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总，
    您好！
    承蒙您的厚爱，我才有机会在刚毕业之际进入加诚。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公司给予了我成长的机会和学习发展的平台，这些都将使我受益终身。在加诚我得到了同事们的指点和帮助，获益良多。宽松的工作氛围让大家相处得很愉快。我很喜欢加诚的工作环境，可以让大家充分利用加诚的资源，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且我也一直相信，做外贸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我决定辞去这个职位。
    经过近一年的尝试，我渐渐发现这个岗位并不适合我。业务上虽然经过小王不断的指导和帮助，却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再这样做下去对公司也不好。在公司的这段时间，除了帮忙处理订单和维护电脑之外，我做的事情并不多，如此尸位素餐，让我无法产生成就感，也有愧于您的信任。
    我打算在公司网站做好，并待完所有事情后离开，希望不会给公司带来不便。将来网站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助，我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帮忙，以报答您对我的器重。
    公司每天的询盘其实并不多，有小王和YY已经完全能够对付下来，我在固守着泰国客人的一个订单，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无聊。YY来公司两个月了，在业务方面我发现她比我能干得多，她应该更适合做这份工作。
    希望我的离去不会给公司带来任何不便；对您的赏识与信任，我深怀感激。
    此致
敬礼！
2007年7月6日

    你们好！我是凯迪网络的忠实网友，用户名是迷途未远，取自《归去来辞》的“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去年毕业，非新闻专业。在众多的应聘者当中，我估计不会是最有实力的一个，但一定是最喜欢这个职位的一个。

    自大二开始登陆凯迪至今，我在凯迪的网龄已有三年。经北大某网友推荐，我来到凯迪，思想受到各路高手的洗涤，重新认识中国以及这个世界，如获新生。而另一方面，我也发现自己认识的不足，对于思考的方法和角度上远不及凯迪一些著名网友那么完善和丰富，因此业余时间一直都在凯迪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有一个叫“群声”的ID，写了篇文章《上凯迪的青年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引以为豪（并非YY）。

    牧总在招聘的贴子里回复说“有一点本事，有才华潜力，爱这个职业，是要件”。我对于“一点本事”的概念还不清楚，是否有才华潜力也需要他人去评判，不过，我爱凯迪，且非常愿意为自己喜欢的对象奉献自己的一切。现在我的想法还比较稚嫩，我希望（需要或者喜欢）通过凯迪来塑造我的世界观及价值观。

    年轻是一种资本，因为可塑性强（而凯迪也不会指一条黑路给我走），而从事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也是件相当快乐的事情。如果让我到凯迪工作，只管吃住，我可以不要零花钱。我愿意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做牛做马也无所谓），唯一的热切的希望就是：凯迪，收留我吧！

    我的那些所谓能证明才华的证书已经email到李婉莉女士的邮箱。领导们看过之后如有兴趣，欢迎惠顾，保证使用方便，且价格便宜！

    立正，
敬礼！

2007年5月18日

　　在与女人的交往中，萧伯纳渴望重温失去的童年，重新体验母亲拒绝给予他的所有的爱抚和欢乐，但这是无法实现的梦幻。他遂将全部的欲望倾注在文学上。性欲的兴奋使得一串串的词语从他的心中迸泻而出，于是有了情书，有了小说和剧本。

　　除非在虚构的情景里，萧伯纳总是不能与女人鱼水般地交往。他那些最为成功的事业是在剧院里或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干出来的。当然，间或有时，肉体的渴望在他体内蠢蠢萌动，使他不得不停止正着手的活儿。

　　1882年4月11日，他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维奥莱特·贝弗莉
　　只要你坐在我身边
　　无论我装出多么努力工作
　　到日暮西山
　　我仍一事无成
　　唯有空白的稿纸
　　斥责着我
　　唯有空空的椅子
　　嘲讽着我

　　萧伯纳使女人迷恋他，他让她们感到他是迷人的——他又忠告她们要当心他这可恶的魅力，同他恋爱可是件令人困惑的差事。他一位挚友的妹妹艾丽·图尔抱怨说：“你这人真矛盾，叫我如何是好呢？”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埃丽纳也对他说：“你真让人气愤。”

　　他缠着你，对你又欲擒故纵；他一忽儿爱你，一忽儿又不爱。他弄得你心灰意冷，自己倒显出一副自信的神情。他将压抑在心中的那些白日梦统统献给你，让你陷入种种计谋、争风吃醋和一连串的误会交织而成的奇异的网中。你常常弄不清，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讲真话。你刚刚拿定主意，他却改变了心思。

　　童年的遭遇使他不可能与任何人建立亲密的情感依附，于是他将挚热的虔诚献给了思想。他舍弃女人的躯体，与她们的心灵AA私语。他的思想惊人的敏捷，但在情感上，他却是个畸形儿。因此，女人们发现自己总是不能与他协调一致。他明明在盯着某个女人，却显得像正要举起一面镜子，转身而去。明明是勾人心魄的凝眸，那么主动、那么深邃、那么大胆，却偏偏是在怯懦地退却。那些对他的风流事儿略知一二的人，却怀疑他是否是无性人。对此，萧伯纳后来说：“我，实际上，天生就会勾引女人。”

　　费边社里年轻的姑娘，他勾引；结了婚的女人，通常是朋友和社会主义同盟者的妻子，他也勾引。但是，帕特森夫人，一个颇有胆略的寡妇，却要把他弄成一个道地的唐·璜。

　　杰妮·帕特森是萧伯纳母亲一位非同一般的朋友，萧母从她学声乐。她长萧伯纳15岁，在年岁上更接近萧夫人。兴许她在爱尔兰时就认识了这一家。那时，她嫁给了一位富裕的乡绅。后来，乡绅去世了，她便移居伦敦。到1885年底，她住到了布罗姆普顿广场大街（以下简称BS）。

　　萧夫人经常到那儿去拜访她，她也定期回访。萧伯纳从大不列颠博物馆回到家时，总会发现这两个女人在一起。有时，他跟她们一起唱歌，有时，他将帕特森夫人送上回家的公共汽车。

　　他似乎不曾有过同她浪漫一番的兴趣——他给杰妮取了个绰号，叫“饶舌婆”——但是，1885年4月15日萧伯纳的父亲去世以后、他们的关系几乎立即发生了变化。

　　4月20日，他回到家里，发现帕特森夫人还在，于是“同她一起消磨了整整一晚”——他在日记里第一次记载了他们的关系。7天后，又有他单独到BS造访她的记述：“晚上去听黎克特音乐会，但没等交响乐开始，径直到帕特森夫人处，见她独自一人，与之谈至夜半过后。”

　　他们之间渐渐萌生的罗曼史，萧伯纳后来称，完全是由于他的穿着。他说，29岁的时候，“我穿着太褴褛，没有哪个女人能容忍。”“我穿着褪色的绿外套（破袖口剪齐了），糟得不成样子的破靴子……到处闲逛。后来，我找到了份差事，用挣来的钱买了套衣服。一位夫人立即请我吃茶，一把楼住我，说她倾慕我。”

　　萧伯纳成了古斯塔夫·詹格博士倡导的“羊毛衣着体系”虔诚的崇拜者。1885年6月19日，萧伯纳用他父亲的人身保险金订购了平生第一套羊毛服装。穿着这身衣服，他来到了帕特森夫人面前。夫人一边揶揄他，一边激情地半推半就地诱他越雷池一步、他似乎被弄得意乱神迷。“晚餐、音乐、有趣的交谈，继而是倾诉衷肠。直到凌晨3点方归。依旧是Virgo intcta(拉丁语：处子——译者)”。

　　但这仅仅是瞬息的事，因为在这里度过的这些夜晚可不比往常地走进别人的爱情生活。那时他一直是纯洁的摄入心魄的男妖。如今，穿着用父亲人身保险金买来的衣服，同母亲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他可以重演甚至完善父母那不美满的姻缘。杰妮在爱河中体验到的纯粹的欢乐诱逼着他步步向前。

　　对性的渴望折磨着萧伯纳。“我完全是个新手。”他在日记中写道，“干那种事，我没有主动。”在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完全能克制情欲”，在想像中作着关于女人的白日梦。只是到杰妮·帕特森破了他的“贞操”以后，他才体验到了性的力量。他憎恶杰妮对自己拥有的这种力量，这力量动摇了他的高傲自负，暴露了他的孤独。“你销魂的魔力十分强大”，他在致杰妮的信中说。但是当这一魔力消逝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愧羞之情。

　　爱使他失去了萧伯纳气概，使他的权威力量和他企以重新塑造自己的艰苦勤劳的工作作风荡然无存。攀然回首，与杰妮的卿卿我我全都成了杰妮的占有欲与自己的独立精神之间的激烈角逐。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矛盾的内心情感，记下了他的倦怠，他的疚愧以及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欲望，“决心立即开始新的‘天路历程’……”

　　他每周都要去看杰妮，与她一起在BS目送着一天的离去，然后早早就步行回家。他并非总是在约定的时间去看她。他觉得离不开的时候就去了。杰妮很难说准他究竟什么时候来。有时，她请他来，他却不来，或者等她睡下了才未，站在大街上望着她那些没有灯光的窗子。

　　40年后，萧伯纳写道：“性生活是一种本能的欲望，性的满足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的完善。”实际上，他是想让杰妮耗尽其情欲。这样，他与费边社的姑娘以及同事们的妻子间的调情也就不会留下什么把柄。

　　他想结束与杰妮的这段恋情，但感到肉体上又太需要她。每当费边社的集会一结束，他总会发现自己，像梦游人一样，又回到了杰妮的家里。

　　“去JP家，真倒胃口，”他在1886年三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但3天以后，他们又做爱了。“晚上到JP处，遇T·T霍普金斯。他极力挑逗杰妮。我们两人彼此僵持着。最后，他要赶火车，不得不先我离去……我们很晚才上床。”

　　“你的朋友帕特森夫人多么楚楚动人！”萧伯纳的友人梅·莫里斯对萧说，“我不明白你竟为何迟迟不肯把我介绍给她。”他确实不想让人们见她，但在背后饶地的音，他可是一点儿也不迟疑。“我得承认，我讨厌被人在背后指脊梁骨，你却竟然对帕特森夫人说三道四！你是不是不太忠诚？”梅责问道。

　　帕特森的占有欲使得萧伯纳想离开她的本能愿望益发强烈了。她谴责萧伯纳“吻过粘过’制的姑娘。过后，她宽容了他，可又要他让自己放心，这使萧伯纳不得安宁。“你想我吗？需要我吗？真想你现在就在这儿，晚安！宝贝——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她求他回到BS，许诺给他鲜葡萄、蜂蜜、可可、黑面包、草莓，手工编织的拖鞋、还有一顿准时的美味南瓜点心，好使他们在凌晨2点酣然人睡。“你绝对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她对萧伯纳说——不过，不能总是这样，“除了我，谁都不要爱。”她警告说。

　　1886年初，萧伯纳试图终止他们的关系。“你真的希望永远不再见到我？”她问他，然后真心实意地补充说：“要是你不愿见到我，我可以让你永远也见不着。”

　　萧伯纳感到这样伤害了她。他利用过她的肉体，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干那种事的时候内心的感受。他们爱的沟通是不同的。他们之间没有丝毫的平等交流：他不能长时间地让她幸福。她争风吃醋，禁不住干些蠢事。“你对别的女人献殷勤，还要我视而不见。你太过份了。”她说，“你待我坏，我不抱怨。哪个女人落到这步田地，还指望从她请人那儿得到体贴或爱，她就是个傻瓜。如今我这么爱你。你是世界上我唯一爱着的男人。”

　　这封信导致了他们在BS“激烈争吵”了一场。晚上，萧伯纳回到家里后。写信告诉她“我们今后的交往只能是柏拉图式的”。这使杰妮陷入无可名状的苦闷之中。杰妮知道自己对他尚有些魅力，便上门去找他。萧伯纳在日记中记着：“争吵。过后又是热烈的抚爱和亲吻。于是，她愉快地走了。”萧伯纳这才如释重负地坐下来工作。

　　但他拒绝改变这种新建立起来的柏拉图式的关系。数天后，杰妮写信告诉他。“接受你的一切要求。对你来说，这将证实，并非仅仅是性将你带到了这儿；除了你鄙视的东西，我们之间其实什么也没改变。”她接着写道：“但我深知，你是在扼杀天性。”

　　既然再没有什么能比戒弃性生活更适于激发性欲，他们之间这种相拉图式的试验终未能持久。他继续造访她，不过不像先前那么频繁，而且总是早早告辞。这正是他们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难题：他是该呆上一晚而冷落工作，还是该回去工作而冷落她。她担心他们会分开，答应：“只要你来，我尽可能地表现好，甚至也不吻你——除非你想。”就这样，他又开始频繁去看她，有时陪她走到门口，有时也走进门去。这种柏拉图式的交往进行了7个星期以后，他们做爱了——两次——而且一切都平静得多。“我的朋友和爱人”，1886年7月底，她写信给他，“很欣慰，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障碍——你又接受我了。我将竭力让你对我感到满意。”

　　但在以后的18个月中，由于萧极力压制情欲，他们弄得彼此都极为不满。显然，萧是想对性交往的全过程进行柏拉图式的尝试。可是，杰妮感到自身地位不稳定，由此引起的愤意弄得她心烦意乱、魂不守舍。

　　终日惦念着萧的不忠，杰妮病倒了。“总想着你和别的女人……这些胡思乱想啮噬着我。”有时，萧突然来到她家，换换衣服，洗个澡或是急匆匆地给别的女人写信。这些举动显然使她疑窦丛生。

　　有一回，她撞见萧在给当时一位对萧倾心的社会主义领袖人物安妮·比桑写信后，竟然跑到大街上跟踪他们，没一会儿便对他大发雷霆。‘你是我的。”她坚持说。

　　但是，萧与安妮关系中最炽烈的情惊是伴随困惑着杰妮的种种疑云而产生的。“回到家时，JP已来了。”一篇日记记着，“陪她回家。关于比桑夫人无聊的争吵。”吵过以后，他们又做爱了。绝对公平地，萧似乎设计出了一种令所有人几乎都同样不满的情境。

　　正在杰妮与萧吵闹的时候，安妮则起草并向他递交了一份协议，提出他们以夫妻身份生活在一起。萧拒绝签字，她便准备了一个小箱子，将他所有的信件都装在里面，还给了他。次日，也就是圣诞节前夕，萧把她的信也还给了她。回到家时，他发现杰妮已经来过，“而且看过了我写给比桑夫人的信，我不慎将它们丢在桌子上了。”

　　信中提到了杰妮，这使她异常痛苦。她写信对萧说：“什么鬼迷心窍，让你在写给你这个女人的信中谈论我？我想像着她会怎么看我时，真是羞愧难当。为满足自己的虚荣，你侮辱了我。”

　　圣诞节的早上，萧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正是杰妮。她怒气冲冲地发着牢骚，接着是激烈的争吵。但到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和好了。数日以后，他们在做爱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杰妮依然占有着萧的身体。安妮·比桑没有能占据他的心，终于隐匿成了一种微弱而明晰的声音，回响在他的记忆里。对安妮来说，离散无异于死。她头发全白了——数日来，她一直在考虑自杀——后来，她热情地投身到了街头社会主义运动之中。而萧呢，“焚毁之前，重读这些信件，对自己过去两年里与女人的轻率无谓的纠葛感到恶心。”

　　与安妮的矛盾闹过以后，杰妮指望他们的性关系一如既往。在某种程度上说，情况确实如此。萧忍受了长期的痛苦，一忽儿炽热，一忽儿冷漠。“你又要犯老病了，”1888年元月她这么警告他。但在下个月，她又写道：“要像上周那么炽烈，那是你的职责。我钦慕你对我那般做爱，那真叫我销魂。哦，至今回味起来，还是那么甜美。你的炽热使我感受到炽热是没有个够的。大概你也发现我已够暖的了吧？”

　　然而，他对她的感情已今非昔比。对此，她无法自欺欺人。她写给他的信再也不像以前闪烁着因爱他所体验到的快慰之情，而是越来越多地充斥着责骂，这责骂来自于她的占有欲和对被他繁忙的生活所遗弃的怨愤。

　　她对萧似乎越来越不抱多少指望了。“月复一月，我的情人越来越不像我的情人，倒成了个可厌而平庸的人，仅仅把我看作一个饿了就吸吮母亲的贪婪的婴儿，多叫人伤心！”

　　在这桩恋爱中，萧将性从其他的兴趣中抽离出来了。但对杰妮来说，性就是她必须付出的一切，甚至以此付出她整个的自身。做爱是她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她以自己的生命和一种令萧不能爱她的方式爱着萧。她的爱是一片狭小的天地。她对萧的情感笼罩在这种爱里。于是，除了心醉神迷以外就没有余地容纳别的热情或兴趣爱好了。

　　这种专制的爱令萧吃尽了苦头。杰妮也将正处在更年期：她哭喊、发怒、将书朝萧的头上砸去，就捕风捉影的事儿同萧争吵，愤然与他断交，随即又以奢侈的方式和好言欢。

　　但是萧对这种乏味的反反复复的关系感到麻木了。他极力不伤害她，而是逐步使这种暧昧关系不再以肉体为中心。然而，虽说他白天与费边社的姑娘和别人的妻子调情，晚上则只同帕特森夫人做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结识了一个新的情人——女演员弗罗伦斯·洁尔才算结束。

　　萧和弗罗伦斯的关系与以往有所不同，那就是他们谈得很投机，共同的见解、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将他们载到了新的天地，载上了新的历程。

　　像杰妮·帕特森一样，这回又是弗洛伦斯主动出击。她答应为萧实现一个他自己认为根本无法实现的美好前程。

　　在萧看来，她的魅力，一半在于美貌，一半在于仪态。虽非严谨，她倒是很吹毛求疵，“扬言有14个情人”，但不再为她所谓的“鄙劣的爱情小把戏”所蒙骗，像萧那样。“诱人一开始同我做爱，”她坦率地说，“确立即把它当作是舞台表演。”

　　虽说她对性的阅历比萧要丰富得多，她关于性的见解倒是与他一拍即合。“它可以使我们享受一切快乐，只要在严肃的关系中不屈服于它。”她总结说，“为了传宗接代，当然可以；为消遣，可以做爱；作为健身体操’，未尝不可？”

　　他们几乎还没意识到自己在相爱，杰妮·帕特森就己觉察到了。“JP很生气。与弗罗伦斯吃醋。”1890年10月16日萧写道，“因此，很不愉快地过了一天。”下一周，他写道：“JP大吵一场，还是吃醋。”

　　尽管如此，过了两年以后，萧才最终断绝了与杰妮·帕特森的关系。1891年春到1893年这段时间，争吵愈演愈烈。间或也有表示仟悔的时候，他们便有意彼此以礼相待。她去澳大利亚、埃及和爱尔兰旅行期间，他们相处甚好——萧伯纳能够与弗罗伦斯共度更多良宵。“我们读了很多惠特曼诗，甚是快活。’驰在日记里写道。但杰妮一回来，醋兴便又完全复燃了。她在他的居室里大肆攻击他，弄得他只好动武力才能逃出，到大英博物馆寻找避身之所，然后电请母亲在他回家之前清理好房子。

　　1893年2月4日，萧正和弗罗伦斯呆在一起，“夜很深了，JP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吵得凶极了。JP极其凶狠，竟恶语伤人。”“最后，我送走了弗罗伦斯，只好用武力阻止JP，不让她伤着弗罗伦斯。我花了两小时才将她弄出屋子，到凌晨1点才把她弄回家。我自己到3点才得以脱身。”

　　“我非常疲倦、非常震惊、非常沮丧，硬是耐着性子没有做出不好的或不文雅的举动。我让JP写了封仟悔信，并保证以后不再骚扰弗罗伦斯。”

　　一切就这样完结了。他再也没有同她说过话，没有回答随后几个月里她铺天盖地而来的信件和电报。杰妮决没有宽恕萧，而萧绝没有忘记她，甚至在临终的时候还记着她，给她留下了100英磅。不过，她以先他而死而成功地避免了接受这笔遗产。

　　后来他们有过一次闹剧式的文字往来，那是在《星》报上关于一场案子的争论。报载某警官因杀了情妇而将被绞死。这种悲剧“明天或者下一天又会在别的情人身上重演。”萧伯纳预言说，“我们永远也避免不了屠刀，除非我们拿定主意，认清一个女人对曾经爱过她现在想摆脱她纠缠的男人的指控究竟是什么货色。”

　　4天后，在一封署名为E的信里，杰妮·帕特森回答说：“我太了解一个姑娘得知她为之献出一切的那人不再爱她，而将她当作一件玩腻了的玩具扔弃时，内心是何等的感受。”

　　本文选自《心灵的隐秘——外国名作家生活的另一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晓风 晓燕 编译）

当自己有所需要，却只能通过别（或者运气）的帮助才能实现时，总会不自觉的去期望那个能帮助自己的人或事物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去发展。

基督教徒在无助的时候企求上帝保佑，寺庙的善男信女在许愿都是期望的一种方式。

人们不自觉的陷入其中，因为越不容易得到就越想得到，这样很容易就会对上帝、运气之类的虚无产生依赖。

我们常常期望一些事情的发生，如公车快点来，考试通过了，喜欢的人也能喜欢自己等等，然而我们总是常常失望，却义无反顾的继续期望，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因为Andy说过Hope is a good thing.

当我对一些事情彻底失望，决定放弃时，我才终于知道，希望是要通过自己去创造才会有的。

期望意味着这件事情并不在你的掌控之下，只能由上天去决定事态的发展，因而期望是一种消极的情绪。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扼住命运的咽喉，控制事情的发展，而不是被动的等待上天的安排。

所谓谋事在人，而且还事在人为，自己去控制才能感觉到自我的存在。

任何事情如果自己不能控制，糟糕的时候需要说声“运气不好”来消解不爽的情绪。

在做一件事之前，前方如果预知有不好的结果时，要先考虑到并事先接受这种结果。接受了这结果，做事情才能放得开，才可以无所顾忌，才能不在乎结果如何，才能控制住事情的发展，这样，你才会觉得是自己在导演事件事情，在导演你的生活，而不是成为熙熙攘攘人群中的一个被动的，无聊的，无趣的，没有思想的，营营苟苟的一颗宇宙尘埃。
2007.7.10 23:33

于是我想到，如果我可以早一点起床早一点去上班，肯定能买到红豆包的。这，估计就是竞争。我总是被动地去生活，等待别人去安排，而没有主动去获取。我记得，如果比别人早走一步，是一定可以早些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起初中有段时间，数学老师把课本教到20多页，我却自学到了100多页，这样我总走在别人前面，所以成绩也一直走在别人前面。买早餐也是一样。

我习惯每天早上买一个清水蛋加一个红豆包。以前清水蛋是5毛一个，后来涨到6毛，每天去买的时候我总是要让卖早餐的叔叔找四个硬币，后来发现自己桌上1毛的硬币太多了。于是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计划着去生活的，而不是等到事情很严重的时候才去处理。活着应该主动一些。其实可以这样，每天去坐公车的时候带上一个1毛的硬币，或者如果有零钱的话，每天准备好早餐的1块6毛钱。

我回忆起大学的时候，常常积累到一堆的硬币，然后哪天发现太多了，就准备好买些东西，例如，一包泡面，一瓶酒，一包花生，总共7.5元，我就会找出几十个硬币带去教育黑市。我习惯于等待，然后去忍受，忍受不了的时候才去处理。这样的处理其实是种被迫的状态。形成习惯以后就是，感觉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别人催促才会去做。这实在是种恶劣的习惯。

毕业时找工作，估计我是班上最后一个去找工作的吧。8月份了第一次去人才市场，才终于知道人才市场在哪儿。找工作的态度也是 谁愿意收留我，我就跟谁去了。生活真是拖沓而被动。

我一直都对自己不满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感觉自己根本没有在生活，而仅仅是在活着。余华在接受采访关于他的作品《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活着在于忍受。可能是因为发现很多事情自己都无能为力吧，于是我渐渐相信，忍受是活着的终极途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习惯于生活在不快乐中，对痛苦感到麻木，觉得目前的一切都还可以接受。但我那种“还可以接受”的满足，却让我越来越痛苦。

在我看来，活着是被动的，而生活才是主动的。被动的活着如同一潭死水，不起一丝波澜，因而很无趣。这种状态下，人只是动物罢了。而主动的生活则是有目标有计划的，让人充满激情的，让人血液沸腾的，努力而具有创造性的要使一切变得美好。在这种状态下，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掌控一切，觉得自己是在导演生活。而这才真正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一个人，而不是熙熙攘攘人群中的一个。

然而，我的目标在哪儿呢？

2006.12.28

如果别人问起：“十几年的美国经历，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我会告诉他：“给了我来自不同视角的思考，做法和生活方式。”更具体地来讲，让自己对于曾经看不清的复杂画面，拉出线索，图像变得清晰，简单化了。最大的反差表现于，想了就说，说了就做，失败了就失败，成功了也就成功了，总比不尝试一次好吧。

　　国内较习惯于大一统的体系，人们对成功、失败、美满、悲哀，有一个比较概念性的认识，举例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所谓成功孩子的成长轨迹，有一个较固定的格式。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的特性和自我，会渐渐被淡化。笔者不想用绝对的好与坏来比较和论断，而是从中提出醒思。

　　也许读者也听说过，在美国生活的人，无论他干什么，都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干事的人心态上很快乐，干得也很敬业。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从来都认为不错。从留学开始，大部分美国人考到及格，就可以了，考场下来，问他们感觉如何，每个人的回答都好像得了101分的口吻，而我们中国学生考了个A减，也觉得失落。在美国做苦力工，没有人感到心态上的压力，我认识的两位中小学里的男老师，完成白天学校的教课外，都去打些零工，比如：到加油站帮别人加油，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即使工作时要服务于他们的学生和家长，大家也是乐呵呵的。如果经济不景气，美国人的晚饭没有时，会感到沮丧，但是，这与这里华人感到的丢脸完全不一样。许多美国人，在结婚以前，可以随便约会异性朋友，但是，一旦订婚，结婚就更不要说了，他们对待家庭的重视，特别是男人对待妻子和孩子的责任心和关爱，远远超越于我们东方人的行为。与美国人交朋友，不是表面上被人看到的冷漠，而是，美国人已经习惯独立，利用他人的功利态度很少，再好的朋友，也要公事公办，如果求你帮他做件事情，他们一定要偿还，即使行为达不到，也会在语言上让你充分感受对方的感谢之心。

　　感受美国文化久了，最大的改变发现自己看周围的方式不同了，不是通过跟他人比较来体现自我的价值，也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证实成功与否，特别是对周边发生的一切有了一种较客观的思索。拿写作来说，确实人生的前三十多年里，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提笔写任何东西，甚至连看文学作品的爱好都没有。当国内友人知晓我第一次提笔写作时，已近四十岁了，第一句话就是：“人家在你之前，早就出成果了，你到中年才起步，实在没戏了。”尽管我明白个人写不出国人飞扬般的文笔，但是，我可以看到国人无法观察到的近距离美国，国人无法亲身感受到的海外边缘人矛盾般的心路历程，平和的心态让我记录平实的故事，阅历是我的积累，读者是我的源泉，在有限的生命和精力里，能写多少，就留下多少。

　　美国生活久了，让我感受了一种超然的心态，不是活着给别人显耀，而是活得有意义，特别是对于“不要问社会能为我做什么，要问自己能为社会做什么”有了更深层的了解。每个月里，我要主动做一两次社区、学校里的义务服务，这些来自不同背景和身份的民众，尽心尽力地为孩子，为老人，为社区服务，彼此都是陌生人，只是在别人需要时，我来尽一份力。在海外，看到太多活得自我真实的人，太多甘愿把复杂的心态还原单纯的人，整个宇宙中，当感到自己如此微小的时候，还有什么大得大失让你拿不起，放不下呢？

    周教授放下手中的纸条：“好，今天我就当面回答这位同学——我的态度，很简单：凡是做'作家梦’的人，都是逃避现实的、无能的人……”

    话音未落，下面已是一片嘘声。

    “我来问问你们，一支笔、一张纸的事，谁不会？当作家，就是这么简单，人人都会。我常说，一流人才在军界和商界，二流人才在政界，三流人才在学术界。对军人而言，你领十万人，我领十万人，没本事，死的十万就是你的。这里要的是综合素质，是挑战，所以军界的人是最强的。商界也是如此，投入两个亿，三个月后，可能家破人亡，你干不干？要的是同样的素质。政界就不同，他可以调整、迂回，政策不行可以再改，是有余地的，但要负责任。而学术界，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永远不行都可以。军人和商人的成败一目了然，唯有作家可进可退，无所谓胜负成败……”有人若有所思地点头。

    “某著名作家在一所大学做讲座的时候，有同学问他怎样才能当作家？他说：'首先养活你的家，再说当作家！’”周教授认真地看着大家，眼神里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深切的关爱，“《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孔子来到卫国，见卫国人很多，就说'庶矣哉’，意思是'卫国人多啊’。旁边有人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意思是'人多，怎么办呢？’——问题来了，有人，人多了，怎么办？我们该做点什么呢？你们认为孔子会怎么说？”

    “教之——”大家很自信，大教育家嘛。

    周教授微笑着摇摇头：“子曰：'富之。’——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你们以为有了人就要教育，却不知道在教育之前，首先要让人富起来。旁人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人们富足以后，又该如何？’”

    “教之——”大家会心一笑。

    “对，人富足了才有条件接受教育。吃不好穿不暖的时候，教育是句空话，况且对衣食无安的人大谈教育，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厚道。孔子不愧是教育大家，他这'不富不教’的意义很深远！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以后，才会去考虑安全、爱与被爱的需要，才会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举例而言：勒紧腰带过日子的小两口，到了情人节，丈夫一咬牙，送爱妻一大束玫瑰，这时候妻子是什么感觉？”

    “浪漫吧？”

    “是浪费！”同学们争起来。

    “还不如送我一双毛皮手套呢！你看看，这个冬天我的手又冻了，净花冤枉钱……”周教授开玩笑似的嗔怪道，大家在嬉笑中亦有所感悟。

    “当人过日子都紧张的时候，是不会想着浪漫的，那是有钱人的享受。问你们一个常识：知道雄鸟追求雌鸟的时候，送给雌鸟的是什么？”

    “虫子。”

    “对啊，一送虫子，雌鸟就会意了：这家伙生存能力强，跟着它，今后我们的孩子不会挨饿。这是一个连鸟都明白的道理。”

    下面安静极了，生怕漏掉周教授的任何一句话。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自古以来，人们便说'饥寒起盗心’。能吃得好、穿得好，生活安定之后才能让晚辈过正常的生活。如果没有东西吃，连父母的东西也会抢过来吃，兄弟的就更不用提了。在人们陷入最差的生活状态时，就顾不得什么道义。这就是人类真正的本性。中国的先哲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已指出了人类的真实形貌。”

    “在衣食无法获得满足时，依然能保持礼节，这是凡人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希望这种兽性不要出现，期待我们最理想的人性流露，也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提高道义，彼此能懂得礼貌，并以此幸福生活，就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收入。换句话说，要让大家能赚到钱。基于义务，我们必须要赚钱才行。”必须赚钱！——看来，所谓“以人为本”，我们并不比古人懂得多。

    “雄性丧失了生存能力就丧失了天赋雄性之本性。历史表明，男人的不幸、民族的不幸源于贫穷。所谓'贫病交加’、'穷凶极恶’……因此，你们必须认识到：挣钱是公德，要重视金钱。我这样告诉你们：男孩子，你可以不会踢足球，不会打篮球，可以不会作诗，不会弹钢琴，不会做饭。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必须会挣钱。”

    周教授的话字字珠玑、鞭辟入里。我感觉很多男孩子的眼睛在放光，不知他们看到的是压力还是希望？

    “最后，再给你们一个例子，你们用心思考。比如说，快到春节了，太太说：'该过春节了，咱爸咱妈想来深圳这边，看看咱们和小外孙。’她先生立刻就说：'来啥来？根本不用来！咱已经忙得够呛了，再让他们过来，净添乱！再说，这路上，老年人多不方便！’这个男人现在是什么状态？”

    “气急败坏！”有人笑着回答。

    “记住，凡是气急败坏的男人都是穷男人。但是另外一家，太太说：'老公啊，快过春节了，老人们都想过来看看咱们，一年没见面了！’先生说：'哦，好啊好啊，应该让他们过来。这样，你让他们坐飞机过来。’这个男人就不气急败坏，他很平静。'还有，你看，咱家的房子，这三层七八间，冷冷清清的，孩子也没有人陪着玩。爷爷奶奶来了，或者姥姥姥爷来了，家里有生气，过年过节的有生气多好！’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男人有钱，他不怕，他有地方住，有钱让父母过来。他有办法显示他的孝心，而且这种男人往往不会发脾气。因为他有很大的控制权，有很好的基础，任何事情到他这里都可以化解，可以平静对待。然后，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过了春节。老人走的时候，先生问太太：'爸妈他们有什么要求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都很高兴，一点要求都没有。’先生说：'我听见了，他们说老三要结婚，没房子住，他们想空出房子去住老房。这怎么可以呢？这样，在老家花6万块钱，我们出3万，三弟拿3万，盖一栋两层小楼让他们住，爸妈就不用动了。’听了这话，太太抱着丈夫说不出话来，这样的老公哪个太太不爱不感激呢？好，房子盖成了，弟弟说姐夫是好人，全村羡慕，父母开心，一家生活幸福。3万块钱，只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他愿意拿出这3万块钱。”

    周教授最后说：“愿意做哪一个，你们自己选择。但是，要记住：知识不一定会带来金钱，挣钱靠的是能力。”

胡适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民主气质，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体现出了民主风度的人。如果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分成左和右两面，这样分是很简单的，未必准确，但为了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姑且沿用这种简单的分法。如果我们再从这两面各找出一个人来做代表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鲁迅算一个代表，把胡适也算一个代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我们把左联算一群，把《新月》文人算一群。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当中哪些人更具民主风度。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而是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我们过去研究历史人物，是不大重视对历史细节的评价的，也就是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看他们参与的那些大事，而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忽略了。我们说一个人好，或说一个人不好，总是先有了政治上的判断，然后就以这样的判断去裁量历史人物。就以鲁迅和胡适这两个人来说。我们先不说他们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就从做人这一点上来说，我以为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是要顾及一个人和他周围同事朋友以及亲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对于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的分手，我们现在多是指责周作人，而且还有人将兄弟之间的冲突上升到其它方面去，这都不是知人之论。他们兄弟的失和，我以为我们还是要持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的态度，那样的事，是很难说清谁是谁非的，也没有必要说清。

左联和《新月》文人群体，在做人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新月》文人更好一些。就以婚姻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左联不如《新月》，左联文人的婚姻，不客气地说，好的并不多。还有最简单的例子是《新月》文人能说左联文人的好处，而我们过去很少听见左联文人也能对《新月》文人说句公道话的。就同道来说，左联最后的分裂，我们不能说就完全是政治和思想的不同而没有个人道德的问题。贾植芳先生就说过，左联同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团结过，他们一直在斗，最后就是胡风和周扬那样的结局。而《新月》文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他们一生都是好朋友。《新月》文人能对左联文人有持平之论，而后者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冯雪峰的命运那样悲惨，而夏衍晚年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还不放过他，说了那么多贬斥冯雪峰的话。

鲁迅骂过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还有《新月》的叶公超，他们对鲁迅都有过很高的评价。苏雪林骂了鲁迅，胡适就批评她。那时鲁迅对胡适早已没有一点好感，但胡适还能说，鲁迅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小说史研究都是上等的工作。有人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抄了日本的盐谷温，胡适还能说：“真是万分的冤枉”。梁实秋晚年就不赞成把鲁迅的书列为禁书，他对鲁迅的态度是“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在《人间世》上还写了悼鲁迅的文章，里面有许多持平之论。叶公超晚年对鲁迅的文章也有极高的评价。做了就是真的。我们不能说这些《新月》文人对鲁迅的持平之论，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虚伪的。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见过左联文人也对《新月》文人虚伪一回？当年徐志摩遇难后，我们就没有见过和他政见不同的人出来表示过一点悲伤。

左翼文人或学者不要说对外人了，就是对自己当年的朋友也多数表现得很不近人情。最近我在《百年潮》杂志（2000年3期）上看到一篇徐庆全说胡风和乔冠华的文章，读后让人感到胡风一生的悲剧不能说与他早年的朋友没有关系。

1966年2月，胡风将要被赶出北京时，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屈辱。在无奈之下，给他当年在重庆时的好友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写信求救，以胡风的性格，他如不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是不会向他的这些当时身居要职的朋友求救的，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悲凉。但他重庆的朋友们没有一个对他表示同情的。他在给乔冠华的信中说：“明日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是统战部部长，胡风向他们求救，可以说已是绝望中的悲鸣了。胡风给乔冠华的信由乔冠华转给了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乔冠华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

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

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

他了。

章汉夫和周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汉夫还特意写道：“我意不理。”这些历史的细节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悲伤，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为基本特点的，那么这样的文化精神就是可耻的。当年如此对待胡风的这些朋友，过不了多久，他们也都遇到了和胡风同样的命运。也许胡风当年的朋友那样对待他是有他们的难言之隐的，他们也身不由已。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但也有个人的品质，也有一个时代整个的文化精神。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在他的成员身上清一色地体现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征，那么这样的团体就是最残酷的，最没有人性的。

由胡风我又想到了胡适。六十年代初，雷震下狱后，胡适和他周围的朋友们至少在道义上是绝对支持雷震的，胡适不仅自己当面向蒋介石提过抗议，还在请求总统特赦雷震书上签过名。虽然胡适没有能从根本上解救雷震，但在道义上我们不能说胡适没有尽了他的努力。雷震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胡适还亲自抄了杨万里的诗《桂源铺》送给狱中的雷震表示对他的敬意。这些几乎是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事件，却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精神。历史不是抽象的，雷震的下狱和胡风的下狱相比起来，我们难道能不产生一点对历史的反省？

胡适在学术上也是很有民主风度的。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了史学家陶元珍先生写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胡适之先生的民主风度》。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他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他批评错了的地方指出来，他毫不动气，立刻停止批评，请韩君导师佛学权威汤锡予先生（用彤）对韩君报告继续加以检讨，报告会刚结束时，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象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陶元珍先生对胡适的民主风度非常感慨，他在文章中说：“他并未因此怀恨韩君，对韩君反而特别重视。他的民主风度，应用到学术上，实足奖掖后进的学者，促成学术的进步，与藉口维持师道遵严，压抑后进，僵化学术者，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样的事在胡适一生中并不是个别的。陈桥驿先生最近也有一篇文章《我说胡适》，他在文章中对胡的一个评价是：“他是个正派人物，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物”。他认为胡适听得进不同意见，包括针锋相对的尖锐意见。他举了胡适的好友洪业（煨莲）劝胡适不要对全祖望责备过甚，还有杨联陞对胡适的一次考证失误的批评。陈桥驿先生说：“对于这类尖锐的批评者，胡适当然不会一棍子打死他们，因为他没有这种权力；但在胡适思想上，也并无一棍子打死他们之意，因为他绝不具有这种‘品质’。后者是有证据的，他和洪业始终朋友如故，二人间通信有长逾万言者。他和杨联升也始终师生如故，他身后的《手稿》还是杨写的序”。（《新知》第4期第9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像胡适这样的风度，我们在左翼学者身上就很难看到，比如郭沫若，他在学术上的风度是不可以和胡适相比的。

我们说一个人也好，说一个文人群体也好，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风度和气质，实际上都映现着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精神。《新月》文人最后的选择虽然是我们过去很不认同的，但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他们的那些气质和风度成全了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