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仁先生来信：《参考消息》6月30日刊登《蒋介石何以改名常凯申》，读后上网查，五柳村6月3日已刊高山杉《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知道你们 关注此问题。我前些时曾写过专门谈译名的文章，《中国翻译》双月刊2008年第3期、《应用新闻》月刊2008年第12期刊载。《新华文摘》半月刊 2008年第17期摘载。文中提出的问题，现仍严重存在。现发上此文，请指正，并供参考。(09-7-2)

谢谢文先生！即全文发表于下。因超长，分上、下两部分发出，这是下。

（一）遵守“名从主人”原则

《人民日报》1998年7月26日载文谈到译名遵守“名从主人”原则的问题。文章说，1998年第16届世界杯足球赛在法国举行时，许多有关法国的的地名和人名的翻译是极其不准确的，与原音相去甚远。如被提到最多的法兰西“圣德尼体育场”，就被错误的译成了“圣但尼体育场”，令人啼笑皆非了。这是法国地名，不能按英文发音译。法国队中场的名字被译得就更为离谱了。他的法文名字是Petit，后面那个t是不发音的。如果发音，就是阴性，就成了女人的名字。因此，正确地应该译成“珀蒂”。但那些只懂英文的译者们硬是让后面那个t也发出了声音。于是“珀蒂”成了“珀蒂特”，变成了女人了。

2002年10月，匈牙利一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国媒体中，他的译名有“伊姆雷·凯尔泰斯”、“伊米鲁·凯尔蒂斯”、“凯尔泰斯·伊姆雷”等译法。后来《中华读书报》10月30日刊登的《世界文学》余中先的来信说，匈牙利人的名字是姓在前，名在后。因 此，作家的姓名应写成凯尔泰斯·伊姆雷。而“伊米鲁·凯尔蒂斯”译名是遵照了西方语言的习惯。来信强调，“凯尔泰斯·伊姆雷”是最标准的译法。

2003年12月，荷兰人阿里·哈恩与中国足协签订合同之后，中国媒体上有关他的译名出现了三种。新华社译名室专家查阅了大量相关译名词典和资料，根据译名规范，确定标准译名应为“哈恩”。“哈恩”是根据荷兰语译音表译出来的。新华社并就此向全国媒体发出《关于国家足球队新任主教练哈恩译名的通报》。《现代快报》2003年12月24日在A13“体育新闻/足球”版头条刊登题为《新华社为哈恩正名》的消息，并全文刊登了新华社上述通报。此后国内各媒体统一采用“哈恩”这一译名，结束了“哈恩”译名的混乱。

（二）归口权威机构

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译名统一的工作，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发出过“译名要归口新华社”的指示。他还亲自改正了一些过去流传的译得不好的译名。为了保证新华社制定的译名的权威性，新华社参编部译名组的同志们认真钻研译名的学问，搜集了关于译名的大量资料，力求保证译名的语音准确性和科学性，并且出版了多种外文的规范的译音表和人名、地名译名手册。当时全国形成了一种风气，遇到新出现的外国专名都要查看新华社是如何译的，以新华社的译名为准。如不是重要专名，新华社没有其译名，也要根据新华社的译音表翻译。

“文革”期间，这点被打乱了，权威没有了，谁认为该怎么译就怎么译，出现了社会上各单位各译各的，新华社内部各部门也各译各的情形。这种局面后来有所改善，新华社制定的译名和译名规范逐步被广泛接受。

1989年11月5日黎巴嫩选出了新总统，新总统17天后遇难。这17天我国媒体的报道中，新总统有三种不同的译名。直到11月23日，各媒体接受新华社参编部译名组定的 “勒内·穆阿瓦德”，才结束了这场译名的混乱。

1994年发生那场“彗星撞木星”的大新闻，关于撞木星的星“Shoemaker—Levy 9”的中文译名出现的多种不规范译法。按照新华社参编部译名组的译名规范，此星应译为“苏梅克—利维 9”。

直到现在，同一外国人、同一外国地名、同一外国机构、同一外文专业名词，在我国媒体上有几种不同译名的情况仍时有出现，给读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

希望各媒体，重视译名统一的必要性和新华社译名的权威性，促进各媒体采用新华社的权威译名，结束译名混乱状态。

（三）遵循传统译名。

北京某大报2002年6月6日头版报眼位置刊登一条重要新闻，其大字标题赫然为《江泽民主席抵达圣·彼得堡》，文内这一地名也都是“圣·彼得堡”。北京另一大报6月11日在《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也用了“圣·彼得堡”名称。而在6月5日新华社发的大广播和6月6日其他各媒体的有关新闻中，这一地名都用的是“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濒临波罗的海，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莫斯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称“北方首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于此。1712～1918年先后为沙俄和苏俄首都，1914年前称为圣彼得堡、彼得堡。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以后，首都于1918年迁往莫斯科。1924年为纪念列宁，彼得格勒更名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恢复圣彼得堡名称。对于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名称，我国早有固定译法“圣彼得堡”。现在突然出现“圣·彼得堡”，会使人误以为是另一个城市，这样译名是不妥的。

国外不少地名是由两个甚至三个单词组成，我国传统把它们译成一个单词，中间不用圆点加以分隔，这同翻译外国人名是不同的。除“圣彼得堡”外，以圣为首的两个单词组成的外国地名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圣马力诺”（San Marino 国名、城市名）、“圣何塞”（San  Jose 美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乌拉圭、菲律宾等国城市名） “圣胡安”（San  Juan  阿根廷、多米尼加共和国城市名）。类似的由两个甚至三个单词组成大城市名，还有美国的“纽约”（New York），不译为“纽·约”；以色列的“里雄莱锡安”（Rishoon  Ie  Zion）由三个外文单词构成，不译为“里雄·莱·锡安”。

我们的媒体在对待外国专名的翻译时，一定要遵循我国的译名规范，勿随便更改，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有些外国历史名城和地名，我国早已有固定译法，尽管现在看来译音不够准确，也不能随意更改。例如，莫斯科，当年是根据英文Moscow音译的，其俄文Μосква发音为“莫斯克瓦”，就不宜改动，只能沿用“莫斯科”。华沙，当年是根据英文Warsaw音译的，其波兰文Warszawa发音为“瓦尔沙瓦”，就不宜改动，只能沿用“华沙”。诸如此类的还有：华盛顿（美国首都）、华尔街、滑铁卢（比利时、美国）、好望角（南非）等。有的不太符合《译名表》，但沿用已久，不宜改动，如“奥斯威辛集中营”不宜改用“奥斯维辛集中营”。最近，有的高中语文课本就使用了“奥斯维辛”一词，是不妥的。有些外国地名，内地与港澳台及外国华文报刊有不同译名，我们应当用内地译名；特定情况下要用他们常用的译名，也要注明内地译名，如好莱坞（内地译名）与荷里活（港澳台及外国华文报刊采用或曾用译名）。

有些外国历史名城和地名过去长期使用的译名，后来有关权威部门认为译的不好，另定了新译名，我们应使用新译名。例如，“莫三鼻给”（Mozambique），现译“莫桑比克”；“苏彝士”（Suez），现译“苏伊士”。

国外有许多城市曾经有众多华人聚居，有的现在仍然有众多华人聚居，这些城市既有当地的外国名称，也有长期沿用的中文名称。一般可沿用中文名称，如，美国的San Francisco(圣弗朗西斯科)可沿用中文名称“旧金山”。有的也可以中外文名称都用，如，美国的Honolulu 既可称“檀香山”，也可称“火奴鲁鲁”。但如果当地明确要用当地译音，根据“名从主人”原则，必须尊重。例如，韩国的Seoul 过去曾称“汉城”，在韩方提出意见后改称“首尔”；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Владивосток）、伯力（Хабаровск）、海兰泡（Благовещенск）、双城子（Уссуркийск）、庙街（Николаевск），根据俄文分别改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乌苏里斯克 ”、“尼古拉耶夫斯克”。

日本、越南、朝鲜等国使用或曾经使用汉字，它们的地名、人名都有自己的专门的汉字写法。东南亚有大量的华人、华侨，东南亚的地名、人名都有约定俗成的专门的汉字写法。这些地名、人名，我们不能随意音译。例如，东京（Tokyo，日本），胡志明（Ho Chi Minh，越南），新义州（Sinuiju,朝鲜）。实在不知道其准确的汉字写法，必须译音时，一定要注明：（译音）。

有些专名，我国已有传统的固定译法，而当地华人、华文报刊有另一种译法，例如，曼谷（Bangkok），当地华人又称为“盘古”；新加坡（Singapore），当地华人又称为“星洲”、“星岛”；加拿大的温哥华（Vancouver）、多伦多（Toronto）、蒙特利尔（Montreal）、维多利亚（Victoria），当地华人分别称为“云高华”、“多朗多”、“满地可”、“域多利”；澳大利亚的悉尼（Sydney）、墨尔本（Melbourne），当地华人又分别称为“雪梨”、“新金山”。对于这些地名，我们应采用我国传统的固定译法；在引用当地报刊直接引语中有当地译名时要注明我国传统的固定译名。                         

（四）少用外文缩略语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按照这一规定,如要用“WTO”来表述“世界贸易组织”,文中第一次用“WTO”时，应写为“WTO(世界贸易组织)”或“WTO(世贸组织)”。一般情况下,汉语言文章中,第一次出现“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机构名称时,应用全称,其后可用简称“世贸组织”。

2002年6月5日各报刊发了新华社发的一条消息，标题是《江泽民出席“亚信”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讲话》。导语前半句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4日上午在这里出席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领导人会议”。这条消息和同天发的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的全文，第一次提到这个会议时都用全称，随后则一概用简称“亚信”。这次没有使用其英文简称CICA。这一做法很好。“亚信”何所指，受众一目了然。“亚信”这一简称简单明了。

我国在翻译国际机构名称时，既译全称，也制定汉字的简称，这早已形成传统。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文简称为NATO，而汉字简称用“北约”，并未导致意义不明。类似的还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为“东盟”，“华沙条约组织”简称为“华约”，“非洲统一组织”简称为“非统”，如此等等。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举行首次峰会，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已被广泛认可。

（五）慎用译音词。

前文说到，有些媒体遇到外文专业名词时用译音词而不用意译词。例如，用“荷尔蒙”而不用“激素”；用“维他命”而不用“维生素”；用“盘尼西林”而不用“青霉素”；用“的士”而不用“出租车”；用“镭射”而不用“激光”；等等。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某些编辑记者不知道“荷尔蒙”即通常所说的“激素”，这说明，编辑记者实在应当多读书报，扩大知识面了。另外一种原因也可能是，某些编辑记者喜欢有洋味的译名。但这种“爱好”不符合汉语规范要求，还是去掉为好。

当然，慎用，并不意味完全否定译音词。

有时找不着恰当的意译词，只好暂时采用音译词，待出现了大家公认的译得好的意译词再改用意译词。例如，电话刚传入我国时曾被称为“德律风”；烟叶刚传入我国时曾被称为“淡巴菰”；后来这种译音词逐渐被淘汰，而广泛采用了意译词“电话”、“烟叶”等。还有，如：“苦迭打”（coup d’ètat）、“狄克推多”（dictator）等译音词，现在已为“政变”、“专制者、独裁者”等意译词所取代。

有些词采取意相近的谐音词反而比意译词更易被接受，例如，club曾被译为“总会”、“夜总会”，似不太贴切；也曾被译为意相近的谐音词“俱乐部”，现在“俱乐部”一词已被广泛使用，而“总会”、“夜总会”已较少使用了。

有的词如national socialism意译为“国家社会主义”是比较准确、简明的，其缩写nazism半音译、半意译为“纳粹主义”，后来人们更广泛使用“纳粹”一词，如纳粹党、纳粹分子等。相应的意译词“国社党”却很少使用。

有些词就是找不出相应的中文词，也只好使用译音词。这种译音词用久了，完全融入到我国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也就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了。这类词汇在我国语言中为数不少。例如，早年引进的葡萄，佛教用语菩萨、佛等，当代引进的坦克、沙发、咖啡、伏特加酒、芭蕾舞、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大呼拉尔（蒙古国）等。还有一些半音译、半意译的词如：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分子（相应的全音译词“法西斯蒂”现已很少使用）等。

有的词曾经出现不同的音译词，最后只有个别的留下来。德文Gestapo，即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是德文“德国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缩写。英文直接使用此德文。中文曾谐音加谐意地译为“格杀打扑”和“盖世太保”。最后，“盖世太保”一词得到广泛使用。

（六）遵循外国人自起的中式名字或固定的中译名

早年来华外国宗教界人士有：摩腾，又称迦叶摩腾、竺摩腾（Kasyapamatanga，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来洛阳，在白马寺开创汉译佛经事业）；景净（Adam,波斯人，景教教士，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撰《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1552～1610年，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向中国大量传播西方科学）；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意志人，1591～1666年，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向中国大量传播西方科学）等。其中不少也是著名汉学家。此外，早年著名汉学家还有：基歇尔（Kircher, Athanasius，德意志人，1601～ 1680年）；柏应里（比利时人，1624～1692年）；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法国人，1788～1832年)；沙畹（Edouard Chavannes，法国人，1865～1918年，敦煌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法国人，1894～1979年，敦煌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法国人，1878～1945年)；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瑞典人，1889～1978年 ）等。对他们，都应用他们固定的中译名。

三、努力做好外文专名的中译

外国专名事关涉外交往的形象，绝不是翻译中的细枝末节，译者切不可随心所欲地乱译。作为一名译者，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加强自身对外语专名翻译的素养。

（一）责任意识

首先，应当加强外文词汇中译的责任意识。我国受众十分信任我们的媒体。我们对外文词汇的中译，出现在报纸上、荧屏上，受众就会认为是正确的，理所当然的。出现了译名的错误，就会误导受众。出现译名彼此不一致，前后不一致，会在受众之中造成混乱，使他们莫衷一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下笔千钧，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十分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手下外文词汇的中译工作。

（二）博览群书

仅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但自己并不知道应如何译，哪种译法正确，也搞不好这项工作。要知道怎样译是正确的，就要博览群书，广泛积累。其实，前文提到的波义耳在中学理化课本中就有，笛卡儿、孟德斯鸠、康德、狄德罗等人在一些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性读物中都有。只要我们在广泛读书时留意，在遇到这些外文词汇时就会知道如何准确地译出来。

（三）勤于查核

除了少数天才以外，一般人很难记住工作中遇到的全部译名，碰到拿不准的译名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译，自以为是，而宁可更多地质疑、怀疑，要多问几个对不对，多找工具书核对，也可以要求稿件提供者再核查。比如，1996年4月9日同一条消息《美国〈洛杉矶时报〉称，美国默许伊朗向波黑秘密提供武器》，《人民日报》标题和正文内全用“洛杉矶”；而另一家报纸刊登的同一来源的这条消息全用“洛山矶”；显然后者错了。如果后者的编辑收到这条消息，对“洛山矶”一词提出质疑、怀疑，问一问“洛山矶”对不对，查查工具书如《外国地名译名手册》、《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83、1985年出版）、《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就可以挡住这个错误。前文提到的波义耳、笛卡儿、孟德斯鸠、康德、狄德罗等人，在《辞海》中也都可以查到。笔者愿在此重申武晓蓓2007年6月6日在《中华读书报》刊文呼吁：“译者,请你查一查辞书！” 

文有仁先生来信：《参考消息》6月30日刊登《蒋介石何以改名常凯申》，读后上网查，五柳村6月3日已刊高山杉《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知道你们 关注此问题。我前些时曾写过专门谈译名的文章，《中国翻译》双月刊2008年第3期、《应用新闻》月刊2008年第12期刊载。《新华文摘》半月刊 2008年第17期摘载。文中提出的问题，现仍严重存在。现发上此文，请指正，并供参考。(09-7-2)

新闻报道中外国专名的翻译

文有仁

随着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世界被称为“地球村”。我国公众对外国事物的关心越来越大，媒体关于外国新闻报道的数量越来越多，方面越来越广。相应地，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等等专名引入国内的也越来越多。如果各家媒体各自为政，把各种外国专名按自己理解、自行其是地译成中文，译名就会出现混乱，甚至会使人不知所云。

一、存在的问题

（一）一名多译

1989年11月5日黎巴嫩选出了新总统，新总统17天后遇难。新华社一些驻外分社发的电讯先后出现了“勒内·穆瓦德”和“勒内·穆阿瓦德”两种译法。而11月23日一天，新华社发的4条消息中的译名，有3条用“穆阿瓦德”，有1条用“穆瓦德”。《人民日报》还用过“里尼·穆阿维德”的译名。

1994年发生了一场“彗星撞木星”的大新闻。对于撞木星的星是不是彗星，天文学界有争论。不去谈它。撞木星的星“Shoemaker—Levy 9”是以其发现者的姓命名的。这个星的中文译名也出现了多种译法：“苏梅克—列维 9”、“苏维克—利维 9”、“苏梅克—利维 9”。

1996年4月8日，首都一家报纸刊登新华社4月5日电，标题是《美国〈洛山矶时报〉称，美国默许伊朗向波黑秘密提供武器》。《人民日报》同日刊登同一条新华社4月5日电却称为“美国《洛杉矶时报》”。到底哪一个对？法新社4月5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文中是：“The Los Angeles Times reported”。而“The Los Angeles Times”的标准译名应是《洛杉矶时报》。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中，美国籍匈牙利犹太人乔治·绍罗什大炒当地货币，兴风作浪，起了很坏的作用，成为新闻媒介报道的热门人物。我国各种媒体对他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中对他的中译名却不尽相同。如：“乔治·绍罗什”、“乔治·索罗斯”、“乔治·索洛斯”等。首都某报版面上甚至这三个译名都出现过，这种译名混乱给读者带来困惑：这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三个人？此人是美籍匈牙利人，按照“名从主人”原则，其姓名应译为“绍罗什·乔治”。然而，在我国媒体上迄今仍是“百花齐放”，各译各的，难于统一。

东欧剧变前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也有媒体译为亚诺什·卡达尔。

2002年10月，匈牙利一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国媒体中，他的译名有“伊姆雷·凯尔泰斯”（《中国文化报》、《南方都市报》等）、“伊米鲁·凯尔蒂斯”（《中 华读书报》）、“凯尔泰斯·伊姆雷”（新华社）等译法。

2003年12月21日，荷兰人阿里•哈恩（Ari Haan）与中国足协签订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合同之后，我国媒体作了广泛报道。但有关他的译名却有“阿里•哈恩”、“阿里•汉”和“阿里•汗”。这究竟是一人还是三人？《南方都市报》12月23日专门刊发里短评《哈恩？汉？》直到新华社12月23日晚就此向全国媒体发出为哈恩正名的通报，才大体上结束了译名的混乱。可是，直到2003年1月27日，《世界新闻报》体育版头条长篇报道的大字标题仍赫然写着“阿里•汉”。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从二战结束后长时期来其译名都是“奥斯威辛”（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这已成为固定译名。然而，近几年在我国媒体上却屡屡出现“奥斯维辛”、“奥茨维辛”等译法。

国际恐怖组织“基地”的领导人本•拉丹，在我国媒体上经常被译为本·拉登。《参考消息》2001年9月30日载文说，此人原本是沙特阿拉伯人。他的阿拉伯文名字在外国媒体中的英文转写形式为Qsama bin laden。根据阿拉伯文的读者规则及阿汉译音规则，应译为“乌萨马•本•拉丹”。事实上，无论是在人名还是地名的阿汉译音表中，都没有“登”这个汉字。目前国内一些媒体采用“本•拉登”这一译名，是不符合公认的译名规则的。《参考消息》一直使用新华社确定的译名“本•拉丹”。但其他许多媒体迄今仍在使用“本•拉登”译名。

（二）错误的回译

《中华读书报》2007年6月6日刊登武晓蓓的文章指出，我国某些人在从英文回译汉语人名时曾出现过把孟子的英文Mencius译为“门修斯”，孙子的英文SunTzu译为“桑卒”的“荒唐的译名”。 

有一个时期我国媒体在从外文翻译“突厥”一词时出现了一些混乱，有时译为“土耳其”，有时译为“土尔克”。如“土耳其族的鞑靼人”、“突厥族的鞑靼人”；“土耳其族加告兹人”、“突厥族加告兹人”；“土耳其斯坦”、 “土尔克斯坦”；等等。甚至出现了“鞑靼人是土耳其人的一支”的译文。“突厥”在历史上是在亚洲中部存在过的一个领土广阔的强大国家的名称。迄今在俄罗斯、中亚和我国新疆仍存在一些突厥语族的民族。， “突厥”与“土耳其”在外文中是有区别的，尽管区别不是太大，而易被忽略。

《辞海》“突厥语族”条的解释是：阿尔泰语系的语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北部和土耳其、苏联、伊朗、阿富汗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在国外，这个语族的语言有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诺盖语、哈卡斯语、卡拉卡勒帕克语、楚瓦什语、维吾尔语等。

《辞海》“土耳其人”条的解释是：土耳其的基本居民，说土耳其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十三世纪奥斯曼突厥人从中亚迁入，同当地居民结合，始称奥斯曼土耳其人。

 可是在英语中，有关的词的含义就不是十分明确，不少词既可指“土耳其”，又可指“突厥”。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新英汉词典》涉及的这方面词条及其释义列举一下：

 Turk，（名词）土耳其人，突厥人。

 Turki，（名词）突厥人，中亚突厥语（尤指东突厥语）；（形容词）突厥语民族的，中亚突厥语的（尤指东突厥语的）。

 Turkey，（名词）土耳其。

 Turkic，（名词）突厥语（阿尔泰语系的语族之一，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雅库特语等）；（形容词）突厥语的，土耳其的。（注：商务印书馆《英华大辞典》释义中无“土耳其的”。）

 Turkish，（形容词）土耳其的，突厥语的（注：商务印书馆《英华大辞典》释义中无“突厥语的”）；（名词）土耳其语。

 Turko-（注：商务印书馆《英华大辞典》中为 Turk-  ），（构词成分）表示“突厥人”、“突厥语”，“土耳其”、“土耳其人”、“土耳其语”。

 因此，在翻译时就要根据上下文看其何所指而选择正确的译法，而不能一概译成“土耳其”。上文提到的“土耳其族的鞑靼人”，“土耳其族加告兹人”，“鞑靼人是土耳其人的一支”的译法都是错误的。较恰当的译法是“突厥语族的鞑靼人”，“突厥语族的加告兹人”，“鞑靼人是突厥语族诸民族的一支”。

 在俄文中，这两个概念总体上说是比较清楚的，分别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商务印书馆的《大俄汉辞典》有关词条及释义如下：

 тюрки，（名词）突厥人。

 тюркский，（形容词）突厥人的，突厥的。

 тюрко-татарский，（形容词）突厥—鞑靼的。

 турки，（名词）土耳其人，有时指突厥人。

 турецкий，（形容词）土耳其人的，土耳其的

西方和俄国把苏联境内中亚一带称为 Turkestan(英文），Туркестан（俄文）。我国在这个词的译法上也相当混乱，诸如土耳其斯坦，土尔克斯坦、突厥斯坦。由此派生的许多词也有类似的混乱译法。

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的由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此词译为“突厥斯坦”，并注明“土耳其斯坦”是“今后要淘汰的过渡译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汉译《苏联百科词典》则明确译为“突厥斯坦”。与此相关，曾在1918年到1924年在中亚建立的领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的自治共和国，译为“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连结中亚各共和国与西伯利亚的铁路译为“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简称突西铁路，过去曾译为土西铁路），其他派生词也应相应地译为“突厥斯坦军区” 、“突厥斯坦大学”、“突厥斯坦委员会”等。

西方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把我国的新疆称为East Turkestan，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媒体曾把它译为“东土耳其斯坦”。给人印象此是相对于土耳其而言，这是十分错误的。看来此词译为“东突厥斯坦”，才是准确的。

笔者1992年曾撰文指出此问题（刊《中国翻译》1992年第5期），此后这一误译已逐步改过来。现在人们已不用“东土耳其斯坦”，而用“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

还有一种情况，中国专名被外国人译成外文无法再转译回中文，此时只好音译并注明是音译。1945 年，美国科学家H.S.齐姆在他写的《火箭与喷射》中说：“必须提一下WanHoo的事迹。这位生活在大约15世纪的中国官员是试验火箭上天的第一人。……他坐在椅子上，椅子下面捆绑了47支当时最大的火箭。他命他的仆人点燃火箭。然而，随着一声巨响，WanHoo消失在火焰和烟雾之中。人类首次火箭飞行尝试没有成功。”关于WanHoo的故事，据说是来自于一本流传到国外的我国古代手抄本。迄今再没有找到这个手抄本。而齐姆又没有注上WanHoo的中文名，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更不知道他的生平。1970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决定，用WanHoo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纪念这位第一个利用火箭登天而献身的人。有人认为WanHoo代表官职，就译成“万户”，并称他为明朝士大夫。后来又有人提出，15世纪的明朝时代，已没有“万户”这一官职，所以不应叫“万户”，并认为WanHoo是工匠。于是现在WanHoo有“万户”、“万虎”、“万火”、“万福”、“王虎”等多种音译法。

（三）随意的另译

武晓蓓的上述文章还指出，“把英文人名翻译成汉语时，同样有‘荒唐的译名’。”

所举的事例有：

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许多年来都译为笛卡尔或笛卡儿，现在却有人译为第思卡提司；而他的名著Rules For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通译《指导心智的规则》，却被译为《思维方向规则》。

 “化学之父”罗伯特·波义耳或玻意耳（1627—1691）被译为罗伯特·伯约，其著作Sceptical Chymis是化学史上的里程碑，通译《怀疑派的化学家》，却被译为《化学怀疑论》。

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Charles-Louis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在我国已译为孟德斯鸠，这一译名是人所共知的，而在当代的一篇译文中被译为南提斯求。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Denis Diderot（1713－1784），通译狄德罗，却被译为达地罗。

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被译为肯特，而他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竟被译为《纯推论批判》。

类似的“荒唐的译名”还有不少。有的媒体上甚至把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英文Jesus，希腊文Iesous）误译为“耶苏”。

鲁迅写过一篇小品文《风马牛》，讽刺当时有人把契诃夫短篇小说《万卡》中的“银河”一词误译为“牛奶路”。在汝龙译的《万卡》中，有这样一句：“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睒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当年的译者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英译本中“天河”一词的英文是：the Milky Way，直译是“奶路”。中国读者当然不知“奶路”何所云。在这里无疑应把the Milky Way译为“银河”或“天河”，译为“牛奶路”显然是不妥的。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全世界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可能由于是全世界第一个的原因吧，苏联没有为这个人造卫星起名字，俄文就称为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спутник земли（人造地球卫星）。有时为行文方便，俄文简单称为“卫星”（спутник）。而西方的某些英文报道把它称为sputnik，读音为“斯普特尼克”。于是在中国媒体上就出现了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的提法。苏联发射的第二个人造地球卫星也没有专门的名称，就称为第二个人造地球卫星。西方把它称为sputnik-2，中国媒体上出现“斯普特尼克2号”的提法。由于俄文中спутник还有“旅伴”的意思，在中国媒体上又出现苏联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旅伴号”和“旅伴一号”的提法，以及苏联第二个人造地球卫星“旅伴二号”的提法。这就有点儿会使人联想起“牛奶路”的译法了。

《光明日报》1996年10月15日载文指出，把商业楼称为“广场”是外文的误译，正如当年把银河误译为“牛奶路”一样。文章说，香港有些人错把英语中称为Plaza的综合性商业建筑，硬译成“广场”。通过合资又把这一误译传到内地。Plaza这词源于西班牙语，最初指城镇十字路口的广场。后来由于这种广场总是商摊林立，因而Plaza又有“集市”的含义。在近代大都市中，人们又模仿“集市”的形式，建筑综合性商业大厦，这种大厦如同一个大集市，什么购物、餐饮、娱乐、银行、办公、服务及停车等，一应俱全。所以人们把这种综合性商业服务大楼仍称为Plaza。如果把称作Plaza的综合性商业大厦，硬译成广场，那就词不达意了。《现代汉语词典》指出，广场是“特指城市中的广阔的场地”。

新华社2001年7月发了一条报道说，“中国物理学家杨福家7月4日正式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校长）。校方为杨福家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之后，刚刚就任校监的杨福家为毕业生主持了学位授予仪式。”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4月17日报道指出，诺丁汉大学校长坎倍尔爵士说，“诺丁汉大学新选了中国的杨福家院士作为他们的校监（Chancellor）”。“这表明我国在英国的影响日益增大。英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大学的校监一般由政治家、知名人士或贵族担任，校监是一所大学的象征，虽无实权但有很高的荣誉，学校的学位和毕业证书均盖有校监的印章。” 这以后，我国多家媒体在报道中都称杨福家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也有称为“名誉校长”的。但杨福家很少在英国，仅有时去英国参加诺丁汉大学的重要活动。一些人对他究竟是不是诺丁汉大学校长提出质疑。后来，有人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材料上查出，英国诺丁汉大学领导机构包括：Council(校董会)；Senate（教务会），（The academic authority of the University is the Senate, which meets four times a year. The Senate is chaired by the Vice-Chancellor。大学学术权力机构是教务会，教务会一年开四次会，由副校监做主席）；University Court（顾问委员会），（The University Court is chaired by the Chancellor and, although it has limited formal powers, it provides a valuable forum for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life of the University。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是Chancellor，尽管该机构的正式权力是有限的，但它对在大学生活的外来组织和个体提供有价值的论坛。）。看来，Chancellor一词译为“校监”或“名誉校长”较为恰当。

首都某报2006年12月3日刊登题为《性丑闻让美天主教区累计赔偿10亿美元》的新闻说，“这一赔偿协议涉及22名牧师和45名受害者。目前，洛杉矶教区还面临500多起性侵犯诉讼，涉案牧师达200多人。”该报2006年12月5日刊登题为《洛杉矶教区卖房埋单性丑闻？》的新闻说，美国天主教“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牧师性丑闻案件被曝光，赔偿金额日渐增长，”而美联社2007年1月4日电说，上个月，美国“波特兰天主教大主教辖区为170宗神父性侵犯索赔案支付7500万美元”；“洛杉矶大主教辖区宣布要以6000万美元了结45宗性侵犯索赔案”。某报用的是“牧师”；而美联社用的是“神父”；谁对？我国宗教学权威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指出： 牧师，是pastor一词的意译，原意为“牧羊人”。《新约圣经》以牧人喻耶稣，以羊群喻教徒，故基督教新教用以称主持教务和管理教徒的人为牧师。神父，亦作神甫，原文是father(父亲)，天主教的一般神职人员。其正式品位称司铎（司祭）。基督教牧师可以结婚，天主教神父终身不可结婚。首都某报报道中使用的天主教“牧师”一词显然译错了，应为“神甫”。

（五）泛滥的外文缩写词

前些年，有一个词WTO频繁出现于我国媒体。这是“世界贸易组织”英文名称“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英文缩写词。当时有些人主张搞一个汉语简称，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认为无法用汉语来简称，简称会意义不明，只能用WTO。

其实WTO也并非就意义十分确定。1955年苏联等国为对抗“北约”而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汉语简称为“华约”。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华约”于1991年解散。华约的英文名称是“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英文简称也是WTO。此外，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 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其英文简称也是WTO。因此，如果不看上下文，有可能搞不清楚WTO到底指哪一个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简称直到前不久才定为“世贸组织”。在广播、电视中也常用WTO一词来称呼“世贸组织”。其实，汉字为单音节字，播音员念WTO（其音为“达布纽蒂奥”）反而会比念“世贸组织”四个字多花时间。

用英文缩写词造成意义不明、理解混乱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文化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Cultural Cooperation）和海关合作理事会（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英文简称都是CCC ；联合国发展管理局（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uthority ）和联合国开发公司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英文简称都是UNDC 。AFP是法新社的简称，肝癌患者检测标志物之一也简称AFP。

1990年8月，一个十分生疏的词儿“IMO”突然冒了出来，频频出现在我国某些报纸的头版版面上。笔者问过许多人，此词何意？不少人瞠目以对，不知所云，这些人中有工人、店员、小学教员，甚至还有高级知识分子。我想如果到农村和小城镇去问问，也许不解此词含义的人就更多了。这恐怕同某些报道滥用此词并对这个词没有清楚解释有关。

比如有一家报纸刊载了一篇900多字的访问记，其中共八处用了IMO，竟无一处说明何为IMO。如果读者不了解IMO的含义，读了此文，只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某些报道在第一次提到IMO时指出，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简称IMO）。可是为什么要如此简称，报纸却未作说明，这就又令人费解了。因为如果是汉语拼音词缩写的（近来此趋向有日盛之势），应为GSA才对呀！原来IMO并非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汉语词的缩写，而为其英语词的缩写。可是不懂英语的人如何能理解其意义呢？全国11亿人口中又有多少人能懂英语呢？时至今日，全国各地能了解IMO的含义的人，恐怕已是寥若晨星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有的新闻报道在使用IMO这个词的时候可也不尽恰当。例如，前述的访问记中有这么一句：“无论是各国、各民族还是世界性的IMO……”。既然IMO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缩写，这段话实际上就成了“无论是各国、各民族还是世界性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这就说不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何来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作者的意思显然是要说“无论是各国、各民族还是世界性的数学奥林匹克”。这里的数学奥林匹克是不能用IMO来代替的。

为了说话、行文简练，用一些缩写词是可以的，需要的。但这些缩写词应以我国自己的汉语为基础，即使缩写了，人们也大体能了解其意义。我国常用的缩写词也正是这样形成的。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国际奥委会”，如此等等。如果我们按IMO方式处理，在我国报刊上把这些词组分别用NATO、WTO、ASEAN 、OAU、UNCTAD、IOC来代替，人们可以想象，这会导致什么后果！

（六）”复古“的音译

首都某媒体2003年8月10日报道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科学家发现，使用荷尔蒙治疗的妇女易患乳腺癌。媒体这里使用了久违的“荷尔蒙”一词，令人疑惑。人们都知道，“荷尔蒙”是外来音译词，多年前其译名已定为“激素”。“荷尔蒙”一词已多年不用，人们对其词义已不熟悉。“激素”一词现在广泛使用，通俗易懂。

《现代汉语词典》有“激素”词条，其释义是：内分泌腺分泌的物质。直接进入血液分布到全身，对肌体的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等起重要调节作用。旧称荷尔蒙。

应当说，19世纪末、29世纪，大量外国新词传入我国，一时没有合适中译名，出现许多音译词，是可以理解的。以后出现了为公众接受的相应的意译词或音意结合的新词，音译词就逐步被意译词或音意结合的新词所取代。电话刚传入我国，曾音译为“德律风”，后来才改译为“电话”。当时有人认为，“电话”一词不能准确表达“德律风”的内涵，“德律风”意为通过电传输话音，而“电话”会被人误认为是电本身在说话。可事实表明，现在大家对“电话”是什么，绝不会有什么误解。类似的例子还有：“淡巴菰”（现称烟草、香烟）、“德谟克拉西”（民主）、“斯坦”（邮票）、“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布拉吉”（连衣裙）等，人们已很少用译音词了。

有些音意结合的新词由于结合得很好，也流传下来。如，拖拉机（tractor）、俱乐部(club)、嘉年华（carnival，有时也用意译词“狂欢节”）等。《科技日报》2007年6月24日推出了一个音意结合的新词“萃智理论”。其原文是英文简写词TRIZ。报道说，这是一种在前人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创新方法学，它成功地揭示了发明创新的背后所遵循的内在规律和原理。看来很难用意译的汉语词来表达其意义，而“萃智理论”这个音意结合的新词还是比较适合的。

有些译音词被广泛接受，长期使用，也就固定下来了。例如，葡萄（汉代从西域传入我国时曾称“蒲桃”）、咖啡（原产于非洲，传入我国即用此名）等。

《人民日报》1997年4月27日载文指出，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归来的一些学者，为了表示自己的学历与身份，嘴上常带着“喔开”（好）、“派司”（通过）、“司的克”（手杖）等洋文，以此为荣。后来这种洋音风逐渐敛迹，但近几年又有抬头之势。

例如，不用“维生素”，却用“维他命”；不用“青霉素”，却用“盘尼西林”；不用“出租车”，却用“的士”；不用“公交车”，却用“巴士”；不用“激光”，却用“镭射”；等等。

（七）“前苏联”：习非成是的怪译

我国一些报刊在译载外国报刊报道时，外国报道明明用的是“苏联”，译文却要改成“前苏联”。南京某报2004年5月23日16版译载英国《卫报》5月22日关于二战中圣彼得堡“琥珀宫”下落的报道。原文中的“Soviet Union”（苏联）和“soviet  soldiers”（苏联士兵）分别被译成“前苏联”、“前苏联士兵”。这种改动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简直有点儿画蛇添足。

从苏联解体以后，我国传媒上开始出现“前苏联”一词。例如：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前苏联共产党领导前苏联人民打败纳粹德国；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问中国；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沙皇，于1922年建立了前苏联；等等。

2005年9月8日，笔者在“百度搜索”时查到“前苏联”相关网页119万篇，即使扣除相当多的重复，看来为数仍然不少。北京某报2004年2月28日刊登题为《美曾施计破坏前苏联经济》的文章，在约1500字中用了12处“前苏联”，如“前苏联人”、“前苏联当局”、“前苏联克格勃”、“前苏联经济”、美国试图进口“前苏联天然气”。2005年8月1日一家中央媒体在题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全国合唱展演将在厦门举行》报道说，将展演“前苏联作品6首”。另一中央媒体9月3日在关于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道中提到“前苏联民歌《喀秋莎》”。还有一家主流网站今年4月28日的报道提到，“前苏联空军”装备的“前苏联苏30战机”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研发的。这些“前”字读来实在别扭，不知所云。

“前苏联” 的“前”字语义含混不清，易产生歧义。我们知道，“前”的一种用法是相对于“后”而言。有“前”必有“后”，有“后”才有“前”。我国历史上有“西汉”、“东汉”，又分别称为“前汉”、“后汉”。“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少数民族先后建立的许多国家中有不少是同名的，后人以“前”、“后”加以区分，如“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前凉”、“后凉”，“前燕”、“后燕”等等。

 另一种用法是指某个时期以前的时期。如“前寒武纪”，指寒武纪以前的地质时期的总称，包括太古代和元古代。（见《辞海》）

 还有一种是相对于现在而言。如，前局长××和现局长××。

 而“前苏联”则无法用这些来解释。现在提“前苏联”，可并没有一个“后苏联”；“前苏联时期”更不是指苏联以前的沙俄及更早的整个时期，而是指“苏联时期”；有“前苏联总统”，可并没有现苏联总统。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报刊书籍曾经常用“前清”一词来称呼“清朝”。后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前清”一词不妥。清朝就是清朝，正如明朝、元朝不称“前明”、“前元”一样。以后就不再用“前清”一词了。

 外国（包括俄罗斯）发表的文章一般都用“苏联”一词，而不用“前苏联”。例如，首都某报2005年9月2日译载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8月31日题为《冷战期间的一场热战》的文章，文中15处提到“苏联”，没有一处用“前苏联”。新加坡《海峡时报》2005年8月13日文章《东欧，欧洲的的未来》有这样一句：“这些国家在苏联控制下”。该报也不用“前苏联”。

 外国媒体只在特定指“前”的情况下才用“前苏联”。如“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现已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1992年，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建立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1992 年戈尔巴乔夫已不是苏联总统）；等。

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2005年9月3日讲话中多次提到苏联，都使用“苏联”一词，而不使用“前苏联”的提法。他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有4处涉及此点：“苏联最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援助”；“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远东国际法庭以及中国、苏联等国的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这种提法符合规范。我国媒体今后在涉及“苏联”和 “前苏联”时，应遵循这一规范。 

    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仍然不妨问一下：倘若黛安娜不作王妃，而是平民百姓，现在如何？答案恐怕是肯定的，最大的可能是像芸芸众生一样，好好地活在世上。作为王室成员，而且因其独特的身份和行止而名声大噪，黛安娜这个名字使她成为狗仔队疯狂追逐的对象，弄得她食不甘味、寝不成眠，最终死于非命。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名字———符码，可以成为自己的杀手，符码致残，符码致命！当然，符码也可以带来利益，成为主体的经济附加值。明星企业，名牌产品，只因一个小小的符码，一块招牌，一枚商标，一幅图案，一个缩写，就会势压群雄，独占鳌头，赢得巨额利润。同样质量的商品，只要是索尼的，贴上SONY商标，在欧美市场上就比其它牌号的同样质量的货售价高出15%。今天，品牌战略已经成了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在我看来，企业性质经历了三次转变，可以称之为4个F的进步模式：第一次转变，从F1（Field，工场）——— F2(Factory,工厂)；第二次转变，从F2———F3(Firm,厂商)；第三次转变，从F3———F4（Fashion,名企）。岂止企业靠符码致富，个人也凭符码而显贵。君不见演艺明星，体坛名将，豪门贵胄，大腕巨擘，声名大噪，身价百倍。

　　汉语有成语曰“沽名钓誉”。沽名，出自范晔《后汉书·逸民传序》，指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名誉，以谋求凭真才实学得不到的利益，可见以名取实，古已有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记载了原始印第安人萧尼部落的一个奇怪习俗，只要儿子获得了他父亲氏族的名称，就能够成为他父亲的继承者，而氏族的主妇有权最后决定应该取什么名字。这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必也，正名乎”，有名有实，有了名才能有实；名到了实也就随之而来，这是“名至实归”的别解。原始人对名称甚至抱有一种宗教性的敬畏之感，觉得名称有一种神秘的魔力。拉法格在《思想的起源》中对原始人的这种心理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谁知道一个名字，他对这个人就握有一种魔力，因此野蛮人对生人总是隐讳自己的名字。”又说：“名字是野蛮人最宝贵的财产，当他想用无可估价的礼物来表达他的友情和力量时，他就同他的朋友交换名字。”这可以称作名字拜物教。中国古代一直有一个禁忌，对帝王、尊人的名字要避讳，说和写时要改音、改字或敬缺末笔，就是原始时代名字拜物教的遗风了。例如雍正本是康熙皇四子名胤禛，他的兄弟也以胤排行，如胤禔、胤礽、胤禟等等，但胤禛登基后，为避讳他的兄弟们都改叫允禔、允禟、允礽了，只有雍正自己仍叫胤禛。马克思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借更名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

　　当然，人们怎样理解一个名称，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既不是由名称的主体决定的，也不是由名称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场决定的。用指号学（semiology）的观点说，指号（符码）与其指称的关系并不决定指号的意义，指号的意义是语境决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世情益物，雷同一响，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世情者，语境也；益物，增义也。在这方面，社会的逆反心理效应起了作用：曹丕称帝，挟权自重，名声不佳，评价走低；曹植遭难，郁郁不得志，处境堪怜，声名鹊起，身价陡涨。

　　看来，“名者，实之宾”的说法并不全面，名实不符，名实错位，真是所在多有。而到了今天的信息时代，名甚至独立出来，构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与实物世界并存，符码化竟然成了后工业社会中人的一种生存方式。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和网络空间的出现，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这是继蒸汽化时代和电气化时代之后，现代文明的第三个形态。人开始在二元空间中生活，突破了现实空间的阈限。无纸办公，电子商务，远程教育，信息战争、网上恋情，诸如此类，人们开始把传统上在现实空间中从事的大量活动转移到虚拟空间中进行，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符码的生产、传递、交换、重组、处理来完成的。符码已经和它的指称物分离开来，成了独立的存在，具有了某种本体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认为物理世界是世界1,主观意识世界是世界2,而作为科学和文化等成果的客观知识世界则是世界3。现在，符码世界从世界3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本体论世界，我叫它作世界4。世界4有独特的本体论特性，它是表征性的，因为符码和它所指称的对象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两者不必有什么共同点，其关系是任意约定的。苏珊·朗格说：“一个符号，可以是任意一种偶然生成的事物……即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或通过某种语言的法则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而世界3则是反映性的，科学通过理论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文学艺术则通过典型形象反映现实生活。

　　符码是对象物，而在市场经济中，它又是一种特殊资源，也是一种特殊商品，符码的开发、生产和消费是后工业社会效益巨大的经济域。商标、品牌、样式、标识、名声、称呼、头衔、职称、色调、肖像、号码、排序，如此等等，都是竞相追逐的商业目标。且不说一个知名品牌的附加值，光是品牌本身的市值就令人瞠目结舌，在2002年世界品牌价值前20名的排行榜上，高居榜首的可口可乐的品牌市价高达838.45亿美元。试看歌星的出场费，足球明星的转会费，吉祥号码的附加费，就可以发现，符码产品的猎奇性、时髦性、刺激性具有多大的市场吸引力，符码取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道眩目的景观。于是，不是因为某物的价值而认识它的符码，而是因为它的符码而称量某物的价值；不是因为人的真才实学而关注他的名号职衔，而是因为他的名号职衔评定人之高下。以符码量物取人是一种现代病，可以称之为“符码拜物教”。符码具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人们的眼里 ，它不仅是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象征，而且是获取这些东西的手段。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华德士的话：“21世纪工作生存的法则就是建立人的品牌，它能让你把名字变成钱。”人的智慧、能力、素质、学识都退居次要地位，只要贴上某种相应符码的标签，就好像祭起了神奇的法宝，立即就会循名得实。在一些人的眼里，符码已经成为现代的图腾和圣物。

　　名不副实始终困扰着人类社会，所以古圣先贤就倡导以名举实，但这始终只是一种理想。今天，当符码市场方兴未艾之际，名实相悖的现象愈演愈烈，连一向被视为净土的学界，也充满“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玞如壁，见肿为肥”（钱钟书《管锥篇》）的丑恶现象。浮名累人，所谓“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求名而亡”。但名利当前，有几人真能勘破世情？许多人求名不得，失望之余，或消极遁世，或醇酒妇人，如柳永的《鹤冲天》词所咏叹的那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是一种无奈，不是大解脱。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际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利己的功利和丑恶的私欲支配的时候，符码世界就扭曲、颠倒了现实，制造出光怪陆离的幻影，像海妖塞壬迷人的歌声一样，成为生命的陷阱。董说的《西游补》写孙悟空“进万镜楼，乃大颠倒，或见过去，或求未来，忽化美人，忽化阎罗”，此即“幻部”，也就是鲭鱼精所化的“青青世界”，孙悟空受其迷惑而忘其所本。董说在卷首破题说，要走出幻境，必须“见得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就眼前的符码世界来说，“道根之实”就是正确认识并理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深刻的社会革命，而只有如此才能破除符码拜物教。马克思在谈到消灭商品拜物教时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社会生活过程“才会把自己神秘的面纱揭掉”。揭掉神秘的面纱，使符码系统准确表征客观事实，人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自由。

    〖红岩儿女编者按〗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用滴沥着血的心写下的人生历程。他在被肺部癌肿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两三年里，断断续续用电脑完成了卧床以前没有写完的一部力作。书名《劫后余声》，全文约20万字，这里只是不成体例的摘编，仍保留着原文第一人称的叙事体裁。

   故事的主人公赵宏才，又名赵洛生。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社会系（后转入心理系），从那时候起，一直担任中大地下秘密组织新青社的领导骨干。他头脑睿智，才华出众。1947年6月，在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中大地下党总支委员。解放前曾两次被捕。1948年那一次备受摧残，险些丢掉性命，冒死越狱逃脱。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苏友协工作时被打成右派，过了21年的非人生活。“文革”中再次陷入囹圄，第二次越狱逃亡，多次在死亡边沿挣扎，长达八年里靠讨饭、打工活命。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他才得以回到自己残破的家。当一切开始走上了正轨的时候，他头发白了，因多年苦难而埋在身体里的致命的病源也发作了。

傅鹰先生教我们的时候五十多岁了。他中等身材，一口道地的北京话。傅先生讲课的一个特点是语言十分生动，非常幽默。所以我们这些学生在上课时候总是笑口常开。

傅先生教我们从来不让我们死读书。在考试的时候，按照傅先生的要求实行的是开卷考试。考试的时候，学生在考场上可以翻书本。这种做法很少看见别的老师实行过。

傅先生教育我们要热爱科学，特别是教育我们热爱化学。那时我们年级的不少学生在报考北京大学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数学或物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送到化学系来了。他们那时都认为化学不如数学和物理高级。因此他们不断到系办公室去要求转学到数学系和物理系去。傅鹰先生知道这一情况之后特地在星期天给我们讲了两次。傅先生没有批评这些同学不服从领导的分配。而是针对那些同学认为的化学不如数学和物理高级的这种思想进行讲解。他指出这些同学认为化学不如数学和物理高级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事实恰恰相反，是化学比数学和物理高级。因为数学和物理研究的是量变，而化学研究的是质变。他说他自己过去也曾经认为数学最高级。只要有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把一切计算出来。但是后来他知道了化学现象太复杂了。数学只能计算化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他说不少人认为化学最简单，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两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化合成为一个水分子。很多人认为这太简单了。你们要知道就这个反应有人研究了一辈子写了一本巨著。我们现在知道最好的火箭发动机是用氢和氧做燃料。现在研究的燃料电池正是研究是这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傅先生把我们引进了化学的殿堂。

傅先生在讲课时经常讲一些化学家的故事。他特别推崇法拉第。他说法拉第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特别深情对我们这三百个学生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能够做出法拉第成就的十分之一也是我的光荣！

傅鹰先生原来在美国工作，在1949年特意回国为祖国效力。但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在校的时候已经听到高年级的学生用查文献的办法揭一些教授的老底。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傅先生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据说傅先生的一些学生已经是世界著名的学者了。现在中国物理化学界的著名学者唐有琪院士就是傅先生的学生。

傅先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真的把我们这些学生当做自己的儿女。教课时真是苦口婆心要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传授给我们。他那里会想到有人会把他讲的话上纲上线，置他于死地！1957年之后，像傅先生这么好的教师尽失去了教课的权利！在我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化学热力学的时候听说是由傅先生教我们。同学们都高兴得了不得。上第一课的时候最先讲话的是一位青年教师。他对我们说课是由傅先生教，但是要我们学生有批判地接受等等。然后傅先生才开始给我们讲课。就这样，第二课就不再是由傅先生教课了。

前几年听说傅先生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他的儿子问他回国后不后悔？傅先生回答说“不后悔！”。我听到此止不住哭了出来。中国有一句成语“忍辱负重”真是傅先生后半生的写照。

1971年我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北京探亲。在北京站下火车。那里知道巴基斯坦的总统叶海亚汗到北京。长安街被封住不让通行。在这时候我见到了傅先生也被堵在那里。看到恩师真是高兴！但是我们的处境都不好。傅先生说他心脏不好。我说我哥哥是医生，希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但是傅先生不久就因为高血压可能是中风去世了！

想起傅鹰先生就像我的父亲。现在我也年过七十。回忆这一辈子最幸运的是遇到了几位好的老师。我想起为什么我会学化学？在上初中的化学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放了三，四个烧杯。里面放的都是无色透明的水。老师往里面通硫化氢气体之后，一个变黑，一个变黄，一个变成红色。这是快六十年前的事了。自从那之后我对化学有了兴趣。中学时期的语文老师使我对文学有了兴趣。现在我觉得作文对人的成长太重要了。中国人常说一个人要有贵人相助。教师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贵人。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是最大的。最遗憾的是给我帮助最大的几位老师的遭遇都很不好。那位化学老师竟然在学校被抓走了，说他是反革命。语文老师57年划为右派。傅先生可以说是全中国，全世界最好的老师竟遭到如此对待！

温家宝总理同3所大学毕业生代表面对面谈成才之路

2009年5月3目、6月5日和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到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大学看 望广大师生，并与部分应届毕业生代表座谈。温家宝总理分别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以及青年人教育、成长、前途等问题同大学生进行了面对面交谈，回 答了大学生提出的问题。温家宝总理的谈话对广大青年学生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前途紧密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国大有裨益。 中国青年报从24日起连续刊登温家宝总理的3篇谈话。

2009年5月3日，温家宝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广大师生，并与该校毕业生代表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