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内欢歌作盛筵，诗情随寄几行笺。

新朋绪念堪盈赠，故郡春风可醉眠。

堂下电波传热语，院中焰火化寒烟。

悲欢此岁成追忆，探取人间又一年。

和诗

几家寒食几家筵，

一世黄粱半行笺。

天漏地裂伴人作，

悲歌伤吟对愁眠。

千万学子耽耽梦，

亿兆财富袅袅烟。

无关桀纣失其德，

须怪王小二过年。

2008.1.25  鼠年除夕

我作为不肖弟子，30年来一直在余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学习、工作、生活，受到余老师许许多多的关爱和指点，无以为报，奉献小诗一首。

沐浴师恩三十载，

道德文章识华彩。

群贤仰止泰斗时，

不肖唯赞一声“帅”！

悄悄小注：余老师是我院第一帅哥，最喜欢人家夸他帅。

                                       2009.1.7

z老师的谈话首先从改革之前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在文革结束以后进入复旦大学之际，正好碰上了思想解放运动，他们作为学习哲学的学生也积极投入到讨论当中去，班级上也搞了一些活动，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真理的阶级性的问题的讨论等等。当时上海社科院举行的某次学术讨论，复旦哲学系的学生也专门前往参与，成了讨论会上当中的新兴力量。z老师特别提到，这不仅是一次学术或者而哲学层面的讨论，当时在复旦大学的主干道“南京路”的两边都是大字报栏，许多同学都在上面谈自己的看法，也有一些文学作品等等，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这批青年人，在思想形成的期间感受到的是文革当中一种压抑的气氛，所以他们开始参与讨论的时候，与其说完全是理性的，不如说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是在遭到政治意识形态上长期压抑以后的一种反弹。z老师提到，在当时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中，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后来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冲击。在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对思想解放运动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z老师深有感触地说，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他们从比较天真的学生的不成熟想法，逐渐地开始对意识形态、对思想解放等等有了比较理性的思考，而放弃了一些天真的幻想。
   

谈到改革开放，z老师直陈开始他们感觉还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觉得文革之后把经济搞坏了，正所谓“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故而先要把经济搞上去，不然就国将不国，老百姓就不会形成一种向心力。z老师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主要还是一个务虚的，并没有提出一些后来所讲的经济体制改革等等明确的措施，不过，他清楚地记得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的一句话，夏征农在向全校传达三中全会精神之时提到，三中全会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z老师表示当时也没有完全理解，现在看来，三中全会的确是推向了理论上思想上的一个新阶段，也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巨大的改变，特别是原来比较贫困拮据的状况。

在被问及对改革开放30年的评价时，z老师首先对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分析的前提进行了一番反思，他指出，在象牙塔里面看社会，没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角度也有局限性，所以在学校里对社会巨大变革的关注更多还是在思想上理论上。而从工作性质上来讲，我们也试图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江的社会大变革联系、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状况。第一，是为既定的政策作理论上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一种既定的政策作辩护，可能有不少人会这样做，而我们真正的哲学人还是相当具有批判精神的。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投入到这种历史变革的洪流当中去，往往容易成为旁观者，而旁观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说风凉话”，对现行政策和社会上的一些现象特别是负面的现象，特别希望能进行一种哲学批判和思考，但是少了一种作为参与者热情。当然，我们从学界的角度提出的一些话以至于批判，也有其必要性，如果全国人民都只有同一种声音，肯定也是不利于我们这样的变革的。
   

随后，z老师的话题转入对改革30年本身的思考。他提到，三十年是一个很奇妙的时间窗口，俗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甲子则完成一个循环——这犹如黑格尔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这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物质经济方面，但也积累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说得严重一些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和复兴相当具有威胁性的。现今的一些宣传报道往往认为，这些负面的东西、存在的问题都是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问题就一定能够通过经济发展的继续建设来解决。z老师对此表示了一定的异议，认为不完全准确，他重申了平时讲授历史哲学课程时曾引述过的汤因比的一个观点，即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够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当然还要继续做，但我们改革开放道路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像贫富分化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环境的污染问题等等，我们不能够就事论事地去解决，仅仅看作经济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那是不能解决的，还是要有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做一些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的事情。z老师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如果说前30年我们靠摸着石头过河走过来了，而且基本上还走通了这条路的话，中国30年之后我们还要讲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不可原谅的。正如同我们日常的许多事件都有“预案”一样，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腾飞这样的大变革，我们必须有一些对于规律性问题的探索，有一些前瞻性的战略性的设想，而对此，无论普通群众、执政者还是知识分子都要参与其中。

如果把2008年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列一张表，那么在好事这一栏或许只有八月份的“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一项，而在坏事这一栏里则有从年初的雪灾到汶川大地震、从毒奶粉到艳照门、从愈演愈烈的金融海啸到年底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大轰炸……。

在我大半辈子的经历中，只有1976年堪于2008年相比较。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吉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一波一波第冲击着全中国人民。那一年，人们把诸多灾难看做一种“遣告”，上天对人间暴政的发怒。那么，2008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又透露出怎样的天意呢？

我在《九．一一祭思》中说：生命是脆弱的，人性是脆弱的，文明是脆弱的。现在，我要说：生命是无奈的 ，人性是无赖的，文明是无救的。

脆弱的生命，被无奈地降生到人间，又被无奈地收割进地曹，有选择的自由吗？有抗争的意义吗？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当你自以为命运在握的时候，又焉知命运不是正在窃笑你的狂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雪灾和地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而已。

脆弱的人性，实在经不住一再考验。性本善，性本恶，性无善恶，诸说纷纭，谁知道呢？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无赖：毒奶粉事件中的贪婪，艳照门事件中的丑陋，遮口费事件中的无耻。还有什么事情是“人”干不出来的？所有动物的行为都有天然的界限：物种的法则和能力的局限。“万物之灵”的人却能够不断地打破自己行为的界限，不断挑战自己行为的底线。法律和道德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张连鬼都自叹不如的 “画皮”而已。

脆弱的文明，被区区几百亿次贷冲击得摇摇欲坠，是可笑还是可悲？是世界金融体系的感冒还是现有文明体系的癌症？一方面，人权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慈善救助高举着“多少多少万元”的支票模型，受助者站在秀台上强装笑容；一方面，战争和掠夺却在不断制造出新的难民。一方面，随地吐痰、穿睡衣上街被当做不文明举止谴责，一方面，“文明人”却不断用各种手段剥夺着“不文明人”或“非文明人”的生存权利。我们的文明体系，归根结底是无赖的人性的延伸、映照和构建。生命的最大无奈，不在于它的脆弱，而在于它与生俱来的无赖的人性以及不得不栖息于其中的无救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出路何在？还有出路吗？

二零零九，是尔临灵柩？还是尔临灵救？

                                                   于2009元旦

《大雪成灾赋》未能表达万分之一，本打算再续一首，想想还是容量不够，于是在这里记下一点随想。

除了中间完整地停过一天，这场雪断断续续地已经下了一个星期了，雪量之大、积雪之厚，实为上海史上罕见。媒体说是17年未有，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乃半个世纪未有。

雪刚下来的时候，人们还念叨着瑞雪兆丰年，孩子们兴奋地堆雪人、打雪仗。而今下到这个份上，几乎一片怨声载道了。房间里挂着的洗后的衣物一批又一批，走路踩着积雪一脚高一脚低，一步一个冰水窝。老人不敢上街，摔倒的路人和车子一拨又一拨、一辆又一辆。蔬菜、肉、蛋又涨价了。返乡过年的人们，大批的农民工兄弟，或是买不到车票，或是有了车票却遭遇铁路公路冰雪堵塞。有的城市火车站积压了十几万人，饥寒难耐，忧心如焚。由于运输不畅，煤炭等重要经济物资短缺，有的城市已经断电断水好几天了。

好一场南国的大雪，好一场罕见的天灾。

放假的孩子们在不得不放弃外出游玩躲在家里心情郁闷的时候，很少会关注到雪灾给生活带来的不便，更难以想象雪灾给挣扎求生存的人们带来的窘迫和痛苦。

我家附近有一家“标准化”菜场，既宽敞也算洁净。而菜场外面的两边人行道，一到下午2点多起，就挤满了小菜摊，用比菜场里面略略便宜一点的价格招徕顾客。这几天，菜贩们——不乏上年纪的——脚踩着雪泥，靠一顶帽子或头巾抵挡着雪花，冻得通红的双手拿着温度接近冰点的秤杆，有的还时不时地拿起冰冻的鱼吆喝。直到6点多钟，天已经大黑了，还有没卖完菜的哆嗦地吆喝着。我看着都觉得难受，不知道他们又是怎样的感受？或许他们习惯了、麻木了，或许他们还会为今天多赚了几块钱而高兴，但是，同样在冰天雪地中种过地、挖过河的我，却知道那种滋味真不是人愿意尝的。开着空调打电脑游戏的孩子能有体会吗？

菜贩们、农民们、民工们，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谁是愿意吃这样的苦呢？要生活，要生存，没别的办法，没有选择谋生方式生活方式的余地。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夜晚，11点多了，我从外面回家，在马路的转角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太，守着一口煮茶叶蛋的锅子瑟瑟发抖。还有一次，也是在冬天的寒风中，看到也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摆着一个摊子，卖着几毛钱、一两块钱的针头线脑。如果这不是她们生活的重要来源甚至唯一来源，她们会愿意吗？要活着，就得吃苦；而活着，还是吃苦……

草根阶层，在任何时代都是吃苦的代名词。然而，正是他们支撑着一个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或许，地产大鳄们拉动了多少GDP；或许，IT精英们打造出多少网络神话；或许，基金券商们缴纳了多少印花税；或许，文化旗手们创造出多少神圣的思想——这一切，确实都在推动社会进步，都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吃饭、穿衣、住房，还是靠要草根阶层。

草根阶层，永远寄托着我的敬意。草根阶层，永远寄托着我的认同。

                                            2008.2.2

父亲1901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庄市，父母早亡，十几岁流落到上海。他参加过上海第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后一次起义前，他对家人说：“如果听到大炮响我还可能回来，否则就回不来了。”大炮是指北伐军进攻上海。

之后，父亲就没有再参与政治，一直在烟草行业工作。他的烟草机械修理技术在整个上海很有名。抗战期间逃难到江苏、安徽一带，还带出了不少徒弟。我小时候，常有外地烟厂的厂长、车间主任来我家拜访师傅。父亲还参股过小烟厂，攒了一些钱，但在解放后失业了一段时间，把家底都掏光了，只留下几件首饰。

解放后上海市第一届总工会某副主席（后任过主席）是父亲大革命时期的过命战友，曾请父亲出山，父亲未允。两人的来往就逐渐断绝了。父亲还认识哪些当年的风云人物我一概不知，只知道文革时常有本地的、外地的来找父亲外调。

困难时期父亲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降低工资，从解放初的200多元降到160元，最后降到90多元，1960年代初退休以后工资还有60多元。所以我小时候家境还算可以，每天有2瓶牛奶，三年自然灾害时还能吃到肉。

父亲所在的南洋兄弟卷烟厂位处肇家浜路，在他退休前改成玩具厂，所以我记得小时候有很多很多玩具。后来这家厂又改成无线电九厂。父亲每到退休工资寄来的时候总是一整天呆在家里等待邮递员。

父亲早先有过一个儿子，只活到30多岁。我出生的时候父亲55岁了。

巨大的年龄差异已经不是用代沟能形容的了，所以父子之间基本没有什么交流，到我长大仍然如此。我小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父亲都背着我外出游玩，走遍了全市的公园，还乘轮渡到浦东，乘长途汽车到郊区，乘小火车到高桥。熟人碰到了，总以为我是孙子，父亲不好意思地回答是儿子。

上面提到的父亲的经历，都是我零散听到亲戚提起的，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听亲戚还提到，我父亲为人仗义，可以掏出口袋里最后一分钱来救济朋友的困难。

我母亲于1973年去世，父亲受到很大打击。1974年初我从农场上调后不久，在一个寒流来袭的日子，父亲小中风了，半边身子不能动，说不出话。经医生诊断是脑血栓堵塞。挂了一夜药水，父亲奇迹般地基本恢复了。

我上班的日子，父亲总是用煤油炉烧好饭，到里弄食堂买两个菜，等我回家吃饭。知道我喜欢吃带鱼，常常一买就两客。父亲的工资基本每月都花完。星期天，我生了煤炉，自己烧几个菜，和父亲一起吃。我的烧菜手艺就是从那时练出来的。

1978年1月底，我已经参加了高考后的体检，准备和朋友去无锡玩。父亲那几天老胃病犯了，只能吃些蛋羹等软和的东西。他让我不用顾忌，于是我出门了。

那是我第一次出上海去旅游。一位朋友住在无锡郊县，在火车站接了我们，乘长途汽车先去他家。一上车就看到司机旁边的引擎上放着一个大花圈，原来是有人送葬。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不吉利的阴影油然而生。

三天后的傍晚回到家里，父亲不在，邻居留下的纸条说他因大吐血被送医院了。后来知道是血渗漏到楼下被发现的。我一时没搞清楚是哪家医院，急着赶到最近的中心医院，没找到。辗转赶到新华医院，父亲在急诊间输血，脸色安详地熟睡着。我大声叫唤，父亲的眼睛似张未张地动了动，但始终没有清醒过。到第二天（2月1日）凌晨5点多，父亲经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据医生分析，可能是胃癌导致动脉破裂。我独自推着父亲的遗体送到了太平间。

父亲终于没有看到我的入学通知书，更没有看到我成家。继18岁丧母后，我在23岁又失去了父亲。父亲和母亲一样，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人生一大痛。

三十年转瞬即逝。

呜呼哀哉，是以为祭。

                                               2008.2.1

哪堪天公苦相逼。

昨宵瑟缩排车票，

今朝蹒跚跌雪泥。

千里铁道卧死蛇，

百度心火熬悲涕。

房价奔月股价瘟，

年关风景何凄凄。

     2008.1.28

予生也晚，已经过了《霓虹灯下的哨兵》那个年头，更不要说茅盾的小说《子夜》那个旧上海最“辉煌”的年代了，但跟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以及影片《不夜城》还算同时代。虽然没有亲耳听过“大头小头买进卖出”的黄牛叫卖声，但骨子里仿佛对那个年代很熟悉似的。曾经非常佩服解放军露宿街头、陈毅挽救上海的经济、共产党改造几万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事迹，也感叹过国民党“四大家族”垄断旧中国的经济、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小蒋在上海的“打老虎”……。忽然又想起《报刊文摘》的一篇文章说，老蒋退守台湾后深痛国民党内的腐败，小蒋出主意学共产党的“整风”，找来延安整风文件让全党学习，并在工农中吸收新鲜血液。看看台湾现在的那些政党动不动出个什么经济案子、在议会中挥拳头扯头发，不禁哑然失笑。

今天的上海繁华更胜以往任何时候，“不夜城”名副其实，霓虹灯百倍璀璨耀眼。赵伯韬有了接班人周正毅们，赵大大的接班人何在？小蒋最终只能“打苍蝇”而打不了“老虎”，陈良宇不知算老虎还是苍蝇？

                                               2007．10．1

我在《师说新语之：七七级小结》中对我当年的高考有一段简单的记述：

“我是一不小心混进77级这个群体的。高考恢复后，虽然非常向往读书，但因毕业后是全国统一分配，害怕会撇下年迈的父亲孤身一人，所以痛苦地决定不参加高考了。后来听人说起，《光明日报》载文说毕业后可以回原单位工作，因此终于赶在截止前的最后一天报了名。这时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由于文革期间根本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把从初一到高三的数学自学了一遍；剩下的一个星期用来学习和复习文、史、哲、地等学科——还好不考外语。每天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从晚上7点复习到11点。”

这里不妨说得详细点，为历史留下点雪泥鸿爪。

1977年1月，物资局“7·21大学”撤消，在离开2年后我回到江湾木材厂（现逸仙路“文化花园”地块）继续当场地工，把卡车运来倾倒在场地上的原木码放成垛。这是我在1974年1月从农场“上调”后从事的工作。冬天吹西北风，夏天晒毒日头——长袖上衣拧出的汗水可以淋湿面盆大小的地面。当时的复习就是在如此强体力劳动后进行的。

参加高考的动机倒主要不是想改变工作环境，有2点证明。一是前面的引文里说的，毕业后有可能回原单位工作。二是我的5个志愿全部填复旦的，压根没想报个垫底的先跳出去再说。第一志愿新闻系新闻专业（唯一专业），第二志愿哲学系哲学专业（唯一专业），第三志愿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唯一专业），最后2个是中文系的文学评论和语言文字专业。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哲学，只是感到文革结束后经济建设会重要起来，但经济系只有政治经济学专业又没啥意思，所以把新闻放在第一位了。至于为什么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估计是因为总分不够，作文写的是论说文而不是记叙文也可能是原因。

考试前一天，换乘2部公交车去考场侦察，望着教室里25个座位，不知为什么自信心极度强大：这个教室里唯一能考上的就是我！当时文科录取比例是25分之1。但是，第一门数学考试就对我的自信心予以严重打击。虽然3个星期的自学，该背的都基本背下来了，但根本没有时间做习题。一道高分的平面几何证明题把我卡住了，还影响到其他题目。中午回家吃饭，几乎丧失了信心，闷闷地小睡了一会。下午考的是史地，拿到题目一看，几乎都在掌握中，心情马上好了起来。历史题目全记不得了。地理记得一道问新西兰首都名字的，大题是问台湾岛地形气候什么的。我只记得台湾岛中间有一条山脉纵贯全岛，于是结合地理位置瞎蒙了一通，好自我感觉良好。估计能有90分以上，可以弥补上午数学的损失。

后一天上午考政治，政治是我的强项。但是由于根本没复习，结果在强中之强项的哲学上栽了跟斗。论述题16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并举实际例子说明。我想来想去，只想出一个要点“实践出真知”（应该是4个要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真理标准和目的），例子胡扯的是文革批判邓小平，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批错了云云。其他题目估计没什么大问题。于是小小地郁闷了一会。

下午最后一门是语文，10道改错题各1分，作文90分。小题全部不在话下。作文题目是2选1。记叙文：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论说文：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当时华国锋当政，提出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一方面批判“四人帮”，一方面继续批邓，同时开展经济建设。所以2个题目都同政治形势有关。说实话，我的文笔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练出来，虽然学写过小说但并无心得，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写论说文。在草稿纸上列了几条提纲，就在格子纸上开笔，在2张格子纸的最后一行结束文章。内容引证经典作家的话和历史事例说明对社会起的是进步作用，还揭示和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论调的狼子野心。考完看到其他考生还在拼命把草稿上的文章抄到格子纸上，有的连草稿也没写完，不由又坚定了几分信心。

当时不公布考试成绩——后来从辅导员那里知道成绩是330多分，自己估计数学70分左右，政治80分左右，史地和语文都90分左右。“老父只等到了我的体检通知书，说，考是考不进的，能参加体检已经很有面子了……。”我是戴着黑纱走进复旦的。时年近24周岁。

                                        2007.9.25中秋节

由于温室效应等原因，基于农历的节气不再能准确反映气候的变化了。

过了50多个中秋节，吃了不知多少个月饼，印象最深的那次，是在1972年的中秋节。那是我到农场的第二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家以外过中秋节。吃完晚饭已经19点多了，刚“躲进蚊帐成一统”不久，有人来找。我的一个同学兼街坊探家回农场，带来了我父母托付的4个广式月饼。原以为中秋没得月饼吃了，意外之喜使我亢奋起来。那时还是少不更事，对父母的感恩之情还不如对月饼的馋痨浓烈。一边翻着不知所云的书，一边把4个月饼全吃下了肚子。

——人老了，喜欢回忆往事，特别是少年时期的往事。一个原因是远期记忆比近期记忆更牢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少年时期发生的事情对心灵、情感的触动更深刻。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经历的事情愈多，感动的程度愈低，心灵披上了厚厚的铠甲。其实这也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如果碰到什么事情都像少年时那样敏感，在现实的社会中，不是短命就是发精神病，啊哈哈。“如今识得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

人老了，心态愈益平稳。没野心的变得浑浑噩噩，有野心的也多感“时不我予奈若何？”年轻的时候有大把的机会可供挥霍，人老了，面临的可能性空间则越来越小。决定机会、决定可能性空间、决定人生的，是时间。

时间是世界上最奇妙、最神秘、也是最无情的东西——如果称得上东西的话。老海把时间和存在差不多等同起来，道出了时间最深层的奥秘。

曾经，热力学第二定律革了传统时间观念的命，颠覆了牛顿力学的宿命论。时间不再是一义性因果关系展开的空间，时间的箭头指向不确定性的增长。我用“歧路亡羊”来加以表达。于是，未来不是现在的一次性函数了。哲学家们也以此来颠覆“历史必然性”观念。

然而，随着年轻不再，以前看过的一部科幻小说里的一些话常常浮出脑海：在三维空间中未来是不确定的，在四维时空统一体中未来是确定的，所以世界仍然是确定性的。

生活在三维空间中的人无法体验四维时空，我用例子做个拙劣的解说。当我们在现场或电视机前看一场正在进行的球赛的时候，比赛结果是不确定的，“足球是圆的”。但是当比赛已经结束，我们在还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看录播的时候，我们认知中不确定的未来，其实是现实中已经确定的过去。每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结果有多种可能性，但是成为现实的只有一种结果。你用实时的眼光看，未来是不确定的；你站在“未来”的“未来”的角度看，前一个“未来”又是确定的。

若干年前，有个学生晚上10点多打电话给我，很激动，哭诉评奖学金不公平，有关老师偏颇。我说，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是为这样的事情大动肝火也没有必要；你现在觉得天大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会觉得不过如此，为自己当时的失态而感到可笑。其实人生的多数事情也如此。

从未来“追溯”现在，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更是一种心态；是一种时间观念，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我在中年以后，又回归到宿命论了，生存论的存在论的宿命论，啊哈哈。

相关链结：《师说新语之：命理学哲窥》

                                                                                                                         2007.9.24

有月无心人不圆，

有心无月亦团圆。

无心咫尺同陌路，

有心千里共婵娟。

二 风月

有欲无心非人类，

有心无欲人不类。

欲大心小蛇吞象，

心大欲小干打雷。

2007.09.15

三  即景

毛豆芋艿正当令，

酱、烤、盐水鸭好命。

不知几多日子后，

满街肯、麦代月饼？

肯、麦：肯德基、麦当劳。

    2007.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