸上，记录下自己的回忆和想法。

    第二天一早，他便去找神经生理学家米勒分享自己的发现。但对方告知：这种问题应该去找内分泌学家。

    在米勒推荐下，班廷找到多伦多大学的教授麦克劳德。“你都做过些什么实验？”在礼貌性地听完班廷的介绍后，教授问道。

    “从没做过类似的实验。”班廷尴尬地答道。

    教授顿时对年轻医生失去了兴趣。

    年轻人不肯就此放弃，他怀疑是自己的表达上出了问题。他用了整整一个晚上，详细列出自己的想法。次日，他再次找到教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依然没引起麦克劳德的兴趣。

    直到第三次来拜访时，麦克劳德终于同意给年轻医生10条狗、一个熟悉生物化学的实验助手贝斯特和一个实验室。只是，这个实验室，班廷只能使用8个星期。

    尽管如此，这还是让班廷感到欣喜，他立即辞去了在西安大略省的所有工作，搬到多伦多一心做实验。不幸的是，实验还没做到8周，班廷已经破产。他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的福特汽车，用来买狗做实验。有时候，他甚至需要在暑期去打职业棒球来赚些钱。

    值得庆幸的是，当麦克劳德从欧洲度假归来时，班廷和贝斯特的实验终于取得进展。他们获准可以继续使用实验室。很快，两个年轻人就发现了提取牛胰岛素的办法。可他们不知道，这种在狗身上适用的东西，是否同样适用于人体。

    班廷决定先在自己身上注射检验，但遭到贝斯特反对。在贝斯特看来，自己作为助手，更应当来冒险，而班廷“技术更熟练，更应该得到保护”。在一番争执未果后，两人相约第二天再做决定。

    不过，在当晚，他们各自悄悄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牛胰岛素。他们的冒险，最终取得成功。人体实验证明，牛胰岛素应用在人体是安全的。

    两年之后，在多伦多陆军医院，一名患有严重糖尿病的14岁男孩，体重只剩下29千克，在注入胰岛素之后，病情逐渐得到好转。这也令一度对此不屑一顾的麦克劳德感到惊奇。他停止了自己眼下的研究，把所有研究力量都投入胰岛素研究。

    这一年年底，班廷和贝斯特在一次医学会议上宣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而越来越多的临床实验，也证明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效果。

    四面八方的感激和礼物，不断向班廷涌来。重获生机的人们，争着想见这位神奇的医生，据说连英国女王也想见他一面。

    虽然声名鹊起，但班廷只是在自己开的一间临时诊所里，治疗糖尿病患者，并且收取很低的费用。

    来自不同国家的奖章和荣誉也纷至沓来。但1923年诺贝尔医学奖落到班廷肩上时，他不是喜出望外，而是怒不可遏。

    他发现，跟自己一起分享诺贝尔奖的，不是和自己一起在实验室用煤气灯做饭的贝斯特，而是麦克劳德。贝斯特没有被提名，令班廷愤怒异常。他发了一封电报，公开赞扬贝斯特的贡献，并宣称自己所获的诺贝尔奖金要和贝斯特分享。

    与此同时，这个年轻人也坚持要求，在颁奖时要把自己的名字置于麦克劳德之前。但随后，在向多伦多大学转让胰岛素专利时，他和麦克劳德的要价是一元钱。

    正是他们的慷慨，在1923年之后，胰岛素得到大量生产，糖尿病对亿万患者来说不再是死亡宣判。那个可怕的梦魇，就此被一位年轻医生终结。

    遗产是父亲查尔斯勋爵和姑母分别留下的。勋爵生前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重要成员之一，醉心于科学实验，他的儿子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对家财万贯的贵族父子，生活一直很俭朴。大把的金钱，被他们用来购置了昂贵的实验器材和图书。在父亲死后，卡文迪许更是变本加厉。他把自家别墅里富丽堂皇的装饰全部拆去，大客厅变成实验室，楼上卧室变成观象台。在别墅前的草地上，他竖起一个架子，以便攀上大树观测星象。

    在实验室里，他发现氢氧化合成水，发现电阻定律，后来又验证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确定了引力常数和地球平均密度。可能再也没有其他地方，能像这里一样令卡文迪许乐此不疲了。

    年轻时，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四年，最终并未取得学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口吃的大学生，害怕面对教授。在他的传记作家笔下，卡文迪许腼腆得“几乎到了病态程度”，跟任何人接触都会觉得局促不安。

    他在住所修建了私人楼梯与入口，避免与仆人们频繁打交道。“一只羊腿。”看到卡文迪许在纸条上留下的这几个字后，女仆们便知道该给主人准备什么样的晚餐了。这个从不跟女人说话的主人，跟自己的女仆，常年也只是用纸条交流。

    有一次，卡文迪许的仰慕者从维也纳赶来，立在门口台阶上静候偶像露面。卡文迪许一开门，他的奥地利“粉丝”便激动不已，赞美之辞滔滔不绝。扑面而来的赞扬，顿时令卡文迪许不知所措。终于，他忍无可忍，便冲出大门，沿小路飞奔而去。数小时后，他才被劝说回家。

    回到实验室里，他则出人意料地大胆。为了测量电流强度，他用手指抓住电极一端，把自己身体当做电流仪，根据手指、手腕和肘关节感受到的电振的情况，估计电流强弱。

    参加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每周组织一次的科学界聚会，几乎是卡文迪许唯一的社交活动。不过，班克斯事先总会对别的客人讲清楚，决不能靠近那个“戴着当时已少见的三角帽”的人，甚至看也不能看他一眼。否则，人们便会听到一声怒气冲冲的尖叫，然后会看见卡文迪许飞一般地逃向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

    而到卡文迪许家做客的人，会十分尴尬地发现，主人的眼睛常常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于是，他们不得不起身告辞，留下主人在那里静静思索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

    据说，家族遗留的大量财产，一度让卡文迪许成为伦敦银行最大的储户。但他根本没心思打理这些财产。几十年里，不论涨跌，他都让投资顾问只买一种股票。顾问曾建议他投资另一股票，这惹得卡文迪许勃然大怒，他提醒对方：“不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否则我就解雇你！”

    转身，他则把一些铂金，送给青年科学家汉弗莱·戴维用来做实验。

    能入得卡文迪许法眼的，也许只有书。他把自己相当一部分家财，用来购买收藏了大量图书。在同时代的法国科学家比奥眼里，卡文迪许“在一切学者中最富有，在一切富翁中最有学问”。

    这些图书，被主人分门别类地编上了号。无论是他人借阅，还是卡文迪许自己阅读，都毫无例外地需要履行登记手续。

    而他的一个仆人病了，需要花钱治病时，卡文迪许随手便开了张一万英镑的支票。拿到支票的仆人，瞬间目瞪口呆。

    慷慨的主人，似乎对金钱毫无兴趣，甚至不知道一万英镑是多大一笔财富，就像不知道他的研究，对人类来说又是怎样的一笔财富。

    1810年，79岁的卡文迪许吩咐仆人离开房间，未到规定时间不得擅自回来。仆人在几天之后归来时，老人已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在老人身边，是“近20捆关于数学和电学的手稿”。与此同时，这个长年穿着一件褪色的天鹅绒大衣的人，还留下了大笔财产。

    那些“费了很大力气写得十分工整”的手稿，被放进了书橱，没人去动它。遗产中的一部分，则在卡文迪许去世61年后，被他的家族捐赠给剑桥大学创办卡文迪许实验室。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麦克斯韦受命负责筹建实验室。

    “他几乎预料到电学上的所有伟大事实。”麦克斯韦从书橱里翻出手稿后，不由得惊呼。更令他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工作，卡文迪许在1774年以前已经完成。随后，麦克斯韦决定搁下自己的研究，着手整理这些手稿。

    1879年，手稿整理完毕并出版。只是此时，卡文迪许当年那些极具潜力、超越时代的成就，已经被时代所超越。

    面对这个“对研究的关心远甚于对发表著作的关心”的前辈怪才，麦克斯韦也只能感慨一句：“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捂得如此严实，以至于电学的历史失去了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