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狂人日记

尔冬升：香港电影已经没有“香港制造”了（ZZ）

Thu, 11 Jun 2009 15:06:05 GMT

　　《新宿事件》是尔冬升筹备10年的电影，这部费尽心思的作品，找来成龙、吴彦祖、徐静蕾、范冰冰，符合港产合拍片“内地主角要占到三分之一”的相关规定，但最终因为片中的诸多暴力元素，未能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不能在内地上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不愿“北上”而固守本地的香港导演，尔冬升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电影，而是整个香港电影。2009年，香港没有一部真正香港投资的电影，各家公司放了一年的长假。这样的现实让尔冬升很沮丧： “香港电影，从创意到投资，导演到演员，制作到发行，每个环节都有病。类似血压高、糖尿病，不治不会马上死，但反正你早晚会死。”

　　香港的弱势文化心理

　　记者：你为什么不愿意妥协进内地？

　　尔冬升：《新宿事件》能不能在内地上映，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们都不需要去送审，自己就知道有问题……再加上剪完那个版，支离破碎了，我觉得不行，那就算了，直接就放弃内地，很简单的处理方式。

　　这个电影的投资方包括中影，我当然想进内地，但我不可能为适应审查制度牺牲作品的完整。像刘德华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剪的内地版，观众完全看不懂。报纸上直接有人写文章骂：“什么烂东西都可以拿金像奖。”

　　当我决定放弃内地市场，成龙也跟我急，我就跟他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卖票，乱剪一个版本骗观众进去，那名声坏掉了，以后拍什么都难了。

　　记者：怎么看待香港电影进内地的得与失？

　　尔冬升：其实吴思远的功劳最大，他一直跟中联办、新华社很多部门在谈。反过来讲，合拍片不光对香港电影有好处，内地电影业也得到了好处。我们以前刚和内地接触的时候，一起开会，那些内地导演觉得：香港导演怎么对市场这么熟悉。那时候，很多导演还是厂里人，根本不考虑商业回收，拷贝卖多少个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内地完全和香港一样了，还出现了民营和个体户，变化很大。

　　记者：你说“香港人现在的文化心理是一个弱势的心理”，为什么？

　　尔冬升：只是一个感觉。从前，香港人是比较骄傲的心态，现在，大家都觉得香港人比较憨厚了(笑)。你在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合拍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以前香港人拍内地，《深港旗兵》啊，然后就是《过埠新娘》啊，《表姐》啊，把内地人拍成土包子一样。现在影片中有钱的是谁啊？没有香港人，都是内地的。你不觉得从电影里看，这个角色已经开始改变了吗？电影跟着整个社会改变了。

　　记者：以前的香港导演土生土长，非常熟悉这种市民的心理，所以能够拍出所谓“香港味道”的电影。现在，这种环境改变、人的心态也改变的情况下，就你观察，香港导演对于和内地合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尔冬升：肯定是在摸索之中。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在发展中，内地现在还是在发展的，它每天改变得太多了。比方说，剧本审查到戏的审查，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审查方面反而不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应内地观众的审美需要。我叫一个内地导演带了一套他小学跟中学的教科书给我，我要看一看，研究一下内地的审美需要。

　　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你学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追回来的。比如，冯小刚的喜剧，你把剧本给我我都不会拍，因为我不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像《忘不了》、《新不了情》这种爱情戏，没问题，因为全世界一样的。如果是生活上的东西，我就碰都没法碰，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太大。

　　内地不要重复香港误区

　　记者：这次两岸三地导演开会，侯孝贤带领十位年轻导演来香港，你怎么看待台湾电影的掘起？

　　尔冬升：我觉得他们复出也是因为有一个内地市场在。很现实的，现在内地正式开放跟台湾可以合拍片了，对台湾电影来说就多了一个市场。

　　台湾的新电影，我看了若干部。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监制制度，所以它在美术、创意上是很有活力的，但是电影的故事完整性还是有问题，有时前面拍得很好，但是到后面结尾，好像怎么都延续不下去。

　　台湾电影低潮那么久，我告诉你，要等另外一批年轻人长大才行。因为之前放弃你的那帮观众是不会再看的了。你要五六年时间，才会有另一批新的观众出来。

　　记者：不用考虑扶植新导演吗？

　　尔冬升：因为老的那一批早晚会淘汰。你看韩国，垮了那么久，它多快就到了一个高峰！现在垮得又多快！它跟现在的台湾，跟内地，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台湾电影现在累积到某个程度了，这么多年轻人一起进来，很扎眼。

　　记者：我看这次长虹和学者两家公司投的两部电影，一个是朱延平在做，另外一个是王晶在做，都是当年的那种传统运作制度。

　　尔冬升：这些片商，把香港电影搞垮，他们是出了很大的力的。所以我跟内地很多朋友讲，你们做电影，有那么好的市场，你们就别那么急功近利，走香港走过的道路。

　　我的剧本一样遇到这个问题了：哇，这个明星好，或者还要用谁谁谁。已经在点菜了。我试过拍桌子，我想说算了，你们不投没关系，我把这个拿到日本，我找角川，我找韩国，把它拍成日本片、韩国片，我不拍华语片了。

　　即使政府支持贴租金，但还要有发行商支持你，那个电影给你上才行。对发行商来讲，你贴我租金我还不愿意呢，我上王晶的戏，卖钱啊，这个是现实。你别跟我讲什么品质，什么是艺术，不要跟我讲。

　　但是如果所有都是艺术片、都不卖钱的话，那些投资人也会很快就退走的，也会有问题的。

　　记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很蓬勃的香港电影死掉的？

　　尔冬升：我觉得有很多原因。香港最蓬勃的时候，台湾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一部戏可以两千万港币买走的嘛。所以后期片商就开始点菜，这部电影：刘德华加谁我就给多少钱，有点像点菜。现在其实内地也在做这个事情。

　　我就说学得快嘛。现在内地，上片的时候：什么演员，牵涉到那些影院有没有信心给你好的档期，他们不看剧本的。就好像重新走一次香港电影的历程，历史重演啊。其实历史永远重复的。我常劝他们说，你一定要理解整个行业，稍微看宽一点历史，不要太焦虑。这个行业里面，因为它有金钱、权力，利益那么多，其实跟政治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一样的。美国人就说，政界是长得难看一点的娱乐界嘛。

　　我不“北上”

　　记者：你怎么看陈可辛拍《投名状》，陈嘉上拍《画皮》，徐克拍《女人不坏》？

　　尔冬升：都是为市场嘛。徐克反而会尝试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因为他很喜欢北京。他受不了香港了，他比我怒火还多。他找不到人跟他认真地去谈电影，他喜欢的文艺上的东西，都没有人跟他谈。所有的人都跟他谈市场。起码现在在北京，他的朋友会很多。

　　记者：《女人不坏》中，他拍了北京的地下摇滚圈，那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基础。

　　尔冬升：徐克这个人我很佩服他。包括陈可辛等其他人，我们想很多，是市场上的，取悦观众，取悦老板。我们是铜臭的——我不能代表陈可辛啊(笑)，虽然他也跟我差不多。我们老在谈钱。徐克没有那么在意这一点。你跟徐克谈，他不会跟你讲钱的。我到他家，我跟他喝酒，他从来不会讲这个戏要卖多少钱。徐克除了在讲这个电影之外，他在科技上有特别的追求，有时候就好像——科学家、发明家。

　　之前每次开电影方面的会，我们谈的全部是市场跟商业题材。我就说，我们也可以研究探讨一些其他有用的嘛，比方说香港与内地文化上为什么差异那么大；再比如对电影对白的要求，为什么香港人的剧本在内地会被笑场等等，我们是不是来研讨一下？为什么《海角七号》我们看不懂？我在台湾念过小学，念过三年，我常去台湾，我都搞不清它现在为什么老百姓跟警察之间的关系会这样，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我说我们找一天谈谈这个吧，别老“市场”了。

　　记者：你觉得电影圈里徐克最纯粹？

　　尔冬升：拍了那么多年戏，我老觉得，暂时来讲，只有徐克跟许鞍华两个是拿电影当生命的。他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异是，我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到50岁之后，我不想为了电影把这个大世界里的其他东西放弃，因为我觉得电影也是一个工作而已，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不想放弃别的东西。我不能老在家里面看Discovery看怎样旅游，就好像去过了，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旅行是我最大的一个意愿，这整个世界你要看一看，太多地方还没去呢。

　　记者：陈可辛在北京开了工作室，很多导演也北上发展。你会考虑吗？比如昨天跟麦兆辉庄文强聊，他们都有个感觉，前一代的导演顾虑更多，因为港片擅长的东西没法拍，所以会焦虑。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他们会变通，会减肥，会想办法把内地的衣服穿上去。

　　尔冬升：实际上有点难度，那个过程确实比较痛苦。我还没看到一部非常精彩的内地的警匪片，但不代表警匪片就一定要拍得像《旺角黑夜》那样上不了。

　　记者：你适应过吗？感受如何？

　　尔冬升：有困难。在内地，警匪这个概念就不像在香港那么简单。碰到过很多问题，从剧本开始到道具枪，都是问题。因为我们的枪是跟美国的那个制度一样的，它是真枪，但把枪管封掉了，你不能再把它打开了。它是有执照的，连机关枪都是真枪。你光枪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每个题材牵涉到什么部门就要给什么部门看的嘛。那些人，他们也对电影完全不了解，你要给他审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一部警匪片，你如果反复地描写罪犯的心态——好看嘛，bad man里面最好看的就是他的心态了，那就可能通不过，因为里面很多东西犯忌，很难通过。那如果故事简单一点，就光是像成龙那样打斗，把坏人抓掉打死就算了，有时也不行，可能公安局看了会说：哎，我们警察没有这样的，你怎么这么翻跟斗什么的，又有问题。所以我总结是对电影看得太重要了，电影其实没那么重要。
　　记者：大家看电影的心态太认真。

　　尔冬升：太认真，而且观众也是把电影看得太像一回事。我老觉得我很怕，我其实就拍部电影，我自己首先要好玩，我喜欢拍。我拍一个电影，突然间你把我弄成学术一样，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所以《投名状》拍到陈可辛崩溃。这种戏我就不太敢碰，很累啊。

　　记者：像《三少爷的剑》这种，会不会加入一些时代背景？

　　尔冬升：其实古龙的东西很时代的，他根本写的就是一个大都会里面的东西。我跟他也认识的，他写当年的台北，台北那些黑社会啊什么的，就像江湖一样。他里边的人性很现代的。像《三少爷的剑》就没有压力，它有原著的。如果自己编剧，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拿捏不淮

　　记者：《旺角黑夜》里的张柏芝，原来是一个大陆妹，后来你把她改成了马来西亚妹。

　　尔冬升：当时就是送审的一个技巧。有一个导演冲着我讲：你懂吗？我们现在拍的电影是理想中的社会。

　　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沟通，现在也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摸得淮，没有人会拿捏。《新宿事件》那种戏，我告诉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不能上，关系很好的时候也不能上。这种戏没有人拿捏得淮。

　　电影局的官员，也不了解。电影局对香港电影，一直是开明的态度。要不然，怎么可能有些电影想都没想，它最后会通过了。

　　记者：比如说《门徒》？

　　尔冬升：《门徒》没事。写毒品没事，我在内地的报纸、杂志上面，看了多少写这个毒品的文章，连数据都出来——海洛因吸毒人数全球增长最高的地方。国家肯定也焦虑得不得了，所以它肯定会看你这个电影有没有美化。

　　这就是《门徒》里很有风险的地方了。张静初讲这个毒品，她语言中觉得它很美丽，但是你要拍出来让观众觉得“哇！它真恐怖啊！不能碰这个东西”。

　　另外，暴力的东西要小心，这个是确实会影响小孩的，你可以说我保守，它对未成年的青少年确实有负面作用的。张静初死掉的那一下，没那个劲头不行的，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的恐怖拍出来，那个效果就不行了。

　　审查有松紧，什么叫“松”跟“紧”？有些其实我们知道，有法令和条例，但法令写得很虚，有些条例也不是法律。比方说有规定说“床戏不超过15秒”，《门徒》里面不是有一场张静初勾引吴彦祖吗？15秒。香港版那个比较长。15秒从哪里算？张静初走过去，坐到他的身上开始数？15秒，不够。我说，前面不算吧？肯定要等她讲完那句对白才算吧，我后面也没有15秒那么长。好，过了。15秒。我就给吴彦祖说，没有办法，就15秒。

　　所以我跟方平说，已经累积那么多经验，我们就干脆在香港搞一个公司专门帮人送审吧。

　　记者：《早熟》没问题吧？

　　尔冬升：有，《早熟》是最麻烦的。他们审查的时候一愣一愣，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想不到人家外面老师、家长的的反应会怎么样。我在去成都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人问我，你是不是鼓励年轻人早婚早育啊，我当时就愣了。

　　我看到一个医生写的文章，他说在深圳，是全中国年轻人堕胎最多、早产婴儿最多、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我去深圳拍戏的时候，那些医生说，整个深圳，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很奇怪，很多香港学校借《门徒》那个戏，连监狱都借。警察反毒部门来借，我说这些资料都是我从你们那里拿的，问人问出来的。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有画面。但《早熟》是学校借去最多的。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那种问题也永远都会存在。我年轻的时候看美国片，有一个《两小无猜》，拍的是更小的学生怀孕，这不是新鲜事情，不是我原创的东西，其实每年都有发生这种事情。你到美国中学里面看，大着肚子上学的，14岁的中学生都有。

　　记者：所以，还是吴宇森简单，拍《赤壁》。

　　尔冬升：《赤壁》啊，《投名状》啊，都比较简单。拿一个大的题材先把你们震住，然后你们就买票吧。而且是一个可以宣传炒作的话题。想在《赤壁》里看到健全的历史观，起码要拍个60集。

　　香港的电影分级

　　记者：香港有自己的电影分级制度，除了政府管制，它在大众层面怎么审查的？

　　尔冬升：每次放映前，市民登记了之后，经过挑选，然后观看给电影评分。但不完全以他们作淮，看他们的比例。比如《新宿事件》，我有两个镜头，完全是暴力的，在意识形态上是没有问题，但太血腥了。80%的观看者说要删了，那我就修改，把它剪短，或者换。

　　香港本地电影审查，它有它的判断。我举一个例子，你开枪特写，中枪没问题；如果你慢镜头，那个血喷出来，三级；暴露的镜头，裸体，正面，男女，自然强行地剪。浴室走出来，不用三级；性爱镜头，男生的手，就算穿着衣服，摸女生的胸部，畸形的，三级；男性的器官是兴奋状态，是不可以的，完全禁止的。

　　记者：好歹都有明文。

　　尔冬升：有明文规定。如果戏里面有暴露那个私处，审查者觉得他是未成年，你就要证明他的年纪。如果那个戏的内容是找成年人来演未成年，这个就很模糊了，要具体看。

　　记者：市民的意见会起作用吗？

　　尔冬升：市民会比较保守，审查的人比他们开放。香港市民代表评分时，退休人士比较多，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不起直接作用。起直接作用的是专业人士。

　　记者：影评人会对电影创作起作用吗？

　　尔冬升：内地观众影评有它的影响力，就香港市场来讲，影评人没有那个影响力。香港影评可悲的是，它是一个娱乐性的指标，好不好看，几颗星，跟餐厅评级一样。我跟所有香港导演说，你不需要害怕内地，因为内地观众其实看文艺片人数最多。你看《梅兰芳》的票房就知道了，以人口比例来看，内地观众比香港、台湾都多。 ...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面包”噎住了谁的喉管？（ZZ）

Thu, 11 Jun 2009 14:06:29 GMT

　　原来有“面包”吃的看到原来没“面包”吃的现在都有“面包”吃了，而且吃得很受落，很开心，即便自己还有“面包”吃，心口自然不是滋味，一不小心噎着是正常的事——加上其他地方那些现在有“面包”吃的那撮人也许可能大概是担心看到同样的局面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陕西神木自3月1日起推出的“全民免费医疗”——这样一个全国人民——尤其是没“面包”吃的人都会叫赞的、天大的好事，才会“招受质疑”。

　　陕西神木自3月1日起推出“全民免费医疗”以来，招致各方议论，叫好与质疑的都有，至今，神木县仍然处于“对外表白”之中（5月26日工人日报）。

　　“我们去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有17亿多元，用于医疗支出仅仅1个多亿，怎么会有负担？”“前两个月(3、4月)我们一共报销医疗费2230多万元，预算是2600万元——3000万元，远远没有超出预期。”

　　支撑医改的“财力不是问题。”当地官员一次次为政策辩护。在他们看来，免费医疗绝不是神话、童话，是切实可行的人间佳话。的确，为全民免费医疗背书的固然是神木的强大经济实力，不差钱的财大气粗让神木的医改有了底气。这其实只是表象，敢于推出这一政策，自揽麻烦的为民众福祉考虑的豪气远比财气重要。神木再有钱，在西部也只是第5位、全国第92位。比神木有钱的多的是，为何没见他们神气一次？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别的地方不关差钱，差的是为民服务的德政意识。

　　“做梦也没想到，天大的好事能降临到我的头上。”身患肠癌的贺凤英对记者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户籍是‘神木县’。”“这真是个救命的政策，我们希望能一直执行下去，如果取消了，我们老百姓绝对不答应。”

　　让人郁闷的是，一项惠及千万老百姓的医改，“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舆论的质疑和批评。”神木县领导不明白。但批评者是明白的。那就是神木的公益新政出了风头，打破了“卖光”的潜规则，让与民争利者承受巨大的压力。神木能，为什么其它地方不能？以后还怎么叫难叫苦继续掏老百姓荷包的大业啊。

　　神木的医改之所以显眼与让一些人看不顺眼，只能说是神木打破了那种风行一时的甩包袱式改革的潜规则。将学校推向市场、将医院推向市场、将公交、自来水等推向市场。一个时期，一些原本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在改革的旗号中被各地政府当包袱一甩了之。看起来是发挥市场的作用，引入民间资本，实质是政府不愿履行公共的义务，不愿在这方面支出花钱，甚至想着与民争利，从中赚一把。只想着花钱搞些看得见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卖光”政策还成了敢于破冰的“光荣”代名词。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住不起房，死不起人。神木的医改只不过是重拾政府的责任与义务，跟国家的新医改政策一样，让医疗回归公益，对滥用市场化的操作来一次矫正。

　　神木的免费面包并没有让当地政府消化不良，群众十分爱吃。但噎住了甩包袱式改革的喉管，当然让那些人不舒服，皇帝不急太监急，要一吐为快。我们不总是挂在嘴上，要以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为依归么。那么希望神木能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这项政策，将群众高兴的好事办好，不让外界看笑话，也树立一个样板的意义。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作者：余人月...

经观问连岳

Thu, 11 Jun 2009 07:06:32 GMT

独立者连岳

2009年06月05日经济观察报

刘溜

连岳自称是超级宅男，“让我宅多久都没问题的”，当来访者正想表示惊异时，旋即会发现，他所谓的“宅”是指整个鼓浪屿，“不出门”是指“不出这个岛 ”。连岳住在鼓浪屿中部山顶一栋能看到海景的房子里，周边有身形庞大的榕树和被绿藤、花木包裹的老洋房。岛上禁止自行车，所有人都是步行者。

下午三时，连岳步行到半山腰的“褚家花园”咖啡馆接受采访。庭院里开放着各种颜色的喇叭花，这儿被连岳评为岛上最美咖啡馆。服务员端上几袋铁观音和一套功夫茶茶具，连岳开始展示他泡茶的功夫。“我一天要喝很多茶”，他说。

每天在一杯茶与下一杯茶的间歇里，在这个四面环海、离厦门十分钟轮渡时间的美丽岛上，他通过网络浏览外界资讯，并作出自己的评判。打开“我爱问连岳 ”的邮箱，里面塞满了为各种情感问题所苦的男女们发来的邮件，他一封接一封地看完，然后挑选一两个回答，中选的比例“可能不到百分之一”。选中的邮件以及他的回复会发表在他的媒体专栏上。

国政时事和小儿女情感，在连岳这儿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因为二者都关乎个人的独立人格。

“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独立。”连岳不假思索地答道。

2007年以前，连岳还只是被视为一个受欢迎的情感专栏作家，跟小资、小智慧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之后，他无可置疑地进入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博客之列。

再回到1997年，27岁的连岳一口气买了三本《中国可以说不》，激动地四处送人。后来他经常提及自己当年的愚蠢和狂热，作为人并非不可改变的乐观证明，“正因为自己曾经会上这种当，所以现在我不会觉得那些愤青有多不可救药”。

“我很晚熟，三十岁才差不多成熟。”他说。

从三十岁往前回放，他当过《南方周末》撰稿人、《厦门晚报》评论员，在地方检察院待了三年，教过四年书，做过汽车修理工，上学时数理化一塌糊涂，然后是印象里无比漫长的童年。

二

连岳对网络的依赖程度非同一般，平时他喜欢挂在网上，每天“认认真真在网上看资料、写东西的时间”是三四个小时。“我觉得离不开网络是必然的，就像大家离不开电一样，它现在变成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要件”。

在网络兴起以前，连岳觉得厦门和广州有很大的信息落差，“媒体人，还有搞创作的，必然有天生的本能往信息比较密集的地方靠，因为中心城市给你的养分才够，给你的刺激才够，多样性才够”，因此他很渴望往外走，2000年去广州，待了两年。

“到了网络时代，我觉得其实已经不存在信息落差了，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足够大量的信息，在厦门这种中小型城市里待着心里也不会慌。”2002年连岳从广州回到厦门后，就很少离开过，偶尔去趟广州或北京，往往待上一晚跟朋友们聚聚，第二天便打道回府。

他喜欢厦门这个城市，“不大不小。太小了，有趣的元素就少了，会觉得有点儿匮乏感；厦门不大不小，密度足够，从城东跑到城西不过半个小时。”住在鼓浪屿上，他每天睡到自然醒。

这种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拜网络所赐。正是因为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种种好处，在一拨又一拨声讨“网络暴力”的运动中，连岳始终是网络的坚定拥护者。

三

给人回邮件的时候，连岳往往会捎上一句“祝开心”。

跟他所喜欢的王小波、罗素一样，连岳爱好知识、主张快乐，保持着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走在岛上，他会突然指着路边的树说“这是木棉树”，又问“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猫，这儿是猫的天堂”，又告诉说哪家的鱼丸最好吃。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在连岳一篇写于毒奶粉事件期间的批评文章中，“快乐”二字让人印象深刻。

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上有批很苦的人，有批非常辛苦的人，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能意味着我们不能生活得好一点，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我自己有力量，能让自己生活得更舒服，过得更好，我的声音会有更多的人听到，这对所有人都会有帮助，对于最底层的这批人也是有帮助的。”

连岳看书驳杂，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却看了很多宗教典籍；他曾花了半年时间读了一本非常枯燥的书，黑格尔的《小逻辑》。“你会看到怎么从一个概念推演到下一个概念，觉得这个过程很好玩”；之所以读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写的《债法总论》，是“觉得法律语言挺有意思”。“好玩”与“挺有意思”是他常用的词语。

在连岳眼里，有很多“非常非常古怪的事”，比如他经常被问到的，在家写稿能不能养活自己？挂在创作者前面的胡萝卜，是不是在于死后能被人记住？“挺奇怪，你死了还想那么多干吗呢？或者有人说，我为后代而写作，这也很奇怪，你为什么藐视后代的创作？”

还比如一些人还在谈论80后怎么样，“这就跟说河南人怎么样、河北人又怎么样类似，这种判断太偷懒了”。他有一种担心——“随着自己的年纪增长，就突然很害怕，万一哪天自己嘴里说出一句这些80后怎么怎么样，我估计自己就差不多完了。”

我们聊天聊得很慢，连岳一贯地不着急。等到终于没得可问的了，他才轻声问：差不多了吧？当晚连岳出岛招待朋友，在酒席上被一位不相识的同龄人误认为80后，不过他经常遇上这类事，早已见惯不惊。

经济观察报：据说王小波是作家中最早用电脑打稿子的，他是电脑高手。

连岳：他应该最早意识到网络给人带来的好处，他当时对信息自由流动的乐观情绪就已经弥漫在他的杂文里面，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过世是在 1997年，当时网络还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他有点儿小孩子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天真，而且不停地尝试新东西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都在骂网络，比如网络滋生出网络暴民，网络并不能带来民主等等。

连岳：网络只是一个工具，我认为始终要把网络回归到工具，如果你在网络上是暴民，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暴民，只不过你通过网络这个工具把你的声音给放出来了。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每个人具备充分资讯的情况下的，我觉得网络很好地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现在网络让我们尝试了一下言论自由大概是什么东西。言论自由其实包含了大量的人身攻击、粗话、谣言，有语言暴力的言论，人身攻击的言论，以及制造谣言的言论，这是言论自由社会必然呈现的多样性状态。所谓言论自由就是你一定有发表错误观点的自由。你会发现越是言论自由的地方，让你讨厌的信息越多，这才是言论自由。

经济观察报：你生活得很超脱，但你有一句话，“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是吧？

连岳：我曾经在检查院工作过三年，我有很多好朋友也在现在的体制之内比如司法体系里面，其实他们中间有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畴之内，会尽量争取让法律来说话。我觉得所谓的整个社会在进步，一定是体制内外都有力量在进步。逐渐地人们都能具备公民社会该有的一些常识，虽然他可能仍然只能做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些常识给了他，你觉得重要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这个进步的过程很可能非常缓慢。

连岳：没办法，我觉得可能找不到更快的办法。有时候你可能太急迫了，希望这个社会一觉醒来会改变，或者希望你写一篇文章全都觉醒。你把时间放长以后，虽然每天没什么改变，但对照十年前和十年后的社会，我觉得十年后的社会宽容了很多，多样性也增加很多，新的一代人身上那种旧东西也少了。

经济观察报：你不着急吗？

连岳：我不着急，我对自己对社会都没有焦虑感，也没有拯救感。有人真的觉得自己能做很多很多事情，甚至能拯救他人拯救这个时代，这种想法是比较可怕的。其实你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世界上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至少你可以享受生活，可以到比较舒服的岛上住一住，这不必等体制进步。

如果再过几十年社会还是这样子，那死的时候只能认命了，那就是这一代人的命运；只能等下一代人，看他们拥有的这个社会怎么演化。你是希望公众的意识有一个变化，如果几十年过去了，公众并没有体现出那么强烈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那你也只能认同他们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如果再过几十年社会还是老样子，你会怎么办？

连岳：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尽量地享受生活，这是我自己努力工作应得的，我不欠谁，我谁也不欠。同时我能做的，就是评论这个社会现象，关注这一批人。生活有生活的逻辑，批评社会有批评社会的逻辑。

我相信是有一批圣徒一样的人物，宁愿放弃自己所有尘世的快乐，去苦行，去拯救别人，但这不是一种普遍可行的状态。

经济观察报：不能反过来要求其他人。

连岳：对，绝大多数人正常的状态是首先想着自己，然后在自己成本很低的情况下顺便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人的进步要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正常的状态之上。你可以希望他做事情，但是做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成本一定是很低很低的。所以往往很多事情的推行，是能让很多人愿意顺便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才能做成。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从《中国可以说不》那种情绪中走出来的？

连岳：应该说大家都喝狼奶长大，我觉醒得特别迟，在1997年左右那一波民族主义狂潮当中未能幸免。在这点上我非常感谢王小波，他的一系列论证，让你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在逻辑上是不可自洽的，也是违背人性的，你就会迅速地发现它是一个谎言。

你对自如发言的要求，你对财产的喜好，你对公平的竞争秩序的要求，这些都是本能。只要一个人愿意舒服，愿意快乐，他一定会追求这些东西的。

经济观察报：说到对财产的喜好，我们社会里好像“耻言利”的声音还是很大。

连岳：我记得奥巴马在欧洲说过一通话，说他对美国有信心，理由是什么呢？一是美国人还是很羡慕富人，不仇富；第二，美国人还是很爱钱。所以他对美国很有信心。

我们这儿还有很多人把 “惟利是图、大家都只想着钱”当成负面因素，用来描述这个社会已经堕落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反而是社会最重要的动力，是人争取自己利益的很重要的途径。比如作为商人，巴菲特在赚钱的时候他可能会赚尽每一分利润，但是他死的时候会把所有钱都捐出来，卡内基也是这样。

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无论是哪个阶层，受益阶层也好受损阶层也好，都很喜欢侮辱最大多数人很自然的选择，他喜欢钱你觉得他庸俗，他追求自己的利益，你觉得他没有大局观。

《国富论》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人的自私自利就是这个社会最好最有效的动力。但我们到现在还把人想着自己的利益当成非常坏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谁不爱钱呢，基本上大家都很庸俗。

连岳：我觉得，人不庸俗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糟糕的社会。合理的社会一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庸俗的，而且理直气壮地庸俗。

我们的社会我觉得是庸俗得不够，大家都还没有站到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好像每个人跳出来都是为整个社会考虑。你多去考虑一下自己，多争取一点自己的利益，这样庸俗的人多一点的话这个社会就进步了，就不庸俗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还有一些人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只管挣钱，抛弃了理想主义。

连岳：我倒觉得，现在大家该做的，一个是发声，一个是发财，你能批评就去多批评，多说真话，你如果有经商的天才就赶快发财，钱和意见是一样的，都是重要的。

如果中国出现一大批又能发声又能发财的知识分子，这是最好的。我觉得知识阶层应该很有钱，应该要有一批非常有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必要为自己有钱，或者为自己生活的舒适而感到什么愧疚，这没什么好愧疚的。欧美做电视媒体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年薪几千万美元。知识分子一定要有钱，赶快有钱，有钱后批评的声音也会雄壮很多。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吗？

连岳：我可能被一些人贴上了这种标签，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都是私人的，不存在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当你的利益和这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时候，你为自己争利益就是为社会争利益，这是顺便的行动，而不是说，我这个人或者某一些人是专门捍卫公共利益的。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连岳：独立。真的要做到独立也有点难度，第一需要能力，第二需要勇气。但也不是特别难做到的事情，你在现实生活中会碰到很多这样独立的人，你自己会喜欢这类人，因为这类人有力量。

独立最后肯定是会体现为独立判断，这也是这些人可爱之处，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被人激将，不能被人家要挟，有时候不能跟多数人的判断走。

经济观察报：你写过一篇曼德拉，很赞他。

连岳：当然，我觉得曼德拉、甘地这种人物可以说是人类遗产。但同时，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大家把曼德拉、甘地给神话了，只要有一个人做到大家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就觉得他是神，这是最可怕的一点。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逻辑，但没有人去做这样简单的事，他们做成了，然后人们就说：他是神，这个我们做不了。知识阶层的坏习惯是侮辱民众，而民众的坏习惯是等待拯救，大家都指望有另外一个人来做事，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最简单的事情。

四

经济观察报：你最早被人所知是你的情感专栏，实际上情感关系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我们谈谈婚姻吧，你曾说现今社会的婚姻关系还处于非常蒙昧的状态？

连岳：对，我大概主持了六七年的情感专栏，对情感的现状会比较了解一些。大家先是急着结婚，在婚姻里都很害怕真相，对出现的冲突、问题采取鸵鸟政策。但其实结婚前你应该尽量多谈恋爱，因为你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找到适合你的人也是一个过程。

很多人的婚姻像演戏一样做给别人看，让长辈、父母开心，身处其中的人很痛苦。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可能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无论什么样体制下的人，爱这个东西都是不会停止的，你总是可以去爱一个人，很多人连这个最基本的权利都放弃。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一个好的感情状态是什么样子？

连岳：可能也就是彼此接受对方，接受的过程是充分了解的一个过程，接受不仅包括接受他的长处，尤其包括接受他的缺陷、情绪，方方面面的缺陷。感情上的东西是希望平等对话的，你在感情中才会有意思，那种默契关系才会非常持久，你到老了可能都不会厌倦。你跟一个人待了十年二十年，一个眼神就可以交流，这种乐趣是很难替代的。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很稳定的，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

有了前面两个基础，双方应该把公领域和私领域划分很清楚，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归结于私领域，外面大量的人，长辈、亲朋，想侵入这个领域，很多人没有办法抗拒这种侵入，这种私领域只要一退步，这个婚姻一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就变成床上躺着的不是两个人，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这是我们传统社会最可怕的一个东西，而且这种侵入是以爱你的状态出现的，它不懂得克制，所以这时候需要两个人有一种很强大的抵御能力，你知道共同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个边界是绝对不可以让别人进来的，否则婚姻城堡守不住。

经济观察报：你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连岳：到现在我被问得最多也最无聊的问题就是，你在家写稿能不能养活自己。这很荒唐。你从来不会问清洁工、卖包子的，怎么养活你自己，你从来不会问这些人这个问题。那有的人写点什么狗屁文字，大家凭什么就非要问你怎么养活自己？我们有一个不好的阶层划分，好像你干了脑力劳动，就非得别人养活你不可，凭什么。养活自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去年有本书挺红的，卡佛的《大教堂》。你看卡佛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你写小说写得很好，但你照样是一个普通人，只要你的小说没有让你挣足够多的钱，你还是该干嘛干嘛，所有体力活卡佛都做过。 ...

我是交警我怕怕

Tue, 09 Jun 2009 15:06:16 GMT

常识一：纳税人纳税给警察叔叔发工资，就是让警察叔叔维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不是让你开机车逛街兜风罚款，也不是钱多得蛋疼了。

常识二：如果他有刀我怎么办？下次纳税的时候顺便问一句：如果警察叔叔遇贼怕怕，不敢上怎么办？

常识三：如果有人闲得蛋疼喜欢扯什么将心比心人之常情警察叔叔也是人……请参考常识一。...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

Tue, 09 Jun 2009 14:06:04 GMT

今天在南周上的首页上看到1999年的新年献词，
无端生出一点感慨，流年似水，一转眼就十年了。

十年前，《南方周末》在那样的新闻环境和土壤中
缔造了一个神奇得让人至今难以置信、让后来者甚至连其自身都难以超越的新闻神话。
十年来，江从《南方周末》被挪到《南方都市报》，从《南方都市报》被挪到《南方农村报》，
十年来，《南方周末》从1999年的《南方周末》发展成为今天的《南瓜粥末》，
若知道2009年的《南方周末》会走到今天的地步，1999年1月1日江艺平还会不会带领《南方周末》继续前进？

高中三年，最好的时光里，
没有玩够，没有实现当初的梦想，也没有爱上年轻的姑娘，却开始了对这份报纸的痴迷和感动。
这份小小的痴迷和感动，现在成了那些灰暗的日子里唯一的光芒。
若知道能活到26岁而居然没有饿死，当年真应该大胆些，再大胆些。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献词】本文刊载于1999年1月1日的《南方周末》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这是我们与你见面的第777次。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本世纪最后的日历正在一页页减去，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好在岁月让我们深知“真”的宝贵——真实、真情、真理，它让我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险境，认清了虚伪和欺骗。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与你再次见面，为逝去的一年而感怀，为新来的一年作准备。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向你、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一声，“新年好”！祝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有你，才有我们。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

...

醒D醒D

Mon, 08 Jun 2009 18:06:16 GMT

这个项目一路做下来，学到不少东西，受益匪浅。当中因为自己的一些问题，又影响了进度，也影响了心情。

从轻松完成第一个城市的广告投放方案，此后的工作拖拖拉拉，鲜有可圈可点之处。中间回公司一趟回报工作，之后重新开始，未见明显改善。思考再三，觉得自己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问题很大。

其一，遇到问题之后姑且任之，甚至自欺欺人，说这说那，推三推四。今后一定要积极思考问题所在，并在最短的时候内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进一步改善工作效率，加快工作进度，这样做才能不断提升自己，才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其二，我没有从自由的工作状态中学会学会如何更好地管理时间，制定计划，提升效率，实现目标。反而经常在重要而紧急事情办好之前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想想真是够令人失望的。

其三，告别懒惰，保持专注。持续型的懒惰和懈怠并没有让出差在外的日子变得多有声色，相反，大量的空闲时间和不良的作息习惯反而让我滋生很多无聊和孤独，让我无法保持专注和激情，让我无法保持清晰的思维，让我停止阅读，停止思考，把自己搞的疲惫不堪，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其四，不断思考，不断学习。这是难得的了解市场，了解客户，了解各地户外广告业的大好机会，需要不断思考，不断总结，才能有所得益，有所提升。...

韩寒：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上）

Mon, 08 Jun 2009 18:06:11 GMT

　　韩寒：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文：马一木张诗尧摄影周云哲
　　
　　我一定要出这个门
　　下午三点。上海郊区公寓楼里的韩寒刚起床。小房子里没有书架，各个角落摆着七八垛半人高的书和杂志。他把能关的门都关上，通过报章、杂志、电视和网络，开始观看这个世界。这个活动将消耗他整个下午。资讯在他大脑里，刺激记忆蛋白转换为兴奋脉冲，形成他对世界的判断。
　　判断，判断，除了判断还是判断。韩寒每个月花1000多元买《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报刊杂志。两会期间的报导，他最喜欢的一个标题是：《55年来我从没投过反对票》。
　　“我不喜欢通过代理服务器去看国外网站，用眼睛看到的反而更有趣。”
　　韩寒开始看电视。他拍了拍电视，以为电视坏了，因为里面的人长时间一动不动。“这次两会的机位和镜头给得很好。”
　　“如果你有机会当人大代表，你会接受吗？”
　　“不行，我表演得不够好。”韩寒打开一包薯片和话梅。
　　这是一个吃零食的男人，他一边吃零食一边在博客论证北川政府是否在“兰德酷路泽”事件中说谎。“为什么男人不能吃零食呢？”韩寒继续判断，“不吃零食的也未必是真男人。”在韩寒朋友老李眼里，他是一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人。“他开车去四川营救素未谋面的上海作家李西闽。如果需要，他甚至可以为朋友倾家荡产。”
　　就是在这个离上海市中心50公里的小房间里，韩寒打量着发生在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并作出自己的判断：G20峰会上央视记者的提问很高很强很宏观；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等。即便网友说他是汉奸和走狗，他还是反对人们走上大街进行反法集会和游行。
　　夜幕来了，韩寒出门遛狗。在他眼里，门是一种象征物，象征着“规则”、“束缚”和“即成习惯”。就像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一样，韩寒必须出门。
　　“最让你害怕的事儿是什么？”
　　“就是和女朋友吵架时，她不让我出门。我是一定要走出这个门的。”
　　“最让你沮丧的事儿是什么？”
　　“就是别人不让我出门。我是一定要走出这个门的。我活了几十年就是为了走出这个门。”
　　如今既然韩寒已是中国第一博客主人，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上榜者，无数臭鸡蛋和鲜花投掷的对象，我就把影片往回倒去，于是韩寒在得了中国汽车拉力赛年度总冠军时，感受是，“我好饿啊”；于是韩寒开着的宝马车在倒退，停在9年前的一个车库里，而当时18岁的少年韩寒正背着写《三重门》获得的版税去买车；韩寒身上的赛车服快速地掠过地面回到商店橱窗里，他对朋友说，不想只做作家，想靠赛车养活自己，朋友们哄堂大笑；他手上的纸和笔又突然不见了，出现在高一时的学校办公室，递上退学申请，说自己要做作家，靠版税养活自己，老师们哄堂大笑。接着，他所养的狗数字变少，8条，7条，6条，最后是小韩寒为自己第一条狗的死去，痛苦了很久。
　　小韩寒晃着腿，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路过镇政府，说，“我们镇长怎么那么腐败啊，我一定要把贪官打倒。长大以后，我要做清官，把所有贪官都铲除掉。”

　　抓不住的树上的男爵
　　晚上10点，韩寒扶了扶眼镜，趴在台球桌上，瞄准，出杆，白球开始在蓝色的9球桌上不停碰撞，穿梭。他出杆很快，2秒种就能出一杆。站在旁边的石康一根烟还没抽完，9号球已经落袋。这是上海徐家汇一家台球室里，人们并未认出韩寒。
　　石康说，从韩寒身上能看到这一代青年人的可能性，“他能做成任何事情，做成什么事我都不惊讶。他们对自己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凭空的，而是建立在技艺和细节上的。我和他老打台球，他对球怎么出杆，走什么路线，如何回到一个地方，会有很好的把握和研究，这是对细节和技艺重视的表现。”
　　这是4月的一个夜晚，对于韩寒来说，中午刚开始，1个月后，他主编的一本杂志将面世，按照韩寒经纪人路金波的说法，这是一本面向“青年知识分子”的杂志。
　　27岁时，胡适已是北大教授，并在乡间举办了新式文明婚礼；鲁迅27岁与许广平同居，开始翻译域外小说。27岁，对于韩寒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他最大的乐趣在于一大早起来，不知道该选择去做什么好。
　　比如，人们就不会想到他写着书闯入赛车界，现在又开着车闯入杂志圈。
　　他从这个树梢跳到那个树梢，你得砍断森林里所有的树才能抓到他。
　　这是张晓舟评论前卫乐手小河的话。
　　韩寒仰着头，一脸坏笑，说，“即使砍掉所有的森林都抓不到我。”

　　一副眼镜
　　现在是凌晨1:10，北京国贸金湖茶餐厅里，有人吸烟看报，一个女人打了个打呵欠。韩寒埋头吃春笋肉片饭，毫不含糊和掩饰，沉浸在粮食里，像个开心的农民。我再次认真看了下这个男人，黑色皮衣和仔裤，脸庞瘦削，四肢舒展，手指细长，肩膀很宽，和体型不成比例。进食中，黑色皮质发卡滑落了3次，扔在一旁的眼镜比他本人要沧桑50岁，掉漆、碰瓷、变形，150度的弧线镜片上满是灰尘和指纹。
　　“这环境太嘈杂了吧？不然换个地方。”我问，这时隔壁两个醉汉正搂在一起大笑。韩寒边吃边说，“没事儿。我是那种在垃圾桶旁边都能求婚的人。”
　　一滴菜汁落在了眼镜上。这是一副Giorgio Armani眼镜，朋友送的，戴了5年。一次汽车拉力赛比赛前，电视台过来采访，让他说几句自我鼓励的套话。他投入表演，在差点把自己感动了的时候，镜片夺框而出，垂直落地。“重拍一遍吧。”电视台很沮丧。韩寒说，“这段多有趣啊。要是在国外肯定会播出。”
　　无趣是生活最大的敌人，在韩寒辞典里显然是这样的。他最觉得好玩的一件事是高中时在楼道上向女孩进行爱的表白。滔滔不绝数分钟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嘴角挂着，大饭粒。
　　为了让我们在深夜的茶餐厅感觉更开心点，他又奉献了今年在挪威试车的尴尬经历。“我不认识挪威文，直到看到一个女的，才发现自己一直使用的是女厕所。”
　　他的趣味是写在骨子里的，他会在咖啡馆路人写的愿望本上大笔一挥，写上“批准”二字。
　　阴谋论者、炒作者、纨绔子弟，这是人们对韩寒的固有印象，在我们在和韩寒一个月的接触中，韩寒身上的坦率、简朴和礼节慢慢瓦解了上述印象。
　　走出金湖茶餐厅，韩寒给我们开门，等所有人走了，他才离开。坐电梯时，他按住按钮，等所有人离开或者进去。
　　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助手，一个人背着一个书包，开始在深夜的中国穿行。

　　稿酬1字2元，希望我的杂志最大气
　　E：即将要办一个青年知识份子的杂志？将会是什么性格？
　　h：大致在5月推出自己的杂志。说是青年知识分子杂志，其实是一个很做作的说法，我认为一本杂志最重要的是公平、公正、自由和有趣，而往往知识分子杂志都不是特别有趣，如果没有趣味，就算其他三点做到了，也会削弱里边的意愿，谁愿意一天到晚看宪法呢？它很正确，但它很枯燥。话说回来，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看过宪法，一天到晚说宪法，从来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告诉我们宪法是什么。
　　E：什么样的文章会出现在你们杂志上？
　　h：我希望它是一本人文偏新闻的杂志，但是由于我现在的人力、财力、精力的问题，刚开始达不到，没这么多记者人手。所以刚开始会走人文偏文学路线。我希望给到一个特别高的稿酬。当我去了解一个杂志的运营成本时，别人首先告诉我，作者的稿酬是忽略不计的。我说这个不对。我决定初期给我的作者们1个字2块钱。我自己完全可以少赚点。并且希望我的杂志以后可以做到1个字10块钱、20块钱。我想，无论作者有没有名、普不普通，只要文章够好，我都可以给到一个很高的稿费。如果后期发行量大，我希望很大一部分收入发给大家做稿酬。
　　E：出发点是因为尊重文字吗？
　　h：我觉得写东西的人不应该活成这样。我租办公室的时候在看《上海楼市》，发现上海的房子大部分我都买不起。我在写东西的人里面，收入算比较高的了。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城市的普通公寓楼买起来都很吃力。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认为在一个国家，到这种级别的作者，别说公寓了，甚至法拉利都可以10辆10辆的买。这才是对文字的尊重。我认为一个写东西的人，至少要有一定得经济基础，才能更加独立。所以我希望我的杂志，在保证作者的心智自由上出点小力。
　　E：杂志的页码和定价？
　　h：恐怕在100页左右，定价10块左右。
　　E：书号？还是正规的期刊刊号？
　　h：一开始是书号，两、三期后得有刊号，不然没有办法做广告。
　　E：名字？
　　h：没想好。本来想过名字里带有青年两个字。但好像沾上青年两个字，定价就没法超过3元。比如《青年文摘》什么的。
　　E：你喜欢的作家？
　　h：林语堂、钱钟书、梁实秋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E：你会不会希望你的作者群里能诞生像他们那样的文字？
　　h：时代是变化的，那个时候的作品更接近文学本身的意义，现在对文字的注重相对少些，就会出现《收获》里面作者的文笔还没有《男人装》的文笔好的情况。我希望两者可以结合。另外，我不希望看到一本杂志只是固定的那么几个人，这样做的圈子很小，我希望上台的人能多一些，可以给一些喜欢文学、映像、电影，甚至是做想做FBI的人一些舞台。
　　E：文图比例会是怎样？
　　h：相对偏文字。总之我很希望这个杂志特别大气大方。国内现在的杂志，包括郭敬明的杂志，很小气，他的杂志应该叫“最小气”。我希望我的杂志“最大气”。
　　E：跟郭敬明办的杂志在比较吗？
　　h：我没有跟他在比较，但很多人难免会拿来比较。在商业上，他肯定是非常成功的，他通过很多途径，包括最小气的途径，以及当妈咪的途径等等，在那些喜欢写文字的年轻人身上赚了很多钱。其实文字有很多的方向，这只是一种小的方向，还有更大的可能。肯定有人会去问的，我的回答是：比他好也没有问题，比他差也没有问题，因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我特别不希望和他的杂志做比较。赚钱不是我真正的目的，我希望这个杂志最后能让有才华的人展现他的才华，让坏人得到应有的下场。如果是这样一本杂志就挺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脑子放在去办一本青春读物，或者跟《最小说》比文学市场。
　　E：有研究过五四时期的一些杂志吗，如《万象》，《新青年》，《有轨列车》，《良友》等？你的新杂志有自己的参照系吗？
　　h：我看过很多杂志，1949年以前的杂志挺好的。尤其是共产党办的，呼吁民主、自由，很有意思的。但我不希望受其他杂志的影响，好多杂志都是照搬很多国外杂志，但如果还是照搬已经照搬了别人的杂志，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希望自己可以忘记所有杂志，说不定做出来的是比《男人装》还要那样的杂志，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把写作当危险行业
　　E：你从一个向来喜欢独来独往的人，突然成了主编、别人的领导，会不适应吗？
　　h：对于我来说，最不适应的是，还要有员工在一起。我从来喜欢独来独往。有助手我都觉得很不习惯，可能我命贱吧。有人给我提包我都会很别扭。
　　E：你的办公室会是一个什么风格？
　　h：如果找不到特别好玩的风格，就直接走乡镇企业家的道路。恶俗的。里面有地球仪，红木沙发和书柜，老板桌，有必要的话，墙上贴上自己和某名人的合影，挂上“大展鸿图”的书法作品。
　　E：路金波说，你以前不爱当作家。
　　h：是不喜欢，因为觉得这个职业不够带劲。但是后来发现，在中国写东西也挺危险，毕竟有很多限制，写着写着把自己写进去了。现在我改变想法了，觉得挺刺激的。
　　E：把写作当成危险行业来做。
　　a：对的。抱着I love this game的态度。
　　E：你的杂志也会按高危行业的路数来操作吗？
　　h：如果以后能把它转成新闻的话，那一定很刺激。但目前尚不具备这个条件。
　　E：你有足够的精力摆平那么多事吗？
　　h：人的精力是一个奇妙的事。就像人家老夫老妻了，10几年了，老婆说，你怎么那么久没碰我。“太累了，太累了。”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很新鲜的女孩子，就不累了。所以精力是人自己调控的。
　　E：赛车手，杂志主编，写博客的，畅销书作家，或者其他。你更喜欢哪个身份？
　　h：当然是其他，因为其它的未知。那些对我来说已经有定数，比如我是国内的畅销书作家，但我再怎么写也写不出哈利波特，我是国内顶尖的冠军车手，但再怎么样也无法成为舒马赫。所以我认为更多时候我想去尝试新鲜的事情。一个人必须经济独立，才能成为蝙蝠侠E：你说过北京是影响自己人生观的地方，说来听听。
　　h：北京给我的是负面触动：不信任，不靠谱，没有安全感。整个过程是特别自然的，不是一件事情使我人生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人不是坚定的，因为他遇到另一个事情，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觉得你过去一年变成熟了。哪个时期是你人格成长或者改变最快的时期？
　　h：我觉得2008年不重要。我的很多观点在我很小时就形成了。但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韩寒用双手捂着脑袋，陷入长时间的思索。）就像一个人必须先有经济的独立，才能成为蝙蝠侠，不能在成为蝙蝠侠之前被人弄倒，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社会，这个和谐的社会，这个正确的政党领导下，的一个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像一个车手，他要在一个赛段里做时间，怎么能做到最快又不翻车。我一直寻找这个速度，安全起见，所以总是会从慢一点开始。太快了，就会翻车。
　　E：2008年是你找到了速度和安全性结合点的一年吗？
　　h：之前我也是一直那样判断社会的。只是那时候我没有博客，也懒得去写，说掉了就不想写了。2008年只是让更多人知道了我的判断。
　　E：会有意训练自己吗？通过什么途径？比如通过大量阅读报刊杂志和网络。
　　h：会。各方面的途径。买报刊杂志。但这些都是初级判断。有些人看只是为了看。包括看《南方周末》，我都会觉得，这个记者写得太偏颇。可能这个贪官，这个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坏。他在追求一个正义的过程中，未必落实群体是完全正确的。可能他们就是无理取闹的那一帮。当然这个无理取闹也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但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无理取闹。我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当然，我认为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他们是基本正确的，至少有95%的正确率。但是我还不会100%相信它，我会发现另外的5%。而有些报纸，除了中缝广告靠谱，别的都不靠谱。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对事情的判断。这个课本写的不对。小时候没人听，你白痴啊。所有老师都觉得你白痴。
　　E：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人会影响你？
　　h：很多。打开一些论坛，聪明的人、文笔好的人太多了。重大事情发生时，我不能去看那些帖子，一旦看了，自己就写不出来了。所以有些重大事情我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忍不住看了别人的帖子。我发现我他妈的该写的都被别人写掉了。

　　512带给我对大是大非的判断
　　E：每天看那么多东西，会造成情绪的堵塞吗？
　　h：不会。该忘掉自己就忘掉了。比如512地震，带给我的全是判断，这个真的，那个假的。内心深处没有被整个512覆盖住。我没有哭过，也没有感叹生命的喜怒无常、生命的不确定性。对我来说，这是新闻记者的一个新闻事件。就像法医解剖尸体的感觉。
　　E：512带给你的是什么？
　　h：512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大是大非“的判断。在莎朗斯通事件上，人们说我，你怎么在民族大义之前，一点没有大是大非。这恰恰坚定了我对大是大非的理解。我认为大是大非只建立在正义和真相上，尤其是真相。只有在真相之后，才是大是大非。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假设我们中国莫名其妙出兵，把印度所有人屠杀掉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该帮中国人说话，为了民族大义？这就是大是大非。我是5月14日进入灾区的。当时我害怕，有些人说事，说我作秀。我坚持一张照片没有被人拍。希望这个事情纯粹些。事实上，当时震区发生的事情，和CCTV的报导相差不远。当CCTV不那么扯淡的时候，我们也要肯定它的不扯淡，虽然它基本上是扯淡的。
　　E：你一直在寻找真相，把真相储存在大脑里吗？
　　h：一直在做的是，尽量去接近真相。如果接近不了，就把这两个东西摆出来，让大家自己去判断。而不是看哪方宣传强势，就采信哪方。我认为，中国以后也应该这样做。我不并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中国今后一定非走什么道路不可，这些都不急。我希望我们国家在新闻方面会越来越开放，这也是这个国家对自己有信心的一个标志，这事摆在第一位的。很多地方政府出于职业习惯隐瞒发生的事情，其实都不需要隐瞒的。
　　E：你怎么看待牛博网？
　　h：有些时候，官方并没有错，但牛博网会说人家错，这是比较牵强的。但基本上，他们是最善良正义有趣和有常识的。现在他们挂掉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也是常识。

　　我是一个运动员
　　E：你还进行哪些训练？
　　h：最注重的训练还是身体的训练。我本身是一个运动员，一个赛车手。长跑成绩是1500米4分40秒，800米2分10秒。一个人要健康地成长，他应该从事一个体育运动，最好是竞技运动，最好能达到准专业运动员的级别。体育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和谐的力量，运动争输赢是人类最原始的力量，人得经常释放原始力量，要不会有点怪的。跑步太他妈无聊了，显得你的能量只有那么点，也不好看。我喜欢那些能把人类力量进行延伸的运动，比如赛车。无论汽车和摩托车。就像有一个团队，帮你研发出一个武器，他们用不好，只能你来用，你不能研发武器，但你能把这武器发挥到最大的能量。我喜欢这样的事。
　　E：碰到10年前的自己，会对他说？
　　h：你可以胆子更大一些，车开更快一些，放心，你能活到27岁。
　　E：皮肤很好，用什么护肤品。
　　h：我5年敷过两次面膜，用过一次洗面奶。
　　E：你希望什么东西降价？
　　h：车子，房子，还有酒店房间的价格。
　　E：你去其他城市，所能逗留地极限时间是？
　　h：这取决于这个城市的朋友和女人。
　　E：你撒娇吗？
　　h：偶尔。
　　E：最近的新闻人物，如果挑一个共进晚餐，选谁？
　　h：阿娇。问她要阿sa的电话。...

韩寒：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下）

Mon, 08 Jun 2009 18:06:57 GMT

新京报——
　　2年前，你和王朔一起上电视节目，他谈锋甚健，你几乎不发一言，你还写文章称赞了王朔。
　　是的。就像送别一个老朋友，你总要说好话。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这无疑是“五四”90周年之际，我所看到的以“新青年”为主题进行的媒体操作中，最切题的表达。内文也相当有张力，你知道新青年总要埋葬旧时代，可大多数人只是故作姿态，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实际上还是被世界玩。韩寒不一样，他在行动，虽然我们暂时没看到他玩赢了，但至少看到了一条逐渐变清晰的路径。

艾未未——
　　韩寒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优秀一类人的代表。勇敢、清晰、行动，加上幽默，谁也别跟他玩虚的。韩寒这一代人或者他所代表的这些人是旧时代的掘墓人。

　　种子与青年
　　《时尚先生》2009年5月号卷首语
　
　　上期的封面人物肖恩·潘说：“革命是青年人的职责，你们都可以成为革命者。”我在卷首语里引用了这句话，本来想把里面的“青年人”替换为“时尚先生”，后来想到，这句话刚好是下一期《时尚先生Esquire》的主题。
　　就是这一期。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所做的新青年特辑。
　　把韩寒作为《时尚先生》封面人物在编辑部内部曾引起巨大争议，但最终决定：就是他！
　　80后登上《时尚先生》的封面，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虽然之前80后的周杰伦、刘翔、姚明也都成为过《时尚先生》的封面人物，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作为时尚符号的存在。而韩寒不仅是一个时尚符号，还是一个精神符号——甚至思想符号，他的背后站着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完完全全在中国结束文革后的这段时间进行成长的全部里程。旧世界的坍塌中，这一代人站了起来。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觉醒，他们的行动。
　　当我们还在痛苦地跟脑袋里的橡皮擦搏斗之时，这一代人却已轻松操起了剃刀，删繁就简，举重若轻，剃去蒙在德先生赛先生脸上的胡子，露出清澈的原貌。回归常识是近年最常被精英阶层提及的一个动作，而对于80后，他们已在常识之中。时代的更迭比我们想象的更快，仿佛昨天还听到他们天真的声音：看，皇帝没有穿衣服。今天已见他们盛装登场，向上一代人挥手作别。
　　再也无法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这一代人了。现在轮到他们开始打量我们了。时代把视野和自由赠予了这一代人，也把这一代人像礼物一样送给了我们。所以，是时候要称“他们”为“我们”了，而我们，走向“他们”的我们，就是你们——一个时代的种子。
　　文/esquire主编钭江明

　　韩寒：这一代人
　　事实上，不存在一代人和另外一代人，如果非要说有，那我们就说说这一代人。
　　从我看到的情况来说，这一代人其实也是相当传统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因为很多人嫁给了岁数，嫁给了住房，而不是嫁给了爱人。一到25岁，人人自危。但从这点可以说明，其实这批人和以前人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外界给了这些人很多的负面评价，这是不公平的。比如所谓的自我，不关心政治。自我其实是件好事情，而且很多表象上性格是由计划生育导致的。
　　举凡因为独生子女而带来的问题，我想这帐似乎不能算在无辜的被生下来的人身上。
　　而所谓的不关心政治，其实也是无稽之谈。在当今的环境下，政治还不是可以用来关心的。以前那批人，只是情不自禁被政治关心了，而他们所扮演的只是政治潮流的小喽喽和被害者，被害不能成为一种谈资，政治可以关心的时代暂时还没有到来。
　　而现在这个时代，到现在的诸多不满和不和谐或者利好和进步，其实和这一代人根本没有关系，这全是老一辈人搞出来的后果。权势与权威公信力随着一些权势媒体一起空前的丧失，也和这代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代人暂时只能在娱乐圈露个脸，我想不能对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80年出生的到现在才28岁，最小的19岁，也就是处长和处男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势，所以权利始终不当造成的后果再推卸到这代人身上是无辜的。自己的屁股没擦干净是不能用下一代的胎毛来做草纸的。
　　其他的诸如生活放荡糜烂，一夜情，“不正当”关系，迷茫，嗑药，空虚，抑郁等等，从我观察结果，这的确是从70年代出生那批人开始的。但我不觉得这是坏事。有信仰自然好，关键是信仰带我们去何方。如果信仰带我们去沟里，那我们还是暂且留在岸上看天色吧。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高兴的发现，大群体素质的提高正是从这一代开始，从最基本的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插队，都是从文革后接受教育的那批人开始慢慢培养成。很多社会陋习和低素质表现，恰恰也是老一辈的光荣传统。
　　这一代人肯定是有错的，但我相信那更多会以后是个人力量的失误。而再多的错，其实在今天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这一代人的错，还没开始。这一代人中的坏蛋王八蛋，都还没浮现。但是笨蛋肯定有不少，不过这点上哪一代都一样。

　　路金波：关于韩寒的反义词

　　衣食简朴，挥金如土
　　韩寒在他十七岁那年出版了《三重门》，销售三百万本。其后十年间基本每年出版一本书，至今还保持每本新书上市必上畅销书榜首之记录。他的版税率当然也是行内最高。再加上作为全国冠军级车手的奖金，他出道十年，至少也赚了两千万块钱……可惜，真实的场景是这样的：某天，2008年末的某天，韩寒请我们几个朋友在他家楼下的小饭馆吃了一顿丰盛的耗资三百多元的“大餐”，然后由衷地说，“这可是我目前全部货币资产的一半啊。你们要记住饭轻情谊重！”
　　他不是在开玩笑。我知道他最“凄惨”的时候，是“几个银行卡里只有一张有钱。一百九十几块。我毅然输入了150，发现取款机只提供百元钞，于是含恨只取了一百”。那次“一半资产”晚餐的第二天，韩寒在汽车拉力赛中取得一个分站冠军，得奖金一万元，靠这一万块，“维持”了两三个星期生活，然后出了一本书，拿到200万。只是，我知道，将来仍然可能会有一天，他又把自己弄得要去机器里取150块。
　　韩寒生活非常简朴，唯一的房产是郊区的普通公寓。还时常住回老家的农舍里，陪爷爷奶奶。吃饭都是在很小的饭馆里，经常要一碗面而已。他一年四季穿着随意的运动服或休闲服，“除了内裤，没买过一件名牌”，“浑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200块”。韩寒甚至从未买过一套西装。在生活上，他始终只是一个亭林镇的少年，从未改变。韩寒的钱花在三大方向。一是汽车，他现在有四辆汽车以及八台很稀有的摩托车。这些车通常会在一两年内被他半价卖掉，然后换新车。第二大方向是美女，很舍得为女孩子花钱，而且特别不喜欢女孩子给他花钱。第三大方向是家人朋友，他给父母买了200多平米的房子，也帮助其他亲人朋友买房子，装修得也非常豪华。只要韩寒有钱，他大多都会借给人家的，他不会拒绝别人。对钱也看得很轻。

　　随性自然，处心积虑
　　韩寒在十年间从叛逆的边缘少年成长为深刻有力的知识分子。这道路很象精心设计过的。但其实对韩寒自己来讲，却从来没什么“规划”或“经营”。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有时在自己的博客里随意说点什么。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说那些简单的常识。没想到就接连“挑逗”了老评论家，“戏弄”了“梨花体诗人”，质疑了警察，监督了官员。
　　他锐利，并且有趣。记得有次他点评和高晓松的论战，“高处不胜寒”。后来我有次见到高晓松，这哥们却大赞韩寒，说不打不成交。也是趣谈。

　　知识分子，初中文凭
　　韩寒最早以“七门功课不及格”出名，有时也自嘲“脑子不够用”。但是和他打交道就会发现，他真的是天才。记得有次我们一行十几个作家去澳大利亚玩，在车上精灵鬼张悦然考我们“智力题”，是那种很难的脑筋急转弯，出了三道题，把安妮宝贝、冯唐、安意如我们几个人折磨得头昏眼花，还是没解出来，后来韩寒睡醒加入进来，竟然很快连解两题。一时轰动。韩寒没有上过大学，最高学历也就是上过两年高一，可是他天赋过人，勤于思考，真诚，开阔，却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安静赛车，疯狂写作
　　韩寒自称“误入文坛的运动员”。他中学是体育特招生，长跑健将。现在平常也经常踢足球，前阵子还在某个业余比赛中荣膺最佳射手称号。台球水平也很不错，至少就我所见，接连击败号称北京文化人台球第一的石康师傅和“能代表台北业余台球高水平”的作家敷米浆，其中和石康的斗争旷日持久，俩人有时能连续三个通宵鏖战，害得石康的《奋斗2.0》不断推迟。韩寒最喜欢的当然是赛车，作为一次全国最高规格比赛的年度总冠军和多次分站冠军，韩寒可是真正的“国家级运动健将”，“要是奥运会有这个比赛，肯定能入选国家队，并且，中国赛车的水平至少在亚洲是领先的”。作为赛车手，韩寒日常开车却很“温柔”，他甚至觉得，赛车是一个“安静”的运动，在强大的发动机轰隆中，车手的冷静非常重要，倒是写作，需要激情和想象力。故有“安静赛车，疯狂写作”说，仔细想来确为妙论。

　　冷冰冰，好心人
　　韩寒很酷。博客上写着“不做商演，不参加讨论会”等一串“禁令”，平常也神出鬼没，谁都难以找到他。但其实他是一个很善良还有点羞涩的大男孩。记得有次一个女粉丝专门从外地赶到上海，“平生最大理想是见韩寒一面”。我也就安排见了。小聊了一会，我示意姑娘可以先回去了，韩寒想了下，就说，你既然跑了两千公里看我，那我也送你二十公里吧。于是自己开车把粉丝送回住处。我还记得另外一次，我们公司的一个编辑生日，请了一些同事唱歌，我晚些时候去赶了下场子，没想到韩寒也在，小编辑喝多了，就让韩寒“献歌一曲”，韩寒就乖乖地真去唱歌了。

　　传统公民，先锋杰青
　　我曾经十分诚恳地提议，韩寒应该“包揽十佳青年的第一名到第十名”。他少年成名，谦虚谨慎，为人大方，散尽钱财，他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酒吧，没去过舞厅，他孝敬老人，他夜间开车看到路上有块石头会停下来把石头移开，他百分之百依法纳税（光我这里替他保存的完税证明也有近百万了），他习惯批评，却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我觉得是幸福的。
　　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代青年，也是幸福的。

　　我的国
　　韩寒一个人坐飞机从上海到北京，背着书包。几小时后，他和我们一起出现在我们这次封面人物的拍摄现场：世界风情园。这是从地图上消失的地方，荒芜了13年，占地680亩，是北京最大的废墟和烂尾工程。半人高的野草、各国风情建筑、拾荒者和野鸟，你不会知道这是在北京。而这恰能看到我们全速现代化过程中的魔幻现实。太魔幻，以至于不知道身在何地。韩寒骑着摩托扬起尘土，在这个虚拟的“他的国”，描绘着他的时代图景：一个人、一部摩托、一部留声机、一部打字机、一只天上的鹰、一群塑料模特和一套化学试验仪器。我们在想，在众生喧哗的时候，一个人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文明和声音？

　　马一木：魔鬼夜访韩寒先生

　　本文韩寒所说的话，除了注释（5）为作者杜撰，其余皆为采访所得。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他说，拣了摩托旁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原本我在和你的同胞们在玩“躲猫猫”（1），不料撞入你家了。我一会就走，随便聊聊吧。”
　　夜已很深了，韩寒正在上海郊区爷爷家打理自己的摩托，抬头看了看魔鬼，心想，这年头骗子多，有说公务员是弱势群体的（2），有为了购买兰德酷路泽漫天扯淡的地方政府（3），但有人冒充是魔鬼还是挺靠谱的事儿了。
　　“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4）不过好几次，你竟然拒绝了我的诱惑，我用复旦大学的破格录取、无数赚钞票的机会诱惑过你，竟失败了，所以你是认识我的。”
　　韩寒矫正了一下摩托后视镜，发现魔鬼表情看起来很诚恳。于是说，“我能抵抗一切诱惑，美女除外。（5）街上美女很少，因为这年头，每天上一次床的美女比每天上一次街的美女多。举凡女孩子，略有姿色，都在大酒店里站着；很有姿色，都在大酒店里睡着；极有姿色，都在大酒店经理怀里躺着。”
　　魔鬼显然对女人不感兴趣，很突兀地问道，“贵国《时尚先生》杂志委托我问你，你是‘新青年’（6）吗？说白了，其实杂志也是我最大的诱惑战线之一。我把亮闪闪的珠宝、半裸的女人、全裸的财富包装成一个梦想，诱惑人类忘记自己为什么活着。”
　　韩寒蹲着，不抬头，继续检查摩托上的划痕，“请叫我旧青年。我认为很多东西都是旧的，只是载体是新的。就像博客，其实是很旧的。在博客上越是写的好的那几个人，文笔越接近于旧青年。除了有重大变革，新青年永远都是旧青年，不会有重大意义上的新青年的出现。旧青年不能太旧，旧到清朝明朝，就太旧了。历史上，我觉得很有价值的时间，恰是一段历史书上篇幅最少的年代，其实它是最新的。那个时代很多的精神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旧到那个份上是差不多的。尤其是文字上和思想上。”
　　魔鬼挠了挠头上的角表示赞同，“上次我拜访钱钟书的时候，他曾说过，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对了，你喜欢鲁迅吗？我在地狱闲来无事，也上上网，发现有人说你是当代鲁迅。”
　　韩寒站起来，打了个哈欠，听到别人说他像谁像谁就犯困。“他文笔很好。但我不喜欢他。他被很多我不喜欢的人抬得太高，恨屋及乌。没有好感。”
　　魔鬼看来并不知道“谁是不喜欢的人”，高傲（7）使他安静了10秒钟。“我最不欢喜Mr God。《圣经》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反对就成了背逆者。其实我毕竟是在想，即便Mr God很代表信望爱，但凭什么他是唯一偶像？谁都不是谁的爸爸，为什么众人都得听他的？我90年前来过你们中国，陈独秀、胡适、鲁迅就是当时最大的破坏者，他们成功了，打倒了你们国家最大的偶像：皇帝。而我，哎。所以教科书只能说我是恶魔。我必须叹气。”
　　他果真很深地叹了口气，继而又噜苏起来，“陈独秀所称的‘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简直是我附身后所言语，自由是我魔鬼几千年前的实践了。可惜失败者的实践不叫实践，叫造反。对了，小子，你怎么看陈独秀他们？”
　　韩寒开始有点怜惜这个不速之客了，拍了拍魔鬼因为情绪的局部失控而局部颤抖的肩膀，“他们自由，代表一种希望。他们身后是一种腐朽的世界，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们认为，自己在未知的世界会有所作为。”
　　魔鬼掏出录音笔，上面印着《魔鬼日报》四个哥特字体的红色logo，“他们很勇敢，你觉得自己勇敢吗？你丫经常在博客上大放厥词。”
　　“我不觉得。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只能够去遵循这个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所谓勇敢，也是在这个游戏规则的上下徘徊，这就已经够勇敢了，你觉得呢？那个年代的人更勇敢和自由，更开放。”
　　魔鬼觉得这话题没甚鸟意思，他还是对自己几千年前的革命失败深以为意，“我想听听你对教科书的理解，在西方发行量最大的教科书《圣经》里，我简直就是连我自己都唾弃的极恶极险的角色，还是双目失明的弥尔顿靠谱，你看看他《失乐园》的前两卷（8），以及没受过正式教育的但丁所著之《神曲》，他们基本尊重事实，把人当人写，正因为有他们人道主义的开端，文艺复兴才得以开始，黑暗的中世纪才过去。虽然但丁残忍地把我钉在地狱底部，三个脑袋，三张嘴巴，一个嘴巴咬一个罪人。
　　韩寒答，“所谓教科书，就是指你过了九月份就要去当废纸卖掉的书。寻找真相很难。有些人，在我们历史课本里是王八蛋，但突然之间，他又变成了不那么王八蛋的人，会很迷惘，你没有史料，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不是王八蛋，是应该相信课本，教材，党的宣传资料好呢，还是去相信野史，还是相信所谓的真相。那些所谓的真相看上去也许的确是真相，但我没有考证，也不能完全去采信它。我所要做的，是尽量去接近真相。”
　　魔鬼起身，拍拍屁股，准备告辞，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半晌说出一句：
　　“对了，我能要一个你的签名吗？”

　　注释：
　　（1）2009年，24岁的李乔明刑拘期间突然死亡，警方称李乔明因玩“躲猫猫”游戏撞墙死亡。
　　（2）（3）见韩寒博客。
　　（4）引自《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6）《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
　　（7）《圣经旧约》以“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指称撒旦，柯律治《魔鬼有所思》、骚赛《魔鬼闲行》二诗皆言魔鬼以谦恭饰骄傲。
　　（8）在《失乐园》前两卷，撒旦这个人物具有叛逆者的英雄气概，作为“天国意志”对立面存在。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都是说LUCIFER（即撒旦的被贬入地狱前的名字，时任天使长）因为拒绝向圣子基督臣服，率天众三分之一的天使于天界北境举起反旗。 ...

扑面而来

Mon, 08 Jun 2009 18:06:06 GMT

坐了很多很多车，
去了很多很多陌生的城市，
花了很多很多钱，
买了很多很多地图，
住了很多很多酒店，
打了很多很多电话，
坐了很多很多公交，
熬了很多很多夜，
做了很多很多梦，
想了很多很多人，
抽了很多很多烟，
听了很多很多歌，
吃了很多很多南方牌黑芝麻糊，
喝了很多很多茉莉清茶和香草可乐，
见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老板，
赴了很多很多饭局，
说了很多很多差不多一样的话，
做了很多很多差不多一样的工作，
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街道，
吃了很多很多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
看了很多很多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景，
听了很多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方言，
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经过很多很多的陌生人，
被很多很多陌生人经过，
过着很特别很特别的生活，
被很特别很特别的生活经过着……
一切就这么扑面而来。...

闷骚的最高境界

Mon, 08 Jun 2009 18:06:32 GMT

断断续续，终于把《东邪西毒-终极版》下完，看完，
中间看到这句台词：“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你，你一定要骗我。
不管你心里有多么不愿意，你都不要告诉我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想笑，但是没有笑出来。

十几岁的时候从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上看《白发魔女》，感动的一塌糊涂，
如果当时看了《东邪西毒》，应该会感动的更加糊涂。

凄美的魅力有时来自俊男美女名导名角的倾情演绎，有时来自对一些对人生的无言的感受。
这部电影披着古装和侠客的外衣，不过是把痴男怨女、痴女怨男的古老桥段淋漓尽致地重新演绎一遍，
而后我才明白：闷骚的最高境界，就是一地狗血，两行清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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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活宝

Wed, 01 Apr 2009 07:04:23 GMT

你下去
我上来
你第三
我第六
你第四
我第五
火箭/爵士
好一对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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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DO“中国消费者”研究报告（DL）

Wed, 01 Apr 2009 06:04:04 GMT

“我们认为任何品牌如果想要在市场上赢得消费者的偏爱和忠诚，就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理解他们，并始终对他们怀有足够的好奇。”——BBDO中国的首席执行官 Carol Potter

BBDO“中国消费者”研究报告第一期（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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