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我7月14日在中央党校老干部局和中央党校老教授协会联合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十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两个重大的理论失误，一是把国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是把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的工资制当作按劳分配。从这两个理论失误出发，提出了两个错误的指导方针：1、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2、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两个错误的指导方针，导致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与倒退：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垄断经济依然坚守着半壁江山，限制了民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反而为权势者提供了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新机会；改革成果被权贵和豪强装入自己的腰包，造成社会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
    出于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的关切和期待，我曾经多次撰写文章，对这两个理论失误进行分析与论证，2004年和2005年，又借着阅读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文件的机会，写出九篇思考札记，经由组织系统报送党中央，并表示希望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认识。但是，人微言轻，听者藐藐，没有产生丝毫反响。去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还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说明指导思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然坚持着错误的理论观点。对此，我感到不能保持沉默。这是我为什么要在这次座谈会上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得失发表意见的因由。
    但是，由于时间有限，座谈会上很难畅所欲言，为了比较充分地表达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我把2004年写的重读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六篇札记和2005年写的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的三篇札记列为本文的附件，供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朋友思索参考。这九篇札记虽然写于三四年前，而且曾经在“五柳村”等网站上发表过，但考虑到中共十七大仍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就说明我的这些札记今天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所以旧话重提，再次向关心改革的朋友们推荐这几篇札记。只是这样一来，篇幅就显得相当冗长了，只好请阅读者鉴谅。

    “知我者谓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经.黍离》）

                                                     2008年7月20日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从安徽农民包产到户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有整整30年了。进入2008年后，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反思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开放是全民的事业，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对改革的是非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今天我也想借这个会议的机会，简要地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得失，谈一谈我的看法。

   我国的改革从经济起步，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人首先要吃饭穿衣，有饭吃有衣穿，才能顾及其他。十年文革，把中国的经济摧残到崩溃的边缘。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明智地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接着，一步一步地承认了农村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10月，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了解，我们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指导思想的转变，需要探讨的是，指导思想的转变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

   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吗？是“摸着石头过河”吗？是“三个有利于”吗？都有点像，但都不是。因为，这些都是操作层面上的注意事项，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可以说，我们从启动改革到深化改革，在方针政策的表层，都找不出任何理论体系的痕迹。而从改革的实践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它深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涵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有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叙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中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却迫不及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摧毁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适合的五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建立起国家全面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十分明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因而新建立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包括人民公社，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历史事实表明，这种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从安徽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的范例里，才逐渐领悟，只有突破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构成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独霸天下的经济格局，让一切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形式都取得合法地位，“把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社会才能起死回生。于是，在所谓公有制的夹缝里，出现了个体经济，小商小贩。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和打开国门后引进的外资企业，以强劲的发展势头，表现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生命力，说明它们完全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表明，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符合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

   几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实际上恢复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格局，但历史机遇已经丧失，当时的社会优势不复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的最大特征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厂、两极分化、假冒伪劣、赌毒黄娼等等，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政令畅通，社会有着良好的道德风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赌毒黄娼的遗迹，扫荡殆尽。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弊病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官场腐败，政令不畅，特权专横，有法不依。同时，也摧毁了良好的道德风尚，诚信澌灭，尔虞我诈，弄虚作假，物欲横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虽然恢复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格局，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建国初期的那种社会秩序，新民主主义的特征，却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几乎无一不有，真令人痛心。

   目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用两个“空前”来形容：空前繁荣，空前腐败。我在前面对空前繁荣的理论背景，作了粗略的描画。空前腐败的背景就复杂了，这里我排除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不谈，只是就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理论失误，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理论和当政者的理论失误，我在1995年4月写的第一篇征求意见稿《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立足点》和2002年的第22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及其他一些文章里，曾多次进行过叙述。2004年8月，我在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基础上，还写了六篇札记，再次论证了这个问题，并且经过老干部局和党校党委上报党中央，但没有任何反应。所以，对于看过我的文章的同志来说，我今天是旧话重提；对于没有看过我的文章的同志，恐怕就是“奇谈怪论”了，因为我的看法和传统的理论思想教育的观点完全相反。

   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理论失误，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个是把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的工资制说成是按劳分配。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讲第一个理论失误。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因此，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将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在这种生产方式里，劳动者在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具有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换句话说，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把这种所有制称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66页，第17卷第62页，第23卷832页，第48卷第21页）可见，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已经成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其次，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属于自己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三，占有生产资料的，是在联合劳动中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而不是在企业之外、与劳动无关的人员，更不是“全民所有”；第四，占有的目的是进行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第五，在这样的经济实体里，剩余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在扣除社会公共需要的部分后，只在劳动者之间（包括脑力劳动者）进行分配，不存在任何剥削。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这些特征里，最根本的要素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有了所有权，劳动者才能参与企业生产的管理与监督，才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主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一切都谈不到。国家所有制企业显然不具备这个特点。劳动者虽然共同使用着生产资料，甚至还有着“全民所有”的虚名，但由于没有属于他们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就没有对于企业的管理权、监督权、剩余价值的分配权。这样的企业，怎么能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呢？

   当然，国家所有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它的建立初期，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如组织生产，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要把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家所有。但既然国家所有制的企业没有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只能是处于过渡状态的所有制形式，处于三岔路口。它有三种发展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让劳动者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组织他们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监督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第二种趋势是通过股份制改造，融入市场，成为现代化的企业；第三种趋势是蜕化成为私有制企业，特别是在政企不分、而政权机构又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国家所有制企业就可能堕落成为官僚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所有制形式，因为私有企业存在着追逐利润的动力，并且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压力，这两种力量促使他们改善经营，更新设备，降低成本，发展生产。而官僚所有制的企业既乏动力，又无压力，只能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

   由于指导思想上承袭着斯大林主义，把国有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九十年代有的企业曾经根据理论界的建议，拿出一部分生产资料所有权，分配给本企业的职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是符合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却被当时的“经济沙皇”指斥为“国有资产流失”，责令恢复原状。结果，真正有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被扼杀了，国有企业的另两个发展趋势则黑幕重重：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阶级的囊中之物。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诞育了豪强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企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吗？坚持以这样的“公有制”为主体，发挥这样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中国的改革还有什么光明前途？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开始就存在的这个理论失误，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走入歧途。

   自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市场经济的任务以来，五年过去了。市场经济完善了多少呢？可以说，完善不多，而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垄断经济，却有持续加强的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理论上认识，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扭转认识的基础上，指导思想上应该抛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方针，把那些以垄断为基本特征的官僚所有制企业，纳入市场经济。为此，有必要：一、切实贯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让民有经济进入垄断领域，用竞争取代垄断，消除垄断。二、放弃国有经济对资源、市场、价格的垄断，让它们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洗涤“原罪”，锻炼自己的企业品格。通过与其他经济形式的竞争，或是站稳脚跟，继续发展壮大；或是禁不起考验，淘汰出局，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很正常的。三、推行职工持股，让劳动者享有本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保证他们参与企业的管理、监督和利润分配。这才是企业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改革官僚所有制企业的最根本的路径。

五柳村2008年7月21日收到

[附件]（已在五柳村发出并仍可看到的文章链接于此）

附件一：重读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札记（共六篇）

（一）划时代的文献和时代性的缺陷  2004-10-29 23:11:01 

（二）一个不科学的命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4-10-29 23:06:16

（三）股份制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2004-10-29 23:02:50

（四）关于公有制的认识误区 2004-10-29 23:01:47

（五）对按劳分配的错误理解  2004-10-29 23:00:18

（六）为民有经济鸣锣开道  2004-10-29 22:58:48

附件二：为报送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札记给党中央的信

党支部转老干部局党委转

中央党校党委并请转报

党中央：

   我最近又一次学习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在加深体会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思考，并写出六篇札记，现特送上，供党中央参考。由于我在这些札记中提出的观点，与传统观念相距甚远，而传统观念对人们影响至深，所以我的这些观点不会很快被人接受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我相信我的论述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以不揣冒昧，呈报中央。我认为，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探讨真理，发现真理，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任。

   我的这些想法和札记如有不当，请予指示、指教。

   预祝

四中全会顺利召开，圆满结束！

                                                          中央党校离休干部

                                                              杜  光

                                                                2004年8月16日

附件三：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学习思考札记（共三篇）

（一）发展、改革、公平-2005年11月7日

（二）攻坚阶段与突破垄断-2005年11月7日,（此前还发表过两篇有关本问题的文章）

（三）国有、公有、民有  2005-11-11 16:56:47

1967 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试图就地解决湖北武汉文革的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共中央 处理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人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形成在文化革命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 影响的“七·二○事件”。中共中央对此事件做出严肃处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毛泽东、周恩来在世之时，尽管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1972年，一度靠边赋闲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也被重新起用，但是中共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

毛 泽东、周恩来去世以后，文革被全盘否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彻底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 ’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 件”。

本文从历史的实际过程，记述40年前震惊中外的“武汉事件”。

1967年7月13日下午，北京。

毛 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 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 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正在四川重庆的谢富治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力金，和随行的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行。周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 反对武斗！这很好嘛！”1 2

此时，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并没有讨论和定性；13日中央最高决策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的问题，更没做 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会上谈了一些原则问题和人事安排。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只是在6 月发生激烈的武斗时，商议发一个文，制止极不正常的武斗，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了6月26日给军区的电话指示，周恩来、陈伯达知悉。3

在 此之前，毛、周已经商议南巡和解决武汉问题；7月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6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 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周恩来电令谢富治到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 安部长外，也由于武汉地区驻军的一部分，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兵团的老班底。老陈、谢兵团的9纵，1949年改编为第15军，也即1967年在应 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降兵）15军。

中央警卫团当事人今天回忆4：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 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 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

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在含等一行6月底去云南时，并无武汉的任务，中央文革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也没有做解决武汉问题的准备。谢、王一行人7月13日刚刚到重庆；当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务必14日赶到武汉执行任务，也未说明是什么任务。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临武汉

14 日凌晨，周恩来、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周抵武空司令部，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 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政委后来检查 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周 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从而，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又把东湖宾馆内梅岭一、二号的8201（湖北省军区独立师） 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这一举措本来属于规范惯例，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不满意，北京来人发现，他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 他们。

尽管中央在北京从未正式谈论武汉问题，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心中有数，抵汉之前，已经有一个基本倾向和态度。

14 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力金等自重庆、成都抵汉口，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下午，周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 处长和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 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晚 上，周与三军领导，谢、王一行开会时，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来到百花一号；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已经到达，立即赶赴毛的住处梅 岭。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深 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见了北京来人，在场群众眼泪哗哗直下，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 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总理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 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从东湖宾馆看，虽然警卫有所调整， 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8201部队负责保卫，大门由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8341驻扎的梅岭1、 2、3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15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提出建议，即用8199部队（陆军第29师）来加强宾馆警卫，但钟汉华政 委没有同意。

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 问题的汇报，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 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 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15日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 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

16日，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 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次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 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 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5

王 力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 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对“百万雄 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6

连日的汇报会 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讲的基本意向十分不通，虽然周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 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 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 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 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 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 执行”。

周恩来气的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7

军区支左办公室后来揭露出当时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 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 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 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 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8

陈 再道自己在1967年12月的检查，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 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 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 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他后来回忆9：“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 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

不过，18日总结会议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 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 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 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也夸奖了钢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该 会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 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陈、钟亲自去释 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武汉群众的反应和社会实况

15 日这天，武汉造反派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名义组织大游行，队伍里也打出了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王、余的标语。各高等院校的喇叭，播放了《毛主席 派人来》高亢激越的歌曲。与此同时，“百万雄师”硚口区三分站等候总站命令，于12时，在武胜路电车公司埋伏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发生武装冲突； 区站指挥专业武斗队“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等几十车“百万雄师”发起进攻，致伤工人学生多人，“新华工”工人李长亮 等伤重致死。双方冲突到下午终止。此外，郊区农民造反派在水利学院举行控诉残酷镇压群众运动大会，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游行，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冶革代 会负责人。是日，“百万雄师”组织约800人横渡长江。

当晚，谢富治、王力到喻家山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要求 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 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 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 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 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 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对于中央来人，“百万雄师”高层，在内部存在两种意见，一是 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一个是“鹰派”——包括盲目主张武斗解决问题的人，和认真冷静分析了全国形势的人，他们对于中 央是否会倾向于“百万雄师”，已经毫不乐观，失去信心（他们在中央来人之前就有报告分析了前途，警告了高层）。他们倾向于公开的反抗和斗争。7月16日深 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 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 的名单；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 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 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 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 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 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情况次日即传到“百万雄师”基层。

“百 万雄师”主要负责人俞文斌回忆10：“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 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 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不论回顾是否仍带有情绪，会见的结果是谢、王丢失了缓和其情绪的唯一 机会；尽管此时群众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批评军区的讲话精神，但已经十分清楚：由谢、王等中央文革要员代表中央处理问题，决不会倾向保守派的。

按 照毛、周意图，中央的代表充分听取各派意见，调查研究，做好“百万雄师”的思想转弯工作；“百万雄师”个别头头也设想改变中央印象。但16日深夜的初次会 见，问题变化得更僵持，“百万雄师”下决心抵制谢、王，群体性的反抗势在必然，中央来人不得不再次面对“百万雄师”做疏导工作，已是兵临城下之时。

16日，为纪念毛泽东横渡长江一周年，武汉造反派组织了大型的渡江活动，是日，没有发生两派的冲突，汉口“百万雄师”广播站，甚至还对游行的学生，发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友好呼声。从17日起，各大专院校造反派按谢富治的要求，开始陆续集中和封存自制长矛。

18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 日凌晨，谢、王前往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 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 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 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 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欣喜若狂的一些造反派把大会录音拿到武汉三镇播放。省直造反派的头头郑军现在回忆：我们把录音拿到洪山路湖北饭店，对着省委用高音喇叭播放。这一下大概坏了事，当天晚上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就冲到东湖宾馆抓了王力……

部队对立情绪的酝酿形成

但是，在毛、周来到武汉前，思想上僵持对立的局面早已酝酿、形成。问题主要在部队。

陈 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7月9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 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 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 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 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 意……”

实际上，“工人总部”是否反革命组织，是否应该和必须平反翻案？是一个极其尖锐敏感的问题，造反派极为平白又刺激的政治口号“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是言简意赅的，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都认为“工总”一旦命运逆转，将是他们政治失败的标志。

省 军区独立师深深卷入运动，他们对于公检法军管、逮捕造反派、顾问并支持“百万雄师”武斗，负有具体责任，对于即将到来的所谓“摊牌”——决定自己支左工作 的路线是非和“政治命运”，精神十分紧张。其领导和军区的一些中层干部，也分析了全国情况，对于即将到来的情势，并不乐观。独立师领导详细传达了军区会议 精神，并讨论了三天，指示各团根据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思想上的冲突其实早在5、6月就已经形成与积聚，总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6 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署名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 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不言而喻，“百万雄师”按照传统思维把谢、王看成脱离工农兵大众的“钦差大臣”，而造反派 学生则是“臭知识分子”。

17日，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散布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又说“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个典型意见，已天才地预见了未来事变的端倪。  

19 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 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 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 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11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 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

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他们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各地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这些忧虑立即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

7月18日周恩来的总结讲话

1967年的“武汉事件”前夕，最为关键的是周恩来在7月18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在军区的会议上，周恩来讲：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12，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 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13， 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14。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 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 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 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 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 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 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 “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 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 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 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 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15。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16。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 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17你们的指导思想 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 是不是人武部的？18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19。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 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 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 坦白说的20。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21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按：这里点的“中间偏保派”）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22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23

最后，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从 史实和本质看，当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实际上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他们非得要谢、王确 认和澄清的正是流传出的所谓“四点指示”（公正地说，“百万雄师”在宾馆最先是要求谢富治澄清这个指示，而非找王力）。所以周恩来21日在东湖边对北航红 卫兵井岗山同学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 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24 25日，他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 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

应该说明，独立师的肇事者在19日开始抓住王力发难，并非王力自由散漫、“党性不高”——错误地在周恩 来身后向群众透露了周的讲话精神；到军区和街上闹事人极端反感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周恩来18日讲话的核心实质。这是发生反弹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这个问 题，时值40年后的今天，“百万雄师”上层的朋友们是心知肚明的。

周恩来讲话精神被泄露，群众情绪被挑动激化

按照军区会议的规定，周恩来对师级干部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

但 是，讲话精神在18日当晚就被泄露了，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25这样说：“周总理 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 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18日晚 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 级干部和战士，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部队听传达，并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从决定在8201部队团级干部传达，到武汉群众听说“四点指示”，不超过20 小时。事实是：18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第二天周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 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19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蔡政委说：“我和 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 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 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言罢，群情激愤；牛怀龙师长、蔡政委说“你们 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愤怒引向王力。

他们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对 于周恩来18日在军区的讲话，军区擅自同意向下传达，一些部队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的愤激情绪，是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掩盖的关键。毛、周 辞世以后，主流舆论和众多的“文革研究”总是指责王力在水院泄露了所谓“四点指示”、造反群众宣传了所谓“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 搞清楚，王力在水利学院说了什么，造反派宣传了什么，对立面为什么被激怒？

实际上7月18日（已是19日凌晨），谢富治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所谓“四点指示”；而是具体提出这样的几个方面：坚决支持造反派； 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全部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精神大意是 在中央的原则范围里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讲话精神显然是支持、安抚与引导群众的；尽管头脑发热、不可一世的王力支持造反派的情绪和话语锋芒毕露， 也实际上促使了部分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抗议与对抗。就在王力还算是“武汉事件”的“英雄”的时候，周恩来就给文革小组人员说：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 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去群众中讲话了。

文革以后，中纪委在审查谢富治问题的报告（中发 [1980]77号，1980年9月）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赴武汉，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做了明确指示，交代谢富治、王力等人，对群 众组织不要作倾向性的表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部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要实行大联合。但是谢富治同王力等人七月十四日到武汉以后，背着军区党委，私下四处 活动，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深夜，他们到武汉水利学院，公开吹捧‘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宣称‘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 万雄师’当成‘保守派’，致使矛盾更加激化。这就酿成了所谓‘七. 二О事件’"。对于此，该报告文件的附件十一“谢富治参与制造武汉‘七. 二О事件’”里有王力自己在对中纪委的交代证言（1979-4-13），在审查中，他退而承认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谢富治和王力到水运（按，系‘利’之 误）学院大讲支持与‘百万雄师’对立的‘钢工总’‘钢二司’……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都是支持一派，反对代表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另一派，激起了武汉爆发 ‘七. 二О’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在武汉问题上，我违背毛主席路线，谢富治和我是一个路线”。

19日上午，除了造反派在武汉三镇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任何人在街上宣扬什么“四点指示”，两派群众都不知道什么具体“指示”。最先提出问题并发难者，就是独立师的人，是他们把中央精神有组织地传达到在汉干部、战士，再迅速散布到全社会：

军 区秘书科揭发说26：“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按：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传达中央的精神），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 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 步”。军区机关同志的证言是非常重要的。

此时，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师长继而也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 “拼了”。16时左右，8201部队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到军 区大院，却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 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2时，各团宣传车集中到师部，周和蔡在师部食堂对宣传人员进行了动员，又到四楼动员。蔡还未讲完，院里就 起哄了，要去冲军区。

今天访问“百万雄师”的领导骨干27，回忆问题究竟如何爆发的，章迪杰如实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 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王少荣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 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